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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世界杯决赛折戟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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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世界杯决赛折戟后记
雷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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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04
经验值: 0
标题:
荷兰世界杯决赛折戟后记
(861 reads)
时间:
2005-10-24 周一, 上午4:01
作者:
雷震子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决赛之后
意大利世界杯前夕,克鲁伊夫接受BBC采访时说:“终场哨响后,我并不感到痛苦,我们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发挥得这么好,知足了。第二天醒来是觉得有些遗憾:毕竟丢了世界杯啊!”
荷兰在法国世界杯被巴西淘汰后,克鲁伊夫为74年决赛失利如此辩护:“我从不诅咒自己没运气赢得世界杯,……,荷兰给千千万万的人带来了欢乐,那才是足球的真谛,球迷至今和我谈起那支荷兰队时仍充满敬意,这是对我最大的奖赏。什么奖章都比不上风格受到赞扬。我执教阿贾克斯和巴塞罗那也遵循这一原则,我不那么冒险的话,也许赢得的锦标会更多。参加世界杯是人生一大幸事,为什么要为失利悲伤?世人铭记我执教的巴塞罗那,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享受比赛,表达自己,即使没赢,我们的风格也激发了后人的灵感,为足球而生是最大的奖励。”
这也许是对荷兰梦断慕尼黑,以及日后屡屡在大赛折戟的高度概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成了荷兰足球圣经的“第十一戒”。荷兰人如果说谁“会踢球”,一定是指他技术好,阅读比赛能力强。上世纪20年代,阿贾克斯的犹太裔右边锋哈梅尔有一群铁杆拥趸,他在哪边踢球,这些人就坐在那一侧的场边看他,球队换边,他们也跟着换。荷兰人对艺术足球的推崇和该国加尔文教派的内涵完美契合,前荷兰主教练本哈克说:“百分之九十九的球队参加世界杯或欧洲杯为的是赢,荷兰则是为了踢得好看。”
克鲁伊夫1996年回到阿姆斯特丹,给专业刊物撰稿,在电视台评球,成了荷兰足球发展的灵魂和指路明灯:“每个教练都强调奔跑积极,我说别跑那么多,踢球要动脑子。”荷兰人极少欣赏穆勒型的射手,最器重博格坎普这类聪明但未必舍身的人。74年的前锋赫尔斯(就是穿1号的那位)射术了得,但因为只会射门不受重用,如果决赛换了他而非浪费三个黄金机会的勒普,大力神杯也许就属于荷兰了。
当穆勒打进决定性的一球时,荷兰电视台的著名转播评述科普霍夫大叫:“他们又骗了我们!”这话可以媲美66年决赛英国人的名言:“They think it's all over, it is now!(他们以为都结束了,现在才是!)”科普霍夫道出了荷兰人的心声,德荷恩怨由当年纳粹突然入侵开始,在这一刻达到高潮。一战时,荷兰谨守中立,法国和比利时受战火涂炭,“郁金香”却安然无事,还成了霍亨索伦家族(德国皇室)的避难所。
德国人在1940年发起闪击战前,曾一再许诺不会进攻荷兰,荷兰人在沉睡中,坦克开进了阿姆斯特丹。荷兰6天就沦陷了,接着是6年漫长而黑暗的占领。决赛也很相似,西德先失一球后的20多分钟里,也是一副“我们不会进攻。”的德性,当荷兰人忘乎所以时,穆勒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科普霍夫本意不是把战争和决赛挂钩,而是对荷兰忘记赢球懊恼不已:“他们就是不去射门,只顾了羞辱对手,在慕尼黑队对东道主这么干愚不可及。”若非输给德国人,相信范哈内亨也不会怨气冲天了,他的家人八成死在纳粹手里,赛后只有他拒绝了主办单位的宴请:“我每次和德国球队比赛都很愤怒,一想起输给德国人就气不打一处来。”
荷兰人骄矜自负不是头一回,有两个例子充分说明他们无所畏惧,甚至是目中无人。1973年的冠军杯半决赛,阿贾克斯做客伯纳乌,山呼海啸声中,阿贾克斯由穆伦进球领先1比0易边,下半时,苏比后场一记40码的长传交给左侧的穆伦,他潇洒地卸下来球,当着11万人的面左脚单脚颠起了皮球,伯纳乌惊得目瞪口呆:谁敢在西班牙足球的圣殿如此放肆?!几秒钟后,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直到克洛尔插上接应,穆伦才结束即兴表演。
这份泰然自若倾倒了西班牙人,赛后穆伦兄弟徒步离开球场,更让皇马的球迷难以置信:这就是在场上戏耍咱们偶像的超人么?还步行回酒店?不是所有的人都击节赞赏,胡尔斯霍夫当时冲上去呵斥穆伦:“你激怒他们有什么好?让他们攒足力气踢我们是不是?”穆伦耸耸肩,不以为然。相似的一幕不幸在慕尼黑重演。另一例子是罚点球,伦森布灵克在安德莱赫特时,每次训练完了要加练15分钟的点球,他告诉门将要射哪个角,然后脚起球进,分毫不爽。内斯肯斯、穆伦和后来的科曼都是点球专家,一生操刀不计其数,看了荷兰被意大利点球淘汰,他们会活活气死。
傲慢还是自卑?
潜意识里,但凡喜欢戏弄对手,往往是自卑心理作祟。荷兰球员个人技巧远超德国人,但荷兰在德国面前永远是弱小的民族,德国的国力、幅员和自信,令荷兰人艳羡嫉恨,范哈内亨拒绝宴请的理由之一就是“德国人太傲慢。”也许是要比德国人更傲慢,决赛过早进球,反让荷兰在历史性的一刻不知所措。同样,荷兰又对比利时人傲慢,74年前,荷比是死掐的对头,74年后,德国成了荷兰的梦魇。英格兰是荷兰的启蒙老师,但后者蔑视英格兰人笨拙,77年荷兰在温布利热身2比0击败英格兰,勒普“同情”基冈:“你们的麻烦不小啊!”
荷兰不是没赢过德国,1956年3月14日,荷兰前往杜塞尔多夫友赛世界冠军,意外地2比1凯旋班师,举国沸腾。比赛并不精彩,但战胜一个曾蹂躏自己6年的强敌,对荷兰意义深远。尽管荷兰人不大愿意承认球场上的胜利是对战败屈辱的复仇,但内心深处渴望击败德国的想法极为强烈,每次胜利都让荷兰狂喜不已,只是他们不大提起一个事实:那次偶然取胜后,德荷在74年之前三度交手,荷兰三战三北,1959年在科隆,更以0比7惨败。阿贾克斯曾在73年冠军杯八强主场4比0重创拜仁,但三次决赛都没有遇上西德的球队。
荷兰从无名之辈,一跃而成世界杯决赛的巨人,“郁金香”们过去捧着收音机收听国家队比赛的转播实况,大半以抱憾告终,现在有机会拿下足坛最高的奖品,让他们怀疑这是不是真的。荷兰下半时才恢复常态,多少说明领先带来的压力转移到了德国人身上。他们不知道对方也紧张万分,穆勒不停地看钟,坚信荷兰会再进一个。西德经历了54年和66年两次决赛,以及70年八强和半决赛的历练,早已学会逆境求存。荷兰从未试过在同样的环境下拼搏,阿贾克斯3次冠军杯决赛游刃有余:只要先进球,对手就只有屈服一途,费耶诺德则在凯尔特人进球后反败为胜。克鲁伊夫被盯得没了影,也是73年冠军杯决赛的翻版。当年的国脚至今仍认为若先打西德后打巴西,冠军绝对没问题,击败卫冕冠军,让荷兰人自觉世界杯已经结束。
战场上被德国打垮,球场上被德国折磨的不只荷兰一家,法、俄、波兰都曾遭德国入侵,英格兰70年世界杯和72年欧洲杯都被西德淘汰,为何他们能平静地接受胜利或者失败,不像荷兰那样偏执记恨德国?要说冤枉,法国在82年半决赛加时3比1领先被追平,进而互射点球饮恨,并在4年后的半决赛再负西德,岂不比荷兰更有理由恨得牙痒?讽刺的是,西德门将舒马赫在塞维利亚一肘将法国中卫巴蒂斯通打得不省人事,荷兰主裁判既没给红牌,黄牌,甚至没有任意球。法国人却只记恨舒马赫一人,一名德国牙医愧疚于舒马赫的粗野。写信给法国中卫,愿意代西德门神赔他的牙床。
荷兰在二战前的一个多世纪享受中立带来的和平,以世界政治的看客自居,比起其它迭遭战祸的国家,更难接受被德国占领的事实。即使其战后重建部分归因于和西德的合作,经济繁荣和优厚的社会福利也未让荷兰“忘却历史”,官方在战后20年刻意回避德荷之间的伤痕,这一做法在60年代开始动摇,战时荷兰人勾结纳粹迫害和屠戮犹太人的丑闻频频被曝光(在被占领国家中,自愿参加党卫军的荷兰人比例最高)。以色列人公审战犯埃希曼,带动了欧洲各国对纳粹余孽的追讨。
荷兰人在盎格鲁萨克森人的世界里,犹如德国的孪生兄弟,荷兰年轻一代因此刻意和德国人划清界限,世界杯失利,让自视正义的战后超生族和父辈找到了情感的共鸣,寄托的纽带。80年代起,荷兰的中学教科书便把德国压迫荷兰作为历史课的主要章节,反复灌输,导致八成青年认为同辈的德国人有纳粹倾向。德荷相遇,两国球迷必在场外打得头破血流。丹麦在92年击败德国捧起欧洲杯,被他们淘汰的荷兰竟然也载歌载舞。
穆勒的外号“轰炸机”,这个词儿在德文中属于中性,没有什么感情色彩,但在饱受“斯图卡”和“容克”肆虐的低地国家,“轰炸机”和“闪击战”的含义一样,一方面,射门是一种艺术,一种美感,一方面,射门又代表着死亡和杀戮,前锋往往和杀手画等号,目睹穆勒摧毁荷兰,宛如再现“斯图卡”当年夷平鹿特丹。
荷兰的反德情绪在88年欧洲杯半决赛得到宣泄,进球方式和当年一样,但顺序调转,结果相反,荷兰果然如他们曾期盼的那样先打西德后捧杯。荷兰球迷们在看台上打出“一个德国,一个民族,一个古利特。”的横幅,嘲笑战时纳粹的口号,成千上万的人聚集阿姆斯特丹广场高喊:“还我自行车!”(战时纳粹曾搜缴大批自行车,阻止抵抗力量传递情报),科曼赛后声称他把和托恩交换来的球衣拿去擦了厕所。荷兰《电讯报》则兴奋地高呼:“这是一场伟大的复仇!”
阿贾克斯解体
决赛失利,阿贾克斯也随之解体了。这批荷兰足球的精华共同奋斗了将近10年,赢得了能赢得的荣誉,胜利来得太轻易,散伙自然很正常。克鲁伊夫出走只是解体的前兆。罗马尼亚籍主教练科瓦什深谙阿贾克斯的内部矛盾,在73年冠军杯到手后急流勇退,斯瓦特也在同年8月退役。诺贝尔接任,很不明智地提出选举队长,促使队员之间的不和公开化。诺贝尔既没威信又饶舌,把几名老队员沉溺酒色的事情捅给了报界,失去了全队的支持,赛季未结束就被炒了鱿鱼。他的继任克拉伊同样和队员关系紧张,1974年10月,凯泽尔因和克拉伊在战术上发生争执,不仅出走阿贾克斯,还发誓不碰足球,有一次他在场边看儿子比赛,皮球滚到脚旁,他竟远远走开。
内斯肯斯在世界杯之后前往巴塞罗那和克鲁伊夫汇合,哈安在1975年3月加盟安德莱赫特,拉开了阿贾克斯主力大逃亡的序幕。一个月后,布兰肯伯格返回了西德,又过了一个月,勒普转会瓦伦西亚,斯图伊在1976年1月离队,大穆伦在6月加盟了塞维利亚,胡尔斯霍夫和苏比也双双在1977年另择高枝,克洛尔是最后一个,但他很后悔没在1980年之前就走。一支伟大的球队如此迅速瓦解,在博斯曼法案之前是罕见的。米歇尔斯在75-76赛季返回阿贾克斯,也无力挽回该队的衰败。
荷兰人的平等
就像当年迪•斯蒂法诺为首的皇家马德里,后来的“甲壳虫”乐队,阿贾克斯的解体,既是大势所趋,也是荷兰人文环境的必然产物。“花盆”选举(全队将选票投入更衣室的花盆)是荷兰参与制民主传统的发扬光大,这一传统成形于六、七十年代,由无政府主义者和反传统文化的团体推及全国,甚至狗也能让人改变主意。
1975年夏,法国马赛高薪吸引范哈内亨加盟,他决定不下,便携妻和队友延森夫妇往小岛度假,征询他们的意见:两票赞成,两票反对,范哈内亨只好转向爱犬:“如果你想去马赛,就吠两声,要么给个姿势。”几分钟下来,那只狗和范哈大眼瞪小眼,纹丝不动,范哈如释重负:“好吧,它不想去,那我们就留下。”
没有米歇尔斯,荷兰和阿贾克斯也许将一事无成,正是他的“暴政”平衡了个人和集体两大矛盾。科瓦什接手时,从不干预球员在场上的自由,一套成熟的打法就像一个有约束力的系统,默契足以让球员在时机来临时即兴发挥。个人之间好像有一条无形的契约纽带,将各自的天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多年后范加尔执教巴塞罗那,往往以“某个球员破坏了协定”来解释战术的失败。克鲁伊夫总强调集体的力量,但他是最不按集体约定行事的——拿了球到处跑,却批评别人这么做,久而久之,引起某些队友反感。
几百年来,荷兰一直反对强势领导,凯泽尔曾抱怨米歇尔斯“电脑把一切变成数字,他把我们都看成零。”无论经商还是从政,任何决定都要一致通过,否则吵个没完。这个传统部分是荷兰共和国时期富商议会的遗传,部分来自围海造田,防洪排涝的合作。契约是生存的基本法则,协商之多,不厌其烦。有人开玩笑:“每个荷兰公民本身就是一个党派。”政治体系的特征就是沉闷和繁冗,如果荷兰政界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情发生,那准是出了大事,而且九成是祸事。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荷兰人不喜欢古利特的特立独行,最佳建筑师未必拿得到最丰厚的合同,最佳球员未必得到最佳的待遇,荷兰人喜欢平等就像他们一马平川的地理特征。英格兰球员历来对主教练毕恭毕敬,荷兰教练则要靠本事挣来这份尊敬。1978年,原费耶诺德奥籍主教练哈佩尔获聘带队前往阿根廷,阿贾克斯的球员不买账,哈佩尔什么话也没说,训练时在禁区线上放了一排足球,挨个儿将球射到横梁上,阿贾克斯人马上老实了。
不要说德国队军纪森严,其它国家也甚少像荷兰球员那么自大和饶舌。个性张狂不分尊卑,使荷兰人很难形成一个集体。本哈克先后执教80年代末的皇家马德里和带荷兰打90世界杯,他做了个形象的比喻:“你带领荷兰队下榻酒店,一个会说房间太小,另一个会说太大,不是太冷就是太热,带皇马,布特拉格尼奥、桑切斯或者卡马乔会说‘哪个是我的房间?这个?好,谢谢’。他们不会说大巴,大巴的司机,甚至大巴司机老婆的闲话。”
(完)
作者:
雷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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