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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世界杯决赛折戟之谜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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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子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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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震子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荷兰战前参加过在欧洲举行的两届世界杯，英国虽然拒绝了世界杯，但世界杯并不拒绝英国足球，当时的赛制部分借鉴足总杯的单淘汰制——９０分钟打平加时３０分钟，１２０分钟不分胜负重赛。荷兰两次都没熬过第一轮就打道回府了：第一次２比３倒在瑞士脚下，第二次则净吞三蛋输给上届亚军捷克斯洛伐克（这是荷兰最糟糕的国际赛成绩，以后还老吃捷克的亏），这不过是荷兰屡屡被二流球队“欺负”的开始——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和波兰都先后在不同时期让荷兰望门兴叹。
那还是业余足球的黄金时代，除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少数国家职业足球方兴未艾以外，欧洲绝大部分地区仍是业余足球的天下，尤以中欧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三国最强。两次参加世界杯不仅未能让荷兰积累大赛经验，倒霉的运气反倒像一道魔咒，每每在荷兰进入淘汰赛或背水一战时。一再戏弄折磨他们。
回到１９３４年的米兰，荷兰与瑞士在上半场拉成均势，可在第３６分钟，瑞士的近视眼中锋基尔霍尔茨一脚试探性的射门，球打在门前一块土疙瘩上弹了进去，荷兰士气受挫，瑞士人下半时扩大战果晋级；４年后在勒阿弗尔，他们和捷克斯洛伐克鏖战９０分钟，４个绝佳的机会没把握住，前锋范德菲恩又在最后关头受伤，荷兰以寡敌众，遂在加时赛连丢３球出局。类似这样屡屡搞砸势在必进的黄金机会，反过来被对方囫囵挤掉的例子，在荷兰足球史上不胜枚举，这也是他们在７４和７８年两届决赛饮恨的原因之一。
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参赛即打入决赛的有阿根廷、乌拉圭、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四队，谁都没有令人难忘的演出，平平淡淡的来，悄然无声的去。荷兰在慕尼黑打进决赛时已是第３次，但作为战后首次重返世界杯的国家，荷兰压倒第一次进军决赛周的英格兰、苏格兰、苏联和保加利亚等国，成绩最好，震撼最强，影响最深远，留给世人的回忆也最持久。
但荷兰重返世界杯的过程漫长而又曲折，即使阿贾克斯和费耶诺德相继在冠军杯中崛起，并在７０年代初垄断这项赛事长达４年，荷兰国家队依然先后错过了６８和７２两届欧洲杯和７０年的世界杯——悉数栽倒在来自东欧阵营的球队脚下，欧洲杯遭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淘汰，世界杯预选赛不敌保加利亚，这些对手当时均属二流。
荷兰崛起的背景
荷兰和阿贾克斯的崛起，有着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在足球史上是个空前绝后的现象。缺乏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阿贾克斯难以从寂寂无名的荷甲登上冠军杯的大雅之堂，荷兰国家队也不会在世界杯上引发核聚变一般的爆发。六十年代的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文化冲击，与荷兰足球的发展息息相关，这十年的人文解放和社会变革孕育了荷兰的全能足球。
荷兰的政治文化建立在普遍参与的机制上，这是六十年代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文化团体大行其道的结果。荷兰是新教国家，加尔文教派宣扬信徒可自行解读领悟《圣经》，这一民主传统给阿贾克斯的足球哲学注入了平等互助的概念，使全能足球中“位置互换，整体协调”的打法有了理论基础，但也不可避免地最终导致了这支伟大球队的解体。
荷兰在战后的２０年中经济高速增长，公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自由，就像英国的等级社会在这一时期枯萎凋谢那样，荷兰过去按照教派（加尔文和天主教）划分的社会，也在急剧增长的财富面前迅速瓦解，由一个静止宁静的畜牧业社会，步入了充满动感，五光十色的工业时代。得益于荷兰政府的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工薪阶层从战后胼手胝足的艰苦奋斗中解脱出来，生育高峰期诞生的一代追求更多的享乐、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刺激；拒绝再像父辈那样循规蹈矩；在新文化（摇滚乐、时尚和舞蹈）的熏陶下，开始质疑和挑战传统的价值观念。
电视的普及将世界各地发生的大小事件展现在荷兰人面前，肯尼迪被刺，美国民权运动、越战和大型摇滚乐演唱会，让荷兰人震惊、疑惑和癫狂，他们察觉到自己的空间和眼界那么狭隘。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对荷兰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冲击波，荷兰足球也在这一氛围中寻求解放，寻求新生。
六十年代有着其它年代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特殊地位和含义。５０年代，欧洲处于战后重建，亚非拉还在挣脱殖民枷锁的前夜，社会的构成相对稳定，发展缓慢。六十年代，随着生育高峰期的一代踏入社会，旧体制受到批判和动摇，欧洲各大殖民国家的海外领地相继独立，妇女解放和嬉皮士文化如火如荼，生活变得动荡不安，色彩斑斓。对于那些曾置身学生运动和反战示威的人来说，这个１０年是让人缅怀的火热青春；对于那些曾经历越战，毒品和性解放的人来说，这个１０年又是令人迷惘的失落岁月。
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民权运动始于５０年代中期，至６０年代初达到高潮，同时，冷战、柏林墙、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被刺，登月，美国全面卷入越战等全球性事件，导致美国的学生运动蔓延到西欧，大批新左派和宗旨极端的团体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频频在西欧国家上台执政，年轻人要求改革和砸烂旧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古巴传奇人物切－格瓦拉在非洲大陆领导的游击战争更是给了欧洲的大学生极大的启示和激励。荷兰虽未像法国和意大利那样，爆发较大规模的政治动乱，文化领域的革命却十分活跃。
如今的阿姆斯特丹，和欧洲许多现代大都会一样，繁华，性感，生机盎然，但在５０年代则是一片晦暗：灰色的运河、砖瓦建筑、单调的色彩和几乎停滞的生活节奏处处折射出加尔文教徒拘谨的生活方式，连音乐都沉重压抑，同样落后的大概只有爱尔兰和葡萄牙，年轻一代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到郁闷和窒息。进入六十年代，世界仿佛一夜之间变了样，美国的电影进入欧洲市场，带有罗密欧和朱丽叶悲剧色彩的《梦断西城》（一部描述纽约黑帮的电影）在荷兰大受欢迎，电台将流行音乐传播到世界各地，甲壳虫超越“猫王”成为最受欢迎的摇滚乐队，他们在欧洲巡回演出引起巨大的轰动。
声色娱乐上的反差，震撼着欧洲各国的感官神经，让阿姆斯特丹的年轻人激动颤抖，他们将对变化的渴望化作追求享乐和个性解放的行动，在１９６５年荷兰解放日这一天，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涌上市中心广场，高喊：“我们要吃点心！”这本来是一句当地著名早餐的广告，结果成了他们呼唤新生活的经典口号，离经叛道的娱乐活动开始遍布阿姆斯特丹街头，奇装异服、大麻酒精充斥嬉皮士出没的场所。
克鲁伊夫的叛逆
职业球员是六十年代反叛的前卫一族，阿贾克斯人长发蓄髭，懒散无畏，克鲁伊夫则是反叛的终极体现。克鲁伊夫对权威的不屑，对道德规范的挑战，使他成了年轻人的偶像。智慧和早熟让他２０岁不到就能理解全能足球的内涵，而桀骜不驯和锱铢必较又让他处处与权威作梗，屡屡为实现自身价值和卫道士针锋相对。克鲁伊夫是反叛的象征，他的一举一动代表着新生代的精神诉求，迎合了同龄人的玩世不恭。他在场上天才的演出，场下充满哲学意味的讲话具有难以抗拒的魔力，荷兰人对他膜拜一如英国人对列侬的痴迷。他第一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也是第一个能够并且自觉将足球作为艺术演绎的人，他的领袖气质使他能带领其他人将特长融合到整体中去，而这恰恰是六十年代的时代精髓和主旨。
克鲁伊夫很早就知道“天生我才必有用”，讨价还价毫不客气：“到了我不踢球的那一天，面包房不会因为我是克鲁伊夫施舍给我午餐。”那个年头代表国家队是一种荣誉，没人会想到要钱，克鲁伊夫照收不误：“我可不愿意偷自己的钱。”随队出访，克鲁伊夫发现皇家足协的官员坐头等舱还有保险，他马上提出球员也享有同等待遇，迫使足协就范。他第２次代表荷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比赛就和裁判争个不停，据说因为动手打裁判被罚下。荷兰足协和阿迪达斯签有合约，但克鲁伊夫受彪马赞助，死活不穿阿迪达斯，足协也无可奈何。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克鲁伊夫在世界杯的球衣球裤只有两道杠……，克鲁伊夫不停地卷入各种纠纷，他的质问让同龄人既佩服又惭愧：“为什么我们就不知道问这些问题？”
克鲁伊夫的反叛和天才，使阿贾克斯具备了最终战胜阴郁压抑的链式防守的前提条件。荷兰要想有所作为，创新和反叛是必然的。到６０年代中，足坛仍是链式防守称雄一时，国际米兰连续两届夺得冠军杯，比赛压抑沉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过，荷兰足球产生质变已是“万事俱备之前东风”，阿贾克斯在１９６６年冠军杯上一鸣惊人催化了质变，独树一帜的打法，日后成了荷兰足球的模式和标志。
尽管业余仍是荷兰足坛的主流，但荷兰球员的个人技术很好，阿贾克斯的传统更是执著于进攻，有时甚至是铤而走险的进攻。１９１４年，英国人雷诺兹本来应聘执教德国国家队，不料一战爆发，他只好辗转前往中立国荷兰执教阿贾克斯，本以为是权宜之计，可一呆就是２５年。当时的阿贾克斯只不过是阿姆斯特丹的５家小俱乐部之一，雷诺兹看中了该队注重进攻的传统，围绕天才前锋德－纳特里斯组建球队，将纪律、体能和技术融为一体，两年后夺得了球队历史上的第一个联赛头衔。
雷诺兹的贡献不仅于此，他是最早意识到培养后备力量的人。２０年代初，雷诺兹为阿贾克斯建立了不同年龄段的梯队，每支梯队采取同样的训练手段，灌输同样的战术思想，不拘年龄，技术成熟就可以直升一队，克鲁伊夫首次代表阿贾克斯时才１７岁。雷诺兹注重青训，强调进攻的理念为阿贾克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后的阿贾克斯一直是新秀的天堂，该队的红白间条球衣象征着技术和朝气。“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就是出自这位鲜为人知的教练之口，并得到其继任者的忠实执行，代代相传。阿贾克斯过去的湖畔球场有一个看台被命名为雷诺兹看台。
整体设计和整体足球
阿贾克斯的打法如何独树一帜？南美、南欧的球员不也技术精良？技术精良的球员到处有，但个体出众，整体尤佳的球队很少见。荷兰足球还受到美学的熏陶，看巴西人踢球是感官上的享受，看荷兰人踢球，则是哲学上的启蒙。
米歇尔斯改造球队的原始想法始于１９５４年世界杯，他在收看匈牙利队的比赛转播时受到启发。马札尔人打破位置的桎梏，跑位灵活，先是两度重创一流强队英格兰，然后在瑞士势如破竹打进决赛，因轻敌和普什卡什受伤，惜败于西德。最早将“整体足球”理论化的人，是一位当时旅居伦敦的奥地利人迈斯尔，他在１９５５年写了一本书《足球的革命》，大胆指出足球的趋势必然朝着“后卫参与进攻，前锋参与防守”的方向发展，可惜这部本来是给英国人献计献策的大作却仿佛对牛弹琴。
国际米兰左后卫法切蒂将边卫和边锋的职责合二为一，部分实践了迈斯尔的理论，他的实践又启发了拜仁慕尼黑的贝肯鲍尔：“既然边卫可以，中卫有何不可？”西德队长大彻大悟，撤出经常挨踢的中场，跑到“齐格菲防线”后面去成了“自由人”。同期，英格兰人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不过，拉姆西及其同胞的改革局限在某些位置，比如边锋内收协防，并未上升到整体的改革。曼联在温布里战胜本菲卡夺得冠军杯，后卫助攻才逐渐时髦起来。
荷兰人的革命也许是最彻底的，米歇尔斯一开始就在整体上动手术，阿贾克斯在场上处处胜人一筹，让对手防不胜防，便是系统而非个人优劣的结果。荷兰人和匈牙利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技术上乘，悟性极高，乐于冒险。荷兰足球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对整体的领悟和对空间的利用。整体和个体这一对矛盾贯穿在荷兰的战术体系之中，和谐共存。也许，把“全能足球”称之为“整体足球”更恰当。整体的灵感并非单纯来自匈牙利，荷兰的城建风格也对荷兰足球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有个笑话。问：为什么荷兰人平均身高位居欧洲之首？答曰：要是长得矮，他们就没法看到海平面了。荷兰只是全国的一部分，称“尼德兰”（意为“低地国家”）似乎更恰当。荷兰常受洪水威胁，在这种环境中求存，势必要勤于规划，协同互助。荷兰的整体建筑风格便是基于长期和自然环境搏斗的结果。
至２０世纪初，荷兰的工业革命姗姗来迟，阿姆斯特丹建筑学院负责该市的规划，学院的建筑师多为表现主义学派（相对于“印象主义学派”）的信徒，十分推崇捷克艺术史家安东宁－马特切克的观点：“表现派艺术家要把表达自己的情感放在首位……”，萌发把阿姆斯特丹做成一件艺术品的念头。
学院院长德克勒克设计了许多奇形怪状，只有童话里才有的住宅和大厦——曲线翻腾的砖墙，异国情调的雕像，拔地而起的塔楼，角度刁钻的庭院等等，不一而足。他解释：城市中的每一个部分，大到亭台楼阁，小到锅碗瓢盆，都应该和一个整体的概念相吻合。这个近似乌托邦的概念往往中看不中用，某些设计精巧的作品竟然忘了照顾排水，一下雨就漏得一塌糊涂（很像那时荷兰国家队的后防线）。
然瑕不掩瑜，建筑学院如愿以偿将阿姆斯特丹建成了一座“整体城市”——精心炮制的几何图形和奢侈铺张的美术装饰交相辉映，在整体约束中，保留了个性和创意的空间，比如门廊经常是人或者兽的脸型，墙上会悬着一个铁锚，人行道上猴子和秃鹫对峙……，无论怎么异想天开，所有的个人创意都必须经过一个特别委员会的批准，实乃民主与集中的完美体现。这一建筑理念自然也影响了阿贾克斯，因为，俱乐部的一位理事就是建筑学院的成员，１９３４年阿贾克思乔迁，新的湖畔球场就是此人的杰作。
全能足球在６０年代演变的同时，荷兰的建筑设计也在作类似的结构改良，最前卫的结构主义学派倡议抛弃沉闷的功能主义和现代主义，代之以灵活明快的美学结构。赫尔曼•赫尔茨伯格是仍然健在的最后一位结构主义建筑大师，他认为灵活的建筑物应该是：“每种格式一定要能够担负不同的角色，只有这样这种格式才能被理解，被诠释，而只有在本身具有不同内涵时，格式才能担负不同的角色。”活脱脱的建筑版全能足球！阿贾克斯的队员能够在场上任意位置肩负该位置赋予的责任，从任意位置发起进攻，难道不是“每种格式一定要能够担负不同的角色？”而他们一专多能，能攻善守，难道不是“在本身具有不同内涵时，格式才能担负不同的角色？”
既然球队是一个整体，那自然要受到体系的约束，个体在整体的框架下自由发挥才真正体现了整体足球的精神。米歇尔斯对阿贾克斯这台机器不断调试（改变阵型）和更换部件（吸收新人），历经４年多才完成磨合。米歇尔斯刚执教阿贾克斯采用的是４２４，阵容如下：
巴尔斯
普龙克 苏托考 胡尔斯霍夫 范德伊文博德
穆勒 努宁加
斯瓦特 赫罗特 克鲁伊夫 凯泽尔
这个阵容进攻没有一点问题，阿贾克斯在６６到６８年的３个赛季蝉联联赛冠军，胜负平和得失球之比分别是：２４胜４平２负／７９：２５，２６胜４平４负／１２２：３４（自该赛季起荷甲增加到１８队），２７胜４平３负／９６：１９，第３个赛季他们还全季主场包圆，６６－６７赛季的１２２个进球也是６０年代欧洲各国顶级联赛的破门纪录。
但阿贾克斯这３年打冠军杯的防守并不令人满意，第一次丢了７个球，八强止步；第二次首轮即被皇马总比分２比３淘汰；第三次终于打进决赛，结果４比１不敌ＡＣ米兰。第一次的失利是在布拉格对杜克拉时，苏托考摆了乌龙，输给米兰则是中场既没经验又单薄，被里维拉、特拉帕托尼和施内灵格（西德国脚）三人肢解。而在６９－７０赛季的联盟杯半决赛被阿森纳淘汰，阿贾克斯的中场仍然没有好转，客场０比３败走麦城。
米歇尔斯下决心对球队进行换血，苏托考成了第一个替罪羊，接着普龙克、穆勒、范德伊文博德、努宁加、巴尔斯和赫罗特相继被斯图伊（门将）、南斯拉夫人瓦索维奇、克洛尔、内斯肯斯、穆伦、舒比和哈安等新人取代。米歇尔斯在输给米兰之后将４２４换成了４３３，当他们在７０－７１赛季重返冠军杯时，阿贾克斯已经是一台令人畏惧的“杀戮机器”。
作者：雷震子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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