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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噩梦:独裁和专制.........纪念辛亥革命94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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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4/10 文章: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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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战争与和平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百年噩梦:独裁和专制
--纪念辛亥革命94周年
2003年10月29日,路透社报道:106岁的宋美龄逝世落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战乱时期的帷幕;20世纪中国百年的历史,被路透社的记者用“中国历史上最战乱时期”作了注脚。伴随着亲身经历过这百年苦难历程的老一代人们的辞世,离乱情仇的20世纪烟云慢慢的飘入史书的内页,上几代人的彷徨、惆怅、愤恨、执着、成败也都沉淀为后人眼中的历史和演义了。
缺失了亲身体验带来的爱恨情仇,也就缺失了直面历史时可触摸的真实感,但却由此增加了回顾历史时的客观性。降下帷幕的百年血泪,已经凝固成后代愈合的伤口,不再是痛,而是可资研究的对象了。
尽管很多人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而看起来,它更像是一面哈哈镜: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照出了不同的历史认识。除去权力对文字和历史强奸的因素,对历史内容的偏向性选择和阅读、不同的理性思维方式对历史内容的处理、不同年龄段的人生体验等都影响了后代对历史的认知。即便面对刚刚过去的百年,透过这哈哈镜的映射,同一历史已被革命者拉长为革命、保守者压缩成保守;按政治需要选择、按论证题目分配。
尽管,固化的历史已经成为前辈们舞台演出的剧照、后代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而历史的阅读者仍然有权利透过这百年的烟云,寻找历史进程中被抛弃的种种可能,来探测未来中国的宿命。因为,我们的历史,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当“人”在行使自己意志的时候,历史并没有完全按照他所设想的方向演进。
1912年2月,清帝逊位,虽然有点迟了,但对于人才枯竭、统治乏力的皇族而言,对于天下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言,不泛是一个上策。基于上层权力异动而较少战争的朝代更替,为帝制退出中国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不过,帝制和保守的惯性并没有因共和的到来而停止下来……(直到1970年代,在中国内地的山区,人们还见到过盘着清式大辫的山民)
当保守裹挟着巨大的传统能量走向共和、走向民国时,遭遇到了革命的激情,在权力真空的河谷中,爆发了最激烈的浪花------战争,枪杆子成为权力的象征和对话的工具。革命者以社会理想、文字和枪杆子为工具,一次次战胜了保守者,而成功的革命者最终也变成了保守者。革命和保守,如同冲向岸边的浪花,革命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保守上。
由于缺少足够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缺乏真正的民意选举对政治主张、政治团体和个人进行评判和选择,后人无法穿透历史的烟云,去捕捉到当年的基于平均线上的社会理性;而当年枪杆子和笔杆子的拥有者,又何曾能够了解或者是否在意真正的社会理性?
• 在野与在朝的转换------背叛
作为百年离乱历史的开篇人物,孙中山和袁世凯都对结束帝制起到了重要作用,共和的开端也因力量的均衡使政治的竞争局限在政治舞台上进行,否则我们就听不到“袁克定私下掏钱印刷假的《顺天日报》”的故事了。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袁世凯结束帝制时的妥协谈判姿态,和就任大总统后以温和的政治手段对付竞争对手的行为,缓和了清帝逊位后权力真空炸药包的爆发。不过,他最终背叛了自己和达成共和协议的各方力量,重新称帝;他的去世,则引爆了中国最黑暗的动乱时期。
如果说,暴力革命与否是社会承受痛苦能力体现的话,那么,革命的发生与否则既来源于施政者的暴政强弱,又来源于社会承受痛苦的能力高低,尤以社会的精英承受痛苦的能力。清帝逊位后的中国,尽管保守的传统(承受痛苦的能力)仍在大范围的土地上延续;而从几个士兵起义,因通电支持而获得话语权和地方霸权的各地诸侯,以及游历海外拥有激情社会理想并获得话语权的所谓知识分子,已经变成极其敏感、难以承受社会痛苦的一个群体,尤其是还拥有暴力工具的群体。
承担着社会进步缰绳的保守,由于其道义的缺乏,沦落为暴力革命的奴仆和枪靶,不能够再承担社会运行的校正器和刹车作用了;而社会则如脱离了缰绳的野马,向革命狂奔。袁世凯的去世,产生了更大的权力真空和漩涡;天真的、理想的革命者,野心的、贪权的造反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或“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口号,都通过战场、生命为竞赛工具。
饱受欧美教育和影响的孙中山,先后背叛了共和和民主,以独裁的方式建党,以战争的方式谈判,以尸体奠基权力,以灾难实现理想。幸亏因为早逝,而名垂百年,成为海峡两岸悬挂的“国父”(实在搞不懂的是1949年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何也把孙中山当国父)。20世纪的中国史,功在孙中山,罪在孙中山。当孙中山的大小两个党儿子分别在海峡两岸纪念他们的党爸爸冥寿的时候,谁又为那无辜死于战乱的中国人点过一支香,烧过一片纸?
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是“国父”党儿子的臣民;海峡两岸的20世纪中国史,也不过是孙先生的长系和支系家谱。
如果说历史的形成是各种社会力量合力的结果,那么,1940年代,中国选择了共产党是这种合力的表现。起于青萍的中国国民党,以在野时的理想和力量,取得了在朝的权力和地位;之后,国民党背叛了自己的理想,选择了独裁和党天下的统治。对比于清朝的统治和后来大陆的统治,尽管这民国的统治并非荼毒,而且这期间还牵连着日本侵华战争;不过,社会承受痛苦的能力已随着战乱变得极其脆弱。
以改朝换代来取得社会进步,是急功近利的革命者一次次对中国社会的尝试,也是脆弱的承受痛苦能力的社会的希冀;它也当然是传统和保守教给中国人的简单到可怜的政治变革手段。于是,根植于权力和革命者内心中的保守,战胜了革命本身。后起之秀的共产党,其清新、廉洁、高效和理想,成为1940年代理想两党竞争的合适一方,不过,理想的政党政治竞争没有出现,战争竞争成为中国人的灾难。
时代选择了共产党,这不是社会的错误,也不是那个时代前辈们的错误;那个选择是那个时代可供选择的上策;不过,同它的大哥国民党一样,在朝的共产党仍然背叛了在野的共产党;在野时高举的民主换成了在朝时的专制。
中国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权力的无情背叛,百年的历史是一部连绵不断的背叛史。可是,又是谁给与了权力背叛的可能和背叛的恶果?
• 保守遗传给革命的基因------专制
激扬的革命挑战了保守,涤荡了政治层面的各种保守因素,尽管传统和保守还在民间和非政治层面存留。来自于保守土地的革命者,放弃了在野时的理想,入朝伊始,便承继了保守遗传的唯一政治基 因------专制。
清帝逊位之后百年,以共和及民主为始,以专制和独裁为终,是各阶段执政者的政治轨迹。保守有足够的理由嘲笑革命,嘲笑历史:革命不过是保守的私生子,用了不同的姓而已。
在朝者对权力的无比钟情,使他们用笔杆子创造了中国必须实行专制的种种理由,用枪杆子灭杀了敢于挑战其专制的各种力量。监督的缺失(不能、不可以和不敢),助长了权力的自豪和自满。专制,和为了获得专制的战争及杀戮,成为20世纪中国磨灭不掉的底色。
诚然,相对于“无治”而言,专制是一个较好的选择项,是踏向民主的台阶,开明专制则更像走入民主殿堂的红地毯。但1912年之前的中国,已经拥有太长时间的专制经验,根本无须再体验它了。政治家的自私也罢,治国理想也罢,都选择了专制和独裁作为工具。这也就是我认为的百年中国史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不依人的意志而演进”。
专制和独裁的深化,强化了专制者和被专制者之间的黑幕,助长了专制者的个人政治非理性,也颠覆了可能的社会理性。清帝逊位后的中国,由共和,走向专制,再走向黑暗专制。二十世纪的中国民众,则在一次又一次的希望泡沫中品尝了失望的苦水。
狂飙突进的革命,既撕裂了保守与革命之间的继承和平衡关系,又粉碎了社会文明对政治家个人的约束作用。从治国理想中走来的青年才俊,获得权力后无不采用专制的屠刀,以维系自己“替天行道”理想的实现。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缺失,降下了专制者和被专制者之间铁幕,更培植了仇恨的种子,诞生了一代又一代新的拥有“替天行道”理想的青年。
而以专制为传递基因的保守,又诞生了新的保守。中国社会的理性 ,始终不能够回归到社会大众的平均线上,或在理性平均线上微伏震荡。革命与保守,如同翻飞的织梭,织就了百年中国的血泪史,而始终不能回归到社会改良这条社会理性演进线路上。
当今天的后人在翻检这百年的历史故纸堆时,常常慨叹权力的背叛和专制的罪恶,谁又能想到,不管是当年的袁世凯,还是之后的国共,都是当年可供选择的上策。无视这一点,则轻视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政治智慧和社会理性。不过,他们选择了答案,但却没有做好答案选择之后的必要工作------监督;如同马群中挑选了上好的战马,而没有给他套上笼头。
不过,我们又怎能责备前人?潜藏在国人内心深处的保守基因和执政者的无赖手段,导致了对权力监督的丧失;而政治家的良心则随着权力的稳固和专制的黑幕,迷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1949年,拥有良好形象的中国共产党遍邀海内外的学者和专家回国来“建设新中国”,其一呼百应的场面当不逊于今日的“海龟大潮”;而当年的毛泽东也如同刚刚进城的陈百焕,连自己的老婆也被政治局管束的严严实实。其实,谁都不是天生的独裁者。
从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到1954年宪法,再到1957年“反右”,毛泽东战胜了党内的挑战者和党外的监督力量,中国重回专制。之后,当毛泽东战胜了党内的监督力量形成独裁之后,毛泽东背叛了建党时的目标,而共产党则背叛了在野时的理想,中国开始了黑暗专制。(之后,毛夫人则以皇后身份,在老年登上了政治舞台。)
尽管迁台后的国民党采取了温和专制并通过开明专制达成了今日的民主成果,但1949年如果是蒋介石战胜了毛泽东,只怕,今天的中国除了台海分治不同之外,国民党的统治未必会比共产党好到哪里。
• 未来的现实性期待------开明
保守以其巨大的惯性左右着社会的理性,使我们不得不对其宽容,即便是今日中国目前现状的新型的保守。社会中的个体,由于年龄、性别、经历和所处的阶层不同,对同一件事情的认知当然也会不同;存在保守和激进,是一个社会本身应有的属性。保守是递延文明的工具,也是社会狂飙突进的缰绳;激进(革命)是发展文明的动力,也是社会狂飙突进的烈马。保守和激进(革命)的动态平衡以及所形成的社会进步,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螺旋式曲线上升”。
海外知识界的前瞻性意识是未来中国的一大财富,更是未来一场新的革命的动力源泉。不过,这超前的意识与大陆普遍存在的保守之间的鸿沟,又何尝不是一场新的战争的源泉。当他们掌握了话语权、由在野变成在朝时,“替天行道”的理想又何尝不是一场灾难?
正是因为历史没有必然的目的和规律,上个世纪中叶,激荡在全球的社会主义差一点成为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起源国的政治主体。而今天,激荡在全球的民主主义,是否一定会是中国的福祉?
我们深知,生活在民主社会的幸福,但,这是构建在我们居住国的历史传统上的。宽容中国的保守,使我们不得不宽容中国的专制传统;否则,专制未打破,“无治”倒可能成为现实。因为这块土地上匍匐着太多的保守、太多的不可信任的政治良心。
如果把社会政治进入民主化之前的那个阶段起个名字的话,我倾向于用“开明政治”这个称呼。政治开明或许是这个社会一个阶段的现实性期待,要通过这个阶段,逐渐打破言论和新闻桎枯 ,慢慢改变下几代国人保守基因中的毒素;要通过这个阶段,避免战争的可能,把谈判和竞争放在政治的谈判桌上;要通过这个阶段,生长起来不唯仇恨或立场色彩的“忠诚的反对派”,形成理想的政治精英群体;也要通过这个阶段,回归社会理性,提高社会承受痛苦的能力。
不过,开明政治,对我们这代人而言,或许也仅仅是一个希望而已。
写于2004年10月,国庆节与双十节期间;修改于2004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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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1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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