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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冼岩：中国式自由主义的缘起与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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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冼岩：中国式自由主义的缘起与困境 -- Anonymous - (6594 Byte) 2005-10-01 周六, 下午8:53 (833 reads) |
毕时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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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重要的是拓宽自由主义理念和实践在中国的进路
——“李慎之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学术研讨会的几点感想
丘岳首
岁尾总是回顾和展望的时候。2003年底在悉尼科技大学的会议室，专家学者籍讨论李慎之回顾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百年的沉浮消长。这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继2003年初聚谈宪政与中国话题之后第二次聚首悉尼。这次会议虽在李慎之的评价上见仁见智、评价不一，在展望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前景时却达成共识——重要的是尽快在更大范围内拓宽自由主义理念和实践在中国的进路。会议本身就是这种实践的组成部分，可惜自由主义在中国国内的空间有限，会议只好在异国他邦举行。
下面是笔者在会上及会前会后和一些与会学者的交流接触中得到的一些感想。
自由主义者反对不容反对
1998年，一个老人以《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的重锄掘开了将自由主义禁锢了近四十年堤坝的一个决口，让自由主义思潮再次漫过中国大地国人心田。
这个老人便是2003年4月去世的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
李慎之为我们留下了些什么？他的晚年思想遗产对转型中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历史将如何确定他的地位和作用？自由主义将在中国面临怎么样的命运？
研讨会一开始就在激烈的针锋相对中拉开帷幕。
研讨会讨论的第一篇论文是仲维光的《李慎之先生的历史地位及其政治文化思想简析》。仲先生在论文提出李慎之一代人在协助建立党文化和极权统治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和精神困境一定程度是他们那一代人造成的。49年后只有陈寅恪极少数人站在共产党政权和意识形态之外，精神上始终完全和共产党文化不相容。对于“在精神深处”并未和极权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决裂的党内开明派李慎之的过高评价会成为“历史的笑柄”。冯崇义等人则认为，我们不必违言李慎之自由主义原创性理论建树之不足，但仲文责人过甚，理由主要是该文在方法论上有欠缺，诸如用绝对的学术标准来评判思想价值、用抽象的道德裁判代替对具体历史背景和历史人物的分析、行文过于情绪化和不恰当地使用全称判断等等。
徐友渔的论文从周扬和于光远两位党内较优秀的思想家无法突破马克思主义正统、陷于粗鄙毛泽东思想的罗网而不能自拔来反证李慎之从他那一代人单骑突进的开拓意义，尽管李慎之回归自由主义不过是回归自由主义的“常识常理”。徐友渔认为李慎之和一般党内民主派、与通常有正义感看不惯腐败和专制的人有深刻的区别。他在晚年已完成了从共产革命的信徒到自由主义者的转化。
徐友渔声明自己看重的不是李慎之的学术建树，而是批判现实，破除旧意识形态的彻底性，认为重要的是准确理解李慎之在当代中国政治变革中的作用。重要的不是他在古今中外学术坐标中的绝对位置，而是在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相对地位。朱学勤完全赞同徐友渔的看法，特别强调李慎之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将自由主义置入中国语境的功勋。
朱学勤就自己与李慎之的近距离交往和思想交流详尽介绍了李慎之晚年返宗自由主义的心路历程，同时指出从书斋学理与现实操作的不同角度对李先生的评价自然不同。
从开启国内学者与国外异见者的思想交流的先河到跨洋双方的握手直接交流，朱学勤与仲维光的思想交锋展示了自由主义者对反对的包容和尊重。
理论的争执并未引来不快反而导向沟通。崔卫平从人们难以摆脱习焉不察的旧语言来认可仲维光强调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法转换的艰难。而仲先生也承认对李慎之早年人道主义涵养有所忽略影响了某些方面对李慎之的准确把握。
多元并存本来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唯有反对而后有多元。诚如朱学勤强调：我们反对强制国民拥护的政府，我们拥护可以反对的政府。学术争论上也情同此理。
反对，是自由人的基本权利，严格来说，中国人尚未拥有这种基本权利。习惯反对，操练反对还须尽快开始。
后发国家与后发理论
不久前出版《毛泽东执政春秋》大作的单少杰，会上会下对中共领袖人物的权斗和性格，对中国民众少有“认死理”和爱“搭便车”的滑头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他的论文盛赞李慎之继承了以“勇”和“直”著称的“子路人格”。而他强调中国是后发国家难有前沿理论，我以为对于李慎之的评价颇有启迪新意。其实，有现成的理论可用，后发国家也大可不必再去发明创造自由主义理论。
自由秩序在当下中国远未建立，反自由势力仍然强大。在此种情势下过多谈论在世界上领先的学术价值实在有些过于奢侈。在了解人家的理论已如何“前卫”时，实不可忘记一些最基本的“后发理论”在大陆本土尚难以进入具体的操作。
王怡在提交的论文中认同刘军宁对李慎之的准确评价——普世价值的本土楷模。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至今未有完整的叙述和融入，正与单少杰后发理论说呼应。
奋力将普世价值在后发中国本土传播开，李慎之应是第一楷模。
关于后发国家与后发理论，另一未能到会的王毅在提交的论文中对李慎之多次论及的中国皇权主义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也从历史角度在理论上支撑了单少杰后发国家的后发理论说。限于篇幅，一些论者观点留待读者日后去在将结集出版的论文集中阅读。
一个悖论带来的拷问
王怡因出国手续受阻未能到席，这或与他之前力倡“以民权对付极权”，并发起捍卫言论自由的签名有关。
送来的论文中王怡转述友人提出的悖论：一个人在专制主义时代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又平安无事，这怎么可能？要么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要么他身处的社会并不是一个专制社会。以这一悖论，王怡提出尖刻的问题：我们是否在互惠共存中与极权专制“共谋”？我们是否有“原罪”？我们应如何得到拯救？
于此同时，王怡也认为，任何一个对大陆语境有所了解的人，都能理解不主动‘退党’的李先生无非是在晚年对自己家人部分既得权益的保守，对这种个人既得利益的保守加以藐视和否定，甚至因此贬低李慎之先生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藐视不仅是一种“道德傲慢”，几乎是一种残酷性的诉求。
崔卫平和与会的多数学者都认为王怡的“共谋”一词用得太宽。将施害者与受害者一视同仁、等量齐观，显然有失公允。朱学勤等提出，关键是斩断国家对资源的垄断之手、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不是过份谴责公民在无奈中的选择。
王怡认为仲、曹对李慎之“剔骨削肉”“不彻底”的质疑，不仅指向对李慎之个人思想的评价，并与对整个大陆当代自由主义的理解相关。身在大陆对严峻的生存和精神环境有切肤感受的王怡，强调“将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本土化的经验的政治思潮与过程”，是理解李慎之和当代大陆自由主义思潮的关键。很多人也曾指出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卑之无甚高论，但自由主义的本土化叙述却历经百年磨难至今未曾在中国政治与文化语境下完成一个完整的表达和融入。什么是当代大陆自由主义的学术？完成自由主义在中国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完整表达和融入就是今天最大的学术难题。
这使笔者想起李慎之自己所言他只是“创旧”，事实上他高扬的也只是自由主义的常识，但这种创旧和常识的高扬在中国本土却是如此之艰难不易。
学术的价值和地位固然重要，但诚如王怡所说,一个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倘若不着眼与自己互惠共存的本土极权政治现实，不着眼于一个自由主义的本土政治过程，他的学问就与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无关，他是一个知识爱好者而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这里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秦晖何以将反对别人受奴役的储安平、李慎之等“自由主义者”置于在书斋中研究学术的陈寅恪、钱钟书等“自由者”之上。也正是在这标尺上，笔者无法同意仲维光只视陈寅恪一类人为自由主义者。
一直思考自由主义理论如何落实于政治操作的吴国光从胡适和李慎之的比较表述了与王怡一些相似的看法。在吴国光看来，李慎之时代的言论自由等个人权利和立法、司法乃至政治程序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胡适的时代。
吴国光认为胡适推崇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有反政治倾向的自由主义。李慎之的目光更多的关注于政治领域的变革，把自由主义看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政治学说，这既是李慎之的一大贡献，也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进展。但胡适等自由主义先行者当年未能解决好如何贯彻自由主义原则到政治现实这一巨大难题，因而在政治上失败，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也未能很好反省历史经验而同样在解决这个难题方面无所进展。
可以看出，吴国光与王怡均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政治使命和理论使命有更多的关注和强调。不同的是吴国光把完成这一使命的希望更多的放在民众而不是精英身上。
邵建的论文分析了李慎之从推崇鲁迅到仰视胡适的转变。他在欣赏李慎之过人识力的同时，也对李慎之未能完全摆脱一些成见而惋惜。邵建指出，鲁迅迷信革命而鄙视改良、钟情于国民性改造而蔑视制度建构，而且鲁迅倾向苏俄无产阶级专政、胡适以英美自由主义为晧的，李慎之对这些关键点都没有醒悟。
党内自由民主派衡量标准及其在后极权社会的作用
会议召集人冯崇义一直对党内自由民主派的形成以及这一派别在后极权社会的独特作用深有研究。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和人性观的根本迷误——为了所谓人类高尚的“类人性”而践踏自由主义所尊重“自然人性”之后，冯崇义痛惜中共党内的许多“才俊”“梦里不知身是客”，始终无法摆脱诱人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这一“世俗宗教”的蒙蔽，最终都只能算是半个自由民主派。
冯崇义认为党内自由民主派有三个主要标准：①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体系；②反对一党专政；③在行动上从中共内部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而李慎之正因为在这几个方面的卓著成就成为举世瞩目的公共人物。
对于党内自由民主派在后极权社会的独特作用，冯崇义引述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例子，认为他虽没有用极权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但对党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轨迹的把握相当准确。科尔奈将神圣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至高无上的权力视为党国体制的内核，论证出这种体制的实质性变革只能从党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开始。由此，冯崇义高度评价李先生并对中共跟随世界潮流存有希望。
冯崇义的论述实质上有力的回答了曹、仲等关于李慎之没有退党和没有与党外民主派结盟的质问。
如冯崇义所说，后极权时代的中共早已是一个人各有志、同床异梦的复合体。当今维系中共上层的“共识”，与其说是共同的信仰，毋宁说是对同归于尽的恐惧和得过且过的惰性。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内民主派的不懈推动和民间持续并且愈来愈有力的压力下，中国从后极权向自由民主社会转型的完成不会久远了。
冯崇义是笔者学位導师,在他反复指导下笔者也尝试运用极权和后极权理论框架分析李慎之现象并写成一文参加讨论,论文初稿先前已在网上刊发，有兴趣者可搜索一读.
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忧伤
会议最后的发言人是人民大学的高放老教授，他沉重忧郁的语调使活跃热烈的场面改为一片静寂。对他的论文的讨论，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次严肃对话。
人们为他早年一起真诚投身革命而成为烈士的许多同学哀伤，也为他至今仍虔诚信奉共产主义而感慨。由他颤抖的语言大家不难看到他的心正为今日的权力异化和与这种异化伴生的道德腐化而滴血。
高放老教授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原始马克思主义包含了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偏离了马克思的本意才在实践中不断出差错。与会的其它学者则指出，宗奉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在掌权后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专制，并不是“歪嘴和尚念歪经”，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自由”，违反自由主义的“自由”。马克思要依据虚构的人类“类本性”去改造现实的人性、以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共同体中整体人类的自由去否定自由民主政治中的个人自由，都是导向极权主义统治的思想因子。
高放老教授踏上悉尼的艰难不在于他的老年的体力不支而在于办理出国手续过程中的层层阻力。尽管如此，他仍守着这个党本来是好的信念。
我们不能否认中共党内有不少“饱学之士”，我们也承认中共党内有许多品正德高的优秀人才。但“品质”、“德性”和“理性”均是有限度和反复无常的，所以权力是需要监督的，政府是靠不住的。在开车送高老会后参加一个郊外晚会的一个多小时车程中，当我问及他是否考虑到如果公共权力落在品德和心术不正之徒手上，而制度又无法制约他时怎么办？高老沉默之后，也认为自由主义对人德性和理性有限的人性观和低调的制度预设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仍希望有一种吸纳了自由主义合理因素的自由社会主义。
会议上高老提到李慎之在五七年看到苏联的某些变化后，曾与他谈到能否有共产党A和共产党B的互相监督。这让我们知道，李慎之对于一党独大，不受制约权力的怀疑早在五七年已开始了，只是其时未见自由主义亮光才有此AB共产党之天真设想。
有着七百年历史，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思想，由李慎之的领军再一次领到了中国大陆和国人面前。尽管在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基础上建立的制度安排已被证明为人类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但自由主义在中国会否再次重复遭到政治强人的拒斥抑或在无法控制的社会失序中重归沉寂，这在一定程度上由我们能否把一些争执的观点留待历史去辩识，而把更多的精力凝聚于尽快拓宽自由主义理念和实践在未来中国的进路来作答。
怀着这种共识和责任感，与会者留影作别，以沉重的步履迈入了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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