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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颢年先生<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极力赞同我关于剩余价值理论是共党政治行为基石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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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蒋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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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沒有文化的統一就沒有民族的統一
http://www.epochtimes.com/gb/5/5/20/n928203.htm
最近一段時間在中國上演著一場國共親握手互動的曆史劇，吸引了關注中國社會現實人們的眼睛，有人鼓掌有人歡呼，中華民族似乎在走向統一的路上的確跨出了前所未有的實質步伐，但從另外的眼光望過去，看到的，卻是在中共執政下當今中華民族四分五裂的悲哀現實。
一，文化的存在是一個民族存在的前提
人種並不等于民族，民族的雛形可能起源于人種，但一個真正的民族可能會是多個人種組成，鑒別一個地域的人群是否是一個真正独立的民族是看其是否有一種以固定語言爲基礎的相對穩定的文化，而鉴别人群的民族属性则是看其文化的属性。
(一) ，美利堅民族的形成
美利堅民族的形成即是十八世紀中葉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域的人們在北美優越的自然條件下隨著統一市場的形成各殖民地之間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作爲文化的最主要的要素語言----英語成爲人們共同的文化媒介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
(二) ，中華民族延續源于華夏文化存在
曆史上盡管有過被漢人視爲外族的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女真族建立的清朝等朝代，但中華民族之所以至今仍屹立在世界，就因爲它有著以儒家精髓爲主體的華夏文化。
二，中國共産黨的存在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分裂史
(一) ，撇開儒家“仁政” 思想，以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挑動階級仇恨
共産黨興起初期，對外片面引進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只是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而挑撥人類人群關系，取代中華民族儒家傳統的以“仁”爲基點的“中庸”精神、講求仁義以德服人的“仁政”“王道”思想，摧毀中華民族農業社會所形成的人群關系與社會結構，直至利用國民政府在抗日問題上的錯誤決策“攘外必先安內”借國人的民族情結趁機提出“抗日救國”蠱惑人心，最後摧毀因剛剛建立國人還並不了解其偉大創舉的孫中山以三民主義爲基礎的新的國家政權：中華民國，將爲當時各政黨甚至軍閥都認可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政府趕往台灣，致使中華民族的分裂外化爲明顯的政權與政權之間地域版圖的分割
在人類社會供求關系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它決定著商品的産銷與價格。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奉行勞動價值至上，認爲資本積累即利潤是剝削，進而使其追隨者將引進外資也演化成欺詐行爲，將人類財富的産生與積累指爲罪惡，把擁有財富的人指爲罪人。這一違背人類經濟規律的理論被共産黨人政治化，上升爲其在政治上離間人群分裂人類的法寶“階級鬥爭”思想理論的基石，以作爲其政治行爲的工具，用來對不懂經濟規律不解人類關系的中國下層人民進行愚弄，極具煽動性，空前絕後挑撥了人群之間的勞資關系，幾近徹底的瓦解以致摧毀了中華民族農業社會所形成的人群關系與社會結構。“打土豪、分田地” ，這一中共興起初期掠奪富人的口號實質即爲其政策，是這一理論最典型的政策體現。而後是延續“打土豪、分田地”惡劣政策的所謂“土地改革” 、和建制之後連窮人也統統掠奪的“人民公社化” 、以及爲剝奪人群而完全違背經濟規律一意孤行所推行的 “計劃經濟” 怪胎。這些惡劣的政治經濟手段都是因此而生。
(二) ，撇開馬克思 “平等、民主” 理念，借儒家“大一統”觀念建立並推行極權統治
1，馬克思主義的實質理念是“平等、民主”
(1) ，馬克思“第一國際” (即 “國際工人協會”) 是工人組織
這裏有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馬克思“第一國際”所進行的鬥爭其背景是西方的工業革命時代，其依賴的對象是工人群衆，馬克思“第一國際”本身就是一個工人組織，且與共産黨擁有軍隊絕然不同，它不具備且不曾准備過建立自己的武裝組織，也就是說“第一國際” 本身並不以奪取政權爲目的，它是一個真誠天真爲建立“平等、民主” 社會而奮鬥的組織，“第一國際” 留給現代人類最可貴也最正宗的遺産是“工會” 組織而不是“政權”組織。(“第一國際” 在《國際工人協會章程》中曾清晰的表明：工人的解放鬥爭決不是要爭得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得對人人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一切階級統治。) 馬克思甚至極端鄙視愚昧的農民。關于這一點在1848年歐洲革命後路易.波拿巴恢複帝制爲尋求其統治的合法性利用法國農村人口優勢主張全民投票並最終贏得勝利，馬克思在其《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于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宣言》中曾表露無遺：“國際的法國各個支部的真正罪過究竟何在呢？就在于它們曾經公開而斷然地告訴法國人民：參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贊成對內專制和對外戰爭。的確，由于它們的努力，在法國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業中心，工人階級都一致起來反對了全民投票。不幸的是，農村地區的極端愚昧無知占了上風。歐洲各國的交易所、政府、統治階級和報刊都歡慶全民投票的成功，認爲是法國皇帝對法國工人階級的輝煌勝利；實際上，全民投票並不是要殺害某一個人，而是要殺害幾國人民的信號。”在此可以看出，馬克思是把全民投票視爲一種對幾國人民希望的屠殺，而根源在于“農村地區(即農民)的極端愚昧無知占了上風” 。而共産黨産生的背景則是遭受內憂外患的中國封建落後的農業社會，“以農村包圍城市”是共産黨取勝的“法寶”，其主要依賴的對象是農民，其組織構成的絕大多數是農民。共産黨組織是一個龐大的農民組織，而不是工人組織，它有自己的軍隊，是以奪取政權爲目的。在人類曆史上，農民組織革命的最後結果總是封建專制的極權體制，其原因在于農民孤獨散漫關系松散的習性讓他們內心常常傾向一個絕對的統治。而工人組織則相反，密切分工協作的人群關系讓他們懂得珍重各自在社會生活中的價值，生性有著一種民主、平等的潛質，因此由工人組織革命出現的最終結果其社會體制具有“民主、平等”的色彩，這也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不斷趨向“民主、平等”的原因。這一點已爲人類社會發展史所證實。19世紀對地球人類具有深遠影響的歐洲革命，馬克思的共産國際站在工人階級一邊與農業社會遺留下來的封建帝制決鬥，其努力的精神實質是爲追求“民主、平等” ，而不是爲建立封建帝制 ，這是歐洲人類之所以能先行進入西方現代社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國20世紀，共産黨的出現則剛好相反，它跟路易.波拿巴恢複帝制是一回事。所不同的是，路易.波拿巴是封建皇帝拿破侖的後裔，是帝制的正統，而共産黨所最後建立的封建帝制則是由不具皇族血統而骨子裏流著封建帝制血液的野統變成爲正統。正因爲其組織不具備皇族血統因此讓曆史更具有了欺騙性，蒙蔽了愚昧的大多數人。
(2) ，“第一國際” (國際工人協會) 反對暴力革命
“第一國際”《關于消除俄國在歐洲的影響和複興民主波蘭》宣言堅定的表達了這一主張：“鑒于國際工人協會的任務是解放世界各國的工人階級，因而也就是反對一切暴力和實現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一律平等，代表大會認爲這個任務也包括要消除俄國的帝國主義影響和複興民主波蘭。”中國共産黨主張武裝奪取政權(毛澤東的名言，所謂“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與“第一國際” (國際工人協會) 反對暴力革命的主張完全背道而馳。
(3) ，曆史上“第一國際” 從無武裝組織----軍隊
曆史上“第一國際” 從無軍隊，而它完全有能力建立自己的軍隊。
2，分裂、摧毀同類
共産黨在其統治內部，則撇開馬克思爲之奮鬥的“平等、民主”的理念將中國封建社會儒家思想中“大一統”觀念----“集權主義”演化成極端專制主義作爲其文化精髓(儒家思想精髓以“仁政”“王道”始，以“大一統”終。即“仁政”“王道”的歸宿是“大一統”)，不斷以所謂“階級鬥爭” 、“路線鬥爭”爲策略分裂、摧毀同類，剝奪、鎮壓不同性質的文化(此作爲接近中國古代與“王道”作爲絕然相反的“霸道” 作爲 ，而又與“霸道”有別。“霸道”以“力” ，卻心懷俠義，如西楚霸王項羽。而“階級鬥爭” 、“路線鬥爭”策略是與俠義絕然對立的“奸” 。尤其國民政府領導的抗戰勝利果實卻被弱小的共産黨摘取，共産黨摘取勝利果實並非以“力”)。
“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一共産黨的鐵律即是共産黨專制主義文化精髓對內實行極權統治最具體最典型的表現。爲實施共産黨這一專制的組織觀念，實現極個別個人與小集團的高度極權的目的，“階級鬥爭” 、“路線鬥爭”成爲了整肅對手摧垮同類的主要政治鬥爭手段，中共黨史上著名人士如陳獨秀、瞿秋白、羅章龍、王明、張國焘、李立三、高崗、饒涑石、彭德懷以及劉少奇、林彪、江青、趙紫陽等大大小小許多人物成爲了以“階級鬥爭” 、“路線鬥爭” 爲手段的中共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3，剝奪、鎮壓不同性質的文化
A，對民族文化的鎮壓與摧毀
最典型的是對藏文化爲代表的對民族文化的鎮壓與摧毀。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軍事手段進駐西藏，血洗藏民，致使以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爲代表的政府至今流亡海外。以派遣和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實行對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的控制。
B ，對宗教文化的鎮壓摧毀
宣揚“無神論” ，以“唯物主義”迫害鎮壓“唯心主義” ，將宗教指斥爲迷信。毛澤東執政時期，實行“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毀滅“一貫道” 。江澤民時期，將“法輪功” 、“中功”指爲“邪教” ，並形成法律，實行全國範圍鎮壓。
C，在狹義的文化領域，不同的執政者采取不同的文化政策在其統治區和全國範圍鎮壓、摧毀不同性質的文化：
a，中共建制前，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毛澤東提出“雙爲”即“文藝爲工農兵服務，爲政治服務” ，成爲當時中共的文化政策。主張文藝作品應表現“人性”的著名知識分子王實味被以“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頭頭”三大罪狀推進偏僻的茅坑爲節約子彈而用斧頭砍頭(對反映“人性”的作品與作家的批判與鎮壓深刻反映了共産黨分裂人類的實質與本性)。建制後，1953年前後，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出爐，著名詩人、文藝理論家胡風被以“胡風反黨集團”的頭目推進監牢，直至1979年才平反出獄；這“引蛇出洞”的方針 ，讓大批的善良知識分子被引出洞，而後在以“階級鬥爭爲綱”的猙獰政策指導下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份子” ；最後也用以對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討論的引導，成爲所謂史無前例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誘餌，鬥死、整垮了當時以毛澤東爲首的一派政治勢力的對手劉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
b ，1980年十二月，鄧小平提出“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 。在這一方針下，以詩人北島爲代表的以象征、隱喻等手法創作的“朦胧詩”因其強烈控訴著毛澤東前朝政府有力地協助了新上台的鄧小平政權穩固了自己的統治而使中國文人受到中共政治前所未有的寵愛，而以寫實手法深刻體現了五四文化批判傳統的詩人葉文福則因評說了新上台的鄧小平執政勢力集團腐敗的一詩《將軍，你不能這樣做》而成爲“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運動首當其沖的批判對象。1984年，“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方針演變爲中國文化領域“清除精神汙染”運動，1986年，“資産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遭到點名批判。1989年，在中國天安門廣場上演慘無人道的“六四”大屠殺。
c ，1990年代，“穩定壓倒一切”成爲江澤民政權執政的主軸。這一沒落政策致使中國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蠻荒。中國詩壇將海子推向幾近崇拜的地步實質反映的是在六四被鎮壓之後中國文人陷入虛無、逃避現實、偏安自我的精神慘狀；而“後現代主義”則是對人類過去以良知、人性建立起來的傳統文化的诋毀與反動；尤其“下半身” 、“美女寫作” 、“木子美現象”盛行更是使淫穢、甚至流氓意識一度泛濫完全是由于無能的所謂“穩定壓倒一切”方針遏止了人類屬于普世價值的文化在中國生存，卻沒有具體切實的文化政策來對社會文化作良性引導所致。
三，當今中共治下中華文化的分裂現實
(一)，落後的專制文化與新型民主文化的對立
中共治下形成落後的專制文化與新型民主文化的對立，使新型民主文化要麽被驅逐在海外，代表人物如：前期西單民主牆時代的魏京生，“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時期受禁的方勵之、劉賓雁，“六四”被鎮壓後大批懷著民主理念的流亡者；要麽被關押牢中，如：楊建利、王炳章、秦永敏等大批思想犯與良心犯；要麽深深壓在中國民間黑暗的底層，“六四” 鎮壓造成一代人理想的幻滅，他們心中的委屈與憤懑象地火在深淵燃燒，關于這一點只要人們留心中國網絡就會發現。
(二)，落後的專制文化與逐漸複興的宗教文化的對立
“法輪功” 、“中功”等准宗教文化繼承和發展了被中共曾一度毀滅的中國傳統的“佛教”文化，“基督教” 、“天主教”等外來宗教慢慢在中國國內生根繁衍。這些宗教文化被中共推向自己的對立面，至今仍遭受無情摧殘。
(三)，落後的專制文化與民族文化的對立
新疆女首富、政治異議人士熱比娅．卡德爾流亡海外，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流亡政府仍四處顛沛流離。所謂“藏獨” 、“疆獨” ，其實質反映的即是少數民族文化在中共統治下難以爲繼，爲爭取自身特有的文化特性與中共專制文化的抗爭。
結束語
文化主要由分世俗文化與精神文化兩部份構成。世俗文化表現爲對現實世界的關注，精神文化則是對精神世界的關注。這兩者在中共治下其內部的兩面都産生著尖銳的對立，顯示著不可調和的分裂。民族文化由于不同的自然環境與曆史傳統有著各自獨特的特性，在中共治下他們難以生存無可避免地表現出激烈的抗爭與對立。國家的統一、民族的融合必以文化的融合爲前提，不同性質、不同種類的文化四分五裂、抗爭連連，這是奢談爲中華民族建立統一偉業的人們務必看清的事實。
爲贏得統治，共産黨片面的截取人類文化自己所需部份爲己所用：爲制造分裂撇開中華文化傳統中儒家以“仁”爲基點的“中庸”精神以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爲基礎演化出“階級鬥爭”觀念作爲其政治工具挑撥人類人群關系，摧毀對立面；爲建立專制主義集權體制，撇開馬克思理論其傾盡一生經曆爲之奮鬥的真正精髓“努力做到使私人關系間應該遵循的那種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准則成爲各民族之間的關系中的至高無上的准則民族之間的關系中的至高無上的准則” ：平等、民主(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于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宣言》一文深刻反映的理念) ，借用儒家“大一統”的集權思想，形成一系列文宣口號、政策方針：“黨指揮槍” 、“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 、“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于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宣言》一文精神實質剛好是對此類思想的徹底否定) ，並據此展開“階級鬥爭” 、“路線鬥爭” ，摧毀異己，建立自己的極權統治。
在民族分裂之後共産黨要想實現真正意義的民族統一，其政治作爲就應該與其建立極權統治的作法剛好相反，即撇開如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爲實現人類“平等、民主”理想，馬克思在其學說中對人類經濟規律狹隘分析所具有的對人類人群關系的挑撥性，以中華文化傳統中儒家以“仁”爲基點的“中庸”精神善待不同文化，放棄儒家“大一統”的集權思想，以馬克思傾盡畢生經曆爲之奮鬥的“平等、民主”的精神，對待統一大業，中華民族才可能出現衆心所向的民族統一。而果真如此，新型的民主文化將成爲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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