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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文人自虐与腐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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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人自虐与腐败政治   
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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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文人自虐与腐败政治 (696 reads)      时间: 2005-8-18 周四, 下午5:21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文人自虐与腐败政治

刘越

社会腐败现象有增无减，屡禁不止，天灾人祸不断。由腐败集团控制的监督机制形同虚设，社会早就处于危机状态。接着风行全国的圈地运动带来层出不穷的大规模的利益对抗，黑社会活动猖獗。地方信访部门工作效率低下，有的地方甚至一年到头也解决不了一个投诉，到京上访人数与日俱增。烦不胜烦之际，最高人民法院下令“不管”拆迁案，先躲了起来。至此，有人说中国社会已经完全处于混乱状态。

中国社会现在是相当乱的。本来要说的是“十分乱”，但不得不考虑上帖问题。“理性”的写法是：中国社会处于无序状态。原因是中国现在实行的是集权政治。本来要说“独裁政治”，也是要考虑上帖问题。还有一种更聪明的写法，就是说中国现在各种矛盾突出，根本原因就是“威权”政治的存在，是政治改革的停滞造成的。因为怕死，或因为怕被人卡喉咙说不了话，就挖空心思捡“体面”的词句来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和愤怒，这就是当代中国文人的活法。也是中国文人标榜的、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的“理性”。所以“中国独裁之迷”非要写成“中国搁置政治改革之迷”才能现世，审稿时若是发现有“中国独裁者坚持独裁”一句，就要改写成以下这个样子：“中国的执政集团已经明确拒绝了以普选制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冼岩《中国搁置政治改革之迷》）不仅字多了，也“理性”多了，不是独裁者要“坚持独裁”，只不过是“权力集团”拒绝外来“模式”。如此而已。

以此类推，“政治腐败的实质”就是“权力部门和个人以公权谋私利”（冼岩《中国搁置政治改革之迷》）。“部门”与“个人”是笼统的政治的对象而不是政治者，只有统治者本身才具有“部门”及“个人”和政治者的三重身份。一个国家的政治如果是有效力的，那么“部门”与“个人”（包括统治者在内）以权谋私就是违反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违反本国法律的犯罪，这种“以权谋私”的犯罪行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都存在，所以存在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就“政治腐败”，否则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政治腐败”，无一幸免。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是无效的，“部门”与“个人”以权谋私就不一定违反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就不一定违反本国法律，也就不一定有罪。所以“政治腐败的实质”不是什么“权力部门”与“个人”的以权谋私，而是政治的目的就是以权谋私。打开天窗说亮话：政治腐败的实质就是统治者把国家变成他们的私人财产，政治而是统治者谋私的一种工具。简单地说，政治腐败的实质就是“政治是奴役国民的工具。”

这种“奴役国民”的政治不是被谁利用，它既不是“沦为”，也不是“变成为”，而是统治者将其“奴役国民”的意志通过法律来实现，它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强权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独裁政治的“合法性”，是统治者通过展示或实施其强权，取得“畏惧而沉默”的国民“接受”其统治的结果。人类历史上所有独裁政治的“合法性”无一例外地都建立在这一结果之上。在自由主义看来，国民因“畏惧”而不得不“默认”独裁者的主张，其过程恰恰证明了独裁政治的非法性。所以说，政治腐败其实是一种腐败的政治制度，是腐朽没落的封建政治。中国现行的“独裁政治”并不是自由主义强加给它的罪名，而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本质使然。与遵奉儒学等级制的封建独裁政治一样，现行的中国独裁政治它是由一种先天的政治主张附体驱动的。假如政治腐败不是先天主张，只是“部门”和“个人”的责任，与制度无关，那么解决腐败问题就变得简单，只要惩办部门领导或个人就能解决。然而一个健全的制度，无论如何不可能导致自上而下的腐败肆无忌惮地无孔不入地曼延，更何况对腐败案件的揭发、法办如此艰难和高风险。腐败既已泛滥到了制度无力遏制的地步，就必定是制度本身的问题。

坚持一党独裁下的政治由于要保证“独裁”，所制定出来的政治制度必定只能是以维护本党利益为出发点，否则“独裁”难以为继。在这种以保“独裁”（或称之为保先）为至上标准的前提之下，政治主张和政治制度必定是一脉相承的父与子的血缘关系。所以，一党独裁下的制度性腐败，其实就是政治腐败，它是腐败政治的必然产物。中国某些文人故意混淆中国的政治腐败，把政治腐败的实质说成是“部门”与“个人”的违法行为，这是一种替独裁者丢卒保车的政治伎俩。如果“制度性腐败”被定义只是“部门”与“个人”行为，说明整个政治制度还是好的，还可以保留下去，还是“合法”的。也就说明了一切敢以“腐败”名义对这个政治制度的怀疑都有“破坏社会稳定”的嫌疑。所以即便“部门”与“个人”的腐败行为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无“药”可止而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国将不国的境地，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好的，是不可侵犯的。既然是这样，那当然地，中国人就只有听天由命的份了，中国人只有让封建政治继续“历史轮回”，这就是冼岩的“宿命论”。冼岩在有关中国人“要么等死，要么找死”的“历史怪圈”中为中国人找出路，他说：“这就是历史的宿命，也是中国人的无奈。”（《中国搁置政治改革之迷》）难怪冼岩“理”直气壮的要求“自由主义必须让路”。

冼岩接着说：“因为这种无奈的宿命，中国人不能不对执政集团‘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先进性’抱有期待。”（冼岩《中国搁置政治改革之迷》）。展开而言，冼岩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因为这种“要么等死，要么找死”的宿命，腐败政治下生活的中国人只有静待政治腐败的自我遏止。我们知道，腐败的这种自我遏止的奇迹可以发生在一个皇帝身上，只要皇族世代享有荣华富贵就行了。但怎么可能发生在一个反对等级制和家族世袭专制、而同时又倡导和加强无产阶级党族世袭专制的哲学思想捏成的怪物身上呢？一方面它不敢公开地“享受荣华富贵”，因为这有损“无产阶级领袖”的形象，同意“享受”即宣告“形象”的毁灭，毁容的事它不会干。一方面它又极端恐惧主宰“荣华富贵”的权力从它手中消失。注定了打死它也不会走向“君主立宪”制，同时它更害怕倒向宪政民主制，这会导致它失去独裁大权，即使死也不会同意社会民主。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对民众的永远欺压。注定了它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将彻底沦为欺骗性文化。就象现在一样。

在《中国要前进，自由主义必须让路》一文中，冼岩又说道：“不甘于悲观宿命的中国人唯有发挥主动性，以人类理性一搏历史宿命。”冼岩的“人类理性”是这样的：“理性应该首先体现在集中了全社会大部分资源的执政者身上，执政者应该以国家力量介入，致力于新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温和意识形态的建设，同时要致力于为这种新意识形态提供事实上的说服力。理性也应该体现在担负着民族理性传承的知识分子身上，由于古今中外的一切经验都表明，只有温和的改良，才能成功实现转型，激进必然导致动荡，中国再也经不起动荡；因此，保持温和、渐进的理性，并将之传导给民众，应该成为分属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知识分子共同的自觉担当。最后，中国命运的改变更需要民众的理性，任何意识形态，只有赢得群众，才能形成物质力量，才能影响中国未来。”

以上的有关“人类理性”的说教其实我们用一句话就完全概括：“稳定压倒一切！”。但这不是人类的理性，或只是冼岩个人和腐败政治的始作俑者的“理性”。腐败政治本身存在大量“合法”的腐败行为（对示威者的开枪镇压也是合法的），因此腐败政治前提下的“稳定”其实是稳定腐败分子，使得腐败分子更加有恃无恐（回想陆肆后中国社会的情形吧），腐败分子作为腐败政治的亲生儿，得到亲爹的“默许”后他的胆子更大，社会矛盾只会趋向于不可调和直至恶化。所以腐败政治（独裁政治）下的“稳定”，其“稳定”本身就成了国家与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腐败的政治就是指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目的是以永久霸占国家资源为终极目标，为此必须以消灭异己肉体及灵魂、限制人身和言论自由、强行给国民灌输名为“爱国”实为“爱党”的意识形态为手段来实施其永久性的“愚民政治”——政治腐败的原形。假使腐败政治可以“稳定社会”，那么抢劫、杀人、强奸也可以“稳定社会”，只要这些行为人是“威权”者或独裁者——冼岩裱封之为“权力集团”。但是在这种流氓政治下不可能稳定社会，只会不停地、花样翻新地对全社会进行欺骗的同时加大对异己和反政府言论的迫害力度，直到“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诚然，除了封建帝皇外，并不是所有的“威权”主义者都拒绝改变拥有绝对的国家权力，就象中国的国民党。但是世人必须警醒，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她作为中国历史上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也是国民党的立党之本。民国成立后，民国宪法将三民主义解释为“民有民治民享”，宪法中并没有规定国民党的特权。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序言”却明确了：“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这一强迫性“国法”。从来没有享有宪法特权的国民党的一党独统是违宪的，决定了民国的一党独裁有被和平消灭的可能，这种可能性而且在台湾已经成为了现实。但是，享有宪法特权的一党独裁由于成了“国之根本”，并且成为制宪的核心内容，一党独裁成为国家性质，注定了不管是统治者自我改变还是第三者的诉求，改变者和诉求者都是“违宪”的、“非法”的，这使得和平消灭政治独裁变得异常不切合实际。

民国宪法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内容，并没有添加政党的特殊权力，所以民国宪法在保护人性自由方面有其可信性。事实上在整个民国时期，民间的自由结社、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虽然没有被积极培育，但它们都一直存在，其中包括共产党的新华社。所以严格地说，民国时期实施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正统的威权制。威权政治的特征之一是新闻媒体的高度私有化和国家对新闻言论倾向的高度控制，以“吊销经营”而不是“严禁经营”的方式控制新闻自由。威权政治即是一种国家主义，不容许任何可能导致伤害国家利益的言论存在。由于威权政治下对任何统治者权威的质疑的言论也构成对“国家利益”的伤害，所以威权政治对“国家利益”的定义是狭隘的。威权政治与独裁政治的不同在于，它不会在法律上强迫国民对它的统治予以无条件承认，即它不去充当国家的化身，而是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误导或通过行政方式强行维持其政治合法性。表面上看，民国政治符合威权政治的特征，但民国政府却从来没有以国家的名义打击指责政府言论的存在，他们唯一容不得的是共产主义言论，因为“三民主义”是“泛民主义”，与宣扬民族阶级制的共产主义水火不容。共产主义的存在即潜在着对“三民主义”的等级划分，理论上而言，它无疑对民国国家的民族团结构成威胁。中共现在立国产为党产，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十足的反三民主义。当年国民党对它的打击，并不是神经过敏。

不管怎么样，三民主义替代封建政治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巨大进步，“民有民治民享”尽管在国民党时代没有得到完全实现，但她作为执政党的主张和立国之本，使中国政治完全过渡到宪政民主体制留有了巨大的实践空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日本对华的入侵最终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实力，也使得“三民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实现变成了空想。三民主义在大陆中国的失败，有其客观历史情势逼迫因素，也有执行者个人恋权和一党独专因素的影响。这种失败既是历史的错位造成，也是历史缔造者的主观局限性所赐，并不是“三民主义”本身不具现实性。三民主义本身包含民主自由主张，对于有悖三民主义的共产主义具有包容的义务，因此国民政府对共产主义的镇压，其行为本身就是对三民主义的一种背叛。三民主义作为立国之本，是为宪法规定的特权，共产主义者并不予以反对，所以持阶级等级主张的共产主义就算合法存在，只要不以反三民主义为目的，实际上也不会对民国构成制度性威胁。三民主义的坚持者国民党如果依法承认共产党的存在，在资本经济占有国家经济主体地位的中华民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派不会在竞选中获得胜利，除非他们放弃阶级斗争主张，共产主义由于其威胁人权和威胁资本经济存在的主张，只会在宽容的社会环境下让路于更多崛起的新党，最终被三民主义所吞噬，顶多作为一种不被多数人实践的理论存在，就象现存于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一样，默默无闻地呆在书架上。

三民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是历史给中国人的启迪，表明一切理想主义之下的个人或集团的独裁最终都会被自己的理想所抛弃，成为不依自己的理想而存在的名副其实的封建政治势力，逃脱不了被利用和消灭的厄运。共产主义者至今仍积极评价三民主义，说明了三民主义并不以自身而失败，没有任何可供害怕者诋毁的价值，而是被国民党无意出卖的结果。经过千年封建奴役，中国人早就没有了“人性”欲望，“人权”更是一种奢望。“爬在等级制的传统道德之墙头看人权闹剧”是对时下当代中国人的生动描写，这种“道德观”也是当今社会腐败的源头，独裁专制则是为这种源动力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和技术。三民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使封建政治得以延续，“土改”、“大跃进”、“反右”和“文革”运动所摧残的恰恰是三民主义。几次运动的结果是集中歼灭了国民党时期残留的自由主义，却极大地加固了“君臣”等级思想“道德”地位，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反而成了不以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物质”，成了“社会主义版”的帝皇，是马克思主义的“真命天子”。与三民主义的命运一样，共产主义因个人和集团独裁而今彻底完蛋，只剩下了对共产主义的歪曲和对无产阶级的欺骗。以面包为生的列宁喜欢拿酵母说事，他万没想到导致共产主义集体灭亡的竟然是“共党专政”这种酵母。

至今99.9%的中国文人还笃信“‘文革’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这个惊天谬论。但是什么是中国的专统文化道德呢？“文革”摧残唐宋诗词，但没有摧毁；“文革”批斗孔老二，但等级学说变得愈加顽固，老毛子成了“真命天子”；“文革”批判封资修，资和修是斗倒了，封建独裁那套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公检法在宪法里连摆设的资格都没有了。到底文革打倒了什么东西，现在谁也说不清，平反来平反去，都是平反共产党人自己，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新文化运动。“文革”不过是借“文化”之名实施的赤裸裸的政党内斗，根本与“传统文化”毫无关系。“文革”的结果，是以“无政府主义”作为反面教材彻底否定了信奉自由主义理想的“三民主义”，彻底清除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余毒”，为中国彻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独裁专制的国家辅平了道路。大跃进的错误和面临的“逼宫”，才迫使毛泽东拿起了“文化革命”的旗帜进行抵抗，“文革”是独裁者为了清除异己的一次大阴谋，如此而已。现在有人喊着要回归传统，不是为了提升中国人的道德，因为中国人道德堕落并非拜“文革”所赐，“康大叔”时代中国人的人性就已经猪狗不如，不然哪来的“人血馒头”？

中国两千年封建史是独裁者唱政治独脚戏的历史，打倒封建制度本质上就是要打倒独裁主义。作为封建制度与宪政民主制的一个过渡性制度——威权政治，它的政治本质仍是独裁，但这种独裁在人权和言论的保障方面至少在法律上较之于封建社会有巨大进步，它比独裁政治对人性要宽松，所以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威权政治”，是次独裁政治。而中国现实的社会体制，政治上并不属“威权”政治范畴，宪法被政党意志所凌驾，没有独立的多党派的存在，只有傀儡和帮凶，没有民办媒体，只有御用文人和打手，包括舆论（不论产权和发言权）在内的所有国家资源都控制在一党手中，连个人的思维领地也不放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大陆实施的政治制度，是“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极权政治时代，从“大跃进”到“文革”以后的中国大陆实施的政治制度是“罢黜百家，独尊毛教”时代，连党内的表面“民主”都没有了，中国社会成了自秦始皇以来最为专制反动的社会。这两个独专时期中国走马克思政治和经济之路，即两条腿都走社会主义道路。“文革”以后，特别是陆肆以后，中国实行的是“罢黜百家，独尊邓术”时代，真正进入了“单腿行路”时代。独裁主义的延续，使中国的政治走向更具浸透力的欺骗时期，央视和人民日报每天持续着“形势大好”的宣传，比“放卫星”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大跃进时期的欺骗是赤裸裸的，而现代党的喉舌对民众的欺骗增加了“科学”和“哲学”理论，御用文人或类似“丧家的”利益集团的“乏走狗”们的欺骗学说日臻完善，对民众的毒害更深更广，注定了独裁者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也注定了一党专制下不可逆转的政治腐败只能进一步加剧恶化。

不管用什么“合理”的专有名词来伪裱，“威权”也好、“权力集团”也好、“利益集团”也好、“执政者”也好、“当局”也行，对民众强行灌输“党文化”、大包大揽国家资源和新闻言论，这种行为就是独裁。独裁主义或政治独裁者的存在是封建政治的延续，必须更正、取缔、打倒或消灭，否则经济无从良性发展，国家无从前进。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呼唤、民众的呼唤，相信也是共产党人的呼唤。真正的属于人类的理智是消灭独裁者，聪明的西方人是这么干的，日本人和德国人也是因独裁者的灭亡而从灾难中崛起为经济大国的，韩国又何偿不是如此。日本和德国的确“享受”过威权政治带来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不以人性的解放为基础，繁荣的目的不是为了民众切身利益，而是为了更广泛地推行和加固独裁主义的影响，注定了其行为本身始终对本国利益暗藏着某种杀机，而民众对独裁主义危害性的麻痹大意和纵容导致独裁者将所有社会矛盾直接简单地付诸于战争解决，最后几乎将自己的国家毁掉，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事实上所有独裁者由于坚持独裁，在容忍它存在的社会环境下，独裁者必定被赡养成一头毫无竞争力的政治怪兽，只会在政治上、在治国策略上变得日益无能，最终只能想到用最简单的办法来转嫁社会矛盾。而战争和杀人就是最原始简单的办法。韩国和台湾极早将这种骗人的“经济奇迹”的创造者扔掉，把他们降级为与其它政治团体平等的政治对手，是保持本国本地区强大政治生命力的明智之举，国民党在台湾走向竞争不仅是台湾人之大幸，也是国民党之大幸。中国大陆也必须这样，而不要等待灾难的降临。

独裁主义下的经济繁荣，其中的虚伪性和危险性已经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经济、政治双方面显山露水，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规模日益增大的社会利益冲突和大量存在的泡沫经济，已经表明了由独裁政治主导下的国家经济即将走完暂时繁荣的历程，政治上拒绝发育的独裁者正在面临黔驴技穷的境地。在这种形势之下，来自独裁者阵营的战争豪言是历史必然，不足为怪。怪就怪在于，这种战争言论是以“自杀”方式进行的煽动，它表明的不是“动员”，而是公开了中国独裁者的无知和愚蠢、以及因独裁而变得极端的不负责任的天性。挑动民族主义者对他国民族的“复仇”情绪以维持独裁者作为国家代言人的“身份”，不实为保持独裁者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途径。但玩火自焚是千古之训，又要维持独裁的存在，又要保证民族主义者不会倒戈，其中学问并不浅，普通独裁者要驾驭“民族主义”这匹野马并不容易。从目前来看，对反日的鼓动是不成功的。历史上看，中国独裁者都是假反日来反叛。老蒋是“攘外先攘内”，老毛是跑山上去韬光养晦，最大的、最不遗余力的对抗不是抗战，而是内战。如果今天反日而真打，那么独裁主义就有了苟延残喘的机会，如果反日而假打，反而害怕“动乱”而对反日运动实施镇压，反日分子的矛头就会转向本国独裁者，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独裁者的治国之道还剩多少是理性的呢？

在当下中国，民主自由的洪流下留给独裁者的救命稻草已经不多了，只剩下了“反台独”一项。而今人家阿扁想独而不独，再以“民主”为前题相要胁的话，救命稻草等于一根都没有了。独裁者若是明智的，就学国民党知趣而海阔天空，死不了，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独裁者若是被中国蠢民养成了一个笨蛋，以为战争不成问题，就去学萨达姆。二战时期，中国还身处独裁国家的包围之下，如今中国身处民主国家的包围之下。早几十年前发动战争可能战不死，现在发动战争一战即死。其实这都是谎话。在全党翘首等待2008奥运会来挽救败坏名声的艰难时刻，什么“核言论”都是放P，项庄舞剑罢了：只能靠不停地对外咆哮来转移民众的视线，天天以“英烈史”来衬托自己的“合法性”，直到由独裁者领导下的2008年的爱国高潮的到来。可见中国人的“仁”性把独裁者养蠢了、变傻了。世上哪个独裁者最后不是成了一个专业的政治骗子。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猝死。中国独裁者的政治智慧，目前被框限在了自由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夹缝中，动弹不得。杀人已经杀了几十年，满身腥臭不算，还成了“邪党”，骂希特勒都感觉脸红。证明杀人不足于解决问题。越杀仇家越多，越杀国内外针对自己的各种主义也就越多。所以只能靠抓。想强行代表人家又觉得丢人，两年后就不想再提了，又不敢拿自由主义伸过来棍子，只能关起门来自得其乐地搞“保鲜”活动。但是已经完全腐败的东西拿来保什么“鲜”？从肉体到灵魂都是腐朽的，怎么“先进”？幸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最后还能绞尽脑汁想出了个“新三民主义”。

所谓新三民主义，即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个“新三民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宾的应用上完全颠倒。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民有民治民享”。指国家权力是“民”的。而大陆的“新三民主义”，权力是用来“为民”的，并不是“民”的，到底这个“权”是皇权用来施舍于民，象孔老二说的那样是“仁政”，还是本来就是“民权”，只不过是政府受“民”委托而用来服务于“民”的，这就搞不清。也就是说，如果我是独裁者，小胡是“民”。我搞新三民主义，我就说：“我代你行使权力，我保证将权力服务于你。”这个“民”（小胡）他相信我的话么？那我凭什么替他行使权力？我依据什么样的条件和程序来合法取得这个代理权？如果“民”根本没有授权给我，我怎么可以代他行使本属于他的权力？这不是非法么？这与“你出钱，我请你”的承诺有什么不同？所以“新三民主义”是反“三民主义”而动的一种新愚民主义，它只是“三个代表”的装修，并不是对“三个代表”的主体改造。如果说“权为民所有（或所给）”才通，如此“情为民所系”才值得相信，不然“利为民所谋”的话谁又会相信！这又应验了我以上所说的：“专业骗子”的话。

作为执政者，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天经地义的事，作为一种“崇高”的标榜真不象话。虐待父母不孝，不虐待就孝了？养活父母就“伟大”了？神经病来的。中国的党文化已经成了一种笑话，之所以中国的独裁者这么搞笑，还自以为可歌可泣，全拜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对他们娇生惯养所赐。所以刘少奇之死是刘本人“立毛为神”的结果，他死到临头了才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死抱《宪法》不放，晚矣。林彪也是捧毛最厉害的一个，要不是他，毛不可能成为“真命天子”，最后林彪虽有另立山头为王的野心，但恐于全中国都已经在自己的带领下拜毛为神，全国均于神的掌控之下，另立山头只会死得更惨，遂不得不打消了广州之逃，最后惨死于荒山野地，携一家老小给元世祖报到去了。中共元老能在“文革”浩劫中活下来的，都是些有点文化的、深谙奴才之术的人，检讨书写得比别人“深刻”才免于一死，要象彭德怀这种粗野汉子，早就死无葬身之地。邓小平被下放期间，面对批邓标语笑称“批得好！”，而刘少奇家属最后还要自称“毛主席的好学生”才免于做恶梦。可见独裁治下的社会，活着的人往往比死去的人还要可怜。如果这些人不参与造神运动，他们中的大多数必定见证今天中国的发展，中国也不会是现在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不仅得了软骨病，连中国文字也患上了“过敏症”。

中国历史的好事屈指可数，数不到五（四大发明），美国近代以来有多少发明？让中国人四脚朝天怕也数不完。但是中国历史上坏事成堆，冤尸无数，仅“新中国”以来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据说可以与二战期间全球总死亡人数拼个高低，中国独裁者的残暴不是希特勒这个恐怖大王可比的。这个国家的“权力集团”去号召人们纪念二战胜利，不知道纪念什么。近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30万人被屠”的历史事件远不止于“南京大屠杀”，国共内战时期长春围城一战就困死了不止30万无辜市民，与被日本人连兵带民一起杀掉的“南京屠杀”不可相提并论。若论手段之残忍，还是“扬州十日”为杰作。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为什么有人只是揪住日本人不放？日本人必须反省和谢罪，这是没什么可说的，但是真正需要反省的而是我们中国人。而在中国人中，真正最需要反省的是中国文人。这群人历史以来干了太多坏事，“天子”是他们炮制出来的，等级学说是他们发明的，“文字狱”也是他们创造的。文盲只会乱喊乱叫，这帮文人则可以把黑的说成是白的。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种种人为悲剧性事件，都是文人弄出来的。没有那些歌颂独裁者的歌、诗、书、文、戏，哪来的毛神？现在吹捧独裁的没这么露骨了，但落笔却更加“神”了：独裁政治下的无人性成了“政治合法性”。喊冤都没人听。

对独裁政治的漠视和纵容是自杀，这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给中国人的启示，也是日德两国人民给中国人民的启示。为独裁者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不仅是花钱买墨纸，更象是花钱替自己买吊绳，自己若没时间或饶幸赶不上时辰，则最终也会留给自己子孙后代作上吊之用，这是历史事实而不是推理。满清以前的非开国皇帝是指腹“天子”，他想不独裁也不行，这不能怪他。民国以后，宪法和法律不承认独裁，但仍然可以独裁，就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假天子之所以屡屡成为真天子，必定是外因起主要作用，而不是他想当就当得了的。蒋介石做总统后搞集权政治，骂的人不少，但不多，民众的反应无意间就使蒋介石半推半就地走向独裁之路，最后将他个人的事业全部放在“剿匪”上。和所有独裁者一样，简单的武力思维最终占据了蒋校长大脑的全部，也给共产党找到了暴动的理由。三民主义在民国大陆时期“民有民生”是不被当回事的，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上山当土匪，实在是饿极了。若不是让人绑起来逼着联共抗日，共党亡后老蒋必定是毛匪第二，这不仅是抗战后老蒋地位的高升，更是中国人的奴性和中国文人的无耻所决定的。而台湾的繁荣则是蒋介石痛定思痛、“不打仗”的结果。就这样，老蒋走后，四万万本性难移的奴才找到了千载难逢的主子，汇聚天安门广场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个一开国就享受着比蒋介石待遇高上千倍的无产阶级之子，是在奴才们喊他“万岁”以后，他才开口喊奴才们“人民万岁”，这到底谁的错？从这一天起，中国人开始了空前绝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噩梦。

中国现代独裁者的“皇帝的新衣”完全是中国无耻文人的杰作。所以在没有“天子”的今天，我们不要去试图创造。现成的假天子：独裁者，我们必须要团结一致将他打倒，不管他是谁。凡独裁者，均为窍国之贼，对他们的维护和容忍即是对我们后代的摧残，等于是出卖自己的老婆孩子。争取推翻独裁主义的过程即是和平抗争的过程，独裁者良心大发，或是怕了，愿意放弃独裁权力，同意充当人权卫士，也算是斗争的胜利，不宜“乘勇追穷寇”。追求基本自由权利（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迁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实现社会法治化）是当务之急，为此必须牢记“新中国”的教训，拒绝任何“乌托邦”的引诱。只要我们基于“保护自己的后代”这一理性思维来进行抗争，就不会出现偏激和受谗言之骗。

与“保证我们的后代生活于一个和平和平等的环境”这一理想比起来，任何时候，给社会可能带来动荡的个人的“愤怒”和“复仇”意识都是微不足道的，实施报复则是无知的和可耻之极的。与之同样可耻的是对独裁者的容忍和为独裁主义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前一种可耻行为会促使独裁者恐惧失败而加剧他们镇压异己的力度，因此宣扬复仇本身是对别人的一种过失犯罪；后一种可耻行径则会给独裁者传替错误的“合法”信息，导致不公平社会的延续，无异于让自己的后代生不如死，是对别人和对自己及其后代的一种故意犯罪。

相比之下，对现行独裁主义及其独裁者的包庇、纵容、吹捧、装裱、支持、并且对独裁治下的社会不公现象和大量的侵权现实文过饰非、以说谎为职业之文人，他们才真正是罪犯。他们一方面阻隔了来自民间的给予独裁者的良心谴责，同时也蒙蔽了独裁者那也许未泯的良心，使得这种大量的不公现象和侵权现象得以维持到后一代，使得独裁者的醒悔变得遥遥无期，也使得政治改革和社会的和平进步成为不可能。这不是什么“宿命”。这是因为，正是这些无耻文人的存在，中国历代统治者良心尽丧，只能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引领布满了矛盾地雷的整个社会走向最终的爆发。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之所以不得不以血腥事件来完成，完全是由于这些无耻文人将他们粉饰得飘飘欲仙的结果。在这种人为描绘的虚假的“盛世”面纱的欺骗之下，即便是才华横溢、有着仁政思想和自由进步思想的统治者最终也会变成一个偏执狂，成为一个不可一世的独裁者。结果任何对“盛世”的揭露在独裁者看来都是非法的“诋毁”和“诽谤”。独裁政治的这种“自我合法性”的结果是政治腐败的不可收拾，带来的要么是国内暴乱，要么就是由于人心涣散、外强中干而成为邻国砧板上的肉。残暴的杀戮也就由此开始。而这些文人的祖辈及其它众多的中国人的祖辈都曾是这些无耻文人他们的笔下鬼。今天他们还在继续干着这种损人的勾当，为一己之利而继续延长他们残害自己亲生骨肉的历史。这种无耻文人为中国历朝历代所富有，当今中国也不例外，这些人不仅将“厚颜无耻”发挥到了极至，且还到了“全无人性”的地步。

对无辜死亡者的嘲笑和对恐怖分子的赞美，除了精神变态的极端伊斯兰教徒外，还有谁能干得出来？中国无耻文人！抗战时期，国民党投入百万大军，大战遍及各大城市，死亡惨重，将士宁死不屈，天地为之而泣。参战的“匪军”不足三万，全游走于地洞山野，人多于枪，枪多于弹，歼敌千人以上的大战无见一场，专学鼠咬电线、学猫捉老鼠，背地里却积敛人财打内战，倒成了无耻文人笔下的抗战的中流砥柱了？无疑，那死在日本人枪下的共军英雄也是不少，却是绝对不多，八年抗战未守过半个城市，没攻下过半个城镇，这“中流砥柱”从何谈起。还有比之更无耻的吗？我看是没有了。

有一个无耻文人之子这样问他爸爸，说：“爸爸，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是独裁政治制度，一党独裁。你写文章干吗不直截了当，要拐弯抹角呢？现行制度是个不公正的制度，腐败猖獗的社会现实下，作为新闻工作者，你们不揭露批评就算了，还捏造事实，不但经常封锁命案消息，还替独裁政治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为无辜死难者兴灾乐祸，为恐怖分子寻找杀人理由，难道你们不知廉耻吗？你们不当自己是记者就算了，也不当自己是人吗？你们这样无耻，社会就永远不会进步，那我们小孩长大以后也只能继续生活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您难道没有想过这些吗？”我猜他怎么回答，这只有三个答案。一是回答说：“领导指示，我要不这样做迟早会丢了饭碗的，就养不活你了。”；二是回答说：“我如果不主动维护政府形象，就不会得到重用，事业就不得发展了。”；三是回答说：“揭露现实就会引发社会不满，破坏社会稳定。”

在这三种答案中，第一种是生活所逼；第二种是事业需要；第三种是党文化。不管其中哪一种，它都是建立在完全的“自我”利益之上，由于这种眼前利益使然，使其后人不得不象他一样继续生活在充满欺骗性的社会环境之下，要么接受不公平待遇，要么备受良心的煎熬，生不如死。我们指的民族的后代，包括欺骗者、统治者及社会公众的后代。对这种利己思想之反省，即是维护独裁者、无耻文人及其他民众他们子孙后代的合法权益的开始。不加以反省和改变这种思想，我们的民族天生聪颖的独立思维终将愚钝，有一天也能变成独裁者的“人肉炸弹”，成为被用于杀害无辜的工具。而我们现在离这个完全麻木不仁的境界已经不远了。我猜，这几种利己思想是时下中国新闻工作人员的流行思想。我们只能称之为“文人自虐”现象。前两种就不说了。只简单谈谈第三种思想，并以它作为本文的结束。

一个国家被外敌入侵，她也可能因此而内乱，加剧社会的动荡。当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不隐瞒被日本入侵的事实，这是为什么？原因是简单的：因为外敌入侵，不仅吞食国土，还要推翻现政权，因此公开被入侵的事实，目的就是同仇敌忾，让更多的人主动参与“保家卫国”的同时保卫现政权。而制度腐败是一种国内侵权行为，不是外敌对民族的入侵，而是“内敌”对自己同胞的入侵。如果说外敌是狂风暴雨，内敌就象是蛀虫，国家有可能因外敌吞食而灭亡，同样国家也会因内敌贪婪的蚕食而坍塌。对两种“入侵”的漠视或是缺少民众支持的抵抗都极可能会导致亡国之灾。可为什么对待外敌，全民动员，而对待内敌，政府百般掩瞒事实呢？原来是外敌太强大，政府力量不足以抗拒。内敌弱小，政府可以完全解决，公开事实反而引发不必要的猜疑和指责。这大概就是“党文化”之“稳定压倒一切”理论罢。

如果政治制度本身没有腐败，或是说它如果不是腐败政治，那么这种靠隐瞒事实来稳定社会的办法属于“善意的谎言”，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隐瞒是最愚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有时候也不得不这样做。即使是这样，政府还必须在及时解决问题以后，制定出防止此类问题发生的有效办法，否则纸不能包火。同样的问题如果由于失去控制接二连三地发生，社会稳定就不可能长期靠隐瞒维持下去。如果缺乏有效的办法而造成此类问题始终无法解决，继续隐瞒下去，那么“隐瞒”本身不但失去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还对社会问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有些问题，是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政府无力改变并不等于社会的力量无力改变。关键在于，政府基于什么样的立场来看待“稳定”？如果政府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立场来看待稳定，那么就让全社会来参与制定对策，在政府无力的情况下，这是维护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唯一办法。因为国家是全民所有、全社会所有。但是如果政府基于自身利益来看待稳定，政府就会害怕社会力量的参与，宁可将问题掩盖到发臭。如果政府坚持这一立场，会最终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一是政府威名扫地，将不能被视为国家和公众利益的代表。在民主制国家，这样的政府领导就会被弹劾，政府内阁也要被勒令改组。但在独裁国家，没有改组政府的法律支持，民众只能积蓄不满和愤怒，直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使用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推翻政府；二是社会问题不可遏止地泛滥成灾。民主制的国家，独立于政府的权力部门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等到它“泛滥成灾”才对无能政府采取行动的。可是在独裁专制的国家里，政府要么被暴民推翻，要么实施紧急状态以屠杀不满民众来维持存在。

我以上所指的“独裁政府”，就是当今大陆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如今的腐败问题不仅层出不穷，而且愈演愈烈，说明多年来靠现行制度和政府自身反腐败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他们若是意识到了危险，承诺改变政法权力结构，实行新闻和言论自由，让全社会来帮助他们突出腐败的重围还来得及；我所指的“无耻的文人”，就是象冼岩和李敖之类的文人，他们必须对局势的发展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言论是必须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冼岩和李敖的言论不应受到任何人的压制。但是，若是言论本身损害了个人自由，或由于言论的误导，或由于作者主观所许而使他的言论用于或被充当了镇压民众自由的理论依据，将来就应当受到法律的调查和追究，或受到道德的谴责。即使是深受其害的个人也可以进行诉讼。所以我认为，合法的自由言论并不包括“有损自由的言论”。当然，一切都必须规限在严格的法律程序之下。希望各位文人自重、好自为之。也望中共拿出最后的勇气，拥抱文明，走国民党之路，告别腐朽没落的独裁政治。唯此而能平安自保。

因为对于现行独裁者而言，拥有大量的权力和金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只是“犯罪”的代名词。

2005年8月18日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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