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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冼岩的新文章

朱学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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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点评冼岩的新文章 (450 reads) 时间: 2003-10-17 周五, 上午8:21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学渊评：三中全会后，有官方色彩的“冼岩”先生，口气大有变化，说

两年后政改就会有动作。他的这个“与时俱进”，我们应该欢迎。但他的

文章弯子绕得太大，我就点评一下，方便诸位。

冼岩：中国可能於2005年启动政治改革

中共十六届叁中全会的召开，使许多人又沸腾起政改热血，各种分析、

预见、传闻因此不断。实际上，自从中国改革走上分车道，偏离了大多

数人的理想预期後，中国社会就进入“等待戈多”时期：几乎人人都在

等待着什麽，但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真正明白自己期待出现的是什麽，或

许他们只是希望能够尽早看到这场中国变局的最後定局，看到“中国将

成为什麽样的中国”的谜底揭晓；只有少数人有着明确的预期目标“政

治改革”，他们认为这才是致中国变化於良性的根本出路。在这种情况下

，由於不再有人能提出更具普遍说服力的可期待目标，按照“羊群效应

”，虽然大多数人普遍对未来仍具有不确定感，但还是大都下意识认同部

分人关於应该尽快启动根本性政治制度改革的主张；於是各种传闻和预

言就有了市场，它们以各种方式迎合大众、推动舆情。

（这句“中国改革走上分车道，偏离了大多数人的理想预期……”，是老

实承认共产党现在很不得人心。而说“羊群”“还是大都下意识认同部分

人关於应该尽快启动根本性政治制度改革的主张”，则是说民众都是“迷

途的羔羊”，他们要改革的愿望，都是少数人挑动起来的。学渊评）

但是，不管各种预言者、传播者的心情如何迫切，其分析预测如何理由

充分，这一次的预言和传言仍然免不了继续落空。一次次的希望、一次

次的预言、一次次的落空，於是政治改革的时机问题逐渐凸显为受到注

重实际操作者高度重视的核心问题：毕竟启动政改的手柄还掌握在执政

者手中，对於这些处於国家公共事务第一线的管理者来说，纵然他们对

於政治改革与民间有着大致相同的认知和愿望，如果他们认为未得其时，

他们仍然不会启动政改。

（这也算“启动政改的手柄”“情为民所系”？学渊评）

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接近於传统体制。传统政制有一大特徵：

只有在执政集团能够掌控全局、在维持日常功能尚有馀力的情况下，它

才有可能有效启动改革。因此，中国历史上较为成功的改革，如王安石

变法、张居正一条鞭法，大都发生在统治环境较为宽易、尤其是社会对

立（在传统社会，这集中表现为政府与民众的对立）不严重、统治集团

仍然掌握较多政治资源之时。

（即是说：宽松，就改革；不宽松，就不改革。如果你们要加压力，我

党就宁可等死。学渊评）

原因很简单，任何政权，要想顺利存续，都必须完成一些必要功能。当

政权力量过小、或者它所刺激起的对抗力量过大时，政权只能为完成必

要功能而疲於奔命；此时它只会被既定的规则拖着跑，并且越跑越远，不

可能主动启动改革。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明末崇祯时期，统治阶级明明

知道横征暴敛官逼民反，将使统治基础日益薄弱，但已欲罢不能，只能

饮鸠止渴。此时执政集团纵然在压力下被动改革，由於社会改革是一项

需要精确把握的整体工程，由於统治者此时已无能力主导局势、掌控改

革进程，因此改革往往也只能以失败告终。这方面的典型是清末立宪，

在当时严重官民对立、民众对政府普遍丧失信任、执政者已无力主导形

势的情况下，不管执政者作出多少让步，恐怕都难以令民众满意；冲突

只会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以极端对待极端。

（最先进、最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老从崇祯、慈僖取教训，未免太悲观；

蒋经国那里还有积极的经验，为什么不学一点？学渊评）

从这种角度考察，1980年代似乎是中国最适合於启动政治改革的时期。

那时候，除了少数历史积怨外，大多数人对政府是信任的（有“小平你

好”为证）。其时改革使多数中国人同时受益，社会分化和对立也不严

重，统治者手中积累了较多政治资源。

（我们都为邓小平惋惜，想必他自己也遗憾。学渊评）

但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事物的另一方面是：那时候社会具备了政治

改革的条件，执政集团却没有做好政改的准备。任何政权，都在政治制

度方面（其背後是多种利益安排）具有一种惰性。必须有足够的危机和

刺激作为动力，执政集团才可能克服惰性、启动改革。中共建国30年尤

其是文革10年的历史，确实为执政集团提供了足够的危机和动力，刺激

了邓小平改革。但经济改革在初期出人意料的成功，既成功化解了政权

和社会危机，也消弭了进一步政治改革的动力，这是执政者面对1980年

代後期普遍高涨的政治改革呼声、表现犹豫的第一个原因。

（失去了时机，就要怪别人，共产党政治便秘，还是怪民主派没有挖好

改革的茅厕。学渊评。见下文）

令执政者在政治改革方面将欲行而踌躇的另一个很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是：当时国内思想界、理论界对政治改革的认识十分肤浅，完全是照搬

西方模式；认为照此而行，即可万事大吉、天下太平（当然，这多少是

受了经改过程顺利、成效显着的影响）。这种极其简单化理想化的思

路，身处社会管理第一线的决策者很容易就能发现其不可行，发现照搬

西方制度与中国国情的不相适应、发现西方模式与中国现行体制的不相

融通；即在两种体制之间，由於强烈的不相协调，在现实境况中，不可

能实现和平转型，只可能产生激烈对抗。此时，空有满腔热衷的民主派

人士，并没有能力设计另外的、可融通可过渡的政治改革方案。由於思

想资源、理论准备的阙如，使得政治改革无法具有足够稳定的预期，这

是执政者在“大小气候”、“世界潮流”具足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启动政

改的重要原因。

（莫非共产党领袖如娇儿，民主派是保姆？保姆的“理论准备的阙如”，

娇儿就不吃奶了？既然如此，干脆把权交给民主派算了。学渊评）

执政者的迟疑与民众被释放出来的欲望和热情形成落差，这是酿成1980

年代末事变的主因。此一事件使执政集团遗失大量政治资源，使政治改

革不但在主观上受到执政集团更多拒斥，在客观上也成为不可能，这是

自那时以来，政改一搁十年的关键。

（当然。学渊评）

至1990年代後期，近十年前发生的事变，其影响已大为减弱。无论政

府民间、国内海外、左派右倾，除少数激进的理想主义者外，人们对事

件大都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和态度，事件已不再构成政治改革的严重障碍，

政改时机似乎又开始成熟。恰在此时，接连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全球

经济衰退以及美国明确将中国视为潜在竞争对手、轮番打压等事件。执

政者忙於维持在这种严峻条件下的正常功能运转，应接不暇，自然已无

馀力再来启动政治改革。传统政治的逻辑是，政治改革既然不能被全力

启动，那就不能让它露出端倪，只能转而全力打压。尤其是被中国人视

为现代民主政治典范的美国，在国际战略利益上正与中国日益趋於对立，

这无疑从主客观上都增加了中国启动政治改革的难度。

（没有的这事，如果真的如此险恶，何来经济改革的成功？学渊评）

历史确实充满各种善意或恶意的巧合。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发生1989年

的六四事件，如果苏东解体晚上一二十年，中国这场由邓小平所启动的

改革，其进程和走势将与今天大相径庭。许多在今天看来棘手的问题，

可能根本就不会成为问题；许多在今天看来无望实现的目标，可能已经

实现。必须承认，中国的运气不够好。

（莫怪国际环境，“怯懦者”的运气永远不会好。学渊评）

历史无法假设，还是回到现实。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已接近於难得一遇

的启动政治改革的历史良机，并且很有可能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

方面，由於持续多年的经济长，虽然社会分化和矛盾日渐增多，但并没

有激化；国家仍然拥有大量政治资源，仍然能够保持基本稳定，也有能

力主导改革进程。在这种形势下，执政者又面临一定的改革压力，客观

上具有启动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同时，国内关於政治改革的研究和理论

储备已远非十多年前可比，中国已有能力设计出一套与国情相适应、与

现行体制可兼容、能够实现和平转型的政治改革方案。十多年前的事

件，对於大多数中国人，影响已微乎其微；经济也克服各种困难保持了

稳定增长；与美国的关系在对抗与合作中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更重

要的是，朝野各方都开始认同和适应这种新型国际关系谁都明白，要长

期同时保持这麽多的良性势头，是不容易的。政改似乎已是箭在弦上，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三中全会后，冼岩先生好像喝了参汤，有点革命干劲了。学渊评）

但是，没有东风，仍然不行。关键是执政集团刚完成形式上的权力交

接，新旧权力的有效运作，还需要一个磨合期。此时如果急於启动政

改，根据历史经验，围绕政治制度的博弈将会转换为新旧权力之争，权

力斗争将掩盖和取代关於政治制度的竞争，改革的主动力有可能变成主

阻力，改革鲜有成功之望；失败则可能导致又一次十年磋跎，甚至有可

能是时机的永远丧失。

（倒也不在乎这几天，先礼送江主席去养老就好。学渊评）

因此，人们确实有理由期望这一代中国领导人将会启动具有实质意义的

政治改革；但同时人们也应给予他们足够的理解和时间。笔者预计：如

果不发生严重的国际事件或国内经济社会方面的剧变，各方面能够保持

目前的良性势头，在本届政府的第叁个年头、即2005年，中国有可能启

动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改革。

（百姓们：我党犯的历史性的错误实在太多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你们

好生听话，不要多嘴多舌，不过我们这次也非改不可了。至于政治改革

的“实质意义”有多少？由黄菊同志主持研讨。学渊评）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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