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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极私统治哲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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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认识极私统治哲学的本质 (481 reads) 时间: 2005-8-06 周六, 下午2:50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认识极私统治哲学的本质

我们对于极私统治哲学的讨论已多，但这样的统治观自秦汉以下绵延两千多年，甚至影响至今日；我们遂不能不多做一些讨论，以进一步理解它的一些本质，并作一些必要的澄清，以免看倌将本书所定义的极私，与寻常所谈的私、自私、私心等有所混淆。

根据我们上述的分析，大致可以得出下列这样的「极私统治哲学流程图」。要化成可以演算的「公式」，看来似乎还待努力，但要得出下列的「流程图」，却一点也不难。

图：极私统治哲学流程图（略）

图：秦汉以后政治运行的因果关系图（略）

从上二图我们可以轻易看出，极私统治哲学从帝王人身之最大满足出发，透过阴阳、儒、法等各家学术为之缘饰，以合理化、合法化「满足帝王人身之最大欲求」。这种状况，其实不只是官僚阶层在为帝王之人身最大欲求服务；就另一层次来看，也等于是小民要为统治阶级的官僚群服务。就我们从历史上所见，帝王虽然仅一人，但帝王的欲望通常极奢；他们都爱宫室之美、爱宝物、爱封禅、爱巡游、爱神仙与长生不老、爱后妃成群、爱丰功伟业与旷世美名˙˙˙，这自然要耗费掉庞大的资源。

但以上，如果与满足人数庞大的官僚群的欲望相比，那显然又微不足道了。因为既然「屈民而伸君」，当小民面对官僚时，自然又必是「屈民而伸官」了；甚至还得屈民以「伸」官僚的妻妾、家人、奴仆˙˙˙。帝王一人的奢欲，透过官僚以乘数作用给扩散出来。连作为官僚系统之末的吏，甚至其奴仆，都能在小民之前耀武扬威。至于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所说的「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胥吏，曰生员」。上文「乡宦」、「生员」，甚至地主阶层，我们则还没估计进去。

这是一种乘数效果，将「屈民而伸君」扩大成「屈民而伸官」、「屈民而伸有关于官的一切」；这是历史中国的常态，「乡宦」、「生员」、地主阶层都处在这个食物炼的上端。让小民的负担重到无法承担；正因为基层小民无法承担，于是基础溃散，导致王朝覆灭。因此，「屈民而伸君」本身就是一种王朝自毁机制；一王朝从前一个王朝的腐败中崛起，火速兴旺，而又火速自毁，再由另一个王朝崛起。但在王朝真正结束之前，通常大权已经旁落，皇帝成为傀儡，尸居余气而已。若我们扣除王朝中后期尸居余气的时间，那王朝的真正受命实在短得可怕。

问题在于这种终究要导致自毁的统治观，在二千年历史上，虽曾被深刻检讨过，甚至孔孟早就详尽预言过，却竟然始终不曾被更进一步地挑战过；这才是历史之大诡异。说极私统治哲学曾被深刻检讨过，本书〈从〈阿房宫赋〉的联想说起〉一文，所附载杜牧的〈阿房宫赋〉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以外还不少思想家都曾大力批判过，我们已经提到黄宗羲、柳宗元、陆贾等，此后各书也将陆续提到其它更多人。但，极私统治哲学却始终不曾遭遇更进一步的挑战也是历史事实。

各朝各代密集发生的农民起义过程中，大致不离「均」、「平」、「平均」的口号，就显然是挑战极私统治哲学的现象。但所有这些，大致总在初始阶段就因起义失败而消失，如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被镇压了，所以「均」、「平」之说当然也被镇压。或虽起义有所成功，但却因领导者立刻承袭极私统治哲学而消散；如洪杨太平天国之役在它成功之际，「天朝田亩制」就不见踪影。「天朝田亩制」因为不切实际，以致无法施行，这可以理解；但反倒是天国上下在强敌仍然存在时，就开始穷奢极欲，迅速开启内部一连串残酷的斗争，让人难以理解。

明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怎么却变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赶快内斗」？这些斗争，事实宣告太平天国在建国之际，立刻承袭极私统治哲学的旧轨辙；延续着胡亥、刘邦、吕后清洗兄弟姊妹、功臣的传统。而孙文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不也内斗接踵？这种种现象，都在说明秦汉以后中国历史的演化，都有着共同的历史逻辑；这绝非偶然，而是必然。

换句话说，历史中国人既然知道「不均」、「不平」、「不平均」是王朝自毁的终极原因，并且也因此掀起无数次的农民起义，那为何在检讨之后，却从来不曾真正地挑战了这样的体制？王朝自毁机制像极了一架自有动力、能自行运作的机械，总适时激活，以完成它命定的任务。

其次，建国既成之后，或甚至建国未成，就展开一连串无休止的分裂、内斗，必然存在它文化上的迫力；人人想争夺「胜利果实」。以上两点，我认为都源之于极私统治哲学，或黄宗羲所说的「大私」，柳宗元所说的「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

历史之所以一再反复这种现象，我的假设性说法有两点：其一，思想管制太严苛了，以至于人们不曾对「不均」、「不平」、「不平均」所造成的祸害，虽然有过检讨，但却不够深刻。因此，所凝聚起来的反「不均」、「不平」、「不平均」的力量不够强壮；所以被镇压了。意思是说，虽然有不少人追求「均」、「平」、「平均」，但仍有太多人接受帝王、官僚高高在上的既存观念；他们认为生为小民本来就是要供奉那些高贵人种，那是他们的命；反正「屈民以伸君」、「屈民以伸官」，他们认命了。

其二，或者所凝聚起来造「不均」、「不平」、「不平均」之反的力量够强壮，但掌握这力量的主要领导者，当他或他们处于有利地位时，立即惯性地利用他手中的力量来造福自己，于是形成另一次的「不均」、「不平」、「不平均」的现象。两个原因互为因果。但思想严苛管制才是动力来源。目的在愚民，但天下之人未尽愚，统治者倒是先愚了。所以，未尽愚的人奋起挑战，直接、间接成为王朝衰亡的原因。而天下多数是已愚之民，是以，奋起之人又自愚，等待以后未尽愚之人来挑战。

于是，极私统治哲学反复而下，不见有任何力量对这极私体制做出有力挑战。我们大致可以以「文化惯性」来形容之；因为文化具有强大的惯性作用，而思想严苛管制，就使得惯性更加强大；要改变文化惯性殊为不易。我认为，思想管制使得历史中国只能在这具自备能源的自毁机制支配下演化，但缺乏脱离这具自毁机制机械的能量。

以下，是我们对极私统治哲学的整体性分析，并对极私、私、自私等概念作一些区隔；本书所讨论的是汉政治文化中的极私，与私、自私无直接关系。

因为「性相近，习相远」；人性（本能）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比如人生而会吃喝拉撒，这不待学习，是本能，本能无关于善恶；至于会思想、有喜恶等，这些必得透过学习才能开启这方面的能力。既然透过学习，自然与文化有关。这时才有善恶等等的价值观。学习（文化）引导着人性（本能）发展，「近朱则赤、近墨则黑」；有朱、黑之辨时，才有善恶之分。这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与人性或本能无直接关联。我们探讨的重点，就是这样的历史的文化氛围；人性（本能）与我们的探索无甚关系。

简单来说，我们探索的是「习相远」之后的文化，而非「性相近」的本能。用现代的话来说，人性（本能）相等于硬件，而文化则相等于软件。各人种的人性上基本相近，但由于文化不同，所以造成各个种族、民族、国家、地区˙˙˙的人民，会有不同的思想模式与行为模式，这样的思想模式与行为模式，我称之为文化。

用一段最通俗的说法：想啥？怎么想？做啥？怎么做？的总合就是文化。意思是说，不同文化之下的人们，面对相同的处境，会有不同的反应。因为他们虽然面对相同的刺激，但却因为早已建立的反应模式不同，以致采取了不同的反应。符合既定模式者，被称为善；不符合既定模式者，为恶。

比如，汉文化之下的人们，相对于欧洲，宗教观并不强烈；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所谓三武一宗灭佛，但比之欧洲史上的宗教战争、宗教迫害，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是东西文化不同，所造成的思想、行为上的分歧。在历史中国进行宗教迫害，会被视为恶；因为宗教迫害不属于历史中国的既定模式。但在历史中国若不进行阶级迫害，也将被视为异端，所以清廉的官吏在官场上没太大的生存空间；因为阶级迫害是常态。与欧洲正好有些不同。历史欧洲藉上帝之名进行宗教战争、宗教审判等，至少他们曾经认为这是善中之善。这是文化不同所导致价值观的差异；由于价值观差异，产生了相异的行为与行为结果。

再如，我们前文所提，中国的历史哲学是圆周波浪循环，而西方则是阶梯式，这也是思想、行为模式不同，也就是文化不同所造成的。文化一旦形成，改变的速度通常是缓慢的。就像是公天下衍化为家天下，家天下衍化为极私天下也是缓慢的。意思是说，一种思想、行为模式（文化）一但建立，就可能影响相当长的时间。

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自称皇帝，又希望秦天下能下传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这种夺天下人的天下，以成就一家一姓的家天下观念，古典中国时期本来就存在；但因为封国林立的关系，并未落实，事实也无法落实。等秦一统天下，由于士大夫自我出卖与帝王权力的傲慢，这种化天下为一家、一人所有的观念就更强化了，防天下之人胜似防贼；也可以说是以一人而防天下人。

春秋战国时列国中，许多国家的「国人」可以普遍参与国事的现象不再出现；那时「天下为公」与「是谓大同」的精神与事实，仍未丧尽。但从秦之后则开始极私天下，并且被确立而逐渐成为历史唯一的主流思想。

汉高祖率领一群屠狗辈与项羽争天下，登基后，众人仍然对他嘻笑怒骂，宛如还在争天下的阶段，君臣隔阂不严重，但却让他饱受言词无礼之苦。可见，秦虽确立了极私统治哲学作为思想主流，但当时这个主流还不是绝对强势的主流。后来叔孙通看出刘邦有帝王独尊的意图，便率一群儒者制仪礼，定下君尊臣卑、尊卑截然分明的朝觐仪式。刘邦见识到叔孙通一辈儒家的仪礼力量，抚掌大快，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卷第九十九》）。皇帝是更高贵了，但臣子与小民则相对更低贱了；此后的历史，就是加大这样的差距的过程。非绝对强势的主流，经过不断强化，终于逐渐成为唯一主流。

但，我们必须理解一件事，那就是这种确立的过程是漫长的；这种极私观起于春秋战国，历经嬴政、刘邦，基本上要到董仲舒提供了较完整的理论，而刘彻又有足够的权势来运作董仲舒的理论，又经刘彻长达五十余年在位皇帝，才终于锻炼成丹，建立起君权无可挑战的地位。倘若刘彻在位期间不是如此漫长，那么，或者极私统治哲学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成为唯一主流。

不过，我们还是必须理解，这样君尊臣卑的思想，其实是源自于法家，而非儒家。

《孟子˙尽心》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可以为证。

同篇孟子又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寡欲」与「极私」（或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黄宗羲所说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正是完全不同的命题。

但叔孙通等儒士与法家争帝王之宠、「（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董仲舒主张「屈民而伸君」，故可证法家思想已渗入儒家中。法家是崇尚权力的学说，《韩非子˙亡征》：「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按：诸侯的采邑曰国，卿大夫的采邑曰家）」所以人主便要留意「国小家大，权轻臣重」，以免亡国。在他的理论上，君尊臣卑的要求实属必然，虽然他也一再强调帝王仍需谨守法度。但秦汉以下的法家走样了，还有哪个帝王需要谨守法度？「在狭义的『刑名』或律令之下，沿着秦制成规来保护君权，诚如顾亭林所说的『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二章第一节http://zhjyx.hfjy.net.cn/Resource/Book/Edu/JXCKS/TS011004/0008_ts011004.htm）是以，古典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最大区隔，无论从儒、法等诸子百家看，都给工具化了。原因乃在于传统中国的帝王，超越了权力之外的一切；并且，君臣之隔又给加大了。秦始皇时期，这种现象已经突显出来。

刘邦对读书人的基本态度是不敬的，他曾经拿儒士的帽子小便﹔这种轻慢知识分子的态度历经漫长时间，到干隆之时基本上一直都是一致的。纪昀（纪晓岚）向干隆做了一些建议，希望他别一再南巡﹔因为一次南巡，等于剥南方百姓一层皮。干隆后来一共南巡六次，剥了南方六层皮﹔灾情可谓惨重。干隆听了他的建议，大不高兴说：朕看你有点学问，所以给你一个官作﹔其实不过是当成妓女豢养起来而已（注：徐宏兴，《夕阳残照》，年轮，1998，p161。）。可知，学识、士大夫在权力眼中的地位。

至于史称善于用良吏的汉宣帝，他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本记》)﹔王道或霸道，对他而言只是政策性工具，视需要而定。巩固权力才是目的。所以《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六》：「校书郎杨终建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环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帝从之。」宣帝以帝王之尊论定五经，他掌握住经籍的解释权，目的在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儒家经典在他看来，那不是奉行的准则，也非研究的标的，而是思想管制的工具。

后来东汉章帝仿效他的石渠议奏，搞了一个白虎议奏，同样跳出来掌控意识形态。可以说，刘彻采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下，所有诸帝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拿儒家当抑制诸子百家的思想管控工具。可以说，历来帝王作为权力中人，他们对待知识的态度，与对待军队没啥不同；都只是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儒家思想对帝王而言并无工具之外的意义。

《明史˙卷第一四一》：「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方孝孺）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更赤裸裸宣示天下是他一家子的事，那群僚大概相等于富家翁里的奴仆、长工了。

事实。秦汉以下漫长的历史告诉我们，儒者入仕与小民到地主家当长工、奴工，基本上是相同意思；臣，本意即奴仆、俘虏。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予帝王家」，知识分子卖出的是知识，以俸代工资。拥有「经世济时」使命感的，其实只是官僚阶层中的少数，属异端份子。从汉到明、清，相隔近两千年，但在心态上都是一致的。

儒士只能是统治工具，所以方孝孺有义务替他草拟诏告天下的谕旨﹔若不，族他十族。

至于一世英主的天可汗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规规矩矩地排队，听人招呼走进走出时，心中大喜说：「天下英雄入我彀中（彀中，弓弩射程所及的范围）矣！」（注：王定保着，《唐摭言˙述进士上篇》。第四书对此议题有更多说明，这里暂且不论。）他重视的是英雄规规矩矩地走进他的射程内，他重视的绝不是英雄；英雄而不入他的彀中的，他恐怕就要排之唯恐不及了。

所以朱熹《寄陈同甫书》说：「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汉高祖刘邦）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

我们若检视唐太宗生平，不难发现享有历史盛名的唐太宗，他所带来的所谓贞观之治何其短暂﹔贞观之年总共不过二十三年，前数年还在争战之中，人口巨量消耗还未终止。而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资治通鉴˙卷第一九五》载：「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服劳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到贞观十六年时，「制：『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资治通鉴˙卷第一九六》）。从以上两则记载，我们可以判断，至少在贞观十一年至十六年间，人民的劳役大概比隋末轻不了多少。否则「自折支体」造成「福手、福足」，根本没有发生的可能；谁会愿意为着不太重的劳役而「自折支体」？何谓「人往往自折支体」？可见自残的人不在少数，还需要皇帝下旨禁止。而贞观末期征高丽败归，各地农民起义蜂涌，也可见拥有「天可汗」美名的李世民，为唐朝人民所带来的痛苦绝不会太少。

所以，负有历史盛名的贞观之治，在「治世」的标准检验下，应该还是苍白的。终唐太宗为帝期间，中国还在灭绝性的战争复原阶段，人口不密（隋末四千多万人口，唐初一千多万人口）、生产当然有限，文化还在废墟中重建之始。贞观之治的历史盛名，应该归之于李世民个人，在对待四周弱小异族高明的战略、战术，为他赢得「天可汗」这样的威名。从诸种客观现象上判断，这时期的中国远远称不上富强。

因此，朱熹论他的私，我们可以判定仍在极度私欲的范畴﹔中国最为出色的一段历史││贞观之治││事实不过如此而已。而毛泽东则让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对知识分子迫害的程度，大概只有明太祖足以和他相比；至于对国家、人民的残害，世界古今历史上很难找到足以与他相比拟的例子。

以上这种种历史纪录，只在说明一件事，古典城邦时期曾经存在的「天下为公」的思想，早已消失殆尽﹔而极私统治哲学则确实统治着历史中国。「国人」频繁参议国政的现象早已不见，至于「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那当然更是不可能了。不只是「国人」不再受尊重，就是知识分子也同样不受尊重；不只是知识分子不受尊重，连知识也不受尊重。所以若非焚书，便「抑黜百家」；甚至连《太史公书》都不宜阅读；而鲁丕上书所说：「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攘，夺也）；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不必花脑筋，就可以使学术更彰明）。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无令刍荛以言得罪，幽远独有遗失也。」司空徐防上书又说：「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兼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改薄从忠，三代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思想管制已经到极严苛而琐碎的地步。

这种严苛思想管制的史实，终秦汉以下一直未曾改变。

这种黄宗羲所说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统治观，到秦汉之际受到比如李斯、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等｜｜儒、法两家｜｜的「努力」强化、缘饰之后，加上阴阳家「五行」、「天命」等等集体创作，终于汇整出一套极私的统治缘饰哲学：缘饰权力集中、君尊臣卑之必要，一切为权力、为帝王服务。除了帝王之外，无一人具有独立的人格；亦除了帝王脑袋所思想的那些之外，所有的学说、思想，都只是帝王的统治工具。认为天下必须一统，权力尤须集中，思想必须管制，否则不可能太平，天下不可能长拥在手中。事实，结果我们都知道，导致自毁而已。

这里，我们大致可以归结出个结论，那就是极私统治哲学，绝对不是孔孟那套古典儒学所衍生出来的理论与政策。虽然，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历来都被视为儒家；果真要将他们视为儒家，那也只能将他们视为传统儒家。事实他们的思想已绝非纯儒；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已经为法家、阴阳家所渗入。而这种传统儒家，才是主导秦汉以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力量；而这个传统儒家，已经失去学术的自主性，儒士也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他们只是帝王的统治工具。

秦依靠法家思想统一天下，法家主张的就是「君尊臣卑」﹔而现在儒者亦以人主无过，有过皆归臣子，当然说得上是儒法争宠，讨好帝王。这与孔子「言忠信，性笃敬」（《论语˙卫灵公》），孟子「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的古典儒家观念相差何其远。当时持这样「人主无过举」的观念的儒士，不只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人，几几乎全都是了﹔随时间愈过去则这种法家化的程度愈深。

在权力的傲慢之前，一切低低在下，并逐渐匍伏在地，包括「英雄」与「知识」﹔「英雄」匍伏在地，「知识」一样匍伏在地﹔权力才是最伟大的。过去人们总以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权力、王朝、帝王对儒家的尊崇，事实绝非如此；而是将儒家当成消灭思想异端的打手、杀手，如此而已。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武帝元封时代，罢绌百家，『法度』确立，合法思想与异端思想才明显地对立起来。在这划期时代的代表人物，正统方面为董仲舒，而异端方面为司马迁。由这时起到宣帝的石渠阁称制临决，『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庞，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汉书艺文志)。所谓经学正表现出神学化庸俗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异端思想虽遭受统治阶级的抑制，但它针对作为『贫困的表现』的宗教，提出了对『贫困的反抗』的反宗教思想，表现出对以宗教为芬芳的世界意识的斗争，而斗争是在『两刃相割，二论相订』(王充语)的倾向中发展起来的。」（http://zhjyx.hfjy.net.cn/Resource/Book/Edu/JXCKS/TS011004/0008_ts011004.htm）

极私天下的观念，尤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传统儒者效力下，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力量﹔统治者得传统儒家如鱼得水，合力在君、臣与君、民之间建立一道难以逾越的藩篱。而儒家在权力斗争上取得最后胜利，诸子百家溃不成军，退出权力团体﹔其实，这已经是思想严苛的管制，同时也是帝王对传统儒家效命的回馈。各种思想自朝廷中消失，传统儒家思想向君权靠拢﹔这种向权力靠拢的动作，对孔孟等古典儒家创始者、发扬者而言，若非叛离亦属离宗。是士的自我矮化与自我出卖，换取的则是权力与地位。

是以，儒家学说到「独尊」之后，必然走向没落而非更昌明。历来论史者只看到两汉经学大盛，却未看到经学大盛背后的历史意义；那是传统儒家在自我阉割！

《后汉书˙卷第五十七》：「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可以证实西汉末年谶纬之说应该已经取儒学而代之。等于说，务实的儒学被阴阳学暗中偷天换日去了；成为「愚人以自愚」的世界。事实，若非两汉儒学破落不堪，那么怎可能出现两晋南北朝的玄谈？这也是历来学者们所忽视的一个重要历史关节。

当然，我上述的意思并非说孔孟儒学完全丧失了，而是说孔孟儒学经战国末年、秦、两汉，尤其是刘彻独尊之后，孔孟儒学转化为「阴阳儒法」的传统儒学；而到党锢之祸后，无论是古典孔孟儒学或是传统儒学其实已经式微，不再是思想主流。儒学渊源极深，可以上推到传说时期的尧舜禹，后经孔孟加以整理、发扬；源脉既深，流传亦广，又是诸子百家的源头，这不可能被完全摧毁的。

但务实的儒学在被独尊之后，怎么却走向务虚的玄谈，甚至为佛教所取代，而不是被更好的发挥？至于东汉末年两次党锢之祸，更是权力对已经衰落的、残存的儒学，作最后清洗。权力不该在儒士手中吗？怎么儒士官僚甚至沦为外戚、宦官清洗的对象？我们绝不能小看党锢之祸，认为那只是对士人的人身攻击；事实这么大规模的清洗，对当时已经历四百年思想管制，孱弱不堪的儒学，等于是最后冲击。使得儒学在王朝政局权力中心破产。

倘若儒学在庙堂之上有地位，清谈怎么可能主导以后的中国历史，佛教怎可能取务实、务现世的儒学而代之？有说，魏晋时期清谈其实不岀洛阳，在洛阳之外儒学还是被修习；尤其在诸胡所盘据的北方。但，这正好反证儒学自两汉式微之后，亦已逐步退出权力核心。是以，儒学在独尊后，虽曾在权力核心中盛极一时，但事实逐渐失去它主流地位；逐步取而代之的是带有浓厚神秘主义的图纬之学。至于儒学于南北朝时期在北方持续被研习，那该是诸胡王朝的贡献，而非南方宋齐梁陈等小朝廷的贡献。事实，南方各朝廷基本上已经陷入「魏晋浮荡，儒教沦歇，公卿士庶罕通经业」的地步（《陈书‧儒林传序》）。

二千年之中，权力对待学术（包括儒学）基本上就是这种态度：所以，提倡「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的孟子，不只当时齐宣王为之勃然色变，经一千七、八百年后，他在孔庙里的神位，差点被朱元璋赶出国子监孔庙（注：《明史˙卷第一三九》「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而「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等于命令儒臣阉割儒家思想；这是何等的讽刺！）﹔为什么他不赶孔子神位？因为孔子的逆耳之言，都被曲解了﹔法家「三纲」之说，都被塞进孔子嘴巴，因此孔子也被缘饰来替政权服务（注：韩非〈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名王贤臣而弗易也。」传统儒家「三纲」之说渊源在此，与古典儒家如孔、孟、荀子的主张显然不同。），当然不赶。

至于孟子，他那些强烈重视人民、反对暴君的言词，则完全无法改装﹔于是删减《孟子》中不利于统治者的言论，这与焚书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思想管制，目的当然在强化极私天下思想。可见，统治者对学术、文化的基本态度﹔扭曲学说以为政权服务才是他们的目的。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古典儒学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差距；两者虽然都被称为儒学，其实是截然不同的儒学。孔孟之道重视士自身之独立人格，传统儒学则重视侍奉权力；孔孟之道强调寡欲，传统儒学则搜求权力、财富；孔孟之道以民命为重，而传统儒学以满足君之所欲为主；孔孟之道完全务实，而传统儒学则走向神学化的神秘主义。

我们也可以将上述差异，随历史之演化，大致归结成前文已经讨论过的「先国后君」、「先君后国」这样的命题。基本上，秦汉之后都是「先君后国」所掌控的时代，「先国后君」者总成为权力之下的牺牲者；但不意味着「先国后君」者完全消失。

统治者所需要的只是效忠，不是知识、文化。而阴阳家、法家化后的儒家（传统儒家），则不断努力，为极私天下层层包装；极私天下遂逐渐内化为汉政治文化的主要思想基础，最终形成合理化与道德化，于是统治者拥有无限大的统治权。这种帝王权力无限大的情形，因为缺乏制衡，故极容易判断它自身理论体系的不自圆满。理论上的不自圆满，极私统治哲学便以思想管制，使大家不思不想来达成自身圆满﹔这是为何两千年来历史中国始终都不可能放弃思想管制的原因。因为只能以愚民、自愚来视而不见其理论上的矛盾。

到今日都完全一样；所谓拥护领导中心、巩固领导中心等等的，完全是一面倒的要求下级服从上级。这当然要导致王朝衰亡，以致，五德始终论颠扑不破。相对，古典中国时期犹普遍存在的人权观念则踪影俱灭，连民本思想也成为「人民是统治者的资本」，不再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

正如我们在〈士之自我出卖及权力的傲慢〉一文中所指出，传统儒家在这过程中扮演着权力掮客的角色，罢黜百家其实意味着将诸子百家逐出权力圈之外，由儒家独享﹔儒家既然将大权奉送给统治者，当然也将自己置于统治者脚下。这当中出现一种颇耐寻味的现象；那就是法家曾经多次在历史上主导国政，纵横家亦然；道家在汉初也曾主导着文景时期。只有儒家自孔子创建之后，却一直始终不曾有过居于主政的地位。

是否儒者为了争帝王之宠，以获得权力，以致必须与帝王合作驱逐百家；正如浮士德为了换取青春，不得不以灵魂与魔鬼交易？这点，我无法解迷；只提供看官们思考。

总之，儒术虽然获得独尊的地位，其实是儒士向权力屈膝的代价，儒士的独立人格亦自我出卖。这种局面延袭成文化中愈来愈重要的一部分，到北朝时《资治通鉴˙卷第一五○》：「辛雄自军中上疏曰：『凡人所以临陈（阵）忘身，触白刃而不惮者，一求荣名，二贪重赏，三畏刑罚，四避祸难。非此数者，虽圣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厉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赏必行，罚必信，使亲疏贵贱勇怯贤愚，闻钟鼓之声，见旌旗之列，莫不奋激，竞赴敌场，岂恹久生而乐速死哉？利害悬于前，欲罢不能耳。』」

这段话出于北魏末期，原是辛雄劝谏北魏帝元诩不要亲征变民﹔辛雄认为原因在赏罚不明，所以连年征讨，但败多胜少。立功者功绩多年不能定案，功劳无法受赏，而逃亡者却在家里安坐，不必受罚。情况既然如此，难怪胜少败多，纪律不彰。

这种「利害悬于前，欲罢不能耳」的思考，我们当然不能说错﹔事实有它的正确性。但，「一求荣名，二贪重赏，三畏刑罚，四避祸难」、「利害悬于前，欲罢不能耳」，则完全从现实功利作出发。属于非现实功利的理想、正义、是非、善恶˙˙˙，却一点也都未纳入思考中。难道政治之中，只存在这些现实功利，为了「荣名，重赏，畏刑罚，避祸难」就可以「恹久生而乐速死」，而不存在理想、正义、是非、善恶˙˙˙？果真如此，那么为了利害，人世间还有什么事是不能做的？

换句话说，人世间的价值，除了功名、富贵之外，还剩下些什么？孔仁孟义已经没留下多少了。事实，历史也确实如此反映：在极私统治哲学之下，人世间确实没什么事是不能做的。

《资治通鉴˙卷第一九七》载李世民一段故事，说他的三个儿子（李承干、李泰、李佑）与弟弟（李元昌）为了谋取大位，以致逼得他不能不骨肉相残：「承干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绩、褚遂良，（李世民）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

什么事让英明的唐太宗想不开，以至于「抽佩刀欲自刺」？原因在于李泰阴谋夺太子之位，太子李承干认为李泰夺位有望，为了维护他太子的地位，所以拟定发动政变；李元昌则鼓动之。至于李佑则联合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等人叛逆。历史盛名、英明如唐太宗者，一生中面对两次这样的大煎熬。第一次与他的兄弟争帝位，以致不得不杀弟弒兄逼父；这就是第二次。

其实，我们不宜将这种事，看做是李世民个人的问题，这是汉政治文化的问题；在这样的极私统治观之下，任谁都可能、甚至是必然要面对。当年灭隋建国，若非李世民或许根本无法成功；当建国成功后，纵使李世民拒绝皇位的诱惑，他恐怕也要因功高震兄，以至于要被杀。于是，他只有被杀与杀兄弟自保这样的选择。等他的儿子们长大之后，无法回避同样的问题；何况帝王大位实在诱人。

再看历史评价同样高的康熙，他在帝位传承上所遇到的困境，以致不得不两次废太子，受到李世民同样的煎熬，并留下雍正夺位这样的千古谜团。

唐太宗、康熙都无法克服这样的问题，正如刘邦之不得不清洗勋臣，那些等而下之的帝王与风尘俗吏就可以不谈；对他们而言，只要帝位、权力能到手，人世间确实没什么事是不能做的，也不至于有煎熬。这就是极私统治哲学之所以为极私的缘故：「利害悬于前，欲罢不能」就是极私的价值观。在极私统治哲学之下，连骨肉相残都习以为常，自然没什么事是不能做的。还有说「食人之禄者忧人之忧」（《资治通鉴˙卷第一五一》），也是将君臣关系定位为一种交易式的关系。但这还远不能尽极私统治哲学的内涵。

孟子所谓「不忍人之心」等等的，在极私统治哲学中完全被抹剎。所以檀道济（注：檀道济南朝刘宋大将。立功数朝，威名日重，左右心腹都是百战之将，他的几个儿子又多具才气，引起了朝廷的猜忌。当时，宋文帝久病不愈，执掌朝政的彭城王刘义康及领军将军刘湛担心文帝晏驾后，难以钳制檀道济，便向文帝屡进谗言，劝其尽早除掉檀道济，以绝后患。元嘉十三年（436），檀道济奉诏回京。临行前，其妻向氏说：「夫高世之勋，道家所忌，今无事相召，祸其至矣。」而檀道济坦然入京。适逢文帝病情好转，卧榻召见，文帝慰勉鼓励，让他返阙议事，用心边防。不料檀道济刚要启程，文帝病情加剧。刘湛劝刘义康不可放虎归山，即假托王命，以收买人心、图谋不就之名逮捕檀道济，旋加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檀道济的十一个儿子及薛彤、高进之等大将。临刑前，檀道济投帻于地，愤怒地喊道：「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岳飞、于谦都可以无缘无故、颠倒是非杀了了事。可以说，中国自秦汉以后，这样的思考就日深一日，逐日深化；可谓为「走极私而入魔」（套成语「走火入魔」）。直到传统儒家在权力中心破产、宋时半复兴（注：我认为宋代新儒学（理学），其实只是复兴了半套的孔孟儒学。这得留到讨论宋代时再作说明。），但始终没脱离这个思考与行为模式。

简单来说，传统中国历史几乎就是统治者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历史；骨肉相残祇不过是其中戏码之一而已。既然如此，那我为何不使用已经为众人所熟悉的「极权统治」，或其它常用的语词，还要另创「极私」这样的新词？这有着以下几个理由：

一、事实，极权统治无法适切形容秦汉以后中国的政治现象；极权与极私，两者并不相等。

我们都知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无论极权亦或极私，同样都会导致腐败。但极权却不一定要私天下，如罗马共和国成为帝国之后，也未必传位子孙﹔今日之中国或过去苏联也一样。但秦汉以后的中国，私天下是唯一的选择﹔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在于这关系到宗法「血食千秋」的问题。

皇帝在世时固然以天下养，那皇帝死后呢？当然传位给自己的子孙﹔但若无子孙呢？当然要替他立后，立后就是建立收养关系。皇帝虽然死了，但还是要有后代为他祭祀。这种以收养建立承续关系的目的，就是要让死去的皇帝能享有「血食千秋」的宗庙祭祀。从这角度看，怎可能不家天下、子孙代代相传？这种欲意一人一姓独享天下的状况，比起一般极权体制有其本质上的不同。

其次，许多中国帝王并不以一人一姓家天下为满足，从他们的行为表现上来看，他们还真盼望能长生不老，能永生永世、不老不死、永保富贵，所以才有那么多耗尽天下财富、以求长生不老的统治者。

汉武帝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白日升天），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史记˙卷第十二》)从这话看，我们不能批评他愚蠢或迷信，因为那是两千多年前的事﹔但我们可以判断他确实自私到极点。能长生不老，却将妻、子视如拖鞋，他根本没想到要与妻、子分享长生不老之术。视妻、子这样的骨肉关系如此，还能期待他对人民如何？

这不单是武帝一人的行为如此，其实后世帝王大都如此﹔求长生不死之术，与死于吞食丹药的帝王，多得令人感到意外。或许以后我们有机会谈到。这种极端的自爱、自珍、自怜，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废太子或帝王与太子相残的事；在极端的欲望之前，伦理与宗法、法律根本不算一回事。武帝就因轻信的缘故，逼得太子刘据自杀。这时刘彻、刘据已有三十七年父子之情；三十七年时间竟然无法培养出足够的父子之间的互信，可见亲情之浅薄。其关键，当然在权力过于凌驾一切。

至如后世一大堆求仙、求神、佞佛、吞金丹的皇帝也不比武帝好到哪去。子杀父、父杀子、兄弟相残全不当一回事，唯一重视的是权位、财富与欲望﹔伦理亲情自然不受重视。极权两字，事实无法形容这种极端突出的现象；我们大概无法想象斯大林、赫鲁晓夫或希特勒等大独裁者，会为着权力搞骨肉相残。所以，极权与极私两者间，仍存在若干距离。

二、又，极私两字用于中国历史上所有帝王身上，正好代表一种极其混乱的私欲光谱﹔不仅此帝王异于彼帝王，甚至同一人今日也要异于昨日。而历史中国的统治哲学却正建筑在这混乱的私欲光谱上。

另外，世界其它文化体系中，可有这样长达两千多年一成不变的极权政权？由于历史中国极权的历史非常之久，极权的思想深入文化体系之中，成为难以撼动的思想与行为指针﹔这导致传统下的中国人不得不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极端强烈的话来形容「人应为己」的正当性。所以，为了精确描述其心理动机，只好舍极权改为极私﹔传统中国的统治，纯从帝王个人极端私出发。

仍以汉武帝为例，他喜欢扩张，喜欢宫室之美，喜欢陵墓高崇华美，喜欢大额赏赐，喜欢求神访仙，喜欢封禅，即使耗尽国力亦在所不惜。当国家财政困难时，他可以收盐铁公卖增加财政收入，可以制「告缗法」（注：汉时定有算缗法，算缗是财产税。缗是钱的计量单位，一千文为一缗，也就是后来的一贯钱。汉时规定，资产在十缗以上的征财产税；具体征法，让民众自行申报。算缗法公布之后，武帝并没有制定相应的措施，幼稚地认为，只要多树几个典型，富豪就会把财产税拱手送给国家。但其实不然，主动纳税者甚少。武帝十分恼火，就制定出告缗法，颁行天下。规定凡隐匿财产不申报和申报不实的，没收其全部财产，并戍边一年。所没收的财产，则拿出一半，奖给告发人。此法一出，举国响应。有仆告主的，亦有同行相告，邻里相告，亲朋相告，一时告发成风，数月之间，各郡国得「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史记˙卷第三十》）。），等于合法公开没收商人财产，可以随意迁徙人民实边，可以卖官，可以以钱赎罪，可以贡品需衬以皮币﹔最重要的，可以无视于人民一切困苦。

但所有这一切，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机制，能对他的行为进行任何纠正﹔他可以为所欲为。或者如隋炀帝，他爱游乐便游乐，他要征高丽便征高丽，要盖宫室便盖宫室，他想杀谁的头，谁的头便不保。大致上，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没一个不干这些极端属于私欲的事，包括天可汗李世民；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君尊臣卑这样的理论体系，加上上述这样的历史事实，给我们一个看法，那就是统治者在他可能耳闻目见或想象所及的范围内，无论从理论上或事实上，都可以遂行他所有的欲望。极私一词才足以深刻形容。

按照我们对秦汉以后社会情况的分析，那时连骨肉都不能相信，甚至骨肉相残、君臣互相猜忌，诬反事件模式与君国认同危机已经普遍大作。这时期与这时期以后，只能以极私天下称之才符合实情。是以，我的看法，中国历史的划分，至少应该分成三个阶段，即：「公天下时期」、「家天下时期」与「极私天下时期」才符合历史实情。

早在「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时，「公天下」思想已经弱化，「家天下」思想逐渐抬头；经夏、商、周约两千多年时间到秦时，就转化到「极私天下时期」。「家天下时期」随封国制度衰颓弱化，「极私天下」随郡县普遍而强化。君尊臣卑终于卓然确立。也就是说，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转化为「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再逐渐转化为黄宗羲所形容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我谓之为「极私天下」。在「极私天下」之下，不只人民已经失去「家天下时期」的「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的权力，君尊臣卑亦完全确立；帝王甚至只专注于自身意志与人身感官享乐，如此而已。

所以，我们在前面的那个「五德始终」图（略）：

事实应该再加上另个图做解说：

图：退化的统治哲学（略）

历史中国走到极私天下之后，乃陷入「五德始终」的循环中的。这是政治哲学的退化，虽然统治技术有所进步。政治的核心问题，终于局限在拥有最高权力者一身的人身喜乐哀怒，而与广大基层民众脱节。

他唯一的考量仅有他自身的意愿。所以，极私的特性在于既缺乏公德，也无私德。家天下时期并不如此，极权政权也未必如此。

其实，家天下所代表的，是将天下当成自己家里的产业。但我们看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统治者，在挥霍国力时，却简直不将国力视为自家的产业。人的常性，花自家产业，总会是几分不舍，只有挥霍他人钱财而不必偿还时不会舍不得。比如盗匪打家劫舍，强抢了一些珍贵或不甚珍贵的东西，临走往往丢下一把火，未曾掳获的全数付之一炬，一点都不珍惜，也不愿留下给受害者。极私统治哲学的事实面，基本上就是如此。

这点，我们从历史上还能找到非常多这样的事证﹔那就是王朝灭亡之际，透过横征暴敛、卖官鬻爵等等，通常内帑（皇帝的私房钱）都还相当丰富、甚至满载，但国库则空虚﹔国库无钱可以募军、供饷，但皇帝满库的私房钱则不能动用。官僚阶层也总是如此﹔王朝末年权贵通常都因高度贪渎以致身价不赀，但在国家危难时，他们不可能捐产救国；却总留给敌军掳掠。私欲望强烈到这种地步，非极私莫能形容之。

我以「官富国贫」或「私富公贫」来形容这种现象。那好比一粒畸形的橄榄，两头尖尖，而中央却非常肥厚；橄榄的中央部位就是统治阶层，两头则是国家与小民，全部囊空如洗。他们的眼光总盯住三寸远之处，看不到三寸以外。这也是极私有异于极权的地方。极权体制未必要将人性中那种贪婪发挥到这等地步；在家天下时期，恐怕也要顾虑子孙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只有极私统治会如此既不瞻前也不顾后；这我们在历朝历代中，都可以密集看到。

三、但以上这等等还是其次﹔最重要的在于极权、专制独裁、家天下等语不足以形容秦汉以后权力的流动性，这才是极私统治哲学最诡异的地方。也就是说皇帝虽然还在位，但实际上权力可能一直在权臣、宦官、外戚等手上流动的事实。朝代名称没变，也是同一家、同一姓坐在宝座之上，但皇帝可能早已是傀儡，并且可能一直在不同人或集团手上流动。比如秦二世时指鹿可以为马的赵高、汉宣帝时让他芒刺在背的霍光，以至于王莽、曹操、司马懿˙˙˙；因为觊觎者太多了，而觊觎者又常成功，导致这种皇位不变但权力流动的现象十分频繁，若以极权、家天下称之，其实不足以形容那种权力争夺与流动的特性。

汉、唐、明宦官十分跋扈、权倾朝廷内外，甚至中晚唐时连皇帝废立都常由宦官主导，权力在宦官手中，家天下一语不足以形容这种现象，极权、专制独裁也不足以形容之。或就像慈禧夺了同治与光绪的权，这还算家天下吗？我们很难说这种现象还是家天下；慈禧并非姓爱新觉罗，而她之夺爱新觉罗的大权也非为叶赫那拉氏。她之挪用海军经费建颐和园，既不为皇族也不为后族；她只是为显示一己的权力，与满足自己一己的享乐罢了。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统治者都会放纵自己的欲望，但从历史纪录上来看，每个统治者都是不同程度的欲望纵放者﹔只是小程度放纵者极少而已。并伴随不断地欲望放纵，最终导致权力竟然流落制外戚、宦官、权陈守中，而与集权之初始宗旨完全相反，好象极私统治哲学是为外戚、宦官、权臣掌控大权而设。

这种现象也为次级统治者（贵族、官僚）立下一定程度的示范﹔次级统治者在侍奉权力之同时，假借权力图利自己，亦一如最高统治者之无节制。次级统治者只要能将最高统治者侍奉好，他就一如最高统治者。至于人民成为被剥削者，人民为了自保，遂不得不尽力考虑并设法保护自己的权力甚至生命安全，将顾全自己当成首要工作。在迫不得已时，只好揭竿而起﹔这时，国家或帝王之于他们，也如「脱屣」一般，没什么两样。玉石俱焚是历史中国密集可见的历史现象；为什么总是出现玉石俱焚，只因为在极私之下，小民已经毫无生存空间而已。

四、一般认为私心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力，也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能不断发展进步的能量来源﹔因为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生存、发展的欲望，不得不进行某些努力。所以私并不该加以排斥，而应该加以认同。

当然，我们这书也不在谴责或排斥任何思想、行为，更不排斥人性之私；我们只是在分析汉政治文化的本质。只是，我们必须理解极私统治哲学与资本主义之下的私，是截然两样的，这我们必须弄清楚。资本主义之诞生，在于欧洲各小自由城邦，威尼斯是其中之一。这样的自由城邦，唯其是自由城邦才诞生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可能出现在极权之下。资本主义的要征之一在自由竞争，这岂能存活于极权下？自由城邦之所以能自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治，有法治规范的自由才是自由﹔换言之，资本主义之诞生，必在有法治、有自由的地方。

而极权如我们所知，是人治而非法治，甚至，人治的那个「人」，总在破坏法治。因此，我们可以清晰知道，资本主义下的私，是在法治之下的自由竞争﹔而我所说的极私统治哲学是无适切制衡力量之下的私。这将产生阴谋斗争，而非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之私未必有私德，但不能无公德（法律是最后的公德）。极私统治之下，却既不必有私德，也不必有公德，在极私的价值中以权力为一切准则。

我们不怀疑私心确实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来源之一，正如公德心也可能损及部分他人的利益一样。但，问题也出在于人们付出努力后，其所获得的成果必须可以确保为自己所有。也就是说，私有财产必须受到尊重，不能随意掠夺。如此，则人们愿意持续努力。若个人努力所得可以被任意掠夺，那努力的动机早晚要消失。这更是极私统治哲学与资本主义主要的差异，私人财产受到法律的保障。并且法律亦保障之。
所以，极私统治观下的私，与资本主义之下的私，至少有三点差异：有无法治、有无自由与财产有无受法律规范。

五、私诚然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纵然各级统治者为着自身的利益，过度骚扰民间，人民亦自然能透过自己的努力找到生路；比如说推翻暴政，导致玉石俱焚。在这样的情况下，设若整体社会能获得惩前戒后的教训，那么整体社会也跟随着逐步进步。但历史中国则不然，我们所见到的历史是一再反复循环；缺乏摆脱这种循环的任何力量。继起的新的统治者，再度陷入这样的极私之中，为下一次王朝自毁做准备；是以，两千年极私天下的结果，是同样的社会结构，大致维持了两千年，当中殊少改变。同样的历史循环逻辑出现在各朝各代中，也不曾有所改变。社会缺乏一股前进的动力，社会只存在不断兴亡、滋生、毁灭的循环力量。这从西方的阶梯式与中国的圆周式图中，可以一目了然。这也是历史中国极私的特点：透过严苛思想管制，以拒绝极私统治哲学被改变。

六、论者常说，比如汉武帝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不也为中国开拓出大片的疆域？这应该肯定为他的历史功绩。问题是付出了哪些代价，对整体社会而言，是成长或衰退？汉武帝开疆辟地，固然增加了中国的领土面积﹔但在当时，他牺牲了可能不只数百万的生命，浪费了文景两代三十八年的积蓄，也让他统治之下五十四年，搞得民穷财尽、民怨四起、暴动频传，竟然差点以亡国收场。

所以，《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载：「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事实，历代帝王基本上都是大小不等的秦始皇；所以毛泽东有诗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亡国绝对不是他的目的吧？而亡国却总是极私统治的必然下场。因为当人民给逼得前进无路后退无门时，「与子偕亡」成为唯一选择。陈胜、吴广甚至刘邦、黄巾、黄巢、李自成、洪秀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揭竿而起的。

或比如隋炀帝开凿了运河，动用大批民工日以继夜地挖，使得民工腰部以下生蛆，死亡不计其数。纵然运河对中国后世文化、商业流通有重大的贡献，但没人会以为他开运河是为着国计民生。

于是，武帝这样开疆辟地，与几乎亡国间的结果，或炀帝这样开凿运河与步上亡国，这彷佛是一个整体包装成套的「思想││行为││结果」﹔并且，思想与结果却正好相违反。比如，秦始皇一统天下，车同轨、书同文˙˙˙，汉武帝开疆辟地，隋炀帝开运河等，都属正面成就；问题是这些正面成就所必然带来的负面代价，往往高于正面成就。秦、隋都快速地亡了，武帝则差一点亡了；事实是所有的王朝都亡了。那些正面成就与负面代价，是配套的、不可分割的，并且是昂贵的，是目的与结果完全背离的。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他们对了。以其行为结果验证其思想，都只证明其思想有逻辑上的矛盾。

以上，我们将极私统治哲学的本质作了较清晰的解说，并与一般所谓的出自于人性的私、资本主义之私作些区隔；我们所论的极私，其实是政治文化上，或文化上的问题。梁启超在其《子墨子学说》一书中，开宗明义说：「今举中国皆杨（杨朱）也，有儒其言而杨其行者，有杨其言而杨其行者，甚而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杨、不知墨，而杨其行于无意识之间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正可以为以上论述作个脚注。何谓杨朱？杨朱之学是提倡极端个人主义的学说，但杨朱之说，是人人得行极端的个人主义；但极私统治哲学却只限皇帝一人能行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虽只限皇帝一人能行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却事实已经几乎人人都行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尤其拥有政治权势者。

其实，这种只论权力不论法律的极私观，为祸最重的应该在于对价值观的破坏。我们可以说，无论在人治社会或法治社会，法律永远不可能对所有人的行为作巨细靡遗的规定。在法律规范所不及处，价值观、道德观可以随时补位弥缝。但在唯权力观之下，补位弥缝的仍是权力，而非道德、文化或人性；这不免于在社会各个角落引发冲突，而使得秩序动荡。

极私统治哲学政治文化的特质，表现在统治者对待臣下，与对待最底层小民的最极端政治行为，就是诬反事件模式﹔先是掠夺，然后诬反、再屠杀镇压，最后长期恐怖统治。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前文所论的四种类型的诬反事件模式，与君国认同危机，共同构成王朝自毁机制。

由于极私统治哲学必然产生猜忌，猜忌导致不安，不安便在不疑处起疑；于是，「先君后国」者有机可趁，他们侍奉权力不遗余力，导致帝王观念与行为上的更大偏差。于是，各类型诬反事件层出不穷，君国认同危机搅乱臣下的价值观。国家基础受到全面性摧毁，终于导致王朝灭亡。论真，历史中国的王朝，无一是受到侵略以致灭亡的，历史中国所有王朝全是自毁而后人毁之的。

「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离娄》）正好说明秦汉之后的历史中国之王朝自毁机制。

如果我们逐朝逐代检验，我们将发现各朝代初期各种管制都相对宽松，然后继之苛税出现，劳役频增。帝王的欲望愈来愈奢，财富逐渐集中于各阶层统治者，而部分人民开始流离失散，社会秩序逐渐恶化。社会秩序恶化刺激统治阶层开始频繁使用暴力，而暴力固然可以一时间达到目的，但暴力却引起更紧张的财政问题。军队本来就是昂贵的；何况军队这样的权力集团，拥有一般官僚所无的暴力，在动用暴力之同时，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当然比一般官僚更严重。所以动用军队之同时，已经是对王朝本身的自戕了。

逐渐，社会贫富差距愈来愈大，流民愈来愈多，社会秩序愈乱，官僚、军队敛财的机会也愈多；这种循环让社会出现许多难以弥缝的缺口。而官僚阶层在这阶段的权力斗争开始加剧，胜出者总会是能迎逢最高统治者的一方，于是价值观受到扭曲。到这时，王朝基本上已经在倒数计时。

王朝自毁的激活点通常就是因贪婪引起的税负、劳役增加。而王朝覆没，总在价值观受摧毁的最后一击；大致就是忠臣、能臣受到清洗之后，因为忠奸已经模糊。

于是，衍化出整个国家的所有成员，自然地以自身利益、自保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全国上下都从自身利益、自保身家安全为出发点，各自的小私已经成为这个文化中的思想与行为的唯一重点，形成了极私统治哲学的全民观：每个人都从自身的极私出发，不只是统治阶级如此，连基层军士也莫不如此。这也非家天下或极权统治所能形容；只适合黄宗羲所说的「大私」、孟子所谓的「上下交征利」，我便称之为「极私」。

《墨子˙尚贤》：「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从，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诛不强。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措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则？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也早为其后两千余年极私统治哲学做了预测，这难道不是各个王朝的真实写照？

这里，我们可以从《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一》所载看出一些端倪：「弇（耿弇，弇ㄧㄢˇ﹔刘秀之大将）为将，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焉。」《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也载：「吴汉（刘秀之大司马）徇南阳诸县，所过多侵暴。破虏将军邓奉（也是刘秀之大将）谒归新野，怒汉掠其乡里，遂反，击破汉军，屯据淯阳，与诸贼合从」。

耿弇「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吴汉所部军队残暴，残害邓奉的家乡，让邓奉大怒，以致转而与其它变民合作。这犹是刘秀所部的军队，至于当时各路起事军队的所作所为，更甚于刘秀所部。所谓「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更始将军廉丹，非更始帝）杀我」（《资治通鉴˙卷第三十八》），可见滥劫滥杀不限于起事农民，官军更严重了。并且基本上是各朝各代都会发生的事，不限于东汉复国之战。我们如果对各朝代逐一做检验，当可以发现我以上所说确实如此。

当然，在这样的乱世中还是有行为较端谨者。《资治通鉴˙卷四十四》载：「是岁，鬲侯朱祜薨。祜为人质直，尚儒学；为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为本，不存首级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虏掠百姓。军人乐放纵，多以此怨之。」像朱祜这样较端谨的人，却因「禁制士卒不得虏掠百姓」而遭怨；由此又可以看到基层军士的思想、行为。

以上是社会不平静的状况下；至于在社会还未出现大乱前，则往往卖官鬻爵，买官位者则贪渎好货、无所不为。「（汉灵帝）初开西邸卖官，入钱各有差；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资治通鉴˙第五十七》）。可见，这时公（三公）卿（部长级）已经不值钱﹔要地方大吏与领军将领（二千石）最值钱。「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然后倍输」，显然还能「刷卡」付款，但要多付一倍价。帝王卖官鬻爵早就屡见不鲜，汉灵帝只是其中之尤者，他公开标售，还能「刷卡」；看来帝王并不只将天下当家产，他们在家产之外还要弄个小金库才能心满意足。

至于官僚、贵族阶层；我们仅举建立「燕然勒石」历史美名的窦宪为例。《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七》说窦家「奴客缇骑强夺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又擅发缘边诸郡突骑有才力者，有司莫敢举奏」。窦家敢于擅调边防军，而连家奴也敢于洛阳为非作歹，以至商旅闭塞，而不仅仅只是收贿、贪渎；可见窦家的蛮横已经难以形容。其实，这种贵族、官宦家庭养贼纳寇，不能谓之为少，史不绝书。

但，再没有人如南朝时鱼弘这样坦率：「鱼弘，襄阳人。身长八尺，白皙美姿容。累从征讨，常为军锋，历南谯、盱眙、竟陵太守。常语人曰：『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于是姿意酣赏，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绝。」（《梁书˙卷第二十八》）如此这般的官僚恐怕也属于极端的例子，但绝非孤例。像清朝的和珅、明朝的胡惟庸、魏忠贤˙˙˙，都是显例。

《旧唐书˙卷第十一》：「甲戌，鱼朝恩（当时掌握大权的宦官）宴子仪（郭子仪）、宰相、节度、度支使、京兆尹于私第。乙亥，子仪亦置宴于其第。戊寅，田神功宴于其第。时以子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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