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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阶层”的划分试图掩盖社会主要矛盾——评中科院对中国群体的阶层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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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阶层”的划分试图掩盖社会主要矛盾——评中科院对中国群体的阶层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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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阶层”的划分试图掩盖社会主要矛盾——评中科院对中国群体的阶层划分
--
Anonymous
- (3272 Byte) 2002-1-09 周三, 下午3:57
(504 reads)
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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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大陆)问题即将成为这个世界的首要问题
(231 reads)
时间:
2002-1-10 周四, 上午12:43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世界的中国(上)
中国(大陆)问题即将成为这个世界的首要问题
文 / 炳德
掌握着能够毁灭人类科学技术的中国(大陆),其社会的全面崩溃,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会不会构成为首要问题呢?——题记
在人们普遍的看法中,中国(大陆)目前的实际处境,以及所面临的问题,用“过于复杂”这个词来形容似乎并不过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采用传统的办法,从某个特定的领域(如农村问题、国有企业问题等)展开研究,希望能够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效果的人们(包括中国本土的学者,以及西方的中国学者),最后总会发现他们这种努力所得出的结果,如果被用来作为了解、判断或衡量中国社会发展变化趋势的标尺,往往会“不合中国(大陆)国情”,甚至和中国(大陆)国情相去甚远。——这已经是中国(大陆)问题研究领域的一种奇妙现象。
为此,在提出这一命题的时候,笔者有必要先对研究和思考中国(大陆)问题的方法进行重新界定,而这种新的方法就是,我们先用一个整体的眼光对中国(大陆)问题进行宏观上的把握,然后再分开来作具体的分析,最后将分开来分析的结果结合起来,找出“合力”,这样我们就能够比较客观的把握住中国(大陆)问题的脉搏。(以下如无特别提示,中国即指中国大陆——笔者注)
前言:中国有多少个?
传统上,由于中国城乡的巨大差别,曾有一部分中国问题的学者们为了研究的方便,习惯于将中国分为城市中国和农村中国(当然,最初这一分法的界限是比较模糊的,也只能是模糊的,如果界限清晰,那将意味着社会的不幸,甚至灾难)。学界一般认为,之所以可以将中国分为两个,是因为上世纪中叶开始执行的户籍制度所造成的恶果。但从事实上,这一差别由来已久,如果追溯其根源,甚至可以到晚清的洋务运动时期。共产主义势力掌控中国政权后所推行的户籍制度,只是有意识的严重加大了这一差别,使之成为当今中国问题的巨大隐患而已。
当然,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一问题的目的,不是想辩论这一问题的历史渊源,而是,将生活在一条国界线里的、同种同源的中国人,以其客观存在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生存权利、教育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等的巨大差别,从学术讨论上分其为城市中国和农村中国,曾经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它使研究结果更加精确的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并因而使之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晴雨表”。可惜这一研究方法在现代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也许是被诱导下有意识的遗忘,或者是现代研究更加趋向于细化的缘故,现在的研究者们更偏重于从特定的专业技术领域出发,运用能够搜集到的统计资料比对结果,以求说明中国的现实问题,并准确反应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然而,这些研究结果从事实上却很难用来比较准确的测度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趋势,比如,按照来自民间独立研究人员的比较可信的基尼系数,中国社会在2000年就会陷入一片混乱状态(超过0.6),但事实上,2000年的中国大陆统治者在镇压民间气功组织,如法轮功时,却是“转化成果最丰收的一年”——当然,笔者在这里将这种情况反映出来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这种纯技术化的研究方法——科学资料显然有利于昭示事态的发展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因此忽略人文方面的研究,可以忽略不同群体整体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特定社会发展变化趋向的巨大作用。——事实上,现阶段的中国,后者对这个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将是决定性的(因为物质意义上的积累已经完成,如基尼系数、失业和隐性失业劳动力的比例、银行死呆帐比例、股市市盈率与企业实际运营状况的反差、社会保障结构和保障措施等,而这恰恰是由众多的技术资料已经说明了的)。
以技术研究得出的资料事实为基础,我们将不难发现,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复杂和危险的时刻。因为,一个从根本意义上面对社会革命(数千年延续下来的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的变革,不管其将要采用的方式是什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笔者注)的当代中国,同时是一个掌握着可以毁灭人类的科学技术以及手段的当代中国,其社会状态确已经至少可以划分出三个相当清晰的组成部分:官僚和官僚资本的中国、城市中国,以及农村中国。下面将对它们分别来进行简述。
官僚和官僚资本的中国——中共官僚执政集团,以及由该集团掌握、衍生及发展出的资本利益体系,构成了官僚和官僚资本中国(以下简称为官僚中国)。官僚中国形成的本源是中共绝对高度独裁的政治模式,形成的外部诱因和外部条件则是二十年来中共官僚执政集团执行的经济层面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官僚执政集团以及由他们掌握、衍生出的资本利益体系构成的官僚中国,在中国整体社会中自成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一个比较封闭的“圈”,这种现象即便是在中国君主社会的历史上也很罕见。——一个大约占人口比例3%左右的群体,握有这个社会的绝对权力,掌握着这个社会的经济命脉,占据着这个社会总财富的大半壁江山,并且,权力和财富在其内部的运转轨迹如同一个旋涡,不但永恒般的在圈内流动,而且朝着一个方向越转越集中。——虽然当前这个执政集团内部的个别清醒人士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弊端,并大力推行了一些补偿性的措施,如从整个社会上通过考试统招公务员等。但是,由于这个执政集团的先天性弊端,这些措施不但如同杯水车薪,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已经变形为一种强化官僚中国的工具。
城市中国——即以城市为主要居住地的,主要由“非农业人口”组成的群体。
农村中国——由“农业人口”构成的群体。
不难看出,五十年代由中共统治者开始推行的户籍制度,将中国人口人为的划分为“农业人口”,以及“非农业人口”,进一步严重的加大了中国的城乡差别,使传统意义上界限比较模糊的城市中国和农村中国,事实上成了界限极为清楚的两个部分,并且帮助进一步衍生出了一个新的“官僚中国”部分。其中,以农村为主要居住的“农业人口”,就构成了农村中国;以城镇为主要居住地的“非农业人口”,构成了城市中国和官僚中国,而“非农业人口”中的主体部分,包括国有企业(它又被从内部划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工人、各事业单位人员、民营企业主,以及普通市民们等,就构成了城市中国。为便于人们理解现代中国这种看起来极为复杂的等级制度,我们可以打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官僚中国、城市中国、农村中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奴隶主、直接服务于奴隶主的仆人们和戴了镣铐在田间劳作的奴隶之间的关系。
前面提到过,如果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的人们,由于其享有的政治权利、经济地位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生存状态的差异,而可以将他们划分成比较清晰的群体,就是社会的不幸,甚至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实际上,由于这种差异被利用所带来的灾难,在中国社会已经上演了一次,那就是毛泽东时代。毛能够走“阶级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中国的政权,其本质上完全是借助于两个基本的社会因素,一是城乡的较大差异,二是“乱世”带来的契机(其它外部因素所带来的机会,如苏俄的支持、日本侵华等,在此不作评述)。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理论,则不仅仅是现在的执政集团不相信它,毛时代的主要领导者们又有几个不认为那只是一张奇妙无比的“画皮”呢?
遗憾的是,“巧妙”的利用了这种城乡差异,从而得以打着“共产主义”旗号建立起独裁政体的毛泽东政府,不但不会想办法去缩小这一差异,相反,他们只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所得想尽办法保持和扩大这种差异,作为为自己进一步建立起绝对高度独裁政治的社会基础。于是这种社会差异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严重加大。同时,这种差异产生的内部以及外部矛盾几乎得不到比较温和的释放渠道,从而给社会埋下了极为危险的隐患。而毛所建立起的绝对高度独裁政体的结果,又孕育下了官僚中国这一怪胎,在绝对高度独裁政体渐进式的瓦解过程中,这一怪胎呱呱落地,见风成长,二十年间就成为了一个新的、极重要的社会差异群体,使中国问题更趋复杂化和尖锐化。
在时针指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蓦然回头,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结构最不稳定的体系。
现状:当前世界最大、结构最不稳定的体系
如果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当前世界上最不稳定的体系,它毫无疑问也是当前世界最大的不稳定体系。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拥有的国土面积极大、人口极多,以及严重的民族问题,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拥有毁灭人类的技术手段,以及长年坚持新闻、舆论筛选和文化封锁等愚民政策带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甚至法西斯主义倾向。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进行专门论述,这里主要对当前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结构稳定的几大基本因素进行分析。
不稳定的官僚中国
(中共传统官僚执政集团“铁板一块”的状态,建立在其内部“利益均沾”的基础上。官僚中国形成后,其内部对利益的争夺日趋白热化已成为重要的事实。)
一直有一些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中国的官僚执政集团是一个十分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得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政局再大的变动,也只是表面上的不稳定,再大的社会事件,最终也都可以在官僚执政集团圈子内达成共识并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来予以解决。而直接支持这一判断的例子就是76年和89年的事件。——二者表面上看起来形势都很严峻,都有可能酿成政局的根本变动,但是,在最终的铁血政策面前,它们都显得非常的苍白无力——它们最终都没有造成官僚执政集团内部根本力量的直接分裂。因此,在这些学者的看法中,即使当前官僚中国这一社会的特殊群体已经从事实上形成,他们内部再大的纠纷,基于共同利益关系,他们也只会在官僚中国这个圈子内部解决,对来自官僚中国这个圈子外部的压力作出反应时,他们的“枪口”必然是一致的。
笔者在此谈到的不稳定的官僚中国这一话题,并无从根本上否定上述研究结论的目的。笔者所说的官僚中国的不稳定,指的是官僚中国的两重性所造成的结果。官僚中国有哪两重性呢?其一,中国长期以来所推行的公有制,虽然只是独裁政权实施掠夺的工具和掩盖掠夺事实的一个幌子,并在官僚中国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作为财富能够在短期内大量敛聚之渠道的关键性作用。但是,在官僚中国基本成形之后的今天,它又成了阻碍其已经敛聚财富合法化的最大障碍——这种现象构成了官僚中国的第一重特性,对在中国实现民主化有较高呼声并曾经进行过比较有力推动的人,恰恰属于官僚中国中的那部分已经完成财富敛聚的人;而对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很反感并进行强有力抵制的人,也恰恰属于官僚中国,是官僚中国中那些因种种原因还没有完成财富敛聚的人。其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加上“上梁不正下梁歪”效应,导致那些手中略微有点权力的小官小吏,甚至那些在权力机关跑腿的普通办事员们,在敛聚财富的凶狠程度上,甚至超越了疯狂的境界。比如各种巧立名目的农村苛捐杂税问题,比如对养老金、下岗费的贪污挪用问题,比如大搞各种工程,然后层层剥皮,致使其成为豆腐渣工程问题等等问题。——这就是官僚中国的第二重特性,从现状上看,由于已经没有任何比较有效的措施能够对这种疯狂行为起到制约作用,因此,官僚中国的这第二重特性只能让已经极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不难看出官僚中国的两重性所带来的结果:一方面,由于利益关系,在官僚中国内部确实存在着一个“倾向于”民主化的派别;另一方面,被利益所驱使的反对民主化的力量也非常强大。一方面,在官僚中国的上部有一种希望自上而下进行和平民主化改革的力量(中意于走改良道路);另一方面,上部的一部分、疯狂的下部以及下部的外围力量,竭尽全力的抵制民主化,并随时都在为中国社会的火药桶里不停地装填着炸药(暴力革命的最大促发者)。——看起来前途叵测,于是能够逃走的财富拔腿开溜,造成从中国外逃的资金数额大于进入中国的外资数额这一看起来很可笑的事实——官僚中国已经远不是以前那种“利益均沾、铁板一块”的官僚执政集团状态。
当然不可能指望其内部的、受利益驱使“倾向于”民主化的力量,未来能够成为使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化的主导力量(这个道理很简单,他们对民主化仅仅是一种倾向,而受利益驱使,从本质上他们并不反对专制,甚至于他们维护专制的水平更加隐蔽、更加高明。而且,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能对他们的既得利益构成威胁,如韩国、印尼等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实例)。但是,官僚中国内部对利益争夺的白热化趋势却已经是重要的事实,官僚中国自身的调节控制能力,以及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力因此也已经被极大的削弱也是重要的事实。
不稳定的城市中国
(城市中国属于“特权阶层”吗?当前中国的专制者还有什么办法能够用来处理已经达到城市中国总人口1/4、并仍旧在上涨的城市中国失业人口?)
扮演了直接服务于奴隶主的仆人们角色的城市中国,一度也被一些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们归为“贵族阶层”。事实是怎样的呢?在官僚中国还没有形成之前,出于“主人”的统治需要,“仆人”看起来是拾了“主人”的牙慧,如粮食补贴、医疗补贴等等。而牙慧的来源,直观的看,一部分是“仆人”自己的劳动成果,一部分是“奴隶”的劳动成果。有一组数据表明:从1952年至1978年“非农业人口”制造的工业产品,与“农业人口”制造的农产品不公平交换,制造的“工农产品剪刀差”累计7140亿人民币,相当于大陆当时好几年国民生产总值之和。而从1978年至1991年这种非等价剥削就达13000亿人民币之巨,相当于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2%。——有人据此数据得出结论,“也就是说,那些五分之一的贵族每年从五分之四的贱民身上白白多拿22%的劳动成果”。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让我们来从外观表现和深层原因两个角度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就会轻易的得出结论:外观表现上,城市中国的劳动者们,如工人、医生、教师以及各种科学技术研究人员等,享有多种形式的“补贴”,并且这种“补贴”中的一部分直接来自于农村中国,因此这些人似乎应该属于特权阶层。但是,另外的研究结果也早已表明,——将城市中国的劳动者们已经“享受”过的各种“补贴”累计起来,和他们已经付出的“劳动”进行价值对比,这些人付出的“劳动”远远高于他们已经以“享受”的形式获得的“补贴”!从这个结果上看,他们不但不属于特权阶层,相反,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一直在以更隐蔽的不等价交换形式被大量的剥夺。——出现这种结果的奥妙何在呢?或者说,农村中国在被以不等价交换的形式被大量的剥削,城市中国也在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遭受着剥削(但其外在表现竟然说明他们是“特权享受”阶层!),那么,他们二者创造的财富到哪里去了?
当我们从深层原因的角度去分析,结果就非常简单:1、独立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数据表明,1995年以前,因为官僚执政集团许多成员为了个人升迁的好大喜功目的,以及由于缺乏必要的决策知识造成的仅仅是表面性质的决策失误,如重复建设、结构布局不合理、部门间缺乏基本的科学协调等造成的浪费,占去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将近12%(深层性质的失误,如国防建设的不协调、军备结构的不合理等等均无法计算在内)。2、九十年代,在官僚中国全面形成的这个时期内,被转移、挪用、贪污掉的财富,在20万亿——4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民间独立研究人员的谨慎计算数据,也有研究人员根据研究结果,认为应不少于30万亿元,上限可能在50万亿元的。在这里按最低下限20万亿元计算,相当于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多)。不难得出结论,这20万亿元以上的财富,除了九十年代国民经济比较快速的增长所带来的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来自九十年代以前历年来的财富积累。这就是大量国有企业开始不景气并迅速走向破产、工人大量下岗、部分退休职工和教师发不出工资、孩子们的教育费用一涨再涨的直接原因——“城市中国”,这个曾经被一般人认为的属于“特权阶层”的一部分,就是这样被一步步推到了不稳定的境地。
当前,城市中国拥有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已经超过5000万人,隐性失业人员估计为2000——3000万,两项累计达到了城市中国总人口的25%以上。从大规模下岗现象开始肇端的九十年代中期,一直到2001年以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私营企业、私营经济的全面上升势头,累年消化掉了城市中国3000多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经济发达地区,如珠江三角洲等的外资或合资企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些年里也帮助城市中国消化了不少于1000万的失业和下岗人员,这些客观因素多年来让城市中国一次次的不至于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现在呢,希望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中国变成世界的产品加工厂,以消化城市中国就业压力的想法,目前还是难以辨明其前途究竟如何的事。但是,城市中国的就业压力却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另外,来自官僚中国的压榨不但只会让这一压力不断增加,而且这种压榨随时在扮演着导火索的作用。
不稳定的农村中国
(在日胜一日的野蛮压榨面前,当前农村中国已经处于全面破产的境地,之所以未能爆发成大规模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农村中国的主体劳动力外出“打工”,没有在农村的缘故。)
从1992年开始,直接作用于农村中国稳定状态的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都凸现了出来: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即严重的苛捐杂税问题);土地数量和劳动力数量难以协调的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现在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关于由苛捐杂税等问题给农村中国造成的民生凋敝,专门的研究数据很多,如现在平均不到30个农民要养活一个不干活的农村工作“干部”的情况;占社会总人口80%的农村中国,却仅占有社会总消费市场份额的37%;每个农民现在缴纳的苛捐杂税几乎占到了其总收入的1/3;单位土地粮食产出的价值,已经难以抵住农民向单位土地投入的价值。——这些数据所反映的农村中国被压榨的真实情况,说明农村中国已经处于全面破产的境地。
但是,传统上农村中国一向被统治者称为“乖乖农民”,不到饿死的边缘不反抗,甚至于到了饿死边缘、饿死也不反抗(如1959——1962年,饿死农民总数达4000万以上,而同期农民揭竿而起的事件却相当少,已知的几起较有规模的反抗都被轻易就镇压掉了),忍耐压迫的能力足以让理性的人们感到不可理解。这种曾经长期存在的实际情况,实际上也是当今当政者们解读维持农村中国稳定问题的标尺,这一点从当政者们的各种剥夺或侵害农村中国利益的政策和其它行为中,均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比如最近的例子就是中国为了比较顺利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对农村中国利益的出卖,而开出的相对应的补救性措施就是,“我们的国家粮食储备足够全体中国人吃一年以上”。
农村中国的事实果真如此么?或者说,农村中国果真很稳定么?让我们抛去有色眼镜,重新来审视农村中国的实际情况。
1995年以前,在华投资的企业(基本上都在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累计需求的廉价劳动力大约为8000万人,这其中至少有95%以上来自农村中国。在这股“民工潮”中,保守的估计,也有5000万以上的农村青壮年加入过离家出外的“打工”队伍。而到了今天,经济发达地区直接吸纳的其它地区的农村中国劳动力至少也在4000万以上,本土本乡的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中国劳动力估计为8000万人左右。——这一方面缓解了农村中国的一个突出问题,即土地数量和劳动力数量已经难以协调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一“民工潮”也给农村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解放和进步。对于后者,数年来整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界都忘记、或忽视了对这一软性问题的研究,而笔者囿于具体条件的限制所进行的研究,调查取样比较局限,得出的硬数据结果并不是很严谨的,这里只能将这个问题郑重地提出来,希望对大家重新、冷静地认识这一问题能有所帮助。
以笔者的有限调查和感受,十几年来这一席卷全中国的“民工潮”,给农村中国带来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解放和进步,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关于这一点,从偶尔见于媒体报道的、准暴动性质的抗粮、抗苛捐杂税运动中也可稍窥端倪。如果你再对这些事件有更深层次的调查和了解,也许你就会对“乖乖农民”建立起崭新的认识。
对于农村中国来说,正如前面列出的硬数据所表明的,来自官僚中国的压榨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而这种压榨的未来趋势无疑问也只会有增无减。当前在农村未能爆发成大规模动荡的根本原因,是农村中国的主体劳动力外出“打工”,没有在农村的缘故。——不难看出农村中国的危机所在——如果城市中国的巨大就业压力,在未来1——3年内得不到比较有效地解决渠道,农村中国还能保持今日的稳定状态吗?更何况在官僚中国的疯狂压榨面前,乡镇企业近两年来不景气的状况有目共睹呢?
严重的民族问题和地区差异问题
关于中国当前严重的民族问题,以及地区差异问题,由于它们的敏感点主要是直接作用到国家的统一与分裂问题,并因而对中国社会在即将到来的变化中,是坚持走向进步、还是有可能倒退产生巨大作用,因此更贴切的说,它们只是中国这个不稳定的体系发生剧烈变化时的催化剂——故它们不属于本文要探索的范畴,关于此点,已有另文专门论述。
变数:维持?还是全面崩溃?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形势,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东欧各国,以及前苏联所不可比拟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按照通常衡量社会状态和社会形势的数字化依据,上一轮共产主义势力的崩溃,决不应该会从中国开始。但是,在公元1989年,在苏东各国内部都在悄然地酝酿着足以一次性击溃共产主义势力的社会基础力量时,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而且这场学生运动基本不具有政治诉求,或者充其量是个具有和平改良诉求的社会运动——迅速被血腥地镇压了下去,而在这同时,得到“教训”的专制统治者们迅速开始全力强化社会控制——能够为和平改良比较快速积蓄起根本民间力量的社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和削弱,而相伴随的就是社会矛盾的恶性积累。曾经有很多人遗憾的说,如果八九学生运动晚发生三年,有了苏东的模范先例和借鉴经验,这场运动就可以直接推动中国全面的根本变革。但是,这都是假设,实际的情况却是,“不成熟孩子”对于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说了几句过激的话就遭到了杀戮,而邻居家的、想要从根源上改变这种不公正的“成年人”,则从这杀戮和鲜血中得到了启示、勇气和力量。——这难道是上帝在有意的惩罚中国,还是可能要惩罚这个世界的序曲呢?!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也已经看到,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下了足以造成社会崩溃的物质条件。目前的中国社会之所以还没有陷入崩溃的境地,以及可能对目前的中国社会稳定状态继续进行维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机器的惯性运转
客观的看,毛泽东建立起的以共产主义为“画皮”的政权,创造了中国专制历史的颠峰状态。而毛本人和他的这个政权,也将中国的专制统治技术发挥到了极致,如阶级划分和人为的将同一社会中人群的差别进一步扩大,以维护“阶级”的存在,人为为“阶级斗争”(最邪恶的内斗)创造条件,并利用不同阶级间的差别来达到相互牵制以“治理”的目的;“崇高的目的”(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和“奴才进来的手段”(要么被奴化,要么被消灭),既哄骗了广大知识阶层和士阶层的认同,又使“择劣机制”彻底笼罩了这个民族几乎所有的人才选拔过程,最终使国人陷入精神和思想上类似于“阉割”的状态,从而达到完全的“只听我的话”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的专制统治,国家机器不仅是军队、警察、监狱,也是基层党组织,也是“人民群众”,也是人民群众“自觉”的相互监督和控制。这是一个地地道道最广义、最邪恶的国家机器!虽然二十年来它一直在向狭义国家机器的方向瓦解,而且近几年随着社会矛盾的空前积累,它瓦解的速度也在急速加快,但它邪恶的惯性仍旧存在却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从专制者对各种民间组织的镇压中可以清楚的发现)。
从现状来看,这一国家机器的惯性运转,是当前的中国社会从物质积累上已经达到了崩溃条件而没有崩溃的根本原因。然而,这种事实对于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有组织的、强大的、足以与政府对抗的民间力量长期得不到有效地成长,让已经积累下足以崩溃的物质力量的中国社会,迟迟不能够将危险能量的蓄积一点点的释放,迟迟不能够进行比较和平的结构重组;另一方面,社会差异和社会矛盾的恶性扩大与积累,却让中国社会迅速的在向全面崩溃的深渊迈进。
国家储备,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具有缓解作用吗?
在中国社会迈向全面崩溃深渊的道路上,还有两个因素可能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一个就是国家储备的真实程度,一个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否能够引来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投资热潮(即所谓的将中国变成世界的产品加工厂),从而继续维持中国经济处于一个较快速增长的势头,以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和信用危机。
关于国家储备,根本上是粮食储备和外汇储备问题。已知的公开数据是:粮食储备足以让全体中国人吃一年以上;外汇储备有2000亿美元以上。虽然官僚体制已经彻底腐烂,但这种储备规模对于个别全局性质的危机,如股市崩盘、大的天灾可能引来的流民,甚至银行挤兑等,还是有一定缓解作用的。——希望朱鎔基先生的人格能够保证这一公开数据的真实性。但是,即使如此,这对于中国也许不过是掩土治水而已。水没挡住,土已耗竭,而投下去的土更可能让未来的水势更加浩大。
关于入世的直接正面效应问题。如果入世真的能让大量的国外企业,因为青睐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市场,而将其作为自己产品的加工基地,中国因而可以成为“世界的产品加工厂”的话,则对于中国社会危机总爆发能有比较大的延缓作用。其一,不至于让城市中国的就业问题更加恶化,并可以缓解农村中国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返回农村的步伐;其二,可能能够继续维持一个比较快的经济增长率(依靠刺激国内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幻想,已经因为支撑这个幻想的基础本身就不存在而早已破灭),如此则能够有利于稳定老百姓的信任危机。但是,这种过于一厢情愿的赌博,其危险性显而易见:台湾、香港两地都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时期,短期内是难以走出低谷的,指望它们进一步大幅度加大对大陆的投资力度是不现实的;而最重要的、大头的西方资本则是要综合衡量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之间的关系的——以现在大陆官僚体制的腐烂状态和信用状态,究竟能够骗到多少西方资本来华持续的大规模投资呢?
结论:三大隐患的前途
不稳定的官僚中国、不稳定的城市中国,以及不稳定的农村中国,这三大隐患未来的前途究竟如何呢?
对于官僚中国而言,由于其内部矛盾的根源是“分赃不均”,想要取得协调并继续维持“铁板一块”状态的结果可想而知。另外一方面,这种“分赃不均”带来的加剧对城市中国和农村中国的疯狂压榨注定要有增无减。——前途看起来非常渺茫,其一,官僚中国内部如果短期内发生火并,直接带给中国的可能就是军阀割据以及难以避免的内战(在中国,如果出现军阀割据,则几乎不存在各割据势力各自和平的埋头搞内部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可能性);其二,“官逼民反”,如果中国社会的民主改革仍旧不能够被以强有力的手段来从上而下推动(以中国已经形成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乱”已经是无法避免的),则大动荡就将从民间肇端,以自下而上、社会全面崩溃的形势来到中国,这对于整个世界将意味着什么?
由于官僚中国内部的倾向于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派别,他们的这种“倾向”基本上建立在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而且,这些人都有“退路”(转移到国外的资产),他们采取断然的措施、断然的擎起自由与民主的大旗来在中国推进民主化进程的可能性,前途堪忧。
中国的机会何在?!
不错,即便可以设想有那些还能够为民族和国家前途着想的当权派,在今日的中国采取断然的改革措施来推动民主化,它也会乱。而如果不改革,等到从民间肇始的社会大动荡终于全面爆发的时刻——这样一个掌握着可以毁灭人类的科学技术的国家,这样一个在极端民族主义势力长期熏陶下的民族,难道,它只会进行自我毁灭吗?
后记:世界是否忘记了中国?
100年来的世界,看起来在飞速的走向进步——在自然领域,科学技术的更新让人目不暇给;在人文领域,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得到了整个人类前所未有的认同,人类整体的文明化程度空前提高。
从人类的恶性竞争领域看,纳粹主义、军国主义均遭到了其本身所崇尚的武力手段的粉碎;在和苏俄的竞争中,虽然看起来极度危险,拥有充足自尊感的俄罗斯人在最终认同普世价值前,始终没有发动对整个人类本身根本存亡的威胁。
在俄罗斯人最终选择了文明世界后,这个世界似乎一切都已泰然,还有谁能够对普世价值提出根本的挑战呢?对于中国,似乎只要不断的让他的经济融入世界,中国也就会融入世界,共产主义势力就会最终在中国消亡,中国就一定会象俄罗斯人一样最终也认同普世价值。——事实呢?中国的专制者们甚至试图通过金钱影响选举,来操纵个别民主国家的政治!而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国内敦行野蛮的专制政策,以及洗脑般的煽动普通群众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行为——他们已经邪恶到骨髓里去了!——要知道,他们不是不懂得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的意义和运作规则,但是,他们却能够为了一己之私不计手段的给老百姓洗脑,而被他们煽动的对象,则是一个自尊感长期受到了严重打击的民族,敏感而脆弱,却具有随时与人偕亡的勇气。
现实呢?在专制统治的肆虐下,中国的整个官僚政治体系陷入了史无前例的腐烂状态,这种腐烂,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意味着人权可以随时被践踏,劳动成果可以被肆无忌惮的掠夺——这已经让中国社会随时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处境。
中国社会全面崩溃了以后,这个世界还会一如既往的太平无事吗?在国境线上拉起铁丝网、在海岸线上严密盘查人蛇操纵的偷渡船只、给中国一些地区提供如同杯水车薪般的人道主义援助,这就将是对付中国崩溃后问题的全部政策吗?——我们都已经看到,这个世界已经发生的恐怖袭击,其手段、规模是多么的邪恶;我们也已经知道,制造恐怖袭击的根源,以及土壤和气候。
负责任的人们都应该检讨这些问题了。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由于这个曾经不仅从物质上,也从精神上控制了一切、同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画皮”邪恶政权的杀戮、排斥,以及奴化、收买的两面政策,真实的中国被严严实实的掩藏在了铁幕之后——最后,专制者们甚至发现连自己都在不停的被一个个真实的谎言所蒙蔽和欺骗。
中国好像已经被这个世界所遗忘。中国,果真要到了换上一幅极端面孔的时候,才能被这个世界重新想起么?也许,那一刻,对于整个人类都将意味着不幸。
愿上帝保佑中国!
2001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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