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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中国为什么赶不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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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为什么赶不上日本   
所跟贴 中国为什么赶不上日本 -- Anonymous - (11712 Byte) 2001-11-15 周四, 下午6:46 (816 reads)
魔鬼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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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林思云果然是个妄人《且慢指责国民性格，也说为什么日本领先中国》 (392 reads)      时间: 2002-1-09 周三, 上午1:59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且慢指责国民性格，也说为什么日本领先中国





　　可能痛诋中国的“国民性”是从鲁迅开始的，但我怀疑，这种直指人心的方法论是古已有之，譬如宋明的理学家们，总爱拿人的道德良知说事，此问题解决则世间万难亦随之解决。鲁迅比古人更高明，在于把“国民性”的问题推广到道德良知外的习惯上去了。但是，鲁迅努力发掘国民的劣根性，自有其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意义，是为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一部分。而今人对历史问题的总结，依旧在国民性上大做文章，就让人不安了。

　　

　　常见到痛陈“国民劣根性”误我民族的反思，以同是东方国家的日本为什么明治维新成功，而更文明富裕的中国戊戌变法却遭失败为最。这类分析，一上来就做日中民族性格的对比，把不同造就不同历史的责任全部归结到国民性格的不足上。我以为，在政治分析和历史总结中，“国民劣根性”之类完全可归于伪概念一类，毕竟所谓的国民性格，不外是制度和社会环境在个体身上的折射，是现象而非本质。而此种由表象推理其形成的原因的方法，往往会得出更荒诞不稽的结论，譬如，因为修造了长城，所以形成“长城情结”，而此情结就表现为文化和民族的封闭性格。那么，解决的办法简单了，我们把长城拆掉，或者我们引进欧美或日本的品种得了。这是一种智力上的偷懒。



　　这类可疑的词汇和可疑的方法，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它回避了对制度的质疑和对历史袭承遗产的认知。马克思说的好，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真的存在“国民劣根性”，那么必然是社会关系的问题。历史上无数兴亡和失败的总结，一直停留在道德涣散、人心丑恶，或者是忠奸之辨君子小人之别上，未有对制度和社会性的总结反思，所以，古人对朝廷积弱的痛责与今天ＢＢＳ上的反思并无丝毫差别。假如要革除某个“国民劣根性”问题，我投票，第一要革除的就是这种就表象做文章的“劣根”。

　　　　

　　用“国民性”对比的眼光看，日本人是格外善于模仿引进他人长处的民族，不像中国这等封闭保守，不过，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上，日本保留的仪式化的一面却来的远比中国更顽固。而“器”与“用”的一面，日本人也未见得比中国人更乐于接受西方的文明成果，仅在制度和社会组织这个西方文明成果上，日本表现出比中国更开放。但日本江户时代“锁国政策”的严厉，远超过任何时候的中国。何以突然之间来个大转弯呢？



　　事实上，这种区别更多地表现在日中两国在同时接触西方时，两者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差异上，而不关乎两个民族谁更虚心的问题。仔细分析会发现，虽然日中两国同为儒家文化圈中，但日本诸侯藩国林立的情形更接近西欧邦国林立诸雄竞争的情形。

　　对比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就社会环境、历史袭承因素和制度上的区别，可以看出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必然可以成功，而“戊戌变法”则绝无成功的可能。

　　

　　首先，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胜利，推动者乃是高度发达的商业活动中新兴的阶级，封建君主在国家依赖的经济基础由地主贵族逐渐变为工厂主大商人时，变革已经在所难免。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商业发展自不可比于西欧，当然明治维新后依旧保留了其历史残余性的一面，彻底的资本主义化还须待麦克阿瑟占领日本后重修宪法。但是，日本虽然有万世一系的天皇为国家元首，实际上并非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岛内诸侯（大名）林立，天皇被完全架空，甚至连中国的王朝政府竟不知道日本还有个天皇。而此种情形大利于商人的发展，因为无从有为维护中央权威的政府而施加的抑制，虽然日本世袭的大名和侍构成上层社会，但商人有与其经济实力大略相匹配的地位。类似欧洲大商人给王室借款的情形，在日本也一定程度存在，而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商业是被抑制的，与经济实力不匹配的地位，使得商人获利后，转而将资本用于土地投资或走读书的仕途之路，像明之巨富沈百万资助朱元璋最终身死财没的结局，使商业资本的积累无从谈起。更不可能有任何政治性的影响，而“明治维新”前的“倒幕运动”，则有三井财阀倾全力支持。

　　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在中国会找不到民间的商业力量，洋务运动若干年，连民用品的生产都需要官办，一方面是旧式中央集权政府必然与民争利，形成国家垄断，譬如自汉朝开始就延续两千年的“盐铁专卖制度”，另一方面，的确是民间资本的薄弱，其后零星出现民间投资的西式工厂，规模远较日本为小。而日本“明治维新”时，有实力雄厚的三井、三菱等财阀，可迅速转入新的体制。如中国在此与日本有可比的一面，更早些“洋务运动”就会产生深远巨大的变革性影响。





　　而戊戌变法之必然失败，在于它是与中国整个官僚集团为敌。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不存在这个不可克服的阻力。中国在当时已有了延续千年的文官制度和独特的选拔制度。这个体系独一无二，虽然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据说效法于此，但内中有本质的区别。文官的选拔是以儒家经典为考试依据，此选拔制度下形成的文官集团自然就成了儒家意识形态最坚决的捍卫者，对比同时代的欧洲国家，这种制度在确保社会稳定和价值恒定上，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它可以调节平衡知识分子与朝廷的关系，因为这种公平选拔形成的文官制度，使得每个知识分子都有平等机会进入官僚队伍，所谓英雄不问出身，它消解了政府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今天的情形相反。但变革须废除整个文官集团的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它连在下层知识分子中都找不到支持者，因为此种选拔制度使每个布衣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预备役官僚。利益所在，自然整个官僚集团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会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传统做借口进行反击。

　　而诸侯林立的日本，虽然历史上曾试图引进这种文官制度，但却未曾实现过，世袭的大名和侍阶层才是社会的管理者。虽然同在儒家文化圈中，儒家文化对上层社会组织来说，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都不构成自身利益的所在，在救亡和富国强兵的迫切面前，没有理由保留，也不会有人出于个人利益去坚决捍卫。至于适应这种社会变革的成本，来的也远较中国为小。变法在中国，动摇了官僚们已获权利的基础和合理性，而在日本，则不存在这种可怕的威胁，所需要的仅是个人的适应。





　　决定日本与中国变法成败之别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关外来的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享有超乎其他民族之上的权利，非但满清贵族掌握着国家权利，整个民族都被供养着。这种特殊而野蛮的种族制度获益者当然会成为变法的坚决反对者。因为变法其实是在颠覆这种种族制度，最终会动摇满清贵族专制统治的法统，也将动摇整个满清族群的利益。对变法的反对，官僚集团中来自满清集团的声音比汉族集团的声音要强烈得多，因为他们失去的利益更多。所以，中国的“戊戌变法”仅有皇帝本人的支持就不足为怪了。

　　或说，假如戊戌变法是选择以慈禧太后为核心来推行，就不会遭到她的反对而最终成功，这完全是不知道反对变法者的立场和利益所在。就历史本来面貌而言，光绪皇帝本人对新法的了解非常有限，他的理解与变法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有出入的，如果他握有实权而且知道这几个变法鼓噪者可能造成的后果，那么这场戊戌变法可能根本就搞不起来。“戊戌变法”成败，核心是谁无关宏旨，光绪皇帝支持变法实在是个意外的小概率的事件。

　　与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明治维新”并不构成对中央集权政府的挑战，因为它从不存在，相反，它是伴随着削除藩篱，以西法重新塑造统一国家的过程。倒幕变法，恢复权利被架空的天皇的威权和真正的国家元首地位，不是“动摇国本”，而是恢复“国本”。此外，“明治维新”的历史机缘是，天皇地位的重新尊崇，使得对幕府专制不满的人有了一个可以团结的旗号。这种与中国截然相反的过程，也导致了天皇在日本的更加神秘化和神圣化，这又是节外的话题了。而日本当初世袭的权贵阶层，到“明治维新”前后，其地位日渐窘迫，如封建大名，幕府对其运用人质和轮值制度控制之严密，使其在保有财富的情况下，乐于接受变法带来的自由，至于武士阶层，虽然地位与劳动者有明显的等级差别，但不事产业，在当时相当数量已几乎沦为乞丐，“百日维新”虽然对他们有所冲击，但也是重生的机会。





　　有此三方面的根本差别，中日变法的不同命运就是必然结果了。

　　或许值得一说的是，中国“戊戌变法”的不幸还在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有一批思想启蒙者兼富有牺牲精神的志士，而“戊戌变法”中的“康圣人”是个思想学问上的二传手，同时又是个十足的投机者。唯有个谭嗣同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烈士选择了牺牲，可算变法唯一的光彩亮点。

　　而根本上来说，假如中国当时具备日本相似的条件，根本不必等到对西法只有半吊子了解的“康圣人”来进行“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的“中兴名臣”们早就会推动这种变革了。



　　应当看到，对两国变法的成败与所谓的“国民性”毫无干系，用现代术语归纳的，对变革成败的决定影响是，是否有推动革命的社会阶级准备，整个官僚阶层的意识形态是否与之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是否有特殊的封闭的利益集团等，很不幸，在历史最紧要的关口，中国人遇见太多的障碍，稍足安慰的是，中国还不曾存在另外一个现代化的阻力——政教合一，不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增添更多的难度。事实上，这些对比分析也足以说明，为什么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产生在西欧的小国，而不是曾经长期领先的中国和穆斯林世界。没有西方国家和日本打上家门口，特别具有稳定性的、中央集权的中华大帝国，再过两千年也不可能有这种社会变革。





魔鬼教官２００２／０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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