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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谈流亡者的回国与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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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谈流亡者的回国与守志   
所跟贴 谈流亡者的回国与守志 -- Anonymous - (2588 Byte) 2003-9-03 周三, 下午9:59 (56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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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1938年有记者问流亡的托玛斯·曼:放逐是不是负担?他答道:“我托马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 (216 reads)      时间: 2003-9-03 周三, 下午10:11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干杯吧,托玛斯·曼!





眼 神





有一个晚上在奥地利,我用德语朗读自己的作品。结束之后,听众纷纷前来握

手。一个中年的德国妇女等到最后才走过来,深深注视我,说:“我一直在看您的

眼睛。您说话的时候,我总觉得您的眼神那么熟悉,就好像我们欧洲人的眼神;您

是不是长期在西方住过?”



我忍不住笑了,“是呀。”我说,“美国住了近九年,欧洲快十年了。”



“那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她说。



是的,我完全知道她的意思。



她觉得我的眼神熟悉,是因为,当我坐在那讲台上望着他们的眼睛时,我理解

他们的眼神。我分辨得出他们眼波流动的是揶揄还是欣赏,是幽默还是嘲笑。当他

们彼此会心地对望一眼时,我感觉得出那一眼是轻视还是喜爱,是狐疑还是肯定。

我听得懂他们最微妙的笑话,也探得出他们试图隐藏的厌倦。如果眼神是一种语言,

是的,那么我显然在不自觉中就用了欧洲人的眼神在和他们对话。



所以她立即地理解了我的眼神。



她指的,事实上,应该不只于眼神。还有身体语言,也就是举手投足。我这个



在西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中国人,和一个没有西方经验感染的中国人,已经有了

明显不同的走姿、坐态、表达同意和反对的手势、与人谈话时所习惯保持的身体距

离、告别时握手或拥抱的刹那决定……这个观察敏锐的德国妇女觉得对我“熟悉”,

不过是因为在那个晚上,我以欧洲人的眼神和身体语言与她做了沟通。



步出演讲厅,踩进灯影错杂的夜色里,和身边台北来的朋友谈起台湾90年代的

种种,用不同于北京腔的国语,用彼此熟悉的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对方解释的辞

汇和手势。临别时,我们回身挥挥手,“明天见!”没有拥抱,没有握手。



那位德国妇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实只是一个译本;她哪里知道原文的

我是个什么东西?





他是谁?





张爱玲移民美国,常年在公寓里深居简出。爱慕她才华的台湾人不远千里去探

望,管理公寓的美国老太太自然不曾读过张爱玲的作品,但是她认识张的;“她好

像有病”,老太太用手指指脑袋,表示是精神病。



离开了上海,离开了中国的张爱玲,究竟用什么眼神和她客居地的邻人对望?

几十年来,她究竟用什么语言处理生活的流动?我们不清楚,我们只知道,那美国

老太太在接受她的眼神、感觉她的身体语言、倾听她带着腔调的英语之后,自以为

是地下了注解:“她好像有病。”敲敲脑袋。



从上海翻印到美国的张爱玲显然成了一本老太太完全看不懂、甚至走样到认不

出来是书的东西。张爱玲在中文世界里的存在意义,一旦进入美国老太太的眼中,

就简化成“她平日不太出来,偶尔外出,都是在晚上出门去超市买点东西什么的。”

她哪里能想象,这个“好像有病”的亚洲老女人在初到美国时,曾经感叹:“我屡

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只要

有……所谓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

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与胡适分手时,两人望着有雾的河面,“……仿佛有一阵悲风,”还年轻、刚

刚离开中国的张爱玲写着,“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

不开。”



到了美国,繁华似锦的写作就整个枯萎。悲风从十万八千里的深处向她吹来,

她显然不得不以沉默回答。



管公寓的美国老太大将张爱玲看作精神病人,我想,只是因为她不认得属于张

爱玲的“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罢了。





你哪儿都不在





张爱玲的沉默或许不该叫沉默,该叫失语。沉默还是自己的选择,失语则纯属

迫不得已。



卡夫卡的人醒来发觉自己变成了虫:他,它,和周遭的世界突然断了沟通的可

能。当他以虫的形体——以虫的眼神,虫的身体动作,虫的声音——与人类接触时,

人,哪里认得出深藏在他意识中“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一旦变成异类,虫再努

力也无法找到一种语言,一种能将自己的回忆与他人共享的语言。人的灵魂裹在虫

的外壳里,他便只能和自己交谈。



有家归不得的诗人杨炼从一个陌生的城市迁徙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走在街上

看不懂街的名字,听不懂人的话语;和他擦身而过的人们没见过他那样的眼神,也

不理解他的语音。人来人往,摩肩接踵,与他却好像幽明两隔的世界。“因为你的

头发、皮肤和眼睛,你应当是幽灵,每天,出没于没有你的街上,避开一排排蓝色

的实体的人们。因为你的语言,你沉默,沉到最深处时,让自己消失。”



失去语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实体,杨炼因此体认自己已成了“鬼”;

鬼,在城市与城市间飘浮,冷眼旁观(和虫一样,鬼也是个它,只能旁观),旁观

“意义”这个东西的彻底消灭。





有海,可港口对你毫无意义。有街道,可脚步对你毫无意义……窗口,有

什么意义?看,有什么意义?你向镜子发出邀请,最后一次自己作自己的

客人……你知道自己已被埋在黄土下……回哪儿去?黄土下无所谓异乡,

也不是故乡,你就坐在这个从来没有你的地方,你哪儿都不在。





你哪儿都不在,人们对你视而不见。放逐者就是那失去语言的人。





贫血的向日葵





迁徙他乡不见得就是放逐,因为放逐不是身体所在的异动,而是一种心理状态。

改朝换代时闭门读书的人,虽然足不出户,是典型的自我放逐;乘着五月花号驶向

“美国梦”的人,即使飘洋过海,却未必能称为放逐。所谓放逐,必须是一种迫不

得已的远离中心和自身存在意义的边缘化。放逐中的人是一株不由自己的向日葵,

微仰着贫血的脸孔,节节转动朝向一个太阳——那十万八千里外的客观上存在或者

早已不存在的中心。那个中心,有许多的名字:民族记忆、旧朝天子、血缘文化、

母语故乡……



张岱年轻时极爱繁华,好精舍美婢,鲜衣美食,华灯烟火。五十岁那年明朝覆

亡,他“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

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这份隔世之感,和杨炼幽明断绝的鬼语无宁是一种跨代

的呼应。“身虽死泉下,心犹念本朝”的张岱选择作为一个永远的边缘人。



可是没有边缘,又哪里有所谓中心?每一场或大或小,或急剧或和缓的改朝换

代里,都有一群人跃入中心,另一群人退居边缘。半世纪前国民党来到台湾,大陆

人掌握主流,台湾本省人销声匿迹。在日据时代家庭小康、刚想在文坛上起步的叶

石涛,突然发现,受日文教育、不能以汉文写作的他,竟然成为自己国家里的外国

人。“50年代,我是彻底的旁观者,因土地改革而失去土地的没落地主家庭,变成

日无隔宿之粮的穷苦人家……,我的文学生命似已结束。我被社会所遗弃。……经

常住在被一片广大的甘蔗田所围绕的农舍里,靠酒精炉烧饭煮菜,晚上点油灯……,

这样度过了被人践踏,爬在泥土上的苦日子。”



有趣的是,那掌握主流的大陆人啊,竟是另一种边缘人,你看余光中的诗: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

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展中国的眼睛

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

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多愁善感的诗人在动乱中来到小岛,他马上化为一株向日葵,引颈望向失去的

中原。乡愁不经意地成为诗人创作的源泉,但是时代对叶石涛那一辈人就比较寒冷;

那些无法从失语症恢复的人,就自边缘坠落至遗忘的深谷,不再被人记得。





哈,托玛斯·曼!





写作人最恐惧的噩梦,我想,可能就是被人遗忘,被自己在乎的人遗忘。



托玛斯·曼初初流亡美国的时候——那是1938年,他的德国被纳粹占领——他

是多么的充满自信。 美国记者问他, 放逐是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回答:“Wo

ich bin, ist Deutschland.”我托玛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



够狂吧?他的意思是说,即使流亡,他也不会变成边缘人,因为他托玛斯·曼

本身就是中心,不管他在哪里。



在1938年,膜拜他的美国读者和曼自己恐怕都相信他的沉着与自负;毕竟他才

在1929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可是历史转动的力量可能总要大于个人的意志力,即使是一个伟大的人。曼的

英语并不十分好,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耳曼文化的成品。随着年月增加,他对美

国的疏离感越来越深。在一次欧洲之旅结束后回到纽约,海关的美国官员问他是否

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托玛斯·曼; 是的, 我就是。 兴奋的美国人说:“Welcome

home!”欢迎回家!



曼给赫曼赫塞的去信描述了这一段,然后说:“家,是什么?我早就不知道了!”

还没回家十天,他又写着:“我喜爱这房子和花园,但是要死吧,我还宁可死在瑞

士!”



为什么要死在瑞士呢?后来我们知道,因为瑞士是个属于德语文化的国家。曾

经有人将托玛斯·曼和法国的Paul Claudel比较,说曼受美国的礼遇,他的流亡生

涯未免太舒服了。曼辩道:“我的日子也许过得不错,可是他的际遇比我好:他仍

能住在自己的国家里,他的作品被人以原文阅读;而我的作品呢,只是一个译本,

影子一样的存在,而且我的族人连一行都没读过。”托玛斯·曼对自己小说的英文

本毫不在乎;德文版要出现时,他却字字计较,坐立难安。



托玛斯·曼终于如愿以偿埋葬在瑞士,在德语的氛围里。哎,不是说,你人在

哪儿,德国就在哪儿吗?为什么又苦苦赶回来的路?



巨大如托玛斯·曼,竟然也是一株向日葵啊!





回 家





托玛斯·曼无法以美国为家,但是他幸而有个瑞士;他的墓志铭总算刻的是德

文,唯一能够传达属于他的“民族记忆”的文字。和他一样运气较好的,是余光中。

“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的余光中以及他的同侪(托玛斯·曼的血系中有一条

莱茵河的支流),也在不经意间找到了他们的瑞士。诗人从美国回到台北的厦门街;





“回来多久了?”菜市场里

发胖的老板娘秤着白菜

问提篮的妻,跟班的我





诗人大概心里暗暗一惊:





这一切,不就是所谓的家吗?

当外面的世界全翻了身

……

唐山毁了,中国瘦了

……

只流下这九月静静的巷子

在熟金的秋阳里半醒半寐

让我从从容容地走在巷内……

即使此刻让我回江南

……

究竟有几个劫后的老人

还靠在运河的小石桥上

等我回家

回陌生的家去吃晚饭呢?





原来想葬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诗人,突然发现故乡已全非旧时,而那自己一向

无意当做家的地方其实才是真正可以拥有的家。这个意识一定有醍醐灌顶的冲击力,

诗人的价值坐标天旋地转起来;他所处的边缘竟然形成了一个始料所未及的崭新的

中心,新的中心一旦成形,放逐就止步了。





抵抗失忆





不是每个人都和托玛斯·曼或余光中那样幸运——如果我们能称之为幸运。许

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建立不起新的中心。他们在边缘挣扎,挣扎着不要陷入彻

底的、最终的失忆。把这种面临深渊的恐怖和恐惧表达得最透彻的,正在流浪的杨

炼是其中之一。





……记忆把你窜改了。虽然紧闭指缝,脸还是从你必须“记住”的一刹那

开始融化,点点滴滴流走。你越努力要记住昨天,就越彻底地失去今天。

其实都是死,死于遗忘或死于记忆是一回事。你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世界

日日从你身边滑过,在众目睽睽下失传。现在你真的怕,怕记忆……



空空如也中,你和你的诗,彼此近亲繁殖……



你在你自己的书写中失传了。





不能不又想起张岱。他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西湖,看见“歌楼舞榭,如洪水湮

没”;急急走避,不再回首。他决定死守在他的边缘,“而今而后,余但向蝶窟岑

迹,蘧榻于徐,唯吾旧梦是保”。旧时西湖和与西湖丝丝相连的人生内容是他的中

心,为了不失去对这中心的记忆,他写《西湖梦寻》七十二则,对自己、对别人,

证明某一个价值、某一个意义的存在。



杨炼却在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中发现,放逐者的诗,因为处于孤绝,渐渐要失去

他对记忆的残存的掌握,已经开始近亲繁殖!当被埋葬的不是死人,而是墓碑自己

的时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掏空了意义。诗人面对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虚无。



可是,书写本身不就是一个抵抗的姿势?如果不是为了肯定自我,怎么会有屈

原的《离骚》?如果不是为了保存记忆,怎么会有张岱的《石匮书》?如果不是为

了拒绝失忆,白先勇怎么会写《永远的尹云艳》?如果不是为了克服失语,叶石涛

怎么会活到今天写《台湾文学史纲》?大陆的大墙文学、伤痕文学的作者们,哪一

个不是当年消沉困顿、岌岌于深渊边缘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跄退到孤独的边缘,起先沉默,而后失语,最后失忆,

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遗忘。有的人却因为抵抗失忆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给予边缘

新的诠释,使边缘本身成为一种目的。不管是升起或堕落,放逐,迫使一个人赤裸

裸地、毫无退路地面对他的生命本质。它加重了灵魂的重量,使你深沉——如果你

没先被那个重量压倒的话。



不,我说错了;放逐可以将你的灵魂彻底地抽空,使你轻得找不到自己,那才

是生命里不可承受的轻……





译 本





我?



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我是说,道路上络绎不绝那么多命运坎坷的放逐者,我不

敢抱怨。著作,我有;读者,我有,时不时还收到远方的来信,来自大陆或台湾,

来自美国或新加坡,总是和我同属一个文化氛围的中文读者。我不必对着镜子和自

己日渐苍白的影子练习说话。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贫血的脸孔朝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走遍千

山万水,看见黄浦江却觉得心跳得特别快。认识整个世界,和台北的朋友相濡以沫

感觉却特别温暖。我清楚地知道,在这里,我是边缘——柏林围墙倒了,苏联帝国

垮了——又怎么样呢?我是那彻底的旁观者。可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那里,我是

中心:事件震动我,我震动人群,人群影响我,我影响事件。那是一股澎湃汹涌激

荡回旋的浪潮,我可以一头卷进去,与时代肆意地撞击。



于是我不断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样极度精致或者故作粗野的餐厅里吃饭。吃饭就免不了要谈政

治,谈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势,而是台北政局,更贴切一点,是台北政争。一个模棱

两可的手势,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语,一个暗地里的小动作,在岛上都有膨胀发热的

重要性。人们笼罩在政治的大网下,热切、激动。



我站在街头,看见木棉花从树梢落下,“噗”一声打在柏油路面。这是汽车横

冲直撞的大马路,热腾腾喷着油味的引擎轰轰响着,我竟然听见了木棉花掉落在地

上的声音。或许我以为我听见了?穿过马路,走向大安公园。一个游行的队伍正横

过马路,摇旗呐喊着;旗子被几辆庞大的公车遮住,看不清上头的字。大安公园的

人行道上种着一种矮矮的灌木,显然是接木的品种,同一株灌木上竟然开着蓝花与

白花,看起来异样地美丽,却也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我蹲下来,细细地看着

那纤巧的花瓣。游行队伍走到哪里去了?竟然没注意。



走在蓝白小花相间的人行道上。一个人走着,没碰见熟人,也没被碰见。鞋跟

在红砖路上清脆地敲着。走着走着,怎么一种孤单的、边缘的感觉,那么熟悉地,

从心底浮了上来,跟着我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难道说,放逐久了,即使原本也只能是一个隐晦的译本?



干杯吧,托玛斯·曼!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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