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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笛】 必须学会将政治家视为另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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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2m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5
文章: 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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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2u2m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博讯论坛] 必须学会将政治家视为另类
芦笛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中国乃世上奴才出产第一大国。时至２１世纪，还有著名民运领袖王希哲先生在网上庄严宣告自己是真命天子，是“替天行道，顺天应人”的“民运王”，将草民视为“奴才”、“狗才”，公开主张恢复传统社会的“事君尽礼”、“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如果有谁不服气，就是“不义不仁不忠不孝大逆不道的狗行”，就要施以各种惨绝人寰的中古酷刑。
令人深思的不仅是一个据说为“民主”奋斗了几十年的人，竟会沉迷在帝王野心和腐恶的封建伦理之中，更是他居然会看不出自己的可笑：一面主张武力叛乱，一面却又看不出那正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阴图不轨，翻案逆上，犯主奴之分”！
其实，王希哲先生这种古怪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普遍国民心态，那就是“当响马与做奴才的辩证统一”。
中国人民的忍耐能力是举世无双的。“民以食为天”，百姓但能苟延残喘，就绝对只会作卑微恭顺的奴才。只有当哀鸿遍野，易子而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会因动物求生本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犯主奴之分”，“犯上作乱”，削竹为兵，斩木为旗，“梭标亮堂堂，工农齐武装”，先把当地大户洗刷罄尽，“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去滚一滚”，好酒烂肉沉醉一番之后，便放火点了房子，胡哨一声，一拥而出，入深山，进大泽，风高放火，月黑杀人，大块吃肉，大秤分金，当响马去也。
表面上看来，从奴才到响马，从奴隶到将军，完成这个飞跃，势必要突破巨大的心理障碍。其实不然，当了响马，其实还是奴才，不过是把两面穿的皮袄倒了个个而已，根本不存在什么“思想解放”、“脱胎换骨”的痛苦过程。
老祖宗变这个戏法的手段，说穿了非常简单。从作奴才改为当响马，并不是要结束那种强分主奴的不合理社会制度。孔圣人和大中华第一大户子弟兼苏轼１６代孙女婿王希哲都说了：“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当响马并不是要废除这“君臣大义”，而是由大头领作真命天子“民运王”，由众喽罗作他的奴才而已。对大多数人来说，当响马不过是更换主子，从“他们的奴才”变为“我们的奴才”而已。这就是“小喽罗”在今日汉语中成了“狗腿子”的同义语的原因。
阶级斗争，一些奴才翻身成了主子，大多数奴才换了主子。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
当然，西方文明的涌入，毕竟在某种程度上更新了国人的观念。如今世上除了王希哲先生，大概没谁再敢公开宣称他是真命天子。现在是“满城争说制度恶”，大家都知道，只有改变那社会制度，才能结束作奴才的悲惨状态。
可惜的是，没多少人意识到，凡能生存的东西都有合理因素，生存的时间越长，合理性就越高。这“合理”不是道义上的，而是功利意义上的存在理由。
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国毫不走样地实行了几千年，是因为它是那个封闭社会的最佳生存方式。如今变得不合理了，也无非是因为鬼子打了进来，咱们有了个参照物，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才知道咱们的唐虞盛世其实不过是猪狗不如的日子罢了。说穿了，专制制度从合理变到不合理，并不是失去了客观可行性，不过是因为现在咱们觉得不合理罢了。换言之，它失去的是人心，或曰主观可行性。
这在某种程度上倒有点像某些美国人想推行的新帝国主义。我早想写篇文章详细论述一下这个问题。其实，现在美国和第三世界的实力对比，似乎远超当年大英帝国和殖民地的实力对比，应该说是具有相当大的客观可行性的。但我怀疑老美的超级帝国真能建起来。这不是说它没有客观可行性，而是说它没有主观可行性。今日世界与大英称雄全球之世不同，多了一条：民族主义。今日第三世界的人民的心态已非昔比。而发达国家的人民也早就摆脱了殖民主子的心态。
咱们的尴尬在于，专制制度在中国失去了主观可行性，可迄今为止，民主制度却还未能在国人心中取得主观可行性。于是咱们便给夹在这青黄不接之中无所适从。
这所谓缺乏主观可行性，不是说国人不欢迎民主，而是说咱们根本就不懂民主是怎么回事。光从民运领袖自称“民运王”，而大多数网人竟然处变不惊，似乎就足以反映这个问题之严重。
在国人的直线脑袋中，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到中国去并不是什么难事。只需使出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来便是。咱们既然能拿来人家的两弹一星，又胡不可把人家的制度也拿来为己所用？
这些人忘了一个事实：咱们确实拿来了人家的许多科技成果，可从来没本事拿人家社会科学里的成就，有的只是洪秀全拿基督教，孙中山拿西方民主，毛泽东拿马列主义那些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千年笑话。
此中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你要能去拿人家的现代科技成果，前提是必须精通人家发明的数理化。要去拿人家的制度，最起码的一条，是国民普遍具备人家的公民心理，其难度远比拿人家的科技成果大到不可比拟。采用现代科技不过涉及一小撮臭老九，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但民主制度是一种全民生活方式，须由全民参与操作。如果人民还处在那种“响马与奴才的辩证统一”心态中，就去把它拿来，强迫人民使用，那就如同让原始人驾驶宇宙飞船一样，必然引出灾难后果。而这就正是“中华民国”的笑话留给后人的启示。
悲剧在于中国人永远长不大，居然就没从民国的必然失败中学会任何教训，至今只懂四个字：“伸手去拿”，最后就跟孙大炮一样，拿来的只是包着响马之身的“民主”之帜而已。从孙大炮到王希哲，快一百年过去了，咱们在“正宗”专制主子之外，多出来的无非是几个“民主”响马，也就是potential 主子。这种主子不上台则已，一上台便再也无法摆脱，真个成了铸在殷鼎上的“子子孙孙永宝用”。
老芦发动“扫荡”后，有人给我写信，第一句话就是“你反对民运！”我解释道，我反对的是伪民运，那些人不是真正的民主人士，是毛泽东式的野心家。对方也承认我说的有道理，但又说：“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后，把他们选下去不就完了？”我哭笑不得，答曰：“你当初为何不把毛泽东选下去？”
毛的“民主革命”造出了个选不下去的主子，当然首先是暴力革命造成的专制制度使然，但如果没有人民配合，也绝对不会出现这种局面。记得李先念８０年代回忆“困难时期”，由衷感慨道：“我们的人民真好！要是在别的国家，政府早就垮台了。”客观地说，毛确实获得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竭诚拥戴。之所以如此，我看还是千年的响马／奴才心态使然。
这种心态，已经由鲁迅简炼地总结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在我看来，如今的“民主”人士们的解读其实是：“横眉冷对他们的主子，俯首伺候我们的主子。”
这不但是王希哲划时代杰作《给“王希哲司令”的狗奴才芦笛的训词》的主题思想，而且是“民主阵营”的处世金箴。新近就有某论者提出，要对政治家实行双重标准。对希特勒、毛泽东那样的罪犯可以任意诽谤，让受害者尽情报仇雪恨，而对王丹那种毫无罪行的民主政治家进行诽谤，就是违法犯罪。
对这种谬误，我已经在另文中批驳过了。因为该文扯了许多无聊事，决定了它是速朽之作，我决定重新阐述一番。我认为，这错误暴露了国人和西方人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的巨大差别。西方人很早就认识到，人性是不完美的，没有“人皆可以为尧舜”一说，谁都有可能在诱惑面前犯罪，而政治家因为拥有权力，就更容易被权力腐蚀，干出滥用权力、欺骗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来。
所以，西方人民对政治家的心态跟中国顺民的完全不一样，基本上是一种猜忌提防心理，生怕慢慢眼就让政客们哄了。民主制度的全套设计就是为此，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政治家当成与普通公民不同的异类，没有免于诽谤的自由。
因此，ＢＢＣ在毫未出示证据、拒绝提供情报来源的情况下，就敢指责英国政府在伊拉克武检问题上欺骗公众，政府也只敢力辩无此事，决不敢“反诉对方actual malice”。政客们更毫无隐私可言，收入都登在报纸上。就连非政客的英国王家都备受媒体迫害，不但连选举权都没有，女王的元旦致词从来是首相捉刀，而且王妃在美国会计面前裸体横陈，还给狗仔用望远镜头拍下来登在报纸头版头条；戴安娜和老姘的电话都给非法录了音，拿到电视台去广播。政客和普通公民的不平等甚至可以到这程度：在西欧国家，普通人用鸡蛋西红柿痛打政客们，根本就不算什么犯罪。但你如果敢对某普通公民这么干，恐怕立刻就得给警察抓起来。
在这点上，我觉得欧洲人民远比美国人成熟，比较一下华盛顿和伦敦就能看出这点来。华盛顿给我的感觉如同雅典，矗立中心的是古埃及方尖碑式的华盛顿纪念碑，四方由神庙包围。而伦敦就根本找不到一个现代神庙。我有时想，克伦威尔真是生错了国家，如果生在美国，则一定会变成华盛顿那样的神祗，决不会只留下个区区铜像，死了几百年还让历史学家没完没了地数落。
但哪怕是老美，也敢由民间报纸公布五角大楼的秘密文件，指责约翰逊总统欺骗公众，调查尼克松总统的犯罪活动，更由全民无微不至地关怀克林顿的性生活，万目炯炯，望眼欲穿地凝视他老人家的拉链门，生怕它打开的不是时候和地方。记得尼克松在《六次危机》里回忆，他和艾克联手竞选时，媒体暴出他贪污的丑闻。他根本没敢去要求对方提供证据，否则就要反诉“actual malice”，只能老老实实地上电视念家庭收支明细帐，这才化险为夷。他于此感慨曰：从政的坏处就是没有隐私可言。此事给他的心理创伤，一直都没有愈合，云云。
如果说老美处于青春期，则中国人还在襁褓时代。强烈的分明的爱与憎成了咱们主要的心理活动，而这正是原始人的标志。对“他们的主子”，咱们有的是响马式的深仇大恨，对“我们的主子”，咱们只会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敬仰。
就是这种奴才心态，决定了即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作强大后盾，人民心里也绝对不会有那“犯主奴之分”的一闪念，在革命成功后，想法去摆脱由响马变成的新主子。在《喜见“道德神权”为时代大潮冲蚀──“犬儒”篇之六》中，我已经把这道理说得很清楚了：
“在传统社会中，别说‘犯上作乱’的大罪，就连‘乱了名份’的‘一闪念’，一般人都决不会有。这就是‘名教’、‘礼教’的‘教化’作用。它把‘上下尊卑’这个道德观念牢牢地烙在每个人的头脑里，从根本上阉割了人民的抗争欲。这就是道德权威的威慑力，它强大到让人民连向它挑战的念头都不敢起、不会起。”
在我看来，要在中国实行民主，首先得破除这种心态，这不但是使民主制度在中国获得主观可行性的重大努力，而且现实可行，并不有赖于什么重大政治改革。而真正信奉民主的志士必须首先从自己作起，用单一标准对待所有的政治家，把他们视为随时有可能欺骗人民的异类，必须时时刻刻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决不让他们享受普通公民享有的隐私权和名誉权。
更重要的是，咱们一定要吸取以往的历史教训，永远停止造神活动，结束将无赖痞子孙中山、毛泽东人为制造为圣贤的邪教活动，像西方公民那样，只用“对我和国家有用还是无用”这功利标准去衡量政治家，将他们视为人民的鹰犬，决不把他们莫明其妙地尊奉于道德的奥林比斯山巅，听任他们僭居道义权威，“中国的光明面”，“替天行道，顺天应人”的“民运王”。做不到这一点，则哪怕真正的民主志士在未来中国掌了权，也一定会被温顺的奴才们宠坏，变成再也摆脱不了的主子。
作者：2u2m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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