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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南橘北枳的“教育产业化”之一（萧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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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橘北枳的“教育产业化”之一（萧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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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橘北枳的“教育产业化”（三） -- Anonymous - (3012 Byte) 2003-8-25 周一, 上午2:37 (12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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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南橘北枳的“教育产业化”（四） (112 reads) 时间: 2003-8-25 周一, 上午2:39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四、几个数据

　　

　　高等教育是需要巨大经费来支撑的事业。除了北欧福利国家基本上都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大学都存在着经费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国家财政投入和社会的资助，学生也要缴纳一定费用。但既然把高等教育定位为应尽可能让每个公民都分享的公益事业，在收费上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公民的普遍经济承受力，而不是如何从学生身上收回培养成本，更不是如何借收费赢利。在意大利，大学新生一年要缴纳的学费将近30万里拉，其中一部分在注册时交付，另一部分在每年三月底以前付清。这近30万里拉的学费，家境困难、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全部或部分免交。何为家境困难？根据意大利1986年2月28日第41号法律规定，家庭年均收入低于1个成员547.4万里拉、两个成员908.6万里拉、3个成员1168.2万里拉、7个成员以上20

　　55.4万里拉的学生，为家境贫寒者。就是说，近30万里拉的学费仅占贫寒标准的5.5%-10.2%，占意大利人均年收入比例就更低了，所以普遍都可以承受，在发达国家中学费偏高的美国，如果按公立四年制、公立两年制和私立四年制划分，近年每生平均学费占人均年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1.8%、5.2%、50.6%。除了私立大学收费达人均年收入的一半，许多家庭承受有压力，公立大学的学费是普通家庭都可以承受的。何况，美国还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奖学金机会和无息贷款，保证了希望上大学的青年不致因贫困而被排斥于高等教育之外。而我国从涨价前的1998年来看，我所在城市收费最低的大学，平均学杂费依专业不同低的为1700元，高的为4000元，占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40-85%，这已经不是一个多数人能承受的数目。涨价后平均一年少则

　　五千，多则七八千的学杂费占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90%以上，占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的250-300%。这仍然只是正常收费。

　　

　　

　　　　　　　　　　　　　　　五、“南橘北枳”效应

　　

　　我国的“教育产业化”鼓吹者和支持者对国际教育发展的民主化趋势置若罔闻，对发达国家大学学费占人均年收入的较低比例的事实装聋作哑，却根据我国涨价后大学学费占生均培养成本1/3左右（这个比例只依据了正常收费，而根本没有考虑价外加价、漫天要价这种并非个别的非正常收费）与美国大学学费占培养成本的比例大致相当，夸耀我国高等教育在收费标准上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因而已经“接轨”，以此为涨价辩护。在我国均年收入比人家低几十倍的情况下，在我国大学行政机构庞大③、教育经费缺乏审计，浪费惊人，而教学质量又还很成问题的情况下，既回避百姓经济收入状况和冗员浪费导致的高成本，又不思在改进教学质量以追国际水平上下功夫，④却只想着收费上与人家“接轨”，真是出息！更出息的是，教育产业化

　　经国内鼓吹者一诠释，就从大学扩大自己的社会责任、发挥自己的智力优势直接参与和促进经济发展（其中也包括了给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以减轻国家压力）变为把大学教育当作奇货可居的紧俏商品，从学生家中尽量多榨钱的借口。一些大学再一发挥，收取降分费和选热门费，大学便很有点像一个把受教育机会拿到市场竞价拍卖的行当：谁喊价高，谁优先。于是教育产业化成了一根大棒，它无情击碎贫穷者改变处境和发展自我的梦想。如此“南橘北枳”的移植效应真令人惊愕。据知情者披露，“教育产业化”鼓吹者，不，应该说是涨价鼓吹者，主要是一些经济学界人士和个别教育界人士。经济学在我国是对政府决策很有影响的显学。业内诚然也有一些中青年学者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人道情怀，他们不以纯经济眼光衡量事物，在注目于经济效益时，人的生存状态、社会的公正问题也始终在其视野之内。然而，对决策有影响的不是具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者，而是另一类“无心”的经济学者，这些人环境优越，周围接触的又非官即“款”，缺乏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缺乏对社会公正的关心。眼睛朝上不朝下，普通百姓生活的困顿、艰辛根本不在他们视野之内；如何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推进社会公正，也根本不在他们关注之中。

　　尽管我国最喜欢讲“国情”，然而“国情”只不过是藏污纳垢、抵拒公理、抵拒普遍价值的方便掩体。在真该从国情出发时，国情却不知被放逐到哪里去了。有几个情况是我国在考虑任何问题时都不能回避的。其一，我国国民收入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加上医疗、养老覆盖面小、且已岌岌可危，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而且，即使在贫困线标准定得极低的情况下，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也还有六千万人在贫困线以下，这个数目还没包括近年大量下岗的城镇职工。对于他们，别说医疗、养老，就连眼前吃饭都大成问题。难以想象的贫穷、无知、被动、麻木、难以表达自己，就是这一大批人的基本生存状况。其二，我国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远低于最不发达国家

　　平均水平。所以，义务教育名存实亡不是因为大学挤占了教育经费，而是因为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水平过低。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一直就是我国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的主因。由于几亿文盲半文盲和大多数人受教育不足，使无知具有普遍性，愚昧具有传染性。而在限制和阻碍我国社会发展的因素中，无知和愚昧是最难控制、最具灾难性的。远的不说，迫在眉捷的问题，如，我国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之所以难以控制，犯罪率居高不下，各行各业盛行欺骗、作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教育水平低导致的民众素质低。

　　

　　但那些对政策有影响力的经济学界人士无视我国百姓收入偏低、社会保障差、国家对教育投入过低的国情，睁着眼睛说瞎话。对于当下老百姓缺乏消费热情，他们不从国民普遍收入不高和社会保障严重缺位的基本事实出发，去寻找解除消费后顾之忧的良策，却一个劲把眼睛盯在老百姓很不充盈的钱袋子上，惊呼我国各级银行中私人存款“高达五万个亿”。其实这五万个亿分摊到十三亿人头上，还不足四千元，再说，我国贫富悬殊巨大，这五万个亿存款中大部分是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富豪们的，普通百姓没有几个钱，这点常识帐，不是经济学家也算得出来，偏偏某些经济学家就不懂似的，提出以涨学费来拉动“教育消费”，对本来就忧虑于医疗、养老等问题的普通百姓雪上加霜。即使对于所谓“拉动消费”，大涨学费也是馊主意，任何钱不多但又想让子女上学的家庭从此不把钱袋子捂得更紧才怪。

　　

　　尤其糟糕的是，这些对消费低迷拿不出良策却把主意打教育头上的经济学界人士，对教育的性质和功能完全缺乏认识。他们根本不了解教育是最不能以纯经济观点来衡量的，根本不了解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公益性质，这个性质决定了它永远不能被当作商品。但依照某些经济学界人士糟糕透顶的逻辑思维，不是义务教育，就一定得是商品。而在他们更糟透了的教育投资回报率计算方式中，只根据受教育程度与工资收入大致成正比，就轻率断言：个人是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诚然，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的正比关系一般说来是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交学费是私人为自己的未来投资也不是不可以。然而，高等教育更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投资。估算高等教育对受教育者个人的回报率不难，但要计算它对社会的回报率，几乎是不可能的。高等教育具有的保存社会基本价值的功能、提高公民的文化素养的功能、知识储备、知识更新和创造的功能，是其他任何事业都无法比拟和取代的。一个社会，如果缺乏主要由高等教育来提供的这些贡献，将毫无希望。但这类贡献是无法计算的。即使从纯经济角度看，尽管在短期效益上，

　　对社会的回报率可能小于对个人的回报率，但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还有更重要的中长期影响。

　　

　　这种影响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是难以定量的。在知识已成生产体系的心脏和大脑的今天，尤其是这样。基于这个事实，在八十年代，美国联邦人才资源和高级人才培养会主持人吴尔夫就作了以下表述：“公民的大脑构成国家最大的财富”，“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除去发现和利用最好的大脑外，别无选择余地。”这样的眼光，在我们那些对国家政策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谋士身上看不到丝毫。

　　

　　由于高等教育在文化、价值、科研等方面对社会的极端重要性，也由于高等教育作为国家人才库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事实上，在任何国家，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都始终远远高于个人投资。近二三十年，发达国家还有了把免费教育向高等教育延伸的趋势。对个人收费比例偏高的美国也不例外。在最新一轮美国总统大选中，两党候选人都把教育机会的平等作为未来的施政纲领。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提出：如果当选总统，将会帮助“那些落在社会后面的人。”因为，在他看来，面对21世纪这个更为现代化的高技术社会，人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教育和平等的机遇。民主党候选人戈尔不甘落后，宣布把使所有美国人享受从托儿所到大学的免费教育作为当选后的国内政策。尽管竞选时的允诺不可全信，但他们正视了这样一个趋势也是事实：让所

　　有公民不论贫富都能接受高等教育是21世纪的革命。

　　

　　而我们那些出谋划策的经济学界人士只计算涨学费带来的短期（而且是局部）经济收入，不计算因大涨学费导致的排斥会埋没多少公民的大脑，对国家的最大“财富”会造成多大浪费。

　　

　　而且，当他们以糟糕的逻辑怂恿涨价式的“教育产业化”时，接受高等教育、扩大生活的选择机会几乎就成了出得起钱的那一部分公民的专利。中国式的教育产业化这股趋富斥贫的势利劲，使它在实施起来时，完全起不到斯坦福、哈佛等大学那种为地区经济增长服务的作用。它起的作用是化掉了大学的精神，化掉了贫者的希望，化掉了社会公正。纵然今年大学扩招了三十万，但与涨价相伴的扩招，扩出的机会不是穷人的；纵然国家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但这个发展不属于穷人，对社会底层没有亲和力。

　　

　　如果考虑到这样的经济学谋士还将继续影响国家决策，如果考虑到加入这场所谓的“教育产业化”鼓嘈还有教育界人士和科学院院士——这些人本应禀持良知，负责任地就社会重大问题发表意见——，不由得要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将来产生一种近乎宿命的悲哀。

　　

　　　　　　　　　　　　　　　　　 1999.10.11

　　

　　

　　1 数万元的扩招费反应强烈，教育部已经制止。但第一，已经收了的，并不退还，只是“下不为例”；第二，巨额扩招费虽然停收，但“扩招生”与“非扩招生”仍然钱上有别。

　　① 何祚庥，转引自《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第40页，百花文艺出版，1998年。

　　② 对大学行政机构的庞大，民间有打油诗讽刺：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

　　③ 近年来，学费持续上涨，学生质量持续下降，早已引导起各界关注。1997年1月3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基础学科博士生质量不容乐观》的长篇报道。报道通过国务院学位办副处长之口指出博士生教育的水平问题：基础不扎实，学科专业知识较窄，缺乏高水平创新成果，即不博也不专。最近，大学师生和家长针对盲目扩招，流露了对“豆腐渣教育“的担心。

　　

　　

　　注：肖老师长期关注教育问题，有《教育：必要的“乌托邦”》等研究教育的专著。近日见关天有朋友讨论“教育产业化”这个话题，肖老师特发来此文参与深度讨论。因文章较长，我转贴时特分成几部分上贴，便于朋友们阅读时思考和间歇之便。　　　——南朵

　　

转自《关天茶舍》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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