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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民并不贫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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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雨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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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民并不贫困
现在的一些亲美右派们还是象40年前的右派分子一样总是千方百计攻击和诋毁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总是把建国后的前30年描绘成一团漆黑，用忆苦思甜的口吻把那时期说得象国民党旧社会似的。<<文革期间农民的负担有多重？>>一文就是这种典型，近来流传颇广，影响很坏，希望广大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勇敢地站出来予以无情的驳斥。
就象那篇文章中所说的一样，没有当过农民的人没有评价当时农民的资格，因为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有更深刻的切身体会。我这个当过10年农民的人，大致认可<<文革期间农民的负担有多重？>>一文中所陈述的事实，但我认为当时的农民只是物质条件较为缺乏，但我们的生活并不贫困，因为我们的精神生活很丰富的，我们的整体生活是幸福的。
前几天看到亲美右派们引用资料说，占美国人口20%的穷人不但不用缴纳联邦税赋而且还可以领取大量的政府补助，平均每个农户每年也可领到大约12700美元的补贴，意思是说中国农民已经很穷了就不应该上缴各种各样的税费了，更趁机指责毛泽东时代的农户辛苦劳作一年，却反倒欠一屁股的债，不人道。我首先要指明的是<<文革期间农民的负担有多重？>>一文的作者也承认他们一家人口多(9人)吃口重，消耗多，贡献少，铆吃晏粮，能不“年终倒挂”吗？当年我家，一家5口，4个壮劳力，平时注意勤俭节约，在每10工分只有2毛5的情况下，年终也能捧回个1百，2百的。这1，2百元的价值，现在的年轻右派可能不知道，当时它相当于我们国家干部工人平均3个月的工资呐。
更要说明的是，中国和美国没有可比性，美国可以凭借强大的武力掠夺中国的财富去转化他们国内的矛盾，而我们中国则需要对世界进行无私的援助去化解兄弟国家的矛盾并支援世界革命。还有要说明的是我们中国实行的是比美国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是为了整个人类的美好未来。<<文革期间农民的负担有多重？>>的作者所说的大队干部收缴产妇老母鸡的实例，和解放前刘文彩，黄世仁抢夺贫农财物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刘文彩，黄世仁抢贫农的老母鸡是为了自己享用，是为了自己的腐朽生活，而大队干部是执行党的政策，是为了我们大家，是为了整个国家。问题是在于那个民办教师的觉悟太低，只顾小家，不顾大家，更罔顾国家。我们都知道，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大河有水小河满，想想大河干枯了，国家亡国了，我们都成了美国和日本的奴隶，我们个人和小家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那时的农民头上没有了三座大山的压迫，没有了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我们得到了翻身和解放。我们农民当时的工作时间虽然很长，也很辛苦，但我们是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土地上劳动，是为自己的祖国创造着财富，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生活得更好而自愿地辛勤劳作。我们当时在物质生活上过得是苦点，但我们的精神很充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劳动支援了国家建设，建设了强大的国防力量，抵御了苏修和美帝的侵略，使我们的子孙免当亡国奴，免吃二遍苦，再受二岔罪。
当时的农村的民风非常纯朴，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支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场电影，一台戏就能让我们乐上好一阵。只要一家有喜事，就全村同庆。国家有大喜，那我们农民个个比捡了金元宝还要高兴。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万吨轮下海，长江大桥通车，红宝书出版，林彪反动集团垮台都会让我们欢心雀跃，心中充满幸福感。
那时我们农民虽然不算领导阶级，但也是国家的主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那时候，只要有大队公社的证明，探亲访友办事不用担心被收容关押。那时候，我们农民不用背井离乡去广州，深圳，上海任由美国，日本和台湾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那时候的农民不用受外国人的气。那时候，没有外国鬼子在中国昂首挺胸，招摇过市，更没有门前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说法。那时候，地富反坏右都是专政批斗的对象，根本不敢乱说乱动。那时候，就是连偷吃地里的一个胡萝卜，就会被无情的批斗，所以流氓地痞很少听说，更没有黑社会了。更重要的是，那时候，我们中国人人有骨气，有尊严，不怕封锁，不怵卡脖子，勇于和苏修唱对台戏，敢于和美帝叫板。
我承认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是比那时候好一些，但这是20多年来我们仰外国人的鼻息，任由外国资本掠夺换来的。那时候，我们虽然物质上溃乏，但我们精神上是丰富的，因为我们活得尊严和骨气。现在许多亲美右派们开始嘲笑朝鲜了，殊不知朝鲜人民正在嘲笑我们穷的只剩下比他们吃得饱点，穿得暖点了。朝鲜人民敢于和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对着干，有“全世界都羡慕我们”气度和信心，而我们的许多中国人却只羡慕西方世界，甘心情愿作了物质的奴隶。
人活着不仅仅是吃饱穿暖，如果是那样，那和动物有何异？有爱国青年问得好：美国，日本让你吃好穿好住好上好学校做好工作，一年给你几十万，要你天天喊美国人和日本人为爹，你原意妈？只要是个真正的中国人，那就会一千个，一万个不答应！！！！！！！！！！
2003年8月20日
附：
<<文革期间农民的负担有多重？>>
农民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积重难返的主要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的客观尖锐性，我国的“老左”和“新左”一起上，似乎只有他们可以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了，农民又有了“大救星”了！
我是在左倾路线横行的时候当过农民的人。可以说，不管老左怎么说得天花乱坠，他们都没有资格代表农民。许多倾左的年轻人，不了解当时农民的负担，也不知道当时农民的苦楚。他们可能只知道现在的农民负担沉重，却不知道，过去农民的负担比现在更重。
一、当时农民的收入
我在农村当农民的时候，收入最好的一年是每10分工0.58元（大概是1971年）。它是以砍完一山培育了22年的杉树和一山竹子为代价的。除此之外的年成就差得太远了。我们邻近的一个公社，有一个生产队每10分的工分值只能分8分钱。
没有经历过老左治下农民生活的人，对这样的分配可能还不一定懂。它的含义是，一个成年男劳动力从早晨6点劳动到下午6点（有时晚上还要开晚工），计工10分，这10分，年终分配可以得8分钱。成年女劳动力，每人每天只能计6分工。如果工分值是每10分工分8分钱的话，则六八只能得4分8厘钱。我第一次出集体工只评了2分的标准分（因为年龄小、个子小、劳动力不行）。按这个标准，我每劳动一天，只能得1分6厘钱。当时的米价是1角6分钱买1斤。这就是说，一个成年的男劳动力，劳动两天才够买一斤米。至于穿衣、看病、红白喜事，就只好由读者去想象了。
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除了从集体劳动中分得劳动果实之外，其它收入微乎其微。1972年，我奶奶在房子前边的空地上种了一蔸苦瓜，都被勒令拔掉了，还罚了5角钱款。我家是贫农，所以没有因此挨斗。要是其它成分的家庭，这一蔸苦瓜可就要招徕不少斗争了。家庭养鸡、养猪当然是政府提倡的。但是，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而是所谓“支援国家建设”。其它副业生产，在个人是禁止的；在集体，也被“以粮为纲”冲得几乎为零。
当时农民的收入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二、农民的日常生活支出。
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只能按这样的工分值标准来进行“多劳多得”的核算和分配。可是，这还只是毛收入。生产队分红薯、分粮食、分苎麻、分黄豆；端午节、春节、中秋节开点预支都得要在年终结算里扣除。穷生产队平时没有这些预支项目，所以扣得就少。至于日子怎么过，你自己去想象好了。我们队收入好的那年，端午节、春节、中秋节都开过一点预支（现钱）。我家里最多还被预开过3元8角钱。扣除这些以后，到年终，许多人家超生产队的支。即全家劳动了一年，不但没有一分钱过年，还欠了生产队的钱。公社干部来了，还要给一个“劳动不积极、出工不出力”的批评。文化大革命还把这种结局归罪为：“没有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三、关于农民的负担。
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农民负担”一说。也没有人敢如此胆大提出“农民负担”问题。是改革开放政策才有了“农民负担”这个词。不过，没有这个词，不等于当时的农民没有负担。当时的农民究竟承担了那些负担呢？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不知道。其实，大略算起来，“老左”强加给农民的负担远比现在要重得多。可以大致分析如下：
1、上交征购粮。
“征购粮”其实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征粮”（相当于现在的农业税）。它是按照土改时的“四固定”核算下来的。另一部分是“购粮”（国家订购粮）。它是“统购统销”政策的产物。理论上讲，“购粮”是国家先付一些定金给农民，秋收以后农民把国家定购的这一部分粮食上交给国家。不管你丰产还是歉收，都要交。而实际执行中，国家没有付给过农民任何钱，粮食照样要交。美其名曰，“支援国家建设，农民最有自觉性。”
2、上交物质（包括牲猪和经济作物产品）。
这一部分不属于无偿上交，是强行廉价要生产队卖给公社供销社的。每个生产队要按规定完成国家任务。不完成国家任务的生产队，不准分配这些国家统购物质。比如，没有完成上交牲猪任务的生产队，过年过节不准杀猪。这就是当年我们的农民，作田的没有饭吃，养猪的没有猪肉吃，种麻的没有衣裳穿的原因所在。由于自由市场被取消了，国家是按“一口价”强行摊派、强行收购的。与供销社结帐是干部的事，农民根本不知道。干部从中贪污、截留是经常的。因此，农民从这样的上交中得不了几个钱。
3、上交“三超粮”和“战备粮”。
老左治下的干部好大喜功、汇假报成风。本来减产，他硬要说成增产。为了表明自己的政绩（当时没有“政绩”这个词，而是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之类），就强迫农民上交“三超粮”（究竟哪“三超”，我至今不明白）。“战备粮”是中苏关系恶化后出现的新名堂。有一年，我们生产队的队干部和社员反对公社收“三超粮”。马上就招徕公社干部下队来“反瞒产私分”，说是干部隐瞒了产量给社员私分。他们整起人来，比现在的干部要残酷的多，而且上级支持他们，不但不批评，而且还要表扬他们“斗争坚决”，“阶级立场坚定”。经过这样的搜刮以后，新谷8月才上场，到春节，我们生产队就有半数社员家里没有过年米饭了。1969年起，我家里也加入了这个缺粮户队伍。这一年，13岁不到的我跟着大人走120里路去买红薯（3元7角钱买100斤）度饥荒。1976年，是我家里最困难的一年。当时，我家有9口人，从小年24到正月15，队上杀猪共计分给我家里9斤带皮带骨的猪肉，另外国家按人口发给农民每人4两白糖。干部私分了一部分，融化掉一部分，实际到户只有3两7钱。就是这9斤肉、每人3两7钱白糖，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我们过完了1976年的春节（从小年24到正月15）。
4、向农户摊派上交物质。
每到过节、过年，国家就会有人下农村催交鸡、鸭、蛋品之类，也没有一分钱给农民。名义上是“工农相互支援”，实际上则是强行征缴。干部解释说，工人老大哥为我们生产了工业品，农民应该保证城市里的工人老大哥过好节、过好年。
有一年（大概是1974年），我们隔壁队一户贫农，又是民办教师，他们村子发过鸡瘟，什么也没有。正好他老婆生了孩子，他家亲戚刚刚送给他一只鸡看月婆。鸡正在生蛋，于是，这个身为民办教师的贫农不舍得把鸡交给国家，想留给老婆吃。谁知没有藏好，鸡一叫就被妇女主任发现了。于是，这位民办教师与收鸡的干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气愤之下，这个民办教师把鸡举起来狠狠地摔死在地上，嚷道：“老子就是不交！”然后又骂到：“你们比过去的国民党还厉害！”
事情过后，对这个贫农出身的民办教师被生产队开了一次斗争会，经大队部讨论，公社批准，开除了他的民办教师资格。
这是个典型事例，一般情况下，农民从来没有反抗过。最倒霉的地富分子，他们养鸡养多了是“梦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养少了有交不起国家任务。真的左右都不是。
5、平调风
没有经过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平调”？所谓平调，就是农村的上级领导机关（县、公社、大队）无偿向下级生产部门抽调物质和劳动力去盖公社礼堂、修路、兴办社队企业（为公社赚钱）之类。
1974年，我们县的一个革委会的干部（大概是革委会副主任）死了，就向每一个大队抽调了7个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壮劳动力去为他家里送葬、埋死人。
1974年，我被公社抽调去采矿8个月，赚的钱主要交给公社和大队，生产队所得甚少，我则按照公社划拨下来的工钱记工分，参加生产队分红。
6、扣罚工分
前面已经说了，文革期间的农民主要依据工分来分配集体劳动成果。可是，工分也是可以扣掉的。只要干部不高兴，你的劳动工分就可能被扣掉。我爷爷74岁时按照工分定额承包了一块油茶山的铲山任务，清除荆棘和乱七八糟的野生植物，并松土。我爷爷心眼实，把茶树脚上的小枝全部理掉了。按照生物的生长特点，理掉一些多余的枝丫可以避免郁闭，产量会更高些。可是，大部分农民不懂。生产队会计与我家又有些疙瘩，于是，本来应该得300个工分的劳动被扣掉了120分。就是说，与现在对农民的滥罚款相对
应，过去存在着滥罚工分的情况。
7、养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民并不欢迎。一是知识青年到农村经常偷东西。他们没有时间和经验养鸡、种菜，只好偷贫下中农的吃。二是农村要负责安排他们的住房和劳动。农村土地是相对固定的，多来一个知识青年就得多分一份，农民不高兴。1970年－1978年，我们队100口人，负担了6个知识青年。
以上列举的农民负担，各个地方可能有所不同。但总体按可比的相对数算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农民负担大约是现在农民负担的2.5倍。只不过，当时是集体化的农业体制，大部分上交都不是直接从农民手上拿的，而是生产队集体上交的。所以，农民没有象今天这样有切肤之痛。
附网友回应：
1，jggjgg
文革时农民生活极端贫苦,当时盛传的一副对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横批是南北.很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生活的情况.七五年我参加了我区组织的党的基本路线工作组,到农村进行所谓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我所在的村在这个县是有名的富裕村(所谓的富裕也只是粮食和杂粮比别的村多一点而已).记得在夏收夏种时,一次生产队的一头耕牛失踪了.一星期后,有村民在山沟里发现了跌死的耕牛,其时牛的尸体表面已经大部分腐烂发臭,有的地方甚至有些蝇蛆.即使是这样的东西,生产队仍然将牛捡后洗干净公平地分给每一户村民.而村民则象是过年一样的高兴,将腐烂的牛肉提回家,重新洗干净,将锅烧得红红的,把牛肉用火烧过后,放上辣椒,姜大吃了一顿.当时我们工作组是派饭,即每家村民派吃一天,到吃饭时,当村民端出这热气腾腾的牛肉并热情地请我吃时,我到外面吐了.这天我什么菜也不敢吃,只吃了点米饭.而我看见村民那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惊诧了,我哭了.人只要是饿了真是什么东西都敢吃啊!
2，长短句
一天能赚5毛八分？这不错啊！1970年，辽宁西部的很多地方，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劳动工分只分配3毛到4毛钱，从生产队买回自己的口粮都不够。不光是文革，文革前，中国农民的日子就不好过。只是到了文革中，不允许搞副业不允许多种经济作物，他们的日子更惨！
3， 长短句
黑山县有个拉拉屯，一位朋友在那里插队，他说他们附近一个村，这一年分配的情况是：每天一个壮劳动力的工分是8分钱，可买一张邮票，或4盒火柴。或者，一斤未加工的玉米粒。知青每年的口粮是毛粮（未加工的玉米或高粱）360斤（180公斤），很少的蔬菜，几乎没有肉蛋更别说奶。居然被农民羡慕。因为后者的口粮是300斤，全年。
4。李三
那时我们那里的的农村，基本上做菜都没油放。虽然他们年年都种很多亩地的油菜，但菜子都是上交的，但是如果不交的话也没办法。因为当时除了允许农村自办打米厂外，就是有了油子榨油的地方也没有。当时的人也并不是就很情愿，但是他们的注意力，好象都没有到认识自身为什么这样苦上，而是放在羡慕工人的待遇上。
一般来说在农村长得好一点的姑娘，就是不愿嫁农村郎。当时为了教育这些女子就出了很多这方面的电影，讲农村姑娘如何爱上农村小伙的故事。讲女知青如何“扎根农村”的故事来骗他们。当时的女子的婚龄一般是十八岁左右，我有一个表姐志向远大，就是要找一个“吃国家粮的”，结果直到三十岁才真给她找到了。当时我表姐夫在一个大山里当公社的秘书，后来果然是升了官进了城了，到现在人们还说我表姐有眼光。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那时的女子不象现在的女子一个个年纪小小就饱经风霜，阅人无数，而是个个是身体健康的黄花闺女，心地一纯，就容易上钩，结果和一个农村小伙勾上一次就上了瘾，结果理想做了性欲的奴隶。因此，农村毕竟还是留了一些美女给留下来。但一个个只要讲起当年，没有不后悔莫名的。这里本有几个实事，但考虑到都是真人真事还是不说了吧。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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