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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太子党们，你们就使劲圈地搂钱吧！——zt: 南京拆迁酿惨剧，住户与拆迁办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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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党们，你们就使劲圈地搂钱吧！——zt: 南京拆迁酿惨剧，住户与拆迁办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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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党们，你们就使劲圈地搂钱吧！——zt: 南京拆迁酿惨剧，住户与拆迁办同归于尽 -- Anonymous - (1358 Byte) 2003-8-24 周日, 上午12:13 (413 reads)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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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标题: 圈地·拆迁·维权运动(zt) (133 reads) 时间: 2003-8-24 周日, 上午12:45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圈地·拆迁·维权运动

许志安

近十年来，中国私人资本迅速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民间大资本家专职或兼营房地产是普遍

现象，吃地皮发家的一批巨头构成了新生资产阶级的重要部分[1]。可以说，想了解中国资本

家，就得研究房地产商。房地产开发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还因为在官私勾结的前提下，这个

行当成了国有资产流失（「违规贷款」）的一条主要渠道；而开发过程中对大批普通居民的侵

权现象，也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房地产商的「辉煌创业」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里扮演了怎

样的角色，又对无产大众和部分小资产者的生活（已经和正在）造成哪些伤害？与此相关的维

权运动有哪些走向？在「反强（迫）拆（迁）」「反对掠夺性开发」呼声渐高的今天，共产主

义者有责任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尽快找到自己在维权运动中的位置。本文就算是投

石问路吧。

钱从何来？

地产起家的亿万富豪、锡华集团董事长张杰庭说过：「中国的企业家跟骗子有什么区别？我觉

得就一点，你成功了就是企业家，败了就是骗子」[2]。据不少传媒批露，地产商发家的主要密

诀就是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资金：比如说某地产商「先以100元买一块地，然后找相熟的测量行将

其价值高估至200元，再抵押给银行换取贷款；接下来，以这200元的银行资金再购入同值的土

地，重复以上步骤赚取400元的贷款……游戏玩家必须同时和银行与地方政府保持亲密接触，原

因很简单，土地的使用权在地方政府的手里，要向他们申请，而钱则在银行，需要向银行借

贷」[3]。以12亿身价跻身2000年香港50大上市富豪的上海万泰集团董事长钱永伟，就一度是颇

为成功的「玩家」[4]，但与国内真正有背景的地产大王相比，钱董只是小儿科。九十年代初邓

小平家族到上海经营地产，得以批到黄金地段的廉价地皮，全赖上海政府和银行的支持。上行

下效，这个「商人、政府、银行三结合」发财模式很快流行全国，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在房地

产领域热火朝天地发展起来了。只要「朝里有人」，地产商们甚至连土地出让金也不必交，今

年六月初爆出的周正毅案就是经典例证。

在几十年工人国家大框框约束下，中共官员专横有余、敛财不足；资本主义复辟后干部们个个

想把权力兑现为资本。国有土地可以说是目前最大的一笔国有资产，专家估计其静态价值高达

２５万亿人民币左右，当权者自是不肯放过狠捞的机会。于是，各级官员来者不拒，见肉就

扑，城市地也批，农民耕地也批；机关企业所属地也批，私人宅地也批[5]，配合着地产商们掀

起了一场当代圈地运动。拿北京来说，市政当局在陈希同时代就出台了「危改（即危房改

造——许注）用地‘先划拨、后出让’」的土政策，实际上赋予了北京市、区两级政府任意成

片划拨土地的权利，使土地开发后的收益几乎全部落入开发商及其政府后台手中，也造成国家

土地出让金的巨大损失。陈希同早就稀哩哗啦垮了台，但打着「危改」旗号的掠夺性房地产开

发却在北京继续发扬光大着。据知情者介绍，至一九九九年年初，仅北京一地「众房地产开发

公司(绝大部份为政府背景或权势人物背景)侵吞的北京市民财产已达952.7亿元人民币(以被拆迁

居民的名义做假账再转入小金库等)，另外还有侵吞的国家土地出让金差价434.5亿元人民币」

[6]，这还不算那些天文数字的银行贷款。近五六年内地爆出的丑闻巨案，几乎无不与房地产有

关，辽宁「慕马案」、成克杰案、厦门远华案、杨斌案等等都是如此[7]。

「三结合」的道路顺风顺水地走了近十年，中国的金融系统也快成了「呆坏帐」、「违规贷

款」的同义词。据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０日央行公布的《２００２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披露，

在央行抽查的全国商业银行２０９０１笔房地产贷款中，「发现违规贷款和违规金额分别占总

检查笔数和金额的９．８％和２４．９％。违规金额总数高达３６６亿元」。这仅是一次抽查

的结果[8]。

维权活动的产生和现状

让房地产商们懊恼的是，他们在打通官家和银行的环节后，还要铲除一批害人虫，才能清静地

享受「辉煌创业」带来的果实。这帮「害人虫」就是被圈地皮上的居民。想开发地皮，先要征

得现有住户的同意（即适当补偿后者）才行，这笔补偿费是个不小的数字。怎么办？马列先贤

告诉我们，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不惜冒杀头的风险；当代中国老板通常打破的是别

人的脑袋，所以更加勇于「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商们对相关群众日益猖

狂地采取骗、赶、打、吓的招术，即使面对大都市居民也往往照打不误，减少或干脆不向后者

进行补偿，以求降低开发成本。首善之地的北京，房地产开发项目特多[9]，拆迁也成了让无产

大众心惊肉跳的一大公害。

如今拆迁是个什么样？先听听专家和传媒的说法：在北京，「一些开发公司（或专门代理拆迁

以获得高额利润的拆迁公司）……欺骗居民进行搬迁……乘拆迁户不在家，就去揭瓦片、拆房

子，造成即成事实。采用……恐吓、殴打等方式，逼迫居民搬迁」。房地产商常用的法子，是

唆使手下的民工或保安组织的「棒子队」出头打人，或收买警察、城管大队等官方暴力机关到

场助阵，或多管齐下。不肯承认即成事实的住户有的被捆，有的现金、物品被抢走、家电被

砸，更多的人被打伤。不少人家在没有见到任何文件（包括拆迁许可证）和签定任何协议的情

况下，就被强拆。报警通常毫无作用[10]。

压迫日甚，报官无用，民众早晚会自己起来维护被侵犯的权益，这是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不

过，鉴于大陆工人斗争还处于守势，鉴于维权活动自身的一些（不同于

工人斗争的）特点，鉴于主流知识界及其操纵的社会舆论极端保守，维权性质的反强拆斗争

（以及维权活动总的现状）并不让人乐观。目前反强拆斗争用三个字即可概括：打官司。一位

强拆受害者——北京的徐永海医生苦口婆心地强调说：「维护老百姓权益，使老百姓起来维护

自己的权益，只能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那些政治色彩明显的方式只能使老百姓害怕，

使他们远离。面对‘拆迁’，用不配合、上访、写文章的方式，老百姓可以学习，但用‘游行

示威’的形式，老百姓就不敢效仿。面对失业，可以上访、可以上街，但要建立‘独立工

会’，老百姓这些需要你帮助的人就会远离你」[11]。这种观点在反强拆人士中有很大代表性。

虽然拆迁户打官司通常不是败诉就是根本不被法院受理，大量拆迁户仍坚守着「有理说得

清」、「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信念，在诉讼路上长年奔波着。据《瞭望》杂志报道，从１９９

２年起，有关北京城建问题的群众上访事件骤然增加，以１９９５年为例，１至７月有１６３

批，３１５１人次，占这一时期各种上访批数和人数的４６．５％和４３．２％，其中多数涉

及拆迁安置问题。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２日，一万零三百五十七个被拆迁居民签名的行政诉讼状

被送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这就是著名的北京市被拆迁居民万人大诉讼[12]。今年五月二

十八日，上海静安区法院开庭审理被拆迁户的诉讼案，二千一百五十九户的六名代表控告「静

安区政府指示房地局与周正毅勾结，侵犯剥夺他们回迁原居住地区的合法权益」。不少拆迁户

久病成医，连记者都夸他们「相关法律素养不比专业律师差」，可惜就是打不赢官司，因为我

们生活在一个商业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

维权运动能否做到以及是否需要与政治脱钩？我们共产主义者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复辟这个20

世纪90年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导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推向了市场；市场化经营的结果是

多数人的日常利益（根本利益暂且放到一边）被普遍忽略和戕害；群众的反抗则以维权活动的

形式表现出来，并受到来自资产阶级朝野暴力和舆论机器的巨大压力。这几件事一环套一环，

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就叫作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所谓「合情、合理、合法的维权方式」并非没

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不过是把老板们认同（但自己未必遵守）的情理法度当成群众行为的天

然标准而已。

托克维尔管用，还是卧轨罢工管用？

许多自由主义活动家们近年来颇有「为人民服务」的架势，替民工抱不平、呼吁废除收容遣送

制度、谴责房地产商毁家没商量的暴行。笔者不想说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是伪君子，但我们不

能不看到民权风和宪政风的风源在哪儿。这股风的原动力来自中国资本主义站稳脚跟后，自我

调整的客观要求。从国有资产中淘到N桶金后，大资产阶级盘算着再接再励「把企业做大」、

「把市场做大」，这一切都需要对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器进行大的改造。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早

晚要导致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私人资本越来越大胆地抓住每个机会要求新的权力份额，甚至那

些商业黑幕爆光事件也被民间老板巧妙地转化为扩展政治影响的工具。「周正毅在内地和香港

总共拥有四家上市公司，海内外成千上万投资者有必要也有权利知道，大股东兼公司事实上的

最高管理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13]，私人资本的代言人理直气壮地质问着，要求正式获准进

军传媒业。

自由主义者企图控制维权运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对社会大动荡的恐惧。他们担心老板们一

味追逐暴利可能会玩过了线，引发无法收拾的大麻烦，比如土地财产的大兼并、大垄断和城乡

出现大量无地流民和贫困人群等等，最终危及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长治久安[14]。正是这种种

顾虑，使自由主义作者们急于修建行之有效的社会防火墙，比如关注和介入包括反强拆斗争在

内的维权运动，并试图把运动纳入对资本主义小骂大帮忙的建设性轨道中去。

近年来很活跃的自由主义作者——中评网主编萧瀚在为强拆户一洒同情之泪后，马上替资本家

叫起撞天屈来：「开发商似乎成了罪魁祸首，我倒觉得不能全怪他们，……他们的本质就是追

求利润，要求他们仁慈就像建议蚊子吃斋念佛不吸血改行吃草一样不现实」[15]。萧瀚重复的其

实还是资产阶级主流文人的老生常谈：资本主义制度、老板和各种「开发」是万古不变的，是

和日月星辰一样自然而然的东西，我们只能想法子适应环境，不可有让他们「人间蒸发」的蠢

念头。好吧，既然老板的专职就是吸血（你们当学者的不是说老板都是成功人士么？敢情成功

就是喝人血），我们「低素质人口」咋办？趴在地上仰着脖子让它们吸？！萧瀚袖头一挽把主

菜端上来了：「从来没有哪个宪政国家的宪法会保护非法获得的财产，宪政制度保护私有财产

的动因和目的就是杜绝财产的非法转移」。真是比王菲唱得还好听。

美国是无数当代自由主义者向往的宪政模范，早在上世纪20年代大学者胡适就成天价念叨「英

美宪政」；可我们也都知道，美国黑人在内战后的一百年里一直是二等乃至三等公民（他们甚

至算不上公民，因为据前总统林登·约翰逊的说法，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个黑人即使有博士

学位，也极可能被政府以「不识字」为由拒绝授予选民资格）。四十年前，美国南方大批黑人

无故被打、失踪、住宅被烧、店铺被砸，不是电影桥段，而是血淋淋的事实！请问宪政保护他

们了吗？

萧翰们一定会说，老皇历啦，总提它干嘛？自由主义者不敢也不想承认下面的事实：美国那几

条保护自由的修正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成功人士赏给大家的，而是美国工人运动和民

权运动几十年里一点点争来的。得天独厚的美国如此，阶级斗争长期尖锐的欧洲更不必说。多

数法国人生活明显改善出现于1968年5月两千万人总罢工之后；在社会长期两极分化的意大利，

1969年爆发的一千万人总罢工促成了资方对劳方的一揽子让步；在韩国，80年代中后期的百万

罢工潮迫使当局废除了反工会恶法并全面提薪，才让90年代的「野蛮女友」们多少有了些舒心

日子。一句话：从古至今，老百姓想过点好生活就得起来斗、就得搞群众性直接行动，而不是

眼巴巴指望庙堂上的宪政改良，否则的话，「宪政」也好、「阳光管理，杜绝暗箱操作」也

好、「建立严密的反欺诈性财产转移的法律体系，建立严厉的诉讼、判决、执行体系」也好，

「制定公平、明确、稳定的物权划分和公正公开的交易规则」也好，都无非一张纸、几串字罢

了。

其实，国内的主流传媒时不时也哀叹「中国追求法治目标的最大桎梏，莫过于法律对强势利益

集团的让步以至服从」[16]；民间「和平申诉派」（特别是在一线斗争的真正受害者）对自己那

套情理法都完备的稳健自救方案也没太大信心：申诉到猴年马月算是头儿？徐永海医生在文章

中叹息道：「老百姓打‘拆迁官司’败诉，上访同样也是没有好结果」，「申请游行吧，可是

结果也是如此」[17]（他本人的游行申请就被警方借口「该项申请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被驳

回）。北京的强拆受害人里有警察、有中央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有海归的科技公司经理，房地

产商连他们也不放在眼里，其它草民更贱过蝼蚁。不少上海拆迁户几年来集体上京十多趟，盘

缠花了不少，收容遣送站蹲了好几回，事却办不成。全国各地的拆迁纠纷与京沪的形势大同小

异。

共产主义者如何介入维权运动？

国内的左派到现在为止，不但在组织上没有成形，更在思想路线上陷于国家主义反动派的重围

中，与工人运动尚且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遑论其它。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对维权活动采取一种

自我取消的立场。鉴于成熟的政治立场一般要经过实践的考验，鉴于在缺少相当斗争经验的积

累的前提下，编写左派干预一个广泛社会运动应遵循的原则要点颇有闭门造车之嫌，笔者想介

绍介绍类似情况下共运前辈的看法和作法，以资参考。

首先，维权活动（比如国内的反强拆斗争）通常争取的是某个一次性目标（释放冤假错案受害

人、得到物质补偿、惩办直接侵权的恶吏奸商等等），目标达到斗争即告终结。强拆受害者往

往来自不同行业，社会地位不尽相同，唯一把他们凝聚起来的是那笔一次性补偿，这同持续性

极强的工人运动有很大不同；其次，很多黄金地段的拆迁户希望在开发后回到原住地，主要是

出于中心地带的住宅卖价高、容易出租等考虑（当然这无可指责）。由于以上原因，拆迁户的

反抗一般带有小心克制、委曲求全和竭力靠拢政府的特点，唯恐被抓住把柄造成损失，更不想

阴差阳错地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混战的牺牲品。

在妥协性大过斗争性、信官信法信名人却很少信自己的氛围中，共产主义者要尽量避免不切实

际地幻想维权活动能够轻易政治化和左倾化，否则就可能在付出不少心血和风险（不要忘了专

制现实）后看不到预期效果而陷于消沉。我们能作的，是一方面提醒拆迁户不要轻信商人和官

府的许诺，鼓励前者走直接行动的路子，另一方面及时全面地传播有关信息，把资产阶级的罪

行公之于众。这样一来，哪怕我们不能直接在拆迁户群体里取得政治影响，至少也揭露了统治

者粉饰太平的谎言，客观上有助于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觉醒。

其次，中外经验证明，维权活动往往能动员起很多与具体受害者无关的人，特别是青年，成为

后者政治化的催化剂。就中国来说，房地产商业性开发的一大后果是对文化的无情破坏，这个

问题在北京特别突出。事实上，我们中国人很可能正在经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而不自知：即北

京千年古城的毁灭；而资本家留给我们的是一堆堆假阔气的杂乱水泥壳子。以抢救文化（文

物）、惩办贪官奸商为契机，给部分先进青年（不仅是大中学生）一个行动的现实目标，让中

国资产阶级吃一记冷拳，左派就可能趁机扩大影响。至少这是个机会。

最后，维权运动只是阶级斗争的一条辅助战线，共产党人若沉迷其中，乐而忘（了工人阶级的

根）本，就是人们常说的捡芝麻丢西瓜。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早晚要来，且不请自来，共产主

义团体如不作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到时非但当不成弄潮儿，只怕要扮死鱼了。古今中外各

个共产主义团体犯类似的错误也不是一回两回，虽说今天中国左派是芝麻西瓜都还不在手里，

但打打预防针总没坏处。

2/08/03

PS：徐永海医生是所谓「家庭教会」的活动分子。近20年来，宗教影响在当代中国持续稳定地

增长，已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里的重大因素。如何对待宗教团体和信教群众，以及传播无神

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等问题，是左派面临的又一课题。

附注：

[1] 仅以二００二年「富比世中国百富榜」为参照标准，一百名富豪中就有近半数涉足房地产

业。位列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前十名的七个人都有房地产业，而前二十名富豪中有十人从事房

地产业。

[2] 见2002年5月20日《中国企业家》杂志署名文章《锡华玩转‘教育房地产魔方’》。

[3] 见2003年6月19日《青年时讯》文章《问题富豪几大套路》。

[4] 钱永伟直到今天还积欠银行十六亿贷款滥帐，不久前遭香港廉署调查。

[5] 曾有开发商声称，可以绕过国家规定，从十大渠道拿到土地，其中包括：中央驻京单位、各

大兵种在京系统、国有开发企业原划拨的土地；从各区县出来的土地；城市工业结构调整后的

土地；各区"危改"土地；郊区开发区的土地；绿化隔离带的土地；小城镇建设土地以及各种存量

更改用途的土地。（《房地产导刊》２００２年３月３１日）

[6] 见全国人大代表胡亚美1999年3月17日向九届全国人大提交的《特级举报信》。

[7] 成克杰在一个项目中指示市政府将土地评估价每亩96万余元压到55万元，好处费就高达2000

万。原广东省副省长于飞为其女儿在香港注册的皮包公司批地３５００亩，转手便赚２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慕马案」被查处后，官方承认从1997年至2000年期间沈阳市行政划拨供地竟占

城市建设供地总量的77%。2002年是"土地黑幕"集中爆发的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全国立案查处

土地违法案件11.14万件，涉及土地面积28410.08公顷(其中耕地13481.76公顷)。处理结案105518

件，涉及土地面积23910.71公顷（其中耕地10742公顷）。

[8] 见2003年7月23日《中国经济时报》文章《土地的秘密与开发商的门道》。

[9] 北京市大规模的危旧房改造是从1990年开始的，迄今全市已累计投资400亿元，拆除危旧房屋

430多万平方米，动迁居民20万户。市里已计划在5年内再拆除改造303万平方米危房。

[10] 见吴良镛院士主编的《当代北京旧城更新》一书（中国建设工业出版社出版）；1998年8月6

日《中国改革报》文章《文明城市应当文明建》；2003年7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北京

前老莱街居民遭棒子队袭击》。

[11] 2002年5月28日徐永海《合情合理合法应是我们的唯一方式》。

[12] 2003年4月23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问题多多积怨深深北京危改面临叫停》。

[13] 胡舒立：《周正毅案应有透明度》载2003年第12期《财经》(6月20日出版)。

[14] 各级政府为了商业利益不加补偿地乱征耕地，是目前农民反抗斗争的一个重大原因。据国土

资源部统计，「一些地区出让土地中徵地费不到地价的10 ％，一些建设项目的徵地费标准还是

10 年前的水平；另一方面高价供地，牟取暴利。……据调查，前几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

入每年平均在450 亿元以上，而同期徵地补偿费只有91.7 亿元」。见2003年6月26日《明报》相

关报道。

[15] 2003年4月5日萧瀚文章《为徐永海一家的生存权呼吁》。

[16] 2003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文章《危改比‘非典’还可怕》。

[17] 徐永海2003年4月8号文章《献出我们的生命可能是我们不得不走的路》。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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