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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谁是特务？

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经验值: 57789

标题: 谁是特务？ (451 reads) 时间: 2003-8-18 周一, 上午10:20

作者：马悲鸣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谁是特务？

马悲鸣

我周末戒网，给王希哲48小时澄清拙作《惊天动地的大叛卖》里所列事实。现在48小时已过，他未作任何回答，大概是指不出其中的抄写错误。连他自己都无法否认自己惊天动地的大叛卖。

我在写《王希哲惊天动地的大叛卖》时，只知道王希哲造谣说随便是特务。不旋踵就有网友贴出，他早已经造谣我是共产党特务了。

我让他拿出证据来。他自然拿不出来，反指因我自称“给共产党尽孤忠”，所以是中共文化特务。

王希哲正和芦笛在「博讯」斗古文。王还挺在意“训诂”的，怎么连个“孤忠”的“孤”字都不懂。本人自称“尽孤忠”，就是讲明既和共产党没有组织联系，也没有领取过活动经费。我和共产党的关系远没有前团支部委员王希哲、郑义近乎。因为我连团都不曾入过。

本人扫荡民运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报郑义无端诽谤我的私仇。既然扫荡民运，肯定对共产党有利。但我不能因为不让共产党有利而放弃报私仇，所以只好给共产党尽孤忠了。

什么叫特务？与特务机关有组织上的联系，不管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领取特务活动经费，不管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根据特务机关的指示，不管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进行特务活动，不管是文化的还是政治、军事的；这才是特务。

现在摆明的一个特务就是杨建利。

肯定有人会愤怒地指我造谣，逼我拿出证据来。

这证据还用我来拿吗？

王希哲2002年6月6日发表的《致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连战主席的公开信》和他在「六四」十三周年烛光纪念会上的讲话《学习杨建利的精神，纪念今年六四》已经把充足的证据拿出来了。

杨建利当国民党特务的证据不但我，而且任何局外人都不可能知道。至今有且仅有王希哲公布的第一手秘密材料。

国民党不象共产党那么难加入，也没有什么组织考验和入党宣誓。只要一申请，填张表就算是了。王希哲刚偷渡出来便大叫大嚷要加入国民党。有国民党代表当众递了一张申请表给他。后来未见他是否真加入的报导，但只要一填该表，就算加入了。

王希哲的叛卖被随便窘住之后无言以对，竟然大耍无赖，声称杨建利加入国民党无上光荣，他就是为此而死，也死得其所。

现在问题来了。

既然加入国民党那么容易，又无上光荣，为什么杨建利自己不讲？根据王希哲声称的杨建利和马英九与焦仁和一样有权使用国民党的钱。而马英九与焦仁使用国民党的钱是公开的。杨建利的“二十一世纪基金会”的基金来源为什么不公开？

杨建利秘密加入国民党和使用秘密活动经费，再加上他使用假护照入境策动工运。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再明确不过的结论∶杨建利是特务。

而中共正是以间谍罪起诉杨建利的。

肯定会有人反驳我说，杨建利只是回国探听大庆工潮的消息，并没有策动工运。问题是“消息”和“情报”无法区分，而探听消息和策动工运又如何能分得清？

王希哲把他的亲密战友送上了中共反间谍机关的砧板。而如果他不说，杨建利又不认，谁能知道杨建利是否国民党秘密党员，谁能知道他的活动经费来自国民党方面？

杨建利这个国民党特务的身分是王希哲亲自指认的。

除了杨建利，还有另一个特务就是王希哲自己。估计（！）王希哲已经是国民党员了，而且其加入的深入程度已经达到有权知道杨建利是国民党秘密党员这样的高层。

根据张宝钦用真名引证2002年9月23日的台湾《自由时报》报导，王希哲的“联总之声”和王丹的“天安门一代”与杨建利的“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一样，都是从台湾方面拿的钱。

有组织上的参加，有活动经费的支付，有具体的活动项目，自然就是特务。王希哲的特务活动主要在政治与文化方面。这不正在「博讯」上和芦笛斗古文呢么？故其堪称文化特务。

王希哲不但是国民党特务，而且非常有可能还是共产党特务。

肯定又会有人让我拿出证据来。这证据虽然有点玄，但并非没有。其一就是魏京生曾指王希哲是共产党特务。我想他大概手里有证据。

另外从王希哲在杨建利甫一被捕，就立刻在传媒上公开指称杨建利秘密加入国民党和与马英九、焦仁和同样有权使用国民党活动经费，这种连起码的一点最基本的做人道德都没有的丑行，迫使任何一个读过他文章的人都要在两个结论里必选其一∶要么王希哲蠢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要么王希哲就是共产党特务。

从王希哲在「博讯」和芦笛斗古文，还自称是“当年王谢堂前燕”那个王家之后看，他绝对不可能蠢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否则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他的叛卖确实是急中共反间谍机关之所急。他只不过用了个正话反说的办法，巧妙地把给杨建利定罪的证据通过公开渠道发送了回去。

又会有人反问，既然王希哲已经当了国民党特务了，为什么还要当共产党特务？

王希哲不甘寂寞，他既能一边当造反司令，下令就地杀人，一边还能写《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这样的「李一哲」大字报。

须知，要是社会主义真施行了法制，第一个就该重刑制裁王希哲武斗杀人的刑事罪。

这种人完全有可能当两面间谍，一边吃国民党的经费资助，一边向共产党那边公开发送揭露国民党秘密党员的情报。

这种事王希哲绝对干得出来！

他那么容易就偷渡出来。共产党还批准了他的妻子出国和他团聚。若非共产党特务，如何能有这般反常的优厚待遇？他的活动经费充足到可以不靠打工生活，是否还有共产党的私下支付，那就看他是否诚实，是否肯承认了。

【附录一】～～～～～～～～～～～～～～～～～～～

王希哲请营救杨建利致中国国民党中央、连战主席的信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连战主席：

【旅居美国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杨建利博士】，于今年5月返祖国大陆考察东北工运，被中共逮捕至今。想必贵党中央与连战主席早已知悉。

窃以为建利先生是中国国民党在中国海外留学生中所发展的最优秀的党员；即以国民党全党来说，其为贵党最优秀党员之一亦绝非过誉。

杨建利留美近二十年，负笈伯克利、哈佛先后得数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投身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矢志不渝。至今不入美籍保留中国国籍，即为虽受中共所迫流亡海外，仍一心不忘有日回国报效人民。此坚贞之志，与中国国民党主体虽播迁台湾，毋忘在莒，心怀大陆，前不屈服于中共，后不屈服于台独，一心主张一国良制完成祖国和平民主统一大业之坚强理念，何其一致乃尔。故推杨建利先生为中国国民党最优秀党员，不其宜乎？今天，这样优秀的党员在大陆落难，贵党中央可以瘿口作壁上观，不一引手救么？

我在旧金山六四烛光纪念会上已经发出过呼吁，今天，我再次写信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向连战主席发出呼吁，中国国民党中央要立即负起营救杨建利的责任来；连战主席要尽快派出要员到北京与中共交涉中国国民党党员杨建利回大陆被捕一案。裨国民党全党与海内外一个交代。不然使天下之士俱寒心矣！

今天的国民党早已不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也已经不是威权时期的国民党，而是一个在野的民主政党。这样的民主政党不应再有什么秘密党员。何况，海外留学生，海外流亡者中的国民党员，对于中共来说，绝谈不上是什么秘密。继续“秘密”起来，无非鸵鸟入丘自欺欺人而已。相反，以此为契机，公开出来，为中国国民党回大陆先行，制造以在野的大陆中国国民党员与中共对话的机会，这才是有意义的，这才不辱一个秉持国父孙中山信念真正的中国国民党员的使命呵！深厉浅揭，主席卓览。

我音哓哓，敬希嘉纳。

王希哲

于美西海湾奥克兰山下

2002年6月6日

Email:[email protected]

Tel:1-510-5367611

【附录二】～～～～～～～～～～～～～～～～～～～

学习杨建利的精神，纪念今年六四

(六四十三周年烛光纪念会上)

王希哲

今年正当六四十三周年的前夕，发生了杨建利回国考察东北工潮被捕至今的事件。我在这里发表一点讲演，就叫学习杨建利的精神，纪念今年六四。

建利很年轻，今年才38岁。儿童时备极艰辛，故发愤读书，极为聪明。北师大毕业后，负笈伯克利、哈佛世界第一流名校，拈博士学位如探囊取物。真个是周郎年少，小乔初嫁，却在伯克利学长郭平先生的指路下，在王炳章博士高举的中国民联的旗帜下，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了中国民主运动的事业。

我在波士顿与建利成为了朋友。97年抗议江泽民访问哈佛我与建利合作打了一仗，威震中外，很成功。98年8月他在家为我50岁生日举办了PARTY。因为他听说了我的20岁、30岁、40岁生日，都是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度过的。他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和见识。我今天特别希望向大家介绍的是：

第一，我们要学习杨建利为民运奋不顾身，临难不苟，坚持到底的意志。

1989年，六四的枪声还没响的时候，海外的留学生与国内一样，声援天安门运动的呼声汹涌澎湃。那时很多人都决心立即飞回国去。更不必说作为海外民运中坚的中国民联。中国民联已经决定了几位骨干成员回国，安排好了机票。但戒严的杀气一起，一些人立即害怕了，不回去了，原因说是老婆不让他回去了，机票也就作废了。但杨建利，挺身而出，头也不回，戴月披星正当六四之夜回到北京，迎着枪声从机场直奔天安门，营救同学，目睹并记录下了发生在20世纪末的这个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一幕。他在坦克刚刚碾过的长安街熊熊的大火前发誓（请见相片），下定了要彻底结束这个共产党黑暗统治的决心。

在哈佛，每当六四纪念日向留学生们放完了天安门屠杀的纪录片后，他都是双眼红红地用英文向中外同学们发表演讲，鼓励同学们投身到民主运动中来。虽然由于共产党稳定了他们的统治，使民主运动长时间处于低潮，但建利毫不动摇。他对我说，“希哲，现在是和共产党拼意志，拼毅力的时候。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这番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使我对建利肃然起敬，把他视为六四一代青年的最优秀的代表者之一。所以我要把它作为第一条，介绍给大家。

二，我们要学习杨建利把关注国内民运，推动国内民运作为自己的天职的精神。

海外民运是为国内民运而存在的。无论海外民运自身有怎样的特征，归根结底它是服务于国内民运的。这一点，海外不少人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它。而杨建利却从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无论他早期倡导组织的为魏京生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以及为狱中的王丹出版文集，还是1997年国内民运再次复苏，1998年中国民主党的建立，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向中共抗争，杨建利都竭尽全力，一以贯之地给与了关注和道义资金的支持。

故此，这次东北工潮兴起，建利决心以身作则，坐论起行，打破中共分割海内外民运的计谋，冲击海外民运多年积累的惰性，不计个人安危，决然闯关回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我们不应像某些朋友那样在技术枝节上求全责备杨建利；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支持杨建利；因为他是继王炳章之后，再次为海外民运树起了一个勇于闯关回国直接挑战专制政权的榜样。

第三，我们要学习杨建利敢于打破两岸分际，在主张祖国和平民主统一的过程中，推动大陆的民主化。

建利和我的立场一致，是反对和批评台独的。5年前，我写的那篇批评民进党和洪哲胜先生的《与民进党讨论书》，建利看过初稿就对人说，“我认为这是我看过的批台独的文章里写得最好的。”

1997年“七七事变”六十周年，我和建利联名写公开信给中共中央，陈述民进党可能上台的前景和台独危机，呼吁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以祖国的和平统一为重，在大陆恢复中华民国国号，接续孙中山先生的宪政道统，只要这一步一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设计就立即不吹灰实现了！

有很多激动人士号称是民族主义者，但究其实是中共统治利益主义者。大家想想，只要能实现一国两制，大陆究竟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叫中华民国，与中华民族又有什么关系？既然恢复了中华民国国号，根本无需谈判，中共单方面就能实现邓小平构想的实质保持两岸现状的一国两制，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作？说穿了，中共要保守它的统治利益，不能以民族大义为重，以两岸的和平人民的福祉为重罢了。

但现在这些人却骂杨建立支持台独，说是因为他“拿台湾的钱”。拿台湾的钱就一定支持台独吗？拿台湾的钱反对台独就不行？

台湾有国民党，民进党。民进党是主张台独的；国民党是反对台独的。据我所知，杨建利是中国国民党员。中国国民党拿中国国民党的钱（如果有的话）反对台独，推动大陆民主，这是天经地义，你骂什么？

我历来奇怪，为什么大陆的爱国虫们从来不骂四川籍的马英九拿国民党的钱，骂山东籍的焦仁和拿国民党的钱，一定要骂杨建利们拿国民党的钱？杨建利和马英九、焦仁和们有什么不同？不都是中国人吗？好像在爱国虫们的眼里，他台湾人（？）自然可以拿国民党的钱，大陆人就只准拿共产党的钱，因为大陆人天生便是共产党的“家生子”----你作家生子的，共产党的钱不拿倒去拿国民党的钱？所以你就是“汉奸”，是“间谍”，是“卖国贼”。你看，人家反对台独，他倒划清了大陆台湾两国，先认定了两国论了。

杨建利们决不承认台湾是另一个国家的。他（包括我们）只承认共产党统治的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民党长期坚持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曾经是一个中国的内战双方，是内战分裂的结果。我们今天不认同共产党对大陆的专制统治，而认同国民党反对台独，反对中共专制，力主全中国实现一国良制的政策，并为之尽心尽力，这难道不才真是一个爱国爱民者的情怀吗？

建利作为一个中国国民党员，这次回到大陆考察工运，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宣示着中国国民党员并不是只有资格“应邀访问大陆”，握手拍照，鞠躬如仪（那就是两国了），而是应该以大陆为己任，回到大陆，把大陆民主未来的责任重新担在自己的肩上，这是两岸最终一国一制和平民主真统一的基础。建利走出了第一步。我希望大陆在海内外的千千万万的青年都以杨建利为楷模，打破两岸分际，为中国国民党注入新血，参加国民党，以自身为承载物，把中国国民党引回大陆。使得中国国民党能够成为跨两岸的在野党，这样，台独还可能吗？没有可能了；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前途有希望吗？就大有希望了！有人心里早就是“两国论”后就问“在中国有什么力量能够替代共产党呢？”有了千千万万的杨建利，我们就能斩钉截铁回答：“还有中国国民党呢！”

现在，我们强烈呼吁，中国国民党中央不能装聋作哑作局外人，要立即负起营救杨建利的责任来；连战主席要立即派出要员到北京与中共交涉中国国民党党员杨建利回大陆被捕一案。把杨建利被捕事件，变成一次新的“西安事变”，以此为契机，两党开展接触，深入讨论中国国民党合法回到大陆发展，共产党到台湾发展的可能性。既然是一国，既然是“泯”掉了“恩仇”的兄弟，为什么不能？

海外民运中的所有国民党员应该立即公开身份，组团到台北敦促国民党中央负起营救杨建利的责任，并深入推动这一次新的“西安事变”朝有利祖国和平民主统一的方向发展。不然，你参加国民党干什么？？我不明白既参加了国民党又把身份始终秘密起来究竟对中国民运有什么意义。

现在，中共要不要尽快释放杨建利呢？尽快放，而且把他视为良机天赐启动国共两党新接触的枢纽，它是聪明的；不放，它真是愚蠢的。这样，它就必将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未来制造出一颗光芒四射，真正具有号召力的政治明星。大家都听过《左传》触龙说赵太后的的故事吧？从触龙为长安君“计久远”的眼光看，我绝对相信，这正是建利追求的，在他踏上回国的旅程之前就充分估计，计划好了的。作为一个立志从政的明日之星，杨建利深知其“重器”真的什么都不缺：不缺年龄优势，不缺名校学历，不缺左右人缘，不缺风雅才华，不缺资金，不缺胆魄，不缺民运资历，不缺名流政要，不缺娇妻女友，就缺坐共产党的几年牢了！就缺拿这第三个“博士”学位了！

中国民运，中国两岸和平统一的未来，太需要杨建利这样的有学识又经过了共产党牢狱锻炼的新进青年领袖了！

2002年6月2日于旧金山花园角六四十三周年烛光纪念会上

【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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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迄今为止暴露“海外民运”问题最完整最彻底的重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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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引述资料极为翔实于 Mon Jan 27 23:30:40 2003:

台湾出版的《自由时报》９月２３日出人意外地掀开了关于“国安局”出资两亿多新台币设立的《北京之春》杂志社，在“支持民运”的名义下每年搜集情报二百五十件的内幕。报道说，《北京之春》杂志社目前的“社长”一职由“民运人士”王丹担任。据台湾前“立法委员”钱达介绍，自１９８２年起，台湾国民党提供给“海外民运”机关刊物《中国之春》的经费主要是通过台湾政府中的情治单位拨出的，并不在“行政院”的行政开支预算之内。民进党上台执政以后，为了使“海外民运”的活动更符合台湾新政府的意图，决定将资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额补助”改为“逐案审查”。对此，“陆委会”副主委陈明通解释道，这样做的目的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这则新闻很快被海外各中文媒体转载，成为２００２年“海外民运”最引人关注的话题。

长期以来指责“民运组织”为台湾情治机构工作的批评之声不断，但《北京之春》等“民运组织”均予以否认和驳斥，还谴责这是“共特造谣”。此次台湾《自由时报》的曝光报道，无异于打了《北京之春》一记耳光。一向自称“海外最大的民运杂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运”与设在土耳其的“疆独”基地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以及刊登广告公开为北约战机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之举进行狡辩，而在美国的其它“民运组织”以及华人社区中招致非议，被斥为“台谍机构”和“败类”。其实，《北京之春》隶属于台湾情治系统还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民联”、“民阵”、“民联阵”、“自民党”、“中国人权”、“联席会议”、“中国之音”、“联总之声”、“天安门一代”、【“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大纪元》、《议报》、《新世纪》、“汉藏协会”、“学自联”、《大参考》、劳工观察、宗教迫害调查委员会、宪政协进会等组织又何尝脱离干系？尽管《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抱怨台湾给钱的数目越来越少，声称该社目前的处境是“在工作人员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然而，实际上他本人则早已从长年经手不受监督的秘密经费中获益，在美国拥有几处房产。早先另一名主管《中国之春》秘密经费的“民运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阵”主席的万润南，也一度被人指责“私吞大笔公款”。

向往民主自由的人们一直感到困惑，王丹等“民运人士”到了海外之后，何以自甘沦为台湾一些反华、分裂势力的工具？在由台湾或外国机构资助的几家网站、报刊、电台上，几位自诩为“民运主流”的评论员先后充当着台湾李登辉、陈水扁两朝雇主的喉舌。他们往往一稿数投，相互因袭，唱着同一个调，论点大致与台湾“陆委会”各个时期的对外发言基调亦步亦趋。虽然这些“民运人士”常常说，“只要能搞民运，不必理会钱从哪里来”，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从间谍机构领取工资，就得完成情报任务，正如拿了“远华案”赖昌星的钱，就得为其上庭辩护和出书立传。反华、分裂势力之所以要“民运人士”出面活动，无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国的“战略”中打出一面漂亮的“民主人权”的旗号。众所周知，“台独教父”李登辉就是以“大陆不民主，两岸不统一”作幌子，要实现他的中国“七块论”。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民运人士”魏京生到台湾受李登辉接见，为了获得二百万美元的资助，竟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台湾没有按魏京生要的数目给钱，但是让《北京之春》牵头为他搞了一个“民运联席会议”，授予“主席”虚衔，在满足其虚荣心的同时，调高他的反华音量。

面对台湾媒体突如其来的曝光，《北京之春》“社长”王丹透过“多维新闻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他称，只要自己当一天“社长”，《北京之春》就不会接受情报机构提供的经费，也不会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条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当的基金会”（例如“美国民主基金会”）申请经费。其实，《北京之春》的“编辑委员会”成员都由台湾“国安局”定案，王丹的人事调动也得经过“国安局”。既然该杂志迄今名义上仍是“中国民联”的机关刊物，王丹不是“民联”成员，“社长”一职显然并非通过“民联”产生，况且直至《自由时报》的报道出来之前，“民运团体”对“社长”易人一事均未知情。这个连美国任何一所普通大学的入学考试都无法通过的王丹，虽然早在北京大学读一年级时就因学习成绩太差而差点留级，通过关系而“转系”，但在辍学入狱十年之后，却以“民运人士”身份破格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据报道他在哈佛入学的将近二十万美元的费用悉由台湾提供，而且还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后的台湾社会”为名经常呆在台北，因此，他实际上并不可能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编辑事务。《北京之春》的“总编辑”胡平也在对“多维社”说，《北京之春》与台湾方面“合作关系单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不会有“惊人内幕”公布之举。然而钱达等人９月２１日已向《自由时报》驻美特派员曹郁芬公开表示，“一旦台湾政府不再补助时，相关人士届时不排除会揭露台湾政府与民运组织之间的‘特殊合作’内幕”。这种口吻无异于“要挟”。尽管《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也口口声声说，“我们不会因为台湾不给钱了，就搞对抗”，试想，倘若他们真的那么顺服，守口如瓶，岂会把事情闹得在媒体上沸沸扬扬吗？由此看来，王丹接任“社长”的另一项收获就是，日后他也完全可以因为知悉机密而获得要挟主子的筹码了。

当然，为台湾收集情报并非“海外民运”的主业和所长，因而据钱达透露，台湾“国安局”为此作了通融，决定“由自己内部来帮助消化处理”给《北京之春》等机构限定的情报件数。按常理，台湾要“海外民运”做的正事主要还在舆论方面，即抨击大陆，为台湾助阵。透过弥漫于“海外民运”之间的越来越浓烈的“国家虚无主义”论调，令人明显感受到台湾方面对于“主权定位”问题的越来越深重的忧虑。随着台湾由国民党政权过渡到民进党政权，“海外民运”的舆论主调也由“逢共（共党）必反”演绎成“逢中（大陆）必反”。归纳起来，就是在一波接一波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批判过程中，要逐渐淡化大陆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情结”；同时，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依托下，否定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台北当局一说“台湾不是港澳，不接受一国两制”，“海外民运”便立刻抨击香港、澳门“没有人权”，今非昔比；台北当局否认“一中”和“九二共识”，“海外民运”便以联合国的成员国两韩、两德为例，来比照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声称两岸即便要实现统一，也得按“联邦”或“邦联”的模式，采用“中华两国”。近两年，“海外民运”随着幕后的指挥棒“闻鸡起舞”，批判“民族主义”的方式日渐呈现激进化的趋势，甚而出现项小吉、北明、远志明等人分别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日军南京大屠杀进行辩护的耸人听闻之语。如果说“海外民运”过去以“迫使中国改进人权”为由而反对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及反对中共领导人出访等等，还有一些道理的话，那么，如今斥责大陆网民为“爱国贼”，给“东土尔其斯坦独立运动”贴上“民运”的标签，把“远华案”主犯赖昌星说成是和刘少奇、“四人帮”一样的“政治犯”，是所谓“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英雄”，以及刘晓波等人一度撰文称“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等等，则完全是谬论，导致“海外民运”从此失去了听众。不过，王希哲却还公开“告诫”王丹、王军涛说“不要怕孤立”，不必理会华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运”应继续保持周舵所形容的那种“自唱自弹”状态，“只要台湾听得顺耳就行”。

定居美国纽约的台湾民进党元老洪哲胜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台湾之所以应该支持“大陆民运”，就是要“让大陆忙不过来”，大陆一乱，台湾就有机会实现独立了。其实，洪哲胜也明白，其所谓“支持民运”的结果，只是让几位所谓“主流派”的“民运人士”获取金钱资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名利而已，然而却以“海外民运”的整体声誉受损及内部分裂为惨痛代价的。当然，那种“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系由台湾“操盘”而定，凡是能在他们掌控的会议中应邀主讲，或者在他们资助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便是“主流”。因“资源”有限，故“规矩”颇严，绝对排斥异己。“主流派”里的“大角色”协助台湾外交或推动反华声浪，“小角色”则帮腔诋毁、讨伐一下“海外民运”内部的异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场可靠”。虽然“主流派”一再强调“民运”应当团结包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法轮功”、“中功”以及赖昌星等在内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说这些话的人却往往正是内斗起来最凶很的“要角”，非把对方打成“中共特务”才罢休，斗来杀去，将“海外民运”折腾得山头林立。为了争夺“资源”，“主流派”内部也时有发生相互贬低、拆台的闹剧，例如刘青和萧强容不得卢四清、吴弘达及李洪宽等人在主流美国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声音，频频向某些“基金会”递送中伤他们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为了发言资格被夺，而跑到美国国会与魏京生、刘青等高声对骂，推搡冲撞；王丹的“天安门一代”会议的排斥性也颇强，竟然叫来警察，对原“北高联”主席周勇军、“外高联”主席连胜德等人实行“清场”；此外，薛伟、胡平等也曾为了不让秘密经费的控制权旁落，而与徐邦泰、伍凡等闹上法庭，最后导致《北京之春》与《中国之春》分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随后又因为不愿把《中国之春》交给王策、林樵清、王涵万接管，促使“民联阵”与“民联阵--自民党”二度分裂，等等。

对于这些现象，就连台湾“陆委会”的官员们也颇为费解，为何台湾的慷慨“支持”，非但未见使“海外民运”壮大，还反而使华人离“民运”越来越远？最后他们只好埋怨“大陆共产党教育出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了。“民运人士”中的确有为数不少者是大陆“文革”、“反右”运动中的“极左派”和“打砸抢分子”出身的（如魏京生、阮铭、王希哲、方圆等），缺乏民主素养，但作为“民主台湾”的当今执政者，岂不也是在台湾的现实政治斗争中，给在野党领袖们扣上了一顶“联共反台”或“投共卖台”的大“帽子”吗？挂在口头上的“民主”并不可靠。

虽然《大参考》以“台湾媒体披露：政府给大陆海外民运刊物《北京之春》断了奶”为标题向“民运团体”通报了这一令人不悦的消息，但是，“海外民运”也没有必要担心台湾或美国会真正对他们“断奶”，毕竟他们的利用价值仍然客观存在，毋需再以“无与伦比的喜悦”之类让人肉麻的词汇来欢呼台湾新主，或联篇累牍地颂唱“台湾经验”了。其实，在“统独问题”上，大多数“民运人士”内心都很矛盾，以往他们多以“维持现状”来搪塞，但自从陈水扁入主台北“总统府”以来，原先不敢苟同“台独”的，现在也站出来为“一边一国论”打气；原先附庸“一中各表”的，现在也改口“坚拒一中”。这算是投机迎合呢，还是政治觉悟提高了呢？这些年来“主流派”的“民运人士”在《北京之春》等机构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从台北、泰国到美国、欧洲、澳洲，从“疆独”的大本营土尔其到“西藏流亡政府”的印度所在地达兰萨拉，每回都不必自己掏钱。同时，一些有反华背景的“基金会”还给他们颁发了奖状或津贴。没文化的照样在美国著名学府获聘“访问学者”，拿学位的也不必参加堂堂考试或到校听课。当年天安门广场前流血的示威者们以及现今国内在押的政治犯们，都成为这些人在海外以“民运领袖”自居的政治资本。至少直到将来台湾问题彻底解决之前，他们仍可以过着一种衣食无虞、不劳而获、喊喊空洞口号、骂骂中国、吹捧几句台湾的逢场作戏而又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与普通华人格格不入。就这么几十号人，在狭小的活动空间里，不断地成立这个或那个组织，不断编写经费报告，不断结派，不断倾轧，不断在内部揪“特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末了客死他乡连开个追悼会也被强差人意和利用，令人摇头唏嘘。为了总结他们在“民主事业”上的业绩，本文最后罗列部分“民运人士”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和演讲的题目，读者从中可以大致领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的轨迹。

张宝钦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６日

http://www.hjclub.com/TextBody/225396.asp?od=3 >王希哲牺牲别人，践踏别人以达成自己目的的雄心

作者：马悲鸣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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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我能证明您不是特务 -- 赤佬 - (700 Byte) 2003-8-18 周一, 下午12:21 (18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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