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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做小贩答云儿---也谈体制内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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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做小贩答云儿---也谈体制内改良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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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做小贩答云儿---也谈体制内改良 (572 reads)      时间: 2003-8-09 周六, 上午12:29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做小贩答云儿---也谈体制内改良



茉莉



谢谢云儿写了这么认真的帖子,和我讨论体制内改良的问题。和我们讨论对鲁迅的评价一样,我发现,在这个方面,也是前人之述备矣,我再说也无非是鹦鹉学舌。因此,在这里把我贩运来的一些观点,凑合起来拿来与云儿讨论。



首先要感谢本坛古迷兄,他在这方面给我启发良多。其次是我的国内朋友余世存,他是对体制内和体制外问题思考比较深刻的人。我在这里,以贩卖他们的思考为主。



有两个问题要统一一下:



一,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是否首先要确定一下“体制内改良”的特定内涵。我们有兴趣的改良,是指政治制度的改良,其他社会文化经济的变更,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范畴。云儿谈到上海的住房制度和家长联谊会。我想最好把范围缩小集中一下,因为那样宽泛的问题,太超过我们的思考能力了。



二,我们讨论的对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因为这一讨论是有胡鲁之争引起,这牵涉到知识分子在一个专制社会的角色问题。至于那些本身从政的人,不应该在我们的讨论范畴。





我对云儿的观点,有以下几点不赞成:



----1, 云儿说:“至少在共产党统治的极权国家中,没有体制内改良,体制外的抗争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



我认为,话应该反过来这样说:至少在共产党统治的极权国家中,没有体制外抗争,体制内改良是无法成功的。东欧各国如捷克、波兰、匈牙利的例子就不需要举了,那些国家大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在体制外。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体制内改革中,也是在人民对专制制度表达强烈不满的前提下发动改革的,而且,退出共产党的体制外人士叶利钦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上面,看起来我和云儿只是把句子更换了一下次序,实际上,我们表现了鲜明的不同立场:即把谁视为国家的主体,是依靠人民自己的愿望去改革,还是一味指望体制内官员发善心。





--- 2, 知识分子从事体制内改良的资格问题。



古迷兄在一个帖子中说得很精彩:“改良(或改革)从来都是要进入体制内,既要有资格,更要有权力,否则如何去改?靠谁来改?古今中外被称为“改良派”或“改革派”的人,没有一个是不进入体制内。换句话说,不入朝做官,不与狼共舞,就没有权力改良,也就没有资格称为“改良派”或“改革者”。在体制外叫喊“改良”者,与坐在场外的喊“传球”、“射门”的球迷没什么不同,顶多也就是一“改迷”而已。”



这样看来,现在主张改良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并没有改良的资格。即没有公民资格却以公民自居,不在朝廷为朝廷着想,而不是走出自己独立的民间抗争之路。





--- 3,体制内改良者的道义和人格问题。



古迷兄在《简列“非暴力不合作的革命运动”优于“体制内改革”之处》中,例举了体制外抗争的道义人格上的优越性:



“除了“非暴力”崇高价值外,“不合作运动”拒绝专制特权,不服从恶法,更不与专制当局同流合污;“体制内改良”要依靠和利用特权,也不得不服从恶法,没法与同流合污或为虎作伥划清界限。人格上的优越性:“不合作运动”的力量就在于其独立性,也无须向权势卑恭曲膝,与任何权力当局都可以平等对话;“体制内改良”必须依附于专制甚至独裁权力,必须委曲求全,人格上绝无平等可言。”



还是一句老话,与狼共舞的人,难得有不沾染狼性的。余世存更是如此尖刻地评价体制内人士:



“跟“体制内生存”的“优异”分子们谈论个人自由、生命尊严或中国命运一类的问题几乎是对牛弹琴,他们的良心或尊严早已喂狗。他们在体制内生存如鱼得水,求他们改革也无异于缘木求鱼。他们是一个古老而屈辱的文明自新自强的最大障碍。用他们的话,他们这辈子就只会当共产党的官。因为中共造就的专制政治最适合丧失人性者把玩。我们当然不否认他们为人夫为人父还有一丝未泯的天良,但这个专制政治却比当代中国市场更具备丛林法则,就是说,中国的“体制内生存”是一个不能被示范的生存方式,是一个弱肉强食优汰劣胜的黑帮化状态。 (余世存:“时机”是无信的中国人的信仰 )



我们不能排除在共产党大染缸里,也许还残留了极少数优异人物,但那些凤毛麟角,很难在尔虞我诈的官僚机构里获得权力。





-----4,体制外改良的难易问题。



按照云儿的看法,体制外改革只是少数精英们的事情,而且难于上青天。但古迷兄却认为,体制外改革反而比体制内改良更具优越性。他说:



操作上的优越性:“非暴力不合作”的“门槛”低,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按这两条原则参与活动,“不合作”简单易行,规模越大越不会导致社会冲突;“体制内改良”必须先进入“体制内”,即必须先当官或谋士,进不了体制或基于各种理由(如由于上述所列缺陷)不愿进去的大部份人,至少是无法操作,否则只好挺而走险,且“改良”的轻重缓急把握不好,都会引发社会冲突。



而余世存更把体制痛斥为“人肉宴席”:“中国问题其实就是涉及每个中国人的权利和机会的政治问题,就是让中国人告别专制政治的成人革命问题,那些将政治问题的行政化、经济化、司法化、美国化、三农化、中产精英化、中央地方化、战略战术化、改良改革化的做法,都是对专制政治的帮忙帮闲做法。借用鲁迅的话,我们可以说,六四之后的中国改革,不过是体制资源配置给服从者们享用的筵宴,所谓的体制资源,不过是无助无望的中国人的人肉,中国,即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借用中国改革话语的人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综上所述,由于知识分子大都不具备体制内改良的资格,也不愿丧失做人的基本人格,因此,我们不必把体制外抗争视为畏徒,想象得那么可怕。现在国内不少如刘晓波、王力雄、余世存等优秀知识分子,正在百般困难中,走出一条体制外抗争的新路,我们只能给他们鼓掌,做他们的坚强后盾。而不是让他们泄气,感到孤立无援。



作为小贩,我还是用“我的朋友余世存”的一句话结尾:



“这就要求我们大陆的中国人为成人革命做好准备,要像香港同胞一样随时能够显示自己作为一个成人有权上街。一个不能充分个体化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个人自由的,一个臣民子民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有成人理性的,一个以体制内生存相标榜的民族是不会有多少文明创造的。 “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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