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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小贩答云儿－－－也谈体制内改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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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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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做小贩答云儿－－－也谈体制内改良
茉莉
谢谢云儿写了这么认真的帖子，和我讨论体制内改良的问题。和我们讨论对鲁迅的评价一样，我发现，在这个方面，也是前人之述备矣，我再说也无非是鹦鹉学舌。因此，在这里把我贩运来的一些观点，凑合起来拿来与云儿讨论。
首先要感谢本坛古迷兄，他在这方面给我启发良多。其次是我的国内朋友余世存，他是对体制内和体制外问题思考比较深刻的人。我在这里，以贩卖他们的思考为主。
有两个问题要统一一下：
一，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是否首先要确定一下“体制内改良”的特定内涵。我们有兴趣的改良，是指政治制度的改良，其他社会文化经济的变更，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范畴。云儿谈到上海的住房制度和家长联谊会。我想最好把范围缩小集中一下，因为那样宽泛的问题，太超过我们的思考能力了。
二，我们讨论的对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因为这一讨论是有胡鲁之争引起，这牵涉到知识分子在一个专制社会的角色问题。至于那些本身从政的人，不应该在我们的讨论范畴。
我对云儿的观点，有以下几点不赞成：
－－－－1, 云儿说：“至少在共产党统治的极权国家中，没有体制内改良，体制外的抗争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
我认为，话应该反过来这样说：至少在共产党统治的极权国家中，没有体制外抗争，体制内改良是无法成功的。东欧各国如捷克、波兰、匈牙利的例子就不需要举了，那些国家大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在体制外。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体制内改革中，也是在人民对专制制度表达强烈不满的前提下发动改革的，而且，退出共产党的体制外人士叶利钦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上面，看起来我和云儿只是把句子更换了一下次序，实际上，我们表现了鲜明的不同立场：即把谁视为国家的主体，是依靠人民自己的愿望去改革，还是一味指望体制内官员发善心。
－－－ 2, 知识分子从事体制内改良的资格问题。
古迷兄在一个帖子中说得很精彩：“改良（或改革）从来都是要进入体制内，既要有资格，更要有权力，否则如何去改？靠谁来改？古今中外被称为“改良派”或“改革派”的人，没有一个是不进入体制内。换句话说，不入朝做官，不与狼共舞，就没有权力改良，也就没有资格称为“改良派”或“改革者”。在体制外叫喊“改良”者，与坐在场外的喊“传球”、“射门”的球迷没什么不同，顶多也就是一“改迷”而已。”
这样看来，现在主张改良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并没有改良的资格。即没有公民资格却以公民自居，不在朝廷为朝廷着想，而不是走出自己独立的民间抗争之路。
－－－ 3,体制内改良者的道义和人格问题。
古迷兄在《简列“非暴力不合作的革命运动”优于“体制内改革”之处》中，例举了体制外抗争的道义人格上的优越性：
“除了“非暴力”崇高价值外，“不合作运动”拒绝专制特权，不服从恶法，更不与专制当局同流合污；“体制内改良”要依靠和利用特权，也不得不服从恶法，没法与同流合污或为虎作伥划清界限。人格上的优越性：“不合作运动”的力量就在于其独立性，也无须向权势卑恭曲膝，与任何权力当局都可以平等对话；“体制内改良”必须依附于专制甚至独裁权力，必须委曲求全，人格上绝无平等可言。”
还是一句老话，与狼共舞的人，难得有不沾染狼性的。余世存更是如此尖刻地评价体制内人士：
“跟“体制内生存”的“优异”分子们谈论个人自由、生命尊严或中国命运一类的问题几乎是对牛弹琴，他们的良心或尊严早已喂狗。他们在体制内生存如鱼得水，求他们改革也无异于缘木求鱼。他们是一个古老而屈辱的文明自新自强的最大障碍。用他们的话，他们这辈子就只会当共产党的官。因为中共造就的专制政治最适合丧失人性者把玩。我们当然不否认他们为人夫为人父还有一丝未泯的天良，但这个专制政治却比当代中国市场更具备丛林法则，就是说，中国的“体制内生存”是一个不能被示范的生存方式，是一个弱肉强食优汰劣胜的黑帮化状态。 （余世存：“时机”是无信的中国人的信仰 ）
我们不能排除在共产党大染缸里，也许还残留了极少数优异人物，但那些凤毛麟角，很难在尔虞我诈的官僚机构里获得权力。
－－－－－4,体制外改良的难易问题。
按照云儿的看法，体制外改革只是少数精英们的事情，而且难于上青天。但古迷兄却认为，体制外改革反而比体制内改良更具优越性。他说：
操作上的优越性：“非暴力不合作”的“门槛”低，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按这两条原则参与活动，“不合作”简单易行，规模越大越不会导致社会冲突；“体制内改良”必须先进入“体制内”，即必须先当官或谋士，进不了体制或基于各种理由(如由于上述所列缺陷)不愿进去的大部份人，至少是无法操作，否则只好挺而走险，且“改良”的轻重缓急把握不好，都会引发社会冲突。
而余世存更把体制痛斥为“人肉宴席”：“中国问题其实就是涉及每个中国人的权利和机会的政治问题，就是让中国人告别专制政治的成人革命问题，那些将政治问题的行政化、经济化、司法化、美国化、三农化、中产精英化、中央地方化、战略战术化、改良改革化的做法，都是对专制政治的帮忙帮闲做法。借用鲁迅的话，我们可以说，六四之后的中国改革，不过是体制资源配置给服从者们享用的筵宴，所谓的体制资源，不过是无助无望的中国人的人肉，中国，即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借用中国改革话语的人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综上所述，由于知识分子大都不具备体制内改良的资格，也不愿丧失做人的基本人格，因此，我们不必把体制外抗争视为畏徒，想象得那么可怕。现在国内不少如刘晓波、王力雄、余世存等优秀知识分子，正在百般困难中，走出一条体制外抗争的新路，我们只能给他们鼓掌，做他们的坚强后盾。而不是让他们泄气，感到孤立无援。
作为小贩，我还是用“我的朋友余世存”的一句话结尾：
“这就要求我们大陆的中国人为成人革命做好准备，要像香港同胞一样随时能够显示自己作为一个成人有权上街。一个不能充分个体化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个人自由的，一个臣民子民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有成人理性的，一个以体制内生存相标榜的民族是不会有多少文明创造的。 “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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