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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刘晓波：鲁迅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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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风问题说点意见 -- Anonymous - (2586 Byte) 2003-8-06 周三, 上午1:36 (24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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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罗曼罗兰和纪德，我们选择什么？ (198 reads) 时间: 2003-8-06 周三, 上午1:51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完全理解三十年代世界各国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感情。然而，同样是关注弱势群体的左派知识分子，访问苏联之后的纪德和罗兰却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罗兰宣布将他的日记封存五十年，同时大肆攻击公开苏俄黑暗的纪德为叛徒。

多年之后，当罗兰的日记被公布，人们感叹这位一代文豪的“为尊者讳”，实在不能和纪德的秉笔直书相比。这一段经历也成为罗兰一生的污点。

而在中国，鲁迅和同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托派相比，明知苏俄的残暴，他作出的是类似罗兰甚至还远不如罗兰的选择。

因此我们大可一问：同样是关注弱势群体的知识分子，纪德和罗兰，我们选择什么？

50年过去了，中国最后一个大托派郑超麟先生译完了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含笑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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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良知——读纪德的《从苏联归来》

　　30年代法国有两个大作家先后应邀到苏联去访问。这就是罗曼·罗兰和安德列·纪德。

安德列·纪德

　　1935年6月23日至7月21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访问苏联。一年以后，法国另一位作家安德烈·纪德应邀访问了苏联。罗曼·罗兰见到了高尔基，而不幸纪德是去参加高尔基的葬礼的。这期间苏联国内的形势大体相同，只是镇压的规模和力度在加大。与此同时，一部新宪法正在准备之中，苏联国内似乎要实行较多的民主了。罗曼·罗兰是带着新婚的俄国妻子去访问的，不存在语言障碍。纪德一行5人，有两人俄语很好，还有一人刚刚在莫斯科工作了6个月。就语言条件而言，两者差不多。两人从苏联归来之后都写了专著，来记述自己访问苏联的观感——一本是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罗曼·罗兰日记》，另一本是当时就出版的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两本书及其作者所遇到的遭遇各不相同。罗曼·罗兰由于日记当时没有出版，继续当他的“苏联之友”——我想就是出版，也未必会受到纪德所遭遇的那样对待。纪德由于出版了这本书，从“苏联之友”变成了“反苏分子”，受到猛力的攻击。《真理报》骂他是“说谎者”，是“法国的旧作家与俄国

　　轻滑的白党的杂色混合物”（这是苏联那时骂人的典型语言！），是“骗子”，等等。

　　那么纪德在《从苏联归来》里到底说了些什么呢？简而言之，他根据自己亲身所见所闻所思，讲了点真话而已。通过在苏联的旅行，纪德看到，“苏联的朋友往往拒绝看坏的方面，至少拒绝承认这一方面；以致关于苏联的实话往往被人带着恨说出来，而谎言则被人带着爱说出来。”他说，他的精神却是“对于我所愿意永远称赞的人，我总要更加严厉些”。他把苏联看作是祖国，向导，榜样，看作是梦想、希望之所在，正由于爱得深，他对在苏联所看到的消极面、阴暗面就更加无法容忍，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

　　俄国是个有搞“波将金村”的传统的国家。沙皇为了向外国展示俄国的太平盛世，把整个波将金村装扮得如人间天堂，尽管村外仍民不聊生，依然是人间地狱。30年代的苏联，人们想向纪德和罗曼·罗兰展示的则是社会主义天堂。他们所到之处，人们引他们看新的“波将金村”，而竭力把村外的情景掩盖起来。为了看到真实情况，纪德不得不多次设法突破苏联朋友所设的防线，以一看苏联的真面目。其本意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而是想看到一个真实的社会主义苏联。看苏联的消极面，这并非作家的本来目的。但既然看到了，出于作家的良知，就不能说假话，只好如实讲了。这既是对西方读者的负责，更是对苏联领导提出的善意的警告。

　　那么，纪德在苏联看见了什么呢？

　　上上下下在制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在苏联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的是无所不在的斯大林的肖像。“斯大林的肖像到处皆是，他的名字说在各人嘴里，无论什么演说都必带有称颂他的话语”，在格鲁吉亚他的像挂在无疑是从前挂神像的位置上。纪德个人就有过亲身经历：到了斯大林的故乡，他想给斯大林发一个电报，表示感谢，于是他在邮局拟了电报稿，其中写有“向你致敬”云云。但翻译告诉他，在“你”字后需要加上“劳动者领袖”，或者“人民导师”之类的敬语，否则就不给翻译，不给发电报！最后，纪德也只好屈服。他在苏联的演说，也常遇到此类修改，这迫使他宣布：“在我此次旅行中，用俄文发表的任何文章，我都不承认是我的。”作家评论说：这在斯大林和人民之间划下了一条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不仅如此，他看到，在苏联已经把斯大林当做神，看成永不犯错误的人。“斯大林无论什么时候都对，这话等于说：斯大林无论什么事情都对。”

　　在这种氛围下，“人们所要求的，乃是顺从精神，乃是附和主义。凡是不肯宣布满意的人，都要被视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那年月，托洛茨基的名字就等于反革命，凡有不满者，给他一顶“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就够了。实际上所谓托洛茨基分子，很多人只不过不赞成斯大林而已。纪德就此写道，他认为“人们可以不赞成斯大林，却不能因此立刻变成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他看来，苏联正在败坏革命事业。正因为揭露了这种败坏，托洛茨基才被视为公敌，且因之被当做法西斯。纪德不禁问道：“列宁有灵，他今日还肯回到这个地球上来么？”据说，克鲁普斯卡娅在20年代中期针对对反对派的迫害说过，如果沃洛佳（列宁）还活着，也一定关这些监狱里了。纪德与克鲁普斯卡娅颇有同感。纪德访问时候，正是斯大林的大镇压如火如荼的进行的时候，那些过去的反对派，甚至历史上曾经和斯大林有过不同意见的人，几乎都在劫难免。但是这样的做法能够消灭不同意见么？纪德写道：在一个国家之中消灭反对党派，或简单不让其发言，不让产生，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这要激起恐怖主义的。如果国内一切公民思想都是一致的，这对统治者自然很便利。但没有对抗力量，“精神”怎能不偏向一方发展呢？他认为聪明的办法是“去倾听敌党的意见，必要时扶持敌党，一面防止他们做祸害事情：打击他们，但不消灭他们。”纪德看到，在苏联，所谓“反对派”，其实就是自由批评，就是思想自由。斯大林只能容受赞颂；一切不喝彩的人，他都认为是仇敌。他把别人提议的改革，当作自己的东西，然后除去那些首先提出倡议的人。这就是斯大林时时刻刻都“正确”的手段。纪德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此下去，不久之后，在斯大林周围将只会剩下那些不会派他错误的人了。“这就是专制主义之本性：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不是有价值的人，而是那些吮痈舔痔者流。”我们今天看到，在消灭了列宁时代的近卫军之后，在斯大林周围确实就是一些唯唯诺诺的由他一手提拔上来的人。这些人不是没有不同意见，只不过把自己的异议留在肚子里而已。那些失踪的人，乃是最有价值的人，不同流合污的人。纪德写道：正是想到这些殉道者，他才写下这惹起抗议的几行字。如果他的书能到达他们手里，则他们的无言的感激，对于他纪德来说，要比《真理报》的恭维或诅咒重要得多。这就是纪德访苏归来要写这本得罪苏联当权者的书的缘故。作家的良知不允许他保持沉默。“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束缚我，能够阻止我去爱真理，去爱真理过于爱党。”

　　在大清洗的恐怖中，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告密成了自我保护的手段，当局也用互相告密的办法去打倒想要打倒的人。作家写道，要陷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就去找他们过去的好友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先败坏这两个人的名誉，然后再枪毙他们。如果拒绝作这种卑鄙的工作，那么自己同要救护的朋友都不免于难。结果人们什么都不敢相信，大家都互相监视着，再也没有一个自由说话的人了，除非在床上同自己的老婆，如果认为老婆是靠得住的话。这种状态，完全毒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对大吹大擂的莫斯科审判案提出质疑，对被告供词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说：“所有这些亲供的真实价值，在我看来，是最成问题的。”他举1928年的沙赫特案为例。在此案中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被指控在矿井搞爆炸暗害活动，并且本人都招供了，结果有11人被判处死刑。纪德引法国全国矿工联合会副书记的话说：“从技术观点看，所有的人都认为，以积聚炭瓦斯方法使矿穴处于爆炸状态，是不可能的事。”此人曾在法国炭瓦斯最多的一个矿井负责安全检查达12年之久，其所言是有充分根据的。过了半个多世纪，事实真相大白，所谓沙赫特破坏案，完全是一桩迫害工程技术人员的冤案。

　　那时候，苏联仍然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但是纪德看到，在这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开始变味，渐渐地成了“官僚分子对于无产阶级之专政”。这个说法，不是纪德的创造。实际上从本世纪初开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有一些人对这种危险提出过警告。在一个把专政矛头对准自己人，对准革命的元勋——列宁的老近卫军，对准广大劳动者的国家里，这种专政是不能再名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

　　完全可以理解，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气氛和环境下，人们说话往往是公开一套，私下一套。纪德曾在旅馆的厅堂里同一位画家就路线与艺术问题展开争论，这位画家愈说下去声音愈高，似乎在讲演或在诵读论文。当然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了了之，但过了一会，画家到纪德房里，低声对纪德说：“哦，我懂得的……但是刚才‘人们’听着我们谈话……而且不久我的展览会就要举行。”当然，这位画家不是不愿意讲真话，只是场合不同。

　　在苏联衡量一切的标准是“路线”。“一件作品无论如何美，若不是在路线之内，就要受到排除的。”叶赛宁的诗是不符合路线的，因此叶赛宁名字，只能低声说出来。在一次晚餐上，一位人士借酒之力，表示要朗诵叶赛宁的诗，但立即被向导打断了。他果然不作声了，但等向导一走，他便朗读起叶赛宁的诗作。等向导一回来，谈话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纪德通过访谈感觉到，在苏联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允许有一种以上的意见。他的感觉是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恰像同所有俄国人谈话一般。批评除了一些告发和谏劝以外，只是考究：这个或那个是合乎“路线”，还是不合乎“路线”？人们讨论的并不是路线本身，而是要知道，某种行为、理论是否符合神圣的路线。在范围之内由你怎样批评都行，在范围之外则一概不许。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苏联执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由于精心隔绝同外界一切联系，苏联公民对于外国事物异常无知，或只知道足以鼓励他们的事情。向他们灌输的是“其他一切国家都不如苏联”。老百姓对外国的概念是巴黎没有地铁，那里的工人都是非常不幸的，在苏联以外尽是黑夜，除了几个无耻的资本家，所有的人都是在黑暗中挣扎。他们关心的是，外国是否称赞他们。所以在相等的甚至显然低下的生活条件之下，俄国工人也自以为比法国工人更加幸福。对这种做法纪德是理解的，他说，在新制度尚未成立而事情往后不会进行得更好的时候，护持着这样一种幸福，对于苏联居民的幸福乃是有重大关系的。然而，长期这样下去行不行呢？

　　30年代的苏联显然离天堂还很远，人们实际上也没有要求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立即给苏联人民建造出一个天堂来。纪德所看到的苏联仍然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他看到，“苏联没有阶级了，但有穷人。有很多的穷人。”他引伊逢的话说：“资本主义消灭之后，劳动者并不一定就得到解放。”无疑，再没有什么资本家股东来剥削他们的劳动了。然而他们仍然是受剥削的，而且剥削的方式如此巧妙，以至于他们不知道应当归咎于什么人。一方面是工人的工资不充足，而另一部分人则可以得到他人的“剩余劳动”。他引马克思的话：“大多数人的剩余劳动使得其他的人能支领过剩的工资。人们便如此走向形成一个特权阶级。”没有感觉到受人剥削，这是伟大的。然而明白现在是受人剥削，不过不知道受什么人剥削，不过不知道自己的贫困应当归咎于什么人，应反对什么人！这糊里糊涂的痛苦状态，乃是最大的恐怖。而纪德认为，苏联正在形成“新资产阶级”，“具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恶德”。也许在那个时候，这个判断显得为时过早，但产生新阶级或阶层的某些迹象恐怕是存在的。

　　尽管苏联存在种种弊端，然而纪德仍然清醒地认为，这并不能归罪于“原初理想”，而应“归咎于后来的背离”。他对“大同事业”仍然寄予希望：“一个国家单独的错误也决不会败坏一种国际的大同事业之真理”。

　　纪德是带着满腔热情去访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希望他能向西方介绍他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毕竟纪德是苏联之友。然而纪德却不是那种能够轻易上当受骗的人。

　　纪德的书问世之后，掀起了轩然大波，各种指责纷至沓来。法国的一个什么组织，宣布他不配当他们的“名誉主席”，甚至认为，他的书“不过是一件好买卖罢了”。对于这种指责，纪德回答说：“为什么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拿你们所说的什么‘好买卖’去同苏联献给我的罕有的利益，丰富的金钱以及所有一切荣誉的事情，相较比一下呢？”确实，苏联在接待这些苏联之友时是不惜本钱的。仅举一例：招待他们的宴会，每客达300卢布，而当时莫斯科一个保姆的月工资为50卢布，一个医生的工资是150卢布。因此纪德在旅途随笔中写道：“这种盛宴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反社会的”。他说，“我来到苏联，是为了欣赏一个新世界，而人们却拿旧世界中我所厌恶的一切特权献给我，藉以诱惑我。”纪德的著作在苏联出版得到的是高稿酬，他说，如果我写一本赞美苏联和斯大林的书，我将得到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当然，大笔投资是希望得到回报的。实际上，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以及接着写的《答客难》，是对苏联慷慨接待的最好回报，他指出了联苏的弊病，希望能得到救治。正因为如此，他在给“苏联之友协会”副书记的信中说：

　　苏联状况无论如何不如人意，如何糟糕，我一定会默而不言的，只须我至少能确信那边是向着更好的情况走去。正因为我不幸深信苏联是在梯子上一级一级下来，而非如我们所期望的一级一级上去，它一个个抛弃了大革命辛辛苦苦得来的利益（我承认总是有很好的理由，或至少有似是而非的理由抛弃这些的），正因为我害怕看见它拖带法国共产党走向那不可挽救的错误去，——所以我才认为我有不得不言之责任。

　　他指出，“照苏联现在这样进行下去，则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受我们指责的东西，不久就要恢复起来了”。“苏联并不是爬上去，而是走下来；不久，十月革命就要从头做起了。现在正是呼喊：‘停住！’的时候了，正是警告的时候了”。“真理无论如何痛苦，它伤人，只为的要医好他”。这就是贯穿全书的红线——纪德凭作家的良知和洞察力写下所见所闻，看不出有丝毫的恶意。他的遭遇令人不禁想起鲁迅讲过的一段故事：

　　众人祝贺小孩百日，大家都说小儿能长命百岁，惟有一人说，这个小孩是一定要死的。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位贺客无非说了句人生最大的大实话，然而他的遭遇却是被赶出家门。这也是纪德的遭遇！实际上纪德还没有能够预言苏联要死，而只是发出一个警告罢了。“虫恰正躲在果子的内心深处。但当我告诉你们：这个苹果生虫时候，你们却责备我没有看清楚，——或者不爱苹果。”这就是纪德的悲哀之所在。

　　有点令人不解的倒是，罗曼·罗兰也多少看出了某些问题，然而连他也加入了斥责的行列，说纪德“丧尽了良心”。纪德就此回答说，罗曼·罗兰的辱骂令我难过。我的难过是由于这一点：那些曾经表示其极端伟大的人很少有几个能保持晚节。这个老鹰已经筑了它的巢；它在那里休息！

　　沧海桑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苏联的解体成了既成事实。在这时候重读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今天我们重读纪德的这本书，可以说作者在书中没有捏造任何或西，他所看到的，他所写到的，已为苏联和俄国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大量文献所证实，并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纪德看到的仅仅是一些苗头、萌芽、端倪。这使我们不得不佩服作家的洞察力和秉笔直书的勇气和良知。如果说，苏联这个苹果最后终于被蛀空了，那么用纪德话说，蛀虫的侵入“从列宁死后就开始了”。那时的苏联同志真应当认真的对待纪德的警告，而不是忙着痛骂纪德这个“恶毒的老人”、“黑良心的叛徒”……

　　（《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安德烈·纪德著，郑超麟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定价：8．50元）

郑异凡

选自 e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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