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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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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读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362 reads) 时间: 2003-8-05 周二, 上午6:12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作者：单世联

　　熊向晖深得周恩来信任，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他的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９）本应特别精采。但正因为他有过"地下十二年"的经历，且曾获美国大学的硕士学位，善写文章，不但内容经得起推敲，措词也极谨慎。因此他的回忆录反倒较少玩味伸展的空间。

　　　　　　　　　　　　　１　名门

　　共产革命是农民革命，不过无论是引进外来意识形态还是组织夺权斗争，共产党的主要领导大多是知识分子。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底层出身，他们不可能在现存秩序中求得出头，因此需要革命以求翻身。与国民党比起来，共产党人与旧中国确实较少藕断丝连的拉扯。

　　但共产党要适应它的对手国民党，派进国民党内部做地下情报的人要有相当的士绅气。这就是熊向晖为周恩来选中打入胡宗南部的原因。１９３６年年底，董必武对熊说：

　　针对胡的特点，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页７）

　　熊的父亲是湖北高等法院的庭长，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在念大学。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的"官宦家庭"。胡宗南喜欢这样的出生，也许是因为他觉得现存的秩序已经给这些"官宦家庭"的子弟提供了出路，他们不必去闹革命。如果是这样，说明胡宗南太不了解革命文化了：革命远远不只是穷人的事。共产党的队伍中有许多就是名门之后，包括杨度这样的晚清遗老和国民党要员如傅作义、陈布雷的后代，这些不肖子孙背叛了他们所属的家庭和世界。在个人道德上，他们"自毁前程"，自我牺牲，确有一种崇高感。但他们参与的革命不只是彻底破坏了他们厌恶的现实，有时甚至堕落到比他们原来的世界更为不义的层次。从而历史对他们的崇高道德应当有所清理。

　　国民党是执政党，属于"右派"，但像胡宗南这样的党国大将，喜欢的人却是不左不右，这固然与国民党曾经是革命党，而且１９３０年代蒋介石也以恢复革命精神为号召，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民党不像共产党"宁左毋右"那样"宁右毋左"。它的中间派立场，使不可能有一条强硬的政治路线，并导致失败。

　　　　　　　　　　　　　２　"县办大学"

　　１９４７年初，胡宗南禀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意旨，要熊向晖起草占领延安后的"施政纲领"，并指出"不要骂娘"，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的原则。熊提出的要点有"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作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等等。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

　　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页３９）

　　不能说这一设想是熊精心设计的，但它肯定符合胡宗南这样的国民党的胃口。无独有偶，１０年后中共发动的大跃进中，教育革命也是一个方面。１９５８年４月的武汉会议上，毛泽东口出豪言："为什么农村不能办大学？１５年普及，１５年提高，３０年普遍办大学，每乡办一个大学。"（１）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要求："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一般的专区和许多的县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２）柯庆施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在１５年更多一点时间内，"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３）客观上他们都重复了１１年前熊向晖所拟的纲领。显然，国共两党都意识到中国教育的贫乏，都把普及教育、县办大学作为社会理想之一。

　　当然，共产党总是比国民党强。毛的号召一发出，许多省就已经决定，一定要在１５年内普及大学教育。河南省登封县发出"全县办大学"的号召，两天之内，全县就办起４４所"红专大学"；而同省的遂平县两个月内建立了"三级办学"的新体制：全县１０个公社共办红专综合大学、半耕半读红专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５７０余，学员１０万多人。（４）

　　普及教育，甚至是普及高等教育，是现代中国的课题之一。但胡宗南根本没有机会搞它的教育普及，共产党的"教育革命"则成了革教育的命。

　　　　　　　　　　　　　３　国民党的昏馈

　　熊在胡宗南身边１２年，向中共提供了若干重要情报，包括１９４７年进攻延安的计划。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失察、麻痹真是荒唐得可以。

　　还有更荒唐的。１９９１年１月７日开始，熊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详细披露他在胡宗南身边的情报生涯。理所当然地，此文在台湾引起了震动。《传记文学》转载了熊文后，第五十八卷第五期又发表赵千方文章，揭发出一个充分暴露国民党昏馈无能的事：１９７３年，台湾"国防部"在编《胡宗南上将年谱》时，还以保送熊等赴美留学为胡的功绩：

　　公以胜利后建设万端，需才孔亟，…… 由公以节余经费，派员出国留学。……陈忠经（翘）、申振民（健）、熊　荃（向晖）……等十七人……留学美国。

　　陈、申、熊三人被周恩来称为中共地下工作的"后三杰"，"他们隐藏八年为共党立下大功以后，胡长官又在抗战胜利后一起栽培他们到美国去留学。因此三个人才会学得'胡儿语'，１９５０年以后才可以在中共外交界一展身手。""'后三杰'案１９４７年１０月为政府破获，此三人均在美国，奈何不得，倒也罢了。但２５年以后，国防部为表扬胡上将事功，编年谱时仍将'后三杰'姓名列入，不知是失察？还是因三人化名改名的关系？抹黑胡上将竟因此而留下历史的文字纪录，此段文字本可避免，殊堪一叹！"（页６９─７０）

　　对比周恩来安排熊时的精详严密、滴水不漏，真不能不使人感到：是国民党自己葬送了自己，而且在失败多年后还不能好好总结反省。

　　　　　　　　　　　　　４　两个疑问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１日，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中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熊回忆了他参与处理此事的过程。但有两个疑点没有交代清楚：

　　第一，３月中旬，中央情报部门已经获悉国民党特务要利用这次会议暗害周恩来；４月９日晚，外交办公厅获悉特务要破坏代表团所乘的飞机，与此同时周恩来从昆明就此作了指示。这说明，事发前中方已经知道特务要炸飞机。如果说４月１１日下午周恩来在昆明已得悉特务行动的具体计划已经太晚了的话，那么对４月９日晚的情报是可以有充分的防范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董越千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代表团，要新华分社即告香港当局保证安全；次日上午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礼作了交涉。

　　这些处置显然缺少具体落实的环节，英国政府也好，香港当局也好，究竟有没有按照中共的要求切实防备，都没有专人跟踪，当然就不可能万无一失。更有奇怪的是，周恩来事后发现："１２日外交部的声明并未如实表达１０日上午张越同艾惕礼的谈话，而张越的这一谈话又与９日晚昆明长途电话传达的总理紧急指示不符。"（页１２０）高级官员的这些失措是令人惊讶的。正如张治中说的："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页６１）为什么这一次让他们阴谋得逞了？假如周恩来乘这驾飞机，党和国家岂不是要遭受巨大损失？

　　第二，熊作为周恩来的代表赴港处理此案，８月１８日回京后，周恩来在北戴河，要熊先向外交部汇报：

　　汇报时，……乔冠华首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不用汇报了，这事拖的太久，参照８月１３日给英国代办的备忘录，由外交部发一个声明就可以结束，已经报告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已经同意。我说：少奇同志尊重外交部的意见，但这总理亲自处理的，……应该先报告总理。这不是不尊重少奇同志。（页１４９）

　　这里的疑问不是周恩来与刘少奇在结束此事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而是乔冠华讲话时流露出的不耐烦的态度。这事确实拖得太久，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丧生的８名中国人地位虽然不高，但他们是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乘机的。这是一起"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案（页１１９），针对的是中国政府；香港当局在处理时与中国政府也不是积极合作的。在这种情况下，乔冠华为何觉得"这事拖得太久"了？

　　　　　　　　　　　　　５　远见和局限

　　二战风云人物之一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１９６１年９月再次访华，可能是出于对这位二战统帅的信任，也可能是由于蒙在欢迎宴会上发表了对中国友好的讲话，总之周恩来指示"放手让蒙哥马利看"。

　　蒙这次访华似乎是特别关心毛百年之后的中国。在西安，他突然向群众发问：除毛主席以外，你们最拥护谁，你们最听谁的指挥？陪同的熊向晖从这些迹象揣测蒙哥马利想探询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表现出西方人士对中国政治的隔膜和生疏：从延安后期开始，中共的高级干部都意识到刘少奇是毛的接班人；５０年代末，刘的画像已与毛并列。

　　蒙不但不了解中国政治，而且胆怯："我的经验是，国家领袖们非常讨厌提出他们的继承人"。他显然轻估了毛泽东。当毛知道了他的意向后，他笑了："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条原则。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啊？"（页３８５）在这方面，毛很自信：

　　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没有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那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１９５３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呼只好来个'三驾马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

　　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１９４５年七大就明朗了。（页３８６）

　　

　　９月２４日，毛告诉蒙，刘少奇是他的继承人，满足了元帅的愿望。但５年后，毛不但把刘少奇搞下台，而且让他死于非命。蒙哥马利１９７６年逝世，看到了刘少奇的结局。刘没有接上班是一回事，毛注意继承人问题是另一回事，此后的林彪、王洪文都曾是他一度瞩意的人选，林彪作为接班人还被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但一个成了"折戟沉沙"的叛徒、卖国贼，一个以"政治流氓"、反党集团头目的身份死在狱中。

　　为什么吸收了斯大林教训的、很注意培养接班人、确实也培养了几个接班人的毛泽东，始终没有如愿地安排好后事，以至于临终之际也估计到可能会在"血雨腥风"中交班？直接原因有二，第一，他把一国之首作为囊中私物，交由他指定的人接班袭位。不但与专制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比传统社会少了一条"嫡长子继承制"公认法统。既没有制度性保证，也没有民主化的选举，他其实不比斯大林聪明。第二，在他看来，国家不能由"三个人"或多个人来领导的，最高领袖只能是一个。从而一旦他选的接班人有与他并列齐趋的态势时，他就难以容忍了，所以他对他选定的接班人总不能始终如一地满意。刘少奇４０年代中期成为毛的副手，但６０年代中期他就准备把刘搞下去；林彪在１９６９年作为接班人被写进党章，但一年多后毛就不再信任他；王洪文１９７３年当上副主席，毛也很快就对他了无兴趣。接班人是找了三个，但没有一个人接得了班，以至于谁当上接班人谁就等于坐在火炉上。

　　但毛有一句话是正确的："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页３８７）后毛的中国，前进得更好更快。

　　

　　　　　　　　　　　　　６　陈毅的远见卓识

　　陈毅的爽朗坦诚素为人道，即使在"文革"中，他那喜笑怒骂的言行也广为传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陈毅在"文革"确实有超过绝大多数老干部的勇气和见识。

　　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国际问题。１９６９年，陈奉命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帅进行"研究国际问题"，从６月７日到７月１日进行了六次讨论，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结论之一是："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页１７４）这一报告７月２０日由中央办公厅作为中央文件发给中央负责人。也许是鉴于叶剑英是"九大"的政治局委员，文件把他的的名字放在陈毅之前。

　　鉴于此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态，四位元帅们又写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除坚持原来的估计外，陈毅还提出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备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页１８６─１８７）

　　这些想法的中心是举行中美高级谈判。"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页１８７）陈毅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缓和中美关系的人。１９６９年，美国对越战争扩大、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国际形势异常紧张，一惯信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毛泽东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党的"九大"更强化了全面备战的气氛。从"九大"到１９７１年基辛格访华，毛泽东的讲话、中央文件等都没有打开中美关系的信号，准备打仗、反对美帝国主义仍然是中国的标语。在这种情况下，陈毅的设想极具创意。

　　从表面上看，四位元帅的战略估计和陈毅的设想都没有影响当时的内外政策，但熊认为，他们的研究和建议是后来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江泽民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７日《在陈毅同志九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中也说，陈的建议"得到毛主席的重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就是以中美关系为基石。

　　陈毅的另一个重要认识是对"文革"、对毛泽东真正尖锐的批评。"二月逆流"中，陈说到斯大林晚年问题，说到延安的抢救："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５）他还特意声明："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触到了毛的痛处。难怪毛泽东在知道后"变了脸色"，发了"无产阶级的雷霆之怒"："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６）"文革"的根源确实要追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康生既是延安整风也是"文革"的领导核心；差别在于"文革"要整的恰恰是延安时代通过整风崛起的刘少奇、彭真等人。１９４５年以后，延安整风、审干、肃反三部曲的真实历史被精心修饰、严格控制起来。但无论如何，当事人还在，时不时总会露出一点。胡乔木１９５０年就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过："这次整风不久即转入审查干部历史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曾经犯了许多错误"。（７）胡此时的身分是毛的秘书，这种说法应当是得到毛同意的。胡乔木１９８１年又说："毛主席曾经讲过，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不是没有犯过'左'倾错误，比方在江西的时候反对ＡＢ团，他也参加过，他也杀错了一些同志，由此他得到了教训，不能随便杀人，党内不能杀人。但是，党内的这些过火斗争，在延安时期也犯过，谁都知道所谓抢救运动。这个抢救运动，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在华北土改运动中，毛主席纠正了'左'的错误，但是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间，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得很彻底。现在应当承认，当时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有不恰当的地方"。（８）毛承认自己犯过左的错误，但承认的同时继续犯，且愈演愈烈，因为整风、肃反之类是毛控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真正法宝。

　　

　　　　　　　　　　　　　　７　如临深渊

　　１９６９年的紧张空气是不可能让四位实际上"靠边站"的元帅从容讨论国际问题的。周恩来交代此项任务时，四帅就表示：林彪所作的九大政治报告已经对国际形势有了明确阐述，再研究，如果提不出不同看法，就没有意义；如果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被认为是与"九大"唱反调。周告诉他们：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页１６６）

　　从原则上说，四位元帅都是中央委员，而且这是毛泽东亲自交代他们的任务，而且讨论的话题是相对超脱一点的国际形势，而且不排除毛此举有敷衍四位打而不倒的元帅、实际上也没有以他们的看法做决策依据的意思，但四位元帅的座谈实际上仍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第一，第一次讨论时，四元帅都带了秘书。周恩来批评了这一点，陈毅立刻明白了："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难保不放炮，传出去又经惹祸。（页１６７）这是因为他们头上"二月逆流"的辫子，因为毛此时对他们还有疑虑。毛确实不想把"老同志"全部打倒，但未被打倒的"老同志"却要时时看着头上的大棒，夹着尾巴做人。只要规规距距，毛可以继续给以名位。

　　第二，参加这次讨论的外交部姚广传达外交部主要领导的意见，要他们在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在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又是陈毅聪明："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页１８２）这就是说，四帅既要提出新看法，又不能偏离"九大"太远。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但对那些与他的既有成见不一致的"事实"，他从来是不感兴趣的。

　　伴君如伴虎，以至于古代不少朝臣因此挂冠而去。但中共的高级领导人除了托辞养病是没有自行离职的权利的。不但是荣辱成败，就是自己的生命也得由组织发落。彭德怀、刘少奇被打倒后都想回乡做田舍郎而不得，但在毛看来，这就是消极反抗，就要罪加一等。２０世纪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参加了就不能退出。

　　　　　　　　　　　　８　１９６９年的疏散

　　四位元帅的报告上交后，没有影响当时中央决策。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晚，包括四位元帅在内的"老同志"如董必武、朱德等，在北京体育馆观看了体育表演后，得到周恩来等政治局成员的通知：主席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这些同志从北京疏散，指定了每个的去处。

　　关于这次疏散，一种权威说法是林彪的阴谋。被疏散的聂荣臻断言："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是看看他'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９）

　　徐向前也说："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间，林彪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借口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了'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二月逆流'成员和一些老同志奉令疏散离京，这就结束了我在二七厂的'蹲点'生活。……军队九名元帅，只剩林彪一人在京，更便于他加紧阴谋篡权活动。"（１０）

　　两位元帅的说法与事实有误。北京当时确实是搞战备疏散，按中央的统一部署，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去苏州，周恩来留在北京"战备值班"。当时的中央显然对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过份严重的估计。１０月１８日上午，陈毅召集四位元帅开会，进一步解释了毛、周的意图："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四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页１９０）

　　当然，不管基于何种考虑，让这些老同志离开北京，"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显然不是对他们的尊重。这些老同志的疏散与毛到武汉、林到苏州是不一样的，他们到地方后继续受到迫害，比如朱德在广州从化、徐向前在郑州实际上处于软禁状态，徐海东等人在疏散地得不到正常治疗就在当地病死。所以聂、徐两帅的说法也是有根据的。熊向晖的回忆只是证实老同志的疏散是周恩来宣布的毛泽东的决定，而非林彪夺权的预演。

　　　　　　　　　　　　　９　　政治符号

　　当中国处于一片备战的肃杀时，苏联并不想真的发动战争。１９６９年９月３日，越共胡志明逝世，前去吊唁的中国领导人避免与苏联领导人见面。９月１０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越南表示要与周恩来会晤，越方因故延误；苏联驻华代办又直接向中方提出。在毛泽东同意后，已经回到苏联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的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后，又绕道于９月１１日到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晤。双方共同表示了避免武装冲突的意向，并达成恢复政务电话等协议。至此，中苏紧张局势已有相当缓和，但中方认为柯西金北京之行是为苏联大举侵华施放的烟幕，与日本在珍珠港事变前日派特使赴美迷惑罗斯福一样。理由之一是"柯西金返回莫斯科后，苏修的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机场接。说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修政治局的意见。"（页１８４）

　　应当说，柯西金的北京之行不会是他个人的意见，正常情况下，一国总理肯定是能够代表他的政府的。但依中国人的政治思维，这样大的事情，除非一把手，其他的人都没有最后拍板的权利。在中国人看来，苏共主要头目不到机场欢迎柯西金，柯西金的承诺就没有效。

　　政治本来是公共事务，但政治家们从来不愿使政治完全公开，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们。只是政治行为终究有公开的一面，于是在缺少公开性的政治生活中，政治符号就会特别发达，比如欢迎仪式的大小就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符号。１９７１年１１月，中国要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毛泽东交代："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页３５５）仪式而外，毛泽东特别喜欢用文学语言来表达某种政治意义，评《红楼梦》、批宋江都直接搅动着政治生活。

　　政治符号的解读需要有文化背景的，正如白色在不同文化传统中有不同含义一样。尼克松上台后，试图接近中国，中国也有缓和的意向，但开始一度双方都没有明白对方的符号。相对而言，中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较为一致，容易读懂。

　　除了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态外，一些政治家个人也喜欢制造政治符号．从１９８３年到去世之前，胡乔木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４日，《人民日报》突然登出一篇《胡乔木同志谈宽容》的文章，其中说到，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不正确。领导者得应有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不正确，也要承认它的存在的权利。全文没有一处提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得到'四项基本原则'。这使我稍稍感到奇怪。十天以后，胡乔木动身访美。我明白了：胡乔木需要改善自己的对外形象，他这番话是讲给美国人听的，不是准备实行的。这就是这个谈话只登《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没有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缘故。"（１１）

　　　　　　　　　　　　　１０　失策的自信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８日晚，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及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谈话时，提到"五七一工程纪要"：

　　总理解释，"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主席说：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文印发到全国各个党支部。总理说：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主席说：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众都知道。（页３５４）

　　毛终生自信，尤其在１９４９年以后。但这一次他失算了。"文革"天怨人怒，１９６８年以来就有人开始怀疑，林彪事件使得一大批信仰毛泽东、积极参加文革的人觉醒过来。既然林彪是十恶不赦的坏蛋，那么提拨他、钦定他为接班人的毛泽东当然难保完美。事实上，林彪事件后，毛本人也大病一场，并局部纠正了一些极端政策。在此背景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客观上有助于人们反省"文革"，重新认识毛泽东。第一，《纪要》中的一些内容，反映了"文革"时期的中国现实，如"１０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级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１２）等等，"文革"后都一再为人们所重复。第二，为毛捧起来的林彪及林立果的"小舰队"居然的谋害毛泽东的计划，也使人对伟大领袖的至上权威发生动摇。

　　这次失策自信，与毛当时喜悦心态有关："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页３４７）他兴致一高，就公开了实在是有损他威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倒应他的一句老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１１　辩证法与权力

　　黑格尔在讲辩证法时，反复强调辩证法就是反对"独断论"，它要求发现并尊重事物的矛盾，要求在变化中、联系中、发展中观察事物。黑格尔之后，毛泽东可能是最喜欢辩证法的人，矛盾对立、斗争发展是他特别爱用的字眼。但与黑格尔反独断论不一样，毛的辩证法直接导向"独断论"和"一言堂"，熊就提供了两个事例。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由于此前毛多次说过，今年不进联合国，而且在当晚周恩召集的会议上，"发言的同志都认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我们毫无准备。主席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页３４５）但会还没有开完，毛召见与会者："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页３４７）所以中国要进联合国。

　　１９７１年第３１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代表提出访华要求，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讨论后向中央写报告，认为"现在访华时机不成熟"。因为当时美国在联合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如果同意他们来，那就可能被认为中国政府在'两个中国'问题上有所松动"。（页２３３）４月３日报告送给，周于次日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后呈送毛泽东，４月６日毛划圈同意。但当天晚上１１点多钟，毛改变了主意，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由此促成"乒乓外交"。这一重大转变的根据是毛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会见斯诺时曾说过："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美国乒乓球队虽有人支持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但他们并非官方人士，政治态度不会比美国"右派"更坏。所以"如果拒绝他们来，那就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的战略决策。"（页２３３）这里又是一个辩证法：既坚决反对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又要让美国的"右派"访华。

　　在毛泽东的意义上，不打无准备之仗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反对"两个中国"与"右派"也让来，都是辩证的关系，对立的双方都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全面的，正确的做法是"既……又……"：既不打无准备之仗，又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既反对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又要让美国的"右派"来，这在理论上似乎很周延。但在具体情境中，这种"既……又……"的理想模式等于废话，比如既然不打无准备之仗，就不应当去联合国；反过来，既然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那就应当去联合国。去还是不去，实际上只能有一种选择，外交部和体委选择了不去联合国、不邀请美国队；但毛作了另一种选择，靠的不是什么辩证法的力量，而是他至高无上的权力。

　　毛式辩证法本质是对权力的召唤。设想一下，如果外交部两个副部长在争论去不去联合国，恐怕永远争不出个名堂：双方的理由一样充分，双方的地位又一样高，矛盾怎么能统一起来？"文革"红卫兵打语录仗，嗓门喊哑了都分不出胜负，原因也不是红卫兵的幼稚，而是"毛主席语录"有太多的"既……又……"、"一方面……，另一方面"。没有权力的支持，哪一方面都不能取胜。毛的政治智慧之一，就是以辩证法之名给出两种意见，而使自己保持最后的裁定权。类似的情况很多。他的名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也认为"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页３５３）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有发言权呢？结论只能是：毛说你有你就有。

　　不排除毛在主观上有"既……又……"同时并举的理想，而且中国人多事繁，集权者必须提供一定策略的空间。１９７５年，毛提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的提法，只是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也当然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对。"毛当然希望政治、经济双丰收，无奈世上的事两全齐美者罕见，实际情形只能是或"既"或"又"。当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实际发生作用的是"三项指示"时后两条；当毛发动批邓后，"三项指示"只剩下一条"反修防修"。胡乔木明确说：毛"所想的抓革命促生产本身是自相矛盾的。"（１３）

　　　　　　　　　　　１２　　江青一定想干什么？

　　１９７６年尼克松再度访华，中方接待的项目之一，是２月２３日晚，由华国锋、江青等陪同观看中国艺术团体的演出。新华社的消息说，演出的节目包括："《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草原女民兵》等中国现代革命音乐、舞蹈和《满江红写怀》等古典音乐"以及"美国民歌"。但合从国际社记者查尔斯·史密斯报道则是："节目没有什么革命歌舞，长期住在北京的人对这种选择感到意外，其中包括许多古典作品。"（页２８７）

　　熊似乎没有参加这次活动，所以他并没有指出这次演出究竟有没有"革命歌舞"，其语气倾向于史密斯的报道。新华社在报道中加进了演出没有的"革命音乐"显然是"内外有别"，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尼克松是外交的需要，但对自己的子民，却不能实话实说。

　　这些古典作品包括王安石、萨都刺、张元干、陈亮、辛弃疾、岳飞六个著名词人的名篇。演出前的２月２３日下午，江青委托乔冠华向客人介绍这这些节目的历史背景，以便他们能更好地欣赏。

　

　　这六首词的都是好词，但江青却另有用心。当时知情的几位同志议论说：毛主席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江青不要搞"四人帮"；并说，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他揭露江青有野心粉碎了江青的"组阁"的阴谋。他向她指出：不见还好些，多见何益？江青非常不满。但并未死心。她经常吟诵这六首词，借前三首表达她的"伤心"和"怨心"，借后三首表达她的"雄心"即"野心"。（页２９０）

　　熊转述"几位同志"的话，认为这就揭开了江青"演唱唐诗宋词之谜"。但第一，毛批评江青的本意是恨铁不成钢，况且到１９７６年２月时，因为批邓运动的兴起，江青的日子已经相当好过了。如果此时她要表达"伤心"、"怨心"，那应当是另有所指；第二，六首诗词的选者是毛而不是江，江充其量是赞同而已。

　　当时的演唱者岳美缇回忆："要我重唱张元干《贺新郎》，因为词中结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了'君去了，休回顾'。我不懂为什么要改动原词？大家也不知道改动的原因。一次江青找我们一起听录音，在放重唱《贺新郎》时，她自言自语：'这是毛主席改的，特地说给我的。'"（页２９０）诗词文章，毛泽东从来不小看。如果确实是他"特地"改了送江青的，那倒真的别有意义了。

　　有论者介绍："据工作人员回忆，１９７５年４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董必武逝世的那一天，他整天都在听这首词，不时地拍床击节，随乐咏叹。不久，又让演唱人员重新录制，说是最后两句太伤感了，改唱为'君且去，休回顾'。"（１４））此说除没有交代毛改后送给江青一事外，理解上也有些疑问。张元干的全词是：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河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月，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此词确实悲凉伤感，特别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和"雁不到，书成谁与？"两句，但从"目尽青天怀今古"开始，情调转向高昂，"大白"是酒盏，《金缕》即《贺新郎》的异名，"举大白，唱《金缕》"可简单地译为喝酒唱歌吧，所以不能说"最后两句太伤感了"。张另有一首《贺新郎》是送给李纲的，结句是"风浩荡，欲飞举"，也是雄心勃发之意。反之，"君且去，休回顾"则有痛苦的诀绝之意。

　　如果以上理解大致不错，似乎可以说毛把张词改得更伤感了。这不是没有可能。１９７５年５月，毛三次要人诵读庚信的《枯树赋》；录制的古诗词除张元干等沉郁顿挫的词作外，还包括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秦观的《鹊桥仙》等倾诉离情别意的作品。

　　毛确实要"去"了，但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政治助手江青"积怨甚多"。１９７５年１０月，病重待毙的康生最后一次见毛告发邓小平时说："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的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１５）其实毛无需康生的提醒，还在１９７４年，他就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１６）１９７６年６月，他向华国锋、江青等人等交班时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句。这些预感也与张元干"天意从来高难问"、"休回顾"有相近的意思，也许可以把"君去了，休回顾"理解为毛、江之间一次特殊的沟通。这样一来，说这一演出表达江青的"伤心"和"怨心"也就不是空穴来风了。"在毛泽东逝世的那天清晨，住在一侧的江青闻讯赶来，头发散乱，神情紧张，一进门就扑在毛泽东的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也有失去政治靠山之悲。"（１７）江青不是成熟的中国式的政治家，招待尼克松的节目也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目的，只是一次例行公事的外交活动罢了。

　　　　　　　　　　　　１３　　开放档案

　　１９７０年８月到１９７１年２月，斯诺最后一次访华。但在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１９９３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外交大事记（１９４９─１９７５）》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的的《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都在１９６９年部分记载８月１８日、１０月１９日，会见斯诺和夫人。这两部权威史书都把１９７０年误为１９６９年，至于其他的著述，更是"颇多讹误"，以至于熊不得不一一订正。

　　周恩来是２０多年来中国人时时不忘的人物，斯诺也是中国人不陌生的外国友人，此次来华因其与毛泽东有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而意义重大。但就是这样重要的会见，仅仅２０多年后就发生提前一年的错误，而且发生在这样由权威部门织编写的资料书中，实在难以令人置信。

　

　　像共产党这样掌握一个伟大民族命运、又十分重视自己历史的党，应当留下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如果说２０多年就会"颇多讹误"，那么３０年、４０年呢？中共有７０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有５０多年的历史，现在已有很多党史、国史之类的书出版，一般读者究竟能信多少呢？

　　信史的前提之一是开放、哪怕是部分的开放档案。如果没有真实档案，即使是一些权威的部门、严肃的作者也不能保证史书的真实可靠。"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期，离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１８）

　　　　　　　　　　　　　　　　　熊向晖简历

　　１９１９年４月生于安徽凤阳。

　　１９３６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共产党。

　　１９３７年，奉周恩来之命到胡宗南部从事情报工作，后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１９４７年９月赴美留学。

　　１９４９年先后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驻英代办。

　　１９７０年任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１９７１年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

　　１９７８年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任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党组书记。

注释：

（１）（３）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页３０２、３６１，海口：南方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页２８７。

（４）参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页２０９─２９８。

（５）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页１１８４，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６）（１０）徐向前：《历史的回顾》页８３４、８４８─８４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７）（８）（１３）《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页３、１８５、２４８─２５０，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９）《聂荣臻回忆录》页８６１─８６２，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４。

（１１）王若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２）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４１７─４２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４）陈晋：《文人毛泽东》页６９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５）引自赵士刚：《共和国的经济风云》下页２９２─２９３，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６）引自杨继绳：《邓小平时代》页９２，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７）杨继绳：《邓小平时代》页９２。

（１８）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前言，海口：南方出版社，１９９９。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2001年0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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