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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高尔基这段经历不怎么清楚 -- 萧峰 - (428 Byte) 2003-8-02 周六, 下午6:06 (386 reads) |
藏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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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读不懂高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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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文
《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手头这本高尔基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使我困惑不解。尽管此前我已在许多
中外评论中知道了本书的大致内容，从历史学的角度我对高尔基及他那一代俄国知
识分子的“艰难历程”也有所了解，而且在阅读之前我已知道在本书中我会读到一
个“人道主义的高尔基”，甚至可能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高尔基”，他既不同于
此前那个“无产阶级的海燕”，也不同于此后那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御用大
师。
但读完此书后，我却困惑了。我惊叹作者对十月革命后时局与社会的深刻洞察，
对以“革命”名义作恶表示的强烈义愤，对民主宪政理念的了解与坚持，对知识分
子的人格、尊严与思想自由的执着信念，对俄国人国民性的阴暗面及其在革命中的
表现的尖锐评论与那些不幸而言中的预见。当然，对这一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而挺
身救助那些政治落难者的行为，对于他在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之时发出的“来
福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的严正抗议，就更是感到震
撼了。
正是由于他如此“不合时宜”，以致最后他不得不走上出国漂泊之路。到这时
为止，这个高尔基还是我们读得懂的，这个高尔基甚至与“无产阶级的海燕”也不
矛盾——因为“海燕”在当年那个时代也是“不合时宜”的叛逆者，而同情弱者、
维护正义、伸张人性、抗议强权等等“不合时宜的思想”也合乎逻辑地可以成为“
海燕”的灵魂。毕竟，“海燕”也好，“不合时宜者”也好，都是在扮演社会批判
者或“异见分子”的角色，都在充当社会的心灵与头脑，人类的良知与理性之象征，
都是俄国传统的所谓“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的典型品格。
然而十年之后他从海外归来，一头扎进了赞美斯大林体制的大合唱队列中，而
且表现得如此“出色”：他已经不是一般地合乎“时宜”，而是在挥刀砍向那些“
不合时宜者”；他已经不是一般地从异见人士变成了“无不同政见者”,而且还率
先向异见人士、被怀疑有异见的人士乃至被指定为异见者以便其他无异见者可以踩
着他的尸体向上爬的人士发出了血腥的吼叫：“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就是
这个高尔基，回国后不久便领导写作了“俄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
的那本可耻书籍”(索尔仁尼琴语)——《斯大林白波运河修建史》。当年的人道主
义者这样赞美劳改工程：“对人的原料进行加工，比对木料进行加工，要困难不知
多少倍”!至于高尔基在吹捧斯大林方面的表演，由于过分肉麻就不说也罢吧。
当然，曾有人解释说这一切都是强加于高尔基的。这种解释把高尔基的晚年几
乎说得如同囚犯，甚至连他的死因也似乎不明不白：当年苏联大肃反时当局就曾宣
称这位红色文豪似乎是被“人民的敌人”暗害的，而到了“解冻”时代也就有人请
君入瓮，把暗害者的罪名扣到了斯大林当局的头上。
如果是这样，高尔基似乎也就没什么“难读”，可是严肃的历史学家好像很少
支持这种说法，如同不支持说斯大林的暴政是由于他当了沙皇的密探一样。
因此我们只得承认，至少在没有新证据前只能姑且承认：高尔基的确发生了难
以解释的转变。
如前所述，高尔基从“海燕”到“不合时宜者”的心路旅程是不难解释的，因
为这两者可以用人道主义精神串起来。如果高尔基并没有当过“不合时宜者”(如
同改革前我们的印象那样)，那么他从“无产阶级海燕”到“红色文豪”的历程也
是不难解释的，因为这两者可以用“社会主义”信仰串起来。在前一种情况下，高
尔基的形象就如同雨果《九三年》中描述的那个出于比革命更崇高的人道精神而放
走了贵族的高尚革命者郭文。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的形象就如同那笃信“贫下中
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阿Q式“革命”者。
然而从“不合时宜者”向“红色文豪”的转变，却委实令人费解，因为这犹如
郭文变成了阿Q，其不可思议的程度，要远远胜于朗德纳克侯爵变成郭文，也远远
胜于阿Q变成了赵太爷。关键在于按人们通常的见解，信仰的改变乃至“阶级立场”
的改变，都要比人格的改变容易解释。如果一个人原来虔信自由主义，经过深思后
又改信了社会主义，或者相反,先信社会主义后信自由主义，那不会使人惊奇。如
果一个人原先忠于“封建王朝”，在社会变动中重新站队，转而效力于“资产阶级
共和国”，那也不令人诧异。但如果郭文变成了阿Q，那就如同普罗米修士变成市
井小偷一样令人难以接受了——尽管从“主义”的角度讲，也许普罗米修士的“盗”
火与小偷的窃财都可以解释为蔑视财产权的某种“主义”。
为了避免这种解释的困惑，许多人力图从“主义”中寻找“高尔基这两个极端
(按：指“不合时宜”与御用大师)背后的一致性”，试图证明“正是那些促使他反
对十月革命的因素导致他拥抱斯大林体制(见《读书》1997年第11期70—71页,程映
红文)。这些评论者还认为,“高尔基的这段曲折一定程度上在激进主义革命的知识
分子朋友或同路人中颇具代表性，那些与革命时分时合，虽有龃龉但最终仍然认同
的人为数不少，只是不如高尔基富有戏剧性罢了。”(同上)
我对此难以苟同。问题恰恰就在于那些人“不如高尔基富有戏剧性”。这个差
别恐怕不是能轻易地“罢了”的。的确，同情革命但又嫌其“过激”，认同变革但
又惊惧于其“代价”太高，赞成其宗旨但又厌恶其血腥手段的知识分子“同路人”，
在当时的俄国是不少的。他们的确与革命“时分时合”，但只要人格未被扭曲，就
不会“合”得那么“富有戏剧性”。可以设想他们会为未来的彩虹而容忍眼前的血
腥，但却未必会高声赞美血腥。而在此后的进程中他们也往往难以逃避在这二者之
间进行选择：或者因不肯赞美血腥甚至只因赞美之声不高而被“分”了出去,或者
违心赞美而牺牲了人格——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已不能说“正是”那种高尚的人道精
神“导致”这种赞美了。
更何况从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来看，他对十月之变的抨击已经不仅是
非议其手段而认同其方向、同情其宗旨而担心其“过激”了。他指责布尔什维克的
来福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而不是指责其为实现这一
梦想付出的代价太大。他以《一月九日与一月五日》为题，把一九一八年对支持立
宪的示威工人的镇压等同于一九○五年沙皇对请愿工人的镇压，显然，他在此并不
是嫌对一九○五年惨案的报复太过激烈。
实际上，如果真是基于理想主义的认同使高尔基不计较手段的分歧而放弃了反
对派立场，那么这应当发生在列宁时代才合乎逻辑。的确，即使反对十月革命的人
也往往不否认革命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理想主义激情，而从列宁到斯大林时代，无
可否认的趋势是这种激情在消退，而越来越让位于既得利益的实用主义。像孟什维
克学者П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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