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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与郭沫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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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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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看大家都在侃老鲁，我也来搀和一把吧。
鲁迅与郭沫若
西乡子
众所周知，鲁迅(原名周树人)与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并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两大文豪。中学
语文课本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等同于鲁迅选集，而历史课本里，满纸其实也全是在宣
扬郭沫若个人的历史观。在离开我们已经数十个年头之后，他们两位看来大有永垂不朽的架
式。是什么因素，使他们的名字得以发出如此灿烂的光芒呢？
请让我们首先来对比一下他们的人生轨迹吧，其中可有很多相似之处呢。
周树人：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1902年赴日本留学，主修医学。
郭开贞：1892年生于四川乐山，1914年赴日本留学，主修医学。
周树人：在留学期间写作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杂文，打算转学生物未果。
郭开贞：在留学期间写作了《凤凰涅磐》、《女神》等诗文，曾一度打算转学文科，因日本
女友安佐藤富子反对而作罢。
周树人：1909年在大学没有毕业的情况下回国，从事文艺创作和教学。
郭开贞：1923年在福岗大学医学系获得学士学位，随即回国到上海定居。
周树人：于1918至1926年间，陆续出版了《狂人日记》、《呐喊》、《阿Q正传》等文章，
批判中国的传统和现代社会。
郭开贞：在翻译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后，思想开始左倾，1926年
参加北伐。
周树人：1927年“4·12事变”后开始研究并宣传共产主义。
郭开贞：1927年3月因写作《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而遭通辑，8月参加“南昌起义”，失
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辗转流亡日本。
周树人：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珍稀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同时翻译了许多外国知名文学艺术作
品，还长期积极参预左翼文化活动，于1936年在上海病逝。
郭开贞：在日本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潜心于甲骨文，1929年录成《甲骨文研究》，1930
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此后又发表了多篇关于殷周史的专著，于1937年回国参加抗
日战争。抗战期间，创作了大量的历史剧本。1944年发表《甲申300年祭》一文，1945年出
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在国共内战中也屡有新作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历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多种职务，1952年发表的《奴隶制时代》，把中国奴隶制度的期限
定在殷代到春秋战国之交，不久便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共识。文革前期十分活跃，后期受到批
判，于1978年在北京病逝。
纵观鲁迅与郭沫若的个人简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整体上看，
他们无疑都是爱我国家，爱我民族的。除此之外，他们早年都曾赴日学医，后来又都对医学
丧失了兴趣，转而弃医从文；后来他们都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又都对现实政治特别关心；他
们与日本学术界都有相当多的联系，又都专心研究中国的考古和历史学。在文风方面，两者
都不太好惹，在和别的学者辩论时，动辄恶言相向，郭沫若显得稍微含蓄一些；在治学方面
，两者都不太严谨，大概是受了当时西方史学界疑古风潮和一些流行的意识形态的感染，过
于自以为是，鲁迅显得稍微谨慎一些。也许是早年医学研究的影响，他们似乎都想给当时积
贫积弱的中国开出一份特效药方，但最终都未能如愿。
当然，他们两者之间也有不少差别，首先是鲁迅英年早逝，而郭沫若则尽享天年。在社会影
响方面，鲁迅稍占优势；而在学术成就上，郭沫若也略高一筹。鲁迅重在分析现实，郭沫若
重在分析历史，所以这也可以算是求仁得仁了。但和众多的共同点相比，这点差别可以说是
微乎其微。几乎于同一段时期，在同一个国家，从事同一个职业的两位大学者之间，还存在
着范围这么广，数量这么多的共同点，绝不是偶然的。一个人本身的能力毕竟极其有限，天
生的伟人和圣人是绝不会有的。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是当时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各种
客观条件，把他们推上了时代大潮的波峰涛顶。
鲁迅与郭沫若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满清末年和民国初年度过的，经历了甲午和八国联军两次
惨败之后，此时的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降到了五千年来的最低点。如果说“物质条件落
后就要挨打”，那船坚炮利的北洋水师，却为何完败给当时技不如人的日本帝国舰队；如果
说“实施政治改革就能富国强兵”，那屡次变法和革命之后，我们的国运却又为何每况愈下
？在这种介于绝望失落和百思不解的苦闷现实下，鲁迅和郭沫若作为有志报国的热血青年，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条出国留学的道路，他们不仅希望借此拯救自己和家庭，而且还要拯救
国家和民族，其本来的动机可以说是相当高尚的。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在当时肯定也不在少
数。
由于经济和文化等众多原因，鲁迅和郭沫若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日本作为自己的留学之地。
日本四岛，中国人曾几何时无比熟悉的国度，此时却显得这般的陌生。从明治维新到马关条
约，从忍辱负重的李鸿章中堂到意气风发的孙逸仙博士，中国有多少仁人志士的凌云壮志曾
经在这里升起，多少爱国精英的自强之梦又曾经在这里破灭？大和民族通过自身的不懈拼搏
，已经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使自己的祖国从一个微不足道的蛮夷之邦跃居于世界列强之
林。如今，它看待那昔日不可一世，而今颓废落魄的“天朝上国”的目光里，自然也就带着
些嘲讽和蔑视。而这，正是中华帝国的子民所最难以容忍的，几乎在每个留学生的生活中，
都充斥着许多令他们不快的小插曲。因为童年时曾长年累月苦读私塾，鲁迅和郭沫若都已经
有了相当的传统文化基础，而今他们过去的所学，看来在现实世界已经全无意义(这也是为
什么鲁迅后来建议青年人少读，乃至于不读中国传统书籍的主要原因)，此种客观条件的剧
变除了痛苦之外，很难再引发什么其它的感情。生活在其中的人，无法在精神层面得到解脱
，更无法对现实政治漠不关心。前者造就了所谓“阿Q思想”的精神胜利法，而后者则成为
各种激进社会理论完美的温床。受这两种思潮的影响，背景相似的鲁迅和郭沫若不可避免地
走上了一条殊途同归的思想之路。
周郭二人不仅选择的留学地相同，而且所选的学科居然也都是医学。这决不是偶然的。如鲁
迅本人所说，他的本意不只在于寻找一条谋生之道，而且还希望借此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
以期摘掉“东亚病夫”这顶不甚雅观的大帽子。可是，愿望总归只是愿望。在语言文字、生
活习俗、思维方式、知识范围等众多方面的巨大差异，都令这批早期留学生们头痛不已，医
学浩如烟海般的众多专业词汇尤其令人烦恼。郭沫若前后学医近十年，终于拿到了学士学位
，确实是相当不容易的。鲁迅后来声称，他提前离校是为了治疗中国人在精神方面的痼疾，
即便是他知难而退的托辞，说实话也无可厚非。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对郭沫若在学问上的影
响很大，这从他后来的著述中表现得十分明显。鲁迅也掌握了相当程度的外语，开拓了视野
，认识到了本民族特性里的许多问题。如果没有经历这7年留学生活，尤其是所受到的刺激
的话，他的《阿Q正传》等批判文章恐怕很难写得那样深刻。当然，与日本学者的多方面交
流，也是他们后来迅速出名的重要原因。
1914──1918年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时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整整一代学人，周郭二人自然概莫能外。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列强的表现切实地符合列宁对帝
国主义的论述，加上苏联在革命后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大批华人开始欣赏乃至倾向新起的共
产主义学说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至少从表面上看，在此期间，鲁迅和郭沫若的主要精力
仍然还放在钻研中国传统文献和考古资料上，为他们未来的学术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鲁迅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他处在一个不需要学位文凭，也可以在大学谋得教职的时代，这大
概主要是当时归国留学生奇缺的缘故，后来的陈寅恪也是如此。由于多方面主客观原因，尽
管报酬丰厚，但他在任何一个大学工作的时间都不长，而他到底在教书育人上花了多少精力
，似乎也值得怀疑。较为年轻气盛的郭沫若在大学毕业以后，看来丝毫没有起过从事对口职
业，开诊所看病的念头，立即投入了火热的国内革命事业之中，为此多次往返于中日两国之
间。但在1926年夏季之前，两人的事业都呈稳定地蒸蒸日上之势。
政治形势很快发生了突变。1926年7月9日，蒋中正率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进攻全国各路
军阀，得到了包括周郭两人在内的众多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护，郭沫若本人还以国民革命军总
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北伐的全过程。虽然军事上节节胜利，但由于意识形态上存在严
重分歧，到1927年初，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歧已经无可遮掩。郭沫若见状，颇有先见之明地写
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国民党彻底决裂。几场历时短暂但极其血腥的武装冲突后，
他在共产党处境最为危急的时刻加入了党组织，但不久就被迫流亡日本。
受这几次次惨案影响，鲁迅在思想上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具体表现就是对国民党极端不信任
，而开始立场鲜明地支持倒了大楣，由盛转衰的共产党。一方面，国民党自身的错误有目共
睹，另一方面，中国人同情弱者的民族性也在鲁迅身上起了作用。的确，他是一个相当有同
情心的人，而且终身如此。与此同时，郭沫若却好像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或者可能对现实
政治暂时失去了兴趣，在日本专心致志地研究起了先秦史。联系当时的政治局面，他在此期
间的成就可谓是惊人的，一连搞出了好几部有相当水准的历史著作，差不多为这以后近百年
中国大陆的史论定下了纲领，指明了方向。其中的核心学说，就是把中国的四千年君主专制
国史划分为奴隶制和封建制两大阶段，以便与西方历史等同起来。东西方历史对比，历来是
热门话题，郭沫若对此不可能不感兴趣，他关于中国古代纪年与古巴比伦历法相似性的考证
，发前人所未发，实为精当。但是，他忘记了一点，历史学是人文科学，像自然科学那样，
一味追求分类的准确临界点，意义无多。或许我有些苛求他了，处在他那样的环境下，不能
不和马恩列斯理论靠近，这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否则他也不至于像后来那样知名。当时甚至
有与时俱进的日本学者要把中国的奴隶制社会阶段推迟到宋朝，这就更加可笑了，郭沫若的
观点与之相比还合理一些。但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奴隶”和“封建”两词在东西方含义
不同，生拉硬拽到一起，实在不妥。郭沫若自己就连陈胜、吴广的身份是否算奴隶都长期无
法肯定，他于是一方面劝大家说不要拘泥于传统定义，另一方面又抬出斯大林对于这两者的
“国际标准”定义来，反对者为自身安全起见，自然不敢再提意见。像这样进行学术辩论，
未免有失霸道。
斗转星移，一生坚决反对中医的鲁迅，被西医多方治疗无效，在抗战前夕因病撒手人寰。他
老人家生前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死后多年，竟然会在中小学里受到了他反对了一辈子
的孔夫子般的待遇。而他最重要的作品《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偏偏却不在课本入选
之列，这真是历史对他的莫大嘲讽。他去世后不久，郭沫若以“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的
浪漫豪情，离开日本，回国参加抗战。虽说精神可嘉，然而剧本写作似乎并不是他的专长。
倒是《甲申300年祭》借古讽今，引得毛泽东写了亲笔信加以夸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后更是青云直上。可谁知伴君如伴虎，他的一生，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同样借古讽
今的《十批判书》，因为不慎暴露了郭沫若的一些真实思想，批评了秦始皇的法家治国、焚
书坑儒和独裁奢华作风，赞扬了孔孟之道和《吕氏春秋》，触了逆鳞。毛泽东随手一首打油
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
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就把郭沫若的政治生命永
远地送进了坟墓。和鲁迅一样，他最重要的几篇作品也不在课本入选之列，只有奴隶制和封
建制理论广为流传。但鲁迅为人刚直不阿，又因为英年早逝而终身不辱。郭沫若晚年则迷念
名位，逢迎权贵，未免近似于佞臣了。也许，短寿有时是一种幸运。
如前文所讲，“时势造英雄”，历史人物的行为，是与其相应时代的环境密切相关的。
而他们在后世舆论中所得到的荣辱评价，也同样与后世的环境密切相关。2000多年前的庄子
曾借轮扁之口，说留在书上的话都是古人的糟粕，拿鲁迅和郭沫若的事迹来看，的确是这
样。由此再想到其他的名人，古往今来，到底又有几个能够被正确理解和评价呢？人的确不
能没有追求，可是这样虚无飘渺的身后名与实实在在的眼前一杯酒，到底又孰轻孰重呢？难
怪历来的中国学者们，往往是读史越多就越迷惑，以至于发出了“天道到底有没有”的呐喊
，屈原与司马迁都如此。其实，科学能够解释的问题毕竟有限，“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像天道如何这类问题，已经属于宗教信仰所管辖的范围了，就连无神论本身也是一种信
仰。所以，作为一种科学的历史学，任务就应该局限在考证事实的真伪上，而不是告诉别人
谁对谁错，这样才能为持不同信仰的读者所广泛接受。以这个标准来评判，鲁迅和郭沫若都
没有跳出司马光的合历史与政论于一体的传统框架，不能算是合格的现代历史学家。但是，
他们做出的杰出贡献也不应抹杀，如果没有鲁迅，中国人可能就放不下许多腐朽的旧东西；
如果没有郭沫若，中国人可能就认识不到自己许多昔日的辉煌。将来很可能有一天，这两位
批判他人的大师自己也会成为千夫所指的批判对象。或许只有在此以后，我们才能真正公正
地看待他们，这就是所谓“不破不立”吧。
(未完，但是懒得写了，最近太忙，希特勒3还没出呢，抱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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