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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皇主的民本和民治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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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皇主的民本和民治的民主   
所跟贴 皇主的民本和民治的民主 -- 张三一言 - (4156 Byte) 2003-7-24 周四, 下午3:35 (455 reads)
bjxz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327

经验值: -25


文章标题: 附和一下子, 民本政治和精英政治不是民主 (118 reads)      时间: 2003-7-25 周五, 上午1:38

作者:bjxz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作者: 北京小左 回Y老師﹐民本政治和精英政治不是民主 2/6/2003 17:24 [Click:113]





3·2.4、民本政治和精英政治不是民主

欧洲從中世纪封建社会到近代君主专制国家都是王权国家,所以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的话。但王权往往受教会这个更大的政治力量支配。结果君主只需要向鬼才知道的上帝和到处卖“天堂入场卷”的教会负责而不必向人民负责。民主制度与欧洲“君权神授”国家之不同显而易见。但中国人往往模糊民主政治与我国传统民本政治和“精英政治”的界限区别。民主思想西来,和东方民本思想相似相混,其核心不同依然在主权归属问题。实行民主政治的民主国家主权在民,实行民本和精英政治的专制君主国家主权在君。



中国古代文明第一次大变动发生于殷商西周鼎革之际,由西方入侵中原的西戎周人大概和后世的女真、蒙古和满清一样,是没有多久历史、没有多少文化的小部族。他们自称“小邦周”而称殷商为“大邑商”。因为落后,周人对神的崇拜还没有殷商人那么狂热。殷商人自以为“我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所以不在乎別的部族和人民。但西戎周人却目睹了强大的天下共主殷商人被自己在短时间内消弱并最终在一天内被一举击溃,再也不能兴起。而殷商人虽然“先鬼而后礼”(《礼记》),他们的保护神--群“帝”们对其衰落却无能为力。这使西戎周人产生了两种感想,第一是神灵靠不住,“天”可以改“命”。所谓“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殷之命”(《尚书·召诰》)、“皇天改大殷之命”(《逸周书·祭公》)、“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佚书)。这是西戎周人进入中原后讲述最多的思想。其二则是以为民不可以轻辱,普通民众的力量不可以轻视。周武王说“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尚书·泰誓》)。结果这两种主义就导致去神权、重民力,周文化拒绝了人格的上帝,所以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侑》)因此,周人思想虽谓“尊天、敬德、保民”,其根本落在保民的民本主义。



民本即“民为邦本”,指人民是维持一个国家的根本或基本要素,国家必须依赖人民才能存在。正如齐景公对孔子所言,如果没有人民,有粮食君主也吃不到啊。(《论语·颜渊》)因为国家专制力量的不断消弱,这种民本观念在战国时代得到最大的发扬。孟子才能提出“民重君轻”的理论。但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民本不是民众共和的人民主权,民本政治依然认为天下(国家、政府)都是属於天子的。天子的责任是实行好的国家政策,让人民安居乐业。搞不好可以换人。天子之位,虽然“受命于天,唯有德者居之,”这是说君王要接受上天的考验,但这不是“以民为天”,而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尚书·泰誓》佚文)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郑语》引《尚书·泰誓》佚文)。人民没有“天下”的所有权,但会选择接受好的政策或逃避、消极抵抗不好的政策。这是《诗经》中“誓将去汝,适彼乐土”的意思。如果政府实在糟糕,还可以革命维新,这是《尚书·汤誓》中“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时代。民本政治中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有如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正如生产厂商也说顾客是“上帝”,但其产品和工厂终究都属於厂商,消费者只能通过买与不买来选择厂商。最不济时也只能投诉这厂家,即使关了这家,新开一家,消费者依然是消费者,还是没有生产厂商的产权。相反,民主政治认为人民对国家拥有最後的主权,政府只是国家的法人代表。国家就如一个公司,人民和政府可分别看作是公司的股东和经理。政府元首和政府人员都不过是人民的雇员,无论干的好坏,人民随时都有权让你开路。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代逐步由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代替了贵族的封建制度。其人民则打破了种族界限,改由按照职业、出身形成不同的社会等级,即所谓“士农工商”四民。由于专制君主不可能以一己之力管理广大的国家,“劳心”的士民等级逐渐成为国家的管理者,或者说成为专制君主的管家,于是兴起了一种“尚贤”的思想,诸子百家都是一路。墨家《尚贤上》中说“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这最能代表“尚贤”的主张,即要求君主不分出身贵贱而以个人德性才能来任用国家官吏。至《孟子》中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时的极端化的“尚贤”思想歪曲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念,把这种由于社会分工造成的社会等级差别神圣化、绝对化和固定化了。既然贤人们(当代中国人称之为精英)“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远见卓识,能为社会发展做出更为合理的选择”,那么给予有道德的、有文化的或者从事“高等”职业的精英们更多的政治权力,使之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主宰,为那些“下愚”们做决定,这也是很自然、很合理的要求了。至于那些无论甚麽原因而不能成为精英的“下愚”们,则应该服从精英的选择以保证社会的“合谐”运行。这种等级文明贯穿中国古代历史,到近古代的宋朝之后,由于贵族等级的没落和科举取士,社会等级松动了,一般人民有机会上升为士民等级,“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固定等级观念破灭了,但“精英政治”还是不承认人们的权利平等而认为人在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应由其“能力”来决定。相反,民主政治下,无论好人白求恩或恶棍辛普森,也无论天才爱因斯坦或笨人王老大,他们都应拥有同样的政治权利。一个成功的民主政治家只是争取到更多的选票,和他的智商、道德能力无关。事实上,由于人民相对广泛的政治参与,现代民主国家政治领袖的个人能力表现往往不及当代的独裁者。



民本主义和精英主义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中依然占据了政治思想的主要方面,它的积极方面是要求从政者人尽其责,责权相当。但这种“责权相当”主要通过上级纪律和社会道德舆论来制约。这在当代中国是很不可靠的,在上位的人首先都做不到,何以服众?使普通民众忽视政治活动、以为政治于己无关是民本主义的消积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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