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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坡民: 升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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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坡民: 升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 -- Anonymous - (23574 Byte) 2003-7-22 周二, 下午11:00 (243 reads)

赛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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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央党史研究室：李德生先辞职,中央后派人谈话。(谁记错了？) (130 reads) 时间: 2003-7-23 周三, 上午7:32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主动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将军

吴群

　　桃李花开，大地披绿。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第四个春天姗姗来到了古都京城。

在“林彪事件”爆发之后经过一年多的调整，毛泽东的心境和身体状况都有所好转。他提出要提前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局很快讨论并通过了这个决定。

这样，党的十大的筹备工作很快进入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党中央首先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是提名党的主席、副主席候选人。在讨论十大筹备工作的会上，大家在议定了主席人选毛泽东，副主席人选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之后，毛泽东突然表示：是否还要增加一个啊。

他认为，现有的党中央副主席候选人中有老的，有年轻的，但还没有中年的。当时规定，３９岁以下为青年，６０岁以上为老年。他说：老中青三结合嘛！应当有一个中年的同志，并建议在军队里面选。

当时政治局委员中，符合中年年龄条件的人不少，但具备后一个条件的人却不多，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议李德生同志作一个候选人。

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政治局其他委员也都没有提出异议。

出席会议的李德生听到自己被提名为党中央副主席候选人，当即表示自己不适宜做党的副主席，并提议由李先念作为党的副主席候选人，坐在旁边的李先念悄悄地拉扯了一下李德生的衣服，轻声地说：“主席已经表过态了，你不要再说了。”

为什么周恩来会提名，而毛泽东会当即同意李德生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候选人呢？

这不是偶然的事情。

李德生，河南新县人，１９１６年５月生于大别山腹地一个叫李家洼的小山村，家境贫寒。１９３０年２月参加工农红军，此后长期在革命军队中工作，在枪林弹雨中，从一名传令兵一直升到第１２军军长。

“文革”之初，他受中央委派，率部到安徽开展“三支两军”的工作，成功地处理了造反派的武斗事件，建立了安徽省委革命委员会。他因此受到了中央的关注和好评。安徽的经验被毛泽东批转，在全国推广。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他作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列席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在全会的开幕式上，当周总理宣布华东组的名单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接话问：“哪个李德生﹖”

周总理介绍说：“李德生同志，是安徽省革委会主任，１２军军长。”说完，他向李德生招手说：“请你站起来。”

李德生当即戴好军帽，站起来向毛主席、周总理敬礼。

毛主席微笑着说：“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接着又问：“你是哪个地方人？”

李德生回答：“我是河南省新县人。”

毛主席又问有多大年纪了，李德生答道：“５２岁。”

毛主席当着众人的面表扬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

毛主席又问：“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李德生立即答了一句：“就是大造舆论。”

到会的同志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起来。

毛主席也笑了。随后，他又认真地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半年之后，李德生于１９６９年４月作为党的九大代表，到北京参加九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即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３个月后，毛主席、周总理又调李德生到中央工作。

当时，李德生除了参加政治局活动外，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同时仍兼安徽省、安徽省军区和１２军军长的职务。１９７０年１２下旬，毛泽东又让他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九·一三”事件前夕，李德生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并单独向他交待一项任务，从３８军调一个师到南口驻守。这是毛泽东为防止林彪发动武装政变而采取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同时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李德生是十分信任的。

１９７３年８月，党的十大和十届一中全会相继召开，李德生当选为党中央的副主席，这是他的政治生涯中所担任的最高职务。

然而，正因为他处在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与江青一伙的矛盾也由此开始激化。

原来，党的十大后，中央的情况仍很复杂。江青一伙在中央政治局虽然取得了更多的权力，但他们并不满足，因为没有实现他们的全部野心。

同时，“九·一三”后，毛主席支持周恩来、叶剑英分别主持中央和军委的日常工作，他们在各方面所作的努力，都在实际上起了纠正“文革”错误的作用。但是依靠“文革”起家、利用“文革”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江青一伙，对于纠正“文革”的任何错误，都是触到了他们的痛处。这样就形成了一方面周恩来、叶剑英等为改变“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为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产作出了巨大努力；另一方面“四人帮”竭力进行抵制阻挠，伺机发难，不断挑起事端。特别是江青依仗她的特殊身份，把许多问题搞得扑朔迷离，更是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李德生对江青一伙的认识和斗争，也有一个过程。过去，他不认识江青，也不了解她的情况。经过“文革”初期一段时期的了解，他觉得江青的讲话太随便，有时信口开河，不能随便听信，便对她多了一些戒备。他对张春桥则从无好感，对他的印象是：戴眼镜，夹皮包，能总结，会提高，打起仗来往后跑。１９６９年到中央工作后，李德生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只是在会上见见面，工作上的接触不多。

“九·一三”事件后，李德生同江青等人在工作上的交往多了起来，对于他们的所做所为更加感到厌恶和忧虑。如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张春桥、江青毫无道理地指责肖劲光同志“上了林彪贼船”；在二炮党委扩大会上，张春桥、王洪文无端批评吴烈同志“搞派性”；在空军党委扩大会上，江青毫无根据地追查空军一位领导同志调查她的历史，她曾经诬陷原空军副司令员成钧是“反革命”，后来在会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对不起”，简直是拿同志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她还指责毛主席的一位护士是“反革命”，要立即处理。

他越来越感到江青的讲话，极不负责，难以置信，她想整谁就整谁，草菅人命，就连她的秘书也难以幸免。只是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李德生对于江青的那种飞扬跋扈，狂妄言行，虽然很看不惯，也只能对她避而远之，并未更多地往深处想。

当时，李德生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组织总政治部的力量，全力以赴地抓好批林整风、解放干部等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等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凡是毛主席直接交办的事，他都将办理结果直接向毛主席作书面报告，也得到毛主席的及时批示。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中，凡是交由他承办的，或是分工由他负责的事，他都向周总理、叶副主席报告，许多需要请示的事，当时都是写“呈总理、叶副主席阅示”，都得到了及时批复。他认为如果需要政治局或军委其他成员审批，应由主持工作的领导同志处置，按组织原则，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再去发生横向工作关系，这就引起了“四人帮”的不满。特别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解放干部。当“四人帮”对干部横加罪名时，李德生坚持原则，表明自己的意见和态度，多次作了反驳性的说明，这在党内生活中是完全允许和正常的，却得罪了江青一伙，他们把他视为与自己“对着干”，记恨在心。

　　党的十大之后，江青等人对李德生当选为党的副主席，而她并未进入常委，极为不满和记恨，开始的时候，江青表面上还表示热情，有一次甚至提出要到李德生家中看望，被婉转拒绝。李德生心里很明白，江青的这种“热情”，实际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是她施展的一种手腕。实际上，江青对李德生在工作中无理干预、故意刁难的事情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斗争越来越公开化。当李德生负责对总政一些直属单位如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报社的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和调整时，江青一伙百般刁难，因而双方发生了直接交锋。对此江青一伙怀恨在心。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毛泽东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李德生由北京军区对调到沈阳军区任司令员。１９７４年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江青在总政“放火烧荒”，公开点名批判李德生，提出“打倒大军阀”，逼他承认上“林彪贼船”，一步步地欲置他于绝境。

此时，李德生正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东北勘察地形，以加强战备工作。江青“点火放炮”，总政机关“起火”后，很快蔓延到沈阳军区。这样，勘察地形虽然勉强做完了，可是研究战略与部队建设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而几乎停顿。在当时形势极其混乱的情况下，叶剑英副主席仍然时常与李德生通电话，传递北京的情况。毛主席批评“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后，他立即打电话把毛主席的这个批示告诉李德生。这样做在当时是冒很大风险的。李德生每接过叶帅电话，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毛主席对“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到处煽风点火，继续搞乱形势是不支持的。他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他认为，几位军区司令员或多或少有点问题，但“批林批孔”中贴出来的大字报没有什么新内容。他提出分别找他们个别谈谈就行了。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张。

于是，在９月，由政治局主持召开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解决”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同志的问题。

当时，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四人帮”利用会议机会，对几位军区司令员大肆围攻，摆出一副不整倒整垮永不收兵的架势，强迫他们作检查，不“深刻检查”不收场。会议将政治局成员和军区负责同志编成几个组，每个组“批判”一个人，李德生除了参加小组会议接受“批判”外，有时还在政治局全体会议接受“批判”，“四人帮”利用毛主席说的“几位军区司令员或多或少有点问题”这句话，大作文章。王洪文多次说毛主席讲的“或多或少”，“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他们对李德生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诬陷他“上了林彪贼船”。

“醉翁之意不在酒”。江青一伙这样做，实际上是要从李德生身上打开一个突破口，找到攻击周总理、叶副主席的“炮弹”，用心所在，昭然若揭，李德生心里很明白。他想：这道“防线”绝不能让他们突破，要牢牢守住这个“阵地”。只有缄口不言，无论如何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不给他们任何口实。这样，会议上出现了僵局，不能收场。

每天开完批判会。李德生就回到京西宾馆房间，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夜晚，吃了安眠药也不能入睡，浮想联翩。江青等人在会上杀气腾腾，非要置人于死地不可。而有些同志不了解详情，不便多说，会议处于胶着状态。如果拖着就不能收场，拖下去可能有人还要节外生枝，引出新的事端，那样对党的事业是不利的。

经过一番思考，李德生心想，自己只有违心地作“检查”，才能改变这个局面，毛主席也讲过他曾违心地做过事。“文革”中，违心地作检查，我不是第一人，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同志一贯被林彪打击，不是也被张春桥强迫承认“上林彪贼船”吗﹖事情真相究竟怎样，将来总会弄清楚的。

想到这些，李德生便在第二天的会上，以那些人所共知的事实，作了一个“检查”。许世友、韩先楚等同志也违心地作了“检查”。会议于是结束。他们几个作了违心检查，付出了代价和“牺牲”，但是却遏制了“四人帮”在中央制造更大阴谋活动的势头。他们心里因此而感到几许欣慰。

当时，李德生在中央工作了４年，越来越感到形势的复杂，调离北京后，实际上已经不参加中央活动。他认为有必要主动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的职务。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辞职的请求。

很快，中央就派人同李德生谈话。当时只同意他辞去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职务，而不同意辞去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于是，李德生又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提出上述请求。毛主席在审阅这封信后，批示同意。

此后，叶剑英副主席专门到京西宾馆看望李德生。见面后，相互无多言，彼此默默相望良久。告别时，叶帅叮嘱他保重身体。当时叶帅处境困难，前来安慰，使李德生深受感动。

１９７５年１月，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总理重病在身，出席会议并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情景异常感人。当他在主席台上见到李德生时，紧紧地握着其手，相对无言，久久没有放开。此时无声胜有声，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李德生激动得热泪盈眶，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在场的代表为这一场景注目和感动。这也是李德生最后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

李德生辞去在中央的职务后，虽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但仍遭到江青一伙的压制和打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才开始得到“解放”。１９７７年冬，邓小平在同沈阳军区第二政委甘渭汉谈话时，明确表示：“李德生同志一身清，在‘四人帮’问题上没有牵扯。”

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对李德生在“批林批孔”中遭“四人帮”诬陷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文件指出：“对李德生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推倒，家属子女受到株连的，要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１９７４年９月间各大区负责同志会议上，‘四人帮’强迫李德生同志承认‘推行林彪路线’、‘上林彪贼船’是不合乎事实的，应予以推倒。”

这样，这位将军的历史又恢复了本来面貌。

（特约编辑　中央党史研究室刘宋斌）

责任编辑　封春晴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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