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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余世存好文：中国人对改革话语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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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余世存好文：中国人对改革话语的误解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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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余世存好文：中国人对改革话语的误解 (394 reads)      时间: 2003-7-19 周六, 下午9:49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余世存：中国人对改革话语的误解





对最近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稍有知识的人都会说，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承认改革开放，以改革开放一言蔽之，似乎成了中国人的常识。但这是一个不过脑子的常识，这一知识也是奴隶奴才们的知识，是非成人的、“类人孩”们的知识。用我的话说，它遮蔽了、淡化了、忽视了中国国民的生存哲学和中国变革的政治哲学。 (chinesenewsnet.com)





因为改革开放是中共的话语，用后来人们的观察和总结，宣扬此话语是想以经济行贿、以发财号召来回避来解答中共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这种话语与中国国民的生存方式没有多大的关联。从中国人自身生存的角度理解，中共建国后前三十年是阶级斗争话语，后二十多年算经济建设话语，当然，这样说仍饱含中国人的善意。因为也可以说是“经济搞活”话语或“发财致富”话语。不管怎么说，改革既非中共的本意，也非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 (chinesenewsnet.com)



因此，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直大声嚷嚷改革的中共忽然调子不再高亢了。大概它明白了大多数国民不再能从改革中受惠获益，大概它明白了自己“闷声发大财”的皇帝新衣之举已经众所周知，改革已经变成了一个坏词。改革派早已由理想者变成了受益者，用张维迎教授的话，改革不能触动既得利益，改革的逻辑只应该使人受益，但改革的现实却使大多数人失去权利，得不到机会；改革主体也是获利主体的真相早已为社会大众更不用说边缘弱势群体所体悟。因此，连中共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说“改革”了，它悄悄地使用了一个雅词：转型。正是这个时候，新左派应时而生，它高调平等，却归罪于资本主义，并揭露自由知识分子跟政府等等有一种“复杂的共识”。



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发动了改革开放。(新华社)



(chinesenewsnet.com)



遗憾的是，知识阶层很少注意到这种话语的变迁：谁的改革，改革的可能空间，改革的政治目的，谁来监督改革，等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但中共的话语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变化，它用“小康”代替“现代化”宣称自己的伟光正，它开始讲“法治”、强调“稳定”，再补一句“以德服人”；面对越来越多地陷入生存压力中的中国国民，它说一声“三个代表”就闭眼了事。 (chinesenewsnet.com)



因此，到九十年代末，就有改革已死的说法儿，我在前年也说过转型结束、改革结束的话。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话语空间（我们的说话权，我们的言论出版自由），我们仍难以讨论中共话语变迁的意义。好在大多数中国国民心知肚明，人们都明白，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不是看中共改革做戏，而是如何改革中共；真正的话语只有一个，如何唾弃中共及一切专制制度，即如何限制、分解中共及一切权力者的权力。这就是众多国民无法表达的全民革命或政治革命的革命要求，这是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性任务。 (chinesenewsnet.com)



但令人惊讶的是，到了新的世纪、新的千年，改革话语又被炒成热点。行政改革、行政区划改革、人大改革、新闻媒体改革、民航改革、深圳改革、北大改革、宪法改革，等等，再一次使改革唤发出“活力”，对胡温“新政”也多从改革的角度而非承继统治施政的角度解读，仿佛不把中共与改革捆绑在一起誓不罢休。中共的专制权力早已是一个死结，也许它自己都渴望有人帮忙打开（在这一点上也许邓小平先生更接近仁慈的权威蒋经国先生而非自己动手的叶利钦先生──当然只是接近而已），但有些人却总指望中共来解决，并一再向他保证，你是个好孩子，你改得很好，继续改吧。



2003年2月19日，南京工人文化宫电影院门前张贴出故事片《邓小平》的巨幅电影海报。当日，是邓小平逝世六周年纪念日。《邓小平》第一次讲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最后20年的岁月。(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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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可笑的是，相当多的学子或文人书生们也开口闭口谈起了改革，他们先把改革定义成人间最好最伟光正的词，是经验主义的血泪结晶，是自由主义的理论总结，从而声言反对革命，蔑视改良，口口声声赞成改革，属于改革派。他们因名称义，以为进入改革一派就是为了中国，为了历史，为了人民，当然他们不无抱歉地说，革命都要做出牺牲，改革的牺牲就不算什么了，是改革，就要有人做出牺牲；当然最好不要牺牲他们自己。 (chinesenewsnet.com)



对一个民族变革的政治哲学既无知识也无思考的人来说，这种奇怪的改革逻辑是可怕的，用我的话说，它妨碍了民族精神的成熟，它使得谨小慎微的改革派不敢站起来，它使得我这样为革命思考的人成了改革者的敌人、碍事者、负担、添乱者，它使得我和一切边缘弱势者活该做牺牲。但借用一位“体制内生存”的前辈学者的话说，不要自居改革派了，要当改革派，至少得是厅级干部吧。这话浅薄有如戏说，却也一针见血，的确，改革靠的是权力，没有权力的人是不好自称改革派的，也是不可谬托改革派知己的。因此，北大改革是闵维方的改革，也许算是张维迎的改革，但却不是会写文章的甘阳先生的改革，不是更有学问的李猛先生的改革，不是社会学家的孙立平先生的改革，不是学者李零先生的改革。



7月3日，参加完毕业典礼的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来到未名湖畔准备合影留念。在上千名学士、硕士、博士毕业生即将离开北大之际，北大宣布了前所未有的“改革方案”，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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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改革者需要的是权力外的压力，而不是权力外愚妄的欢呼或几声恐吓辱骂以及冷嘲热讽，那样不会让改革者更新权力结构，至多会让改革者在权力的角逐施展中丧失权力。权力外的力量所能做的是争取自己的权利，是如香港五十万人那样展现自己的自由意志。再以北大改革为例，在真正改革的年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如果北大改革者出台一个改革方案，各个院系早就成立了各种有具体改革诉求的组织、有利益共识的团体，进行实质性的争取了，哪里像今天这样斯文地在传媒上发言（传媒改革使传媒很少发挥公共平台的作用，反而近于人们的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从而只是让北大大赚名声而已。以此看今天的改革，也可知道改革“每况愈下”，改革变成了一个局，变成了一部戏。它十七年达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言壮语有如朱镕基先生的国企改革三年脱困，它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谁相信呢？谁监制呢？ (chinesenewsnet.com)



刚刚去逝的李慎之先生曾在体制内官居高位，他后来“出了局”，从体制外思考变革的可能，他赢得了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盛誉，他对改革话语的理解可谓深得三味，即他理智上赞成改革，但他又了解中国改革的不可能性，他跟外国人谈论中国改革，“这个架构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制度上的不可改革性。”林孟熹先生回忆说，李慎之先生为此还特别创造了一个英文名词，Unreformability。李慎之先生念兹在兹的是，中国有无可能出现一次远不同于阶级革命的政治革命或全民革命。这需要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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