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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民主中国--洪辉：点评《晚年周恩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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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以下简称《周》，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三版）
，已经引起高度关注。其主要价值在于系统引用了尚未解密的中共文革挡案，记录
了与文革相关人士的采访（包括纪登奎、吴法宪、乔冠华和章含之等），并系统记
录了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历史恩冤。但是，如果从该书能否存世和传世的高度，或者
从作者自许的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标准来衡量（页６０９），笔者觉得尚有
相当距离，值得评点。
一、重要史料缺乏出处
《周》得出的一些关键结论，缺乏翔实的史料予以支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周》的史料权威性和可靠性。
例一，有关毛泽东为什么不参加周的追悼会，作者引用了汪东兴私藏的与毛的
谈话记录，并由此断定毛是故意拒不参加周的追悼会。据作者称，毛在周去世后的
第五天（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２日）与汪东兴说道：“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
？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页６０４）如此重要的证言，竟然不提出处！而作
者只是提到张玉凤对此事的个人解释，即当时毛的腿确实“走不动了”（页６０２
）。除此之外，统篇都是作者的主观推断和议论，缺乏第一手档案材料予以印证。
例二，作者不惜引用野史流传而没有正史依据的“故事”，来证明毛对周的仇
恨。作者提到，当周去世后的除夕之夜，毛的住处大放鞭炮，而且第二天从毛住处
“拉走了整整一卡车的鞭炮屑”（页７）。作者不仅没有解释鞭炮为什么不是在周
去世当天燃放，而是在一个月左右以后的除夕之夜燃放？而且也没有解释这一鞭炮
燃放与毛的恨周情结，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尤其是，对待如此重要的燃放鞭炮一
事，没有注明目击者的出处和任何可信的原始资料。（尽管据笔者所知，张玉凤曾
经在文章中提到过这一故事，但张所解释的放鞭炮之原因与《周》所提到的原因，
完全不同）。
例三，对一些当事人的采访，作者忽略了他们本身的政治偏见与立场，往往照
单全收，缺乏其它的史料予以佐证。例如，有关邓小平在１９７３年底，对周恩来
的“诛心之论”这一重大的历史新发现，作者所使用的原始资料仅仅是对纪登奎的
面谈。如邓为了在毛面前考试及格，在政治局批周会上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
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确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
十分警惕这一点（页４７２）。众所周知，纪登奎对邓小平的成见颇深，他是被邓
小平当作四人帮的同党而被整肃，所以他在１９８８年所接受采访难免有失偏颇。
例四，对周和江青在处理王光美的态度上，作者只是凭籍江青的政敌吴法宪的
面谈，就断定是江青主张对王光美实行严惩。但根据原始档案记载，是以周为首的
专案组，建议对王光美“依法惩办”，而且周还专门批示：“应予判刑”。相反是
毛刀下留情，提出：“暂时还不宜判刑”（页２５４）。对此，作者似有贬抑江青
、讳过周恩来之嫌。其实，作为负责任的史学家，必须再找另一个有力的原始资料
予以佐证，才能采信有特定立场的当事人的口述。这是口述史的基本学术要求。
例五，作者大量使用“据知情人说”这种不负责任的“出处”（页３５４、页
５５０、页５７６、页６０４等），推出许多具震撼性的、但鲜为常人所知的关键
史料，并仅仅凭“知情人”所知，就作出相关的历史结论。例如，针对林彪逃亡苏
联一事，作者提到林彪所乘专机的驾驶员潘景寅，在飞机上曾进行过抵抗，而且提
到潘身上有枪伤等重要信息，但作者的根据只是“一位知情人”和“据说”（页
３５４），影响了《周》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另外，在周死后，毛曾说：总理
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页６０４
）。这一反映毛周关系的重大史料，其根据又是一个“据知情人说”！
此外，张春桥在文革后被关押期间，所提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精辟之论”，
原本十分具有史料意义，但却也只是作者道听“知情人”之说。张说：“文化大革
命的精神与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
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
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页５５０）。有意思的是
，如今的一些新左派与张的观点如出一辙，认为只有再来一场文革，才能彻底制止
目前中共的糜烂性腐败。
其实作者多次使用的“据知情人说”，很可能误导读者，因为作者的身份是前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人员，并曾在那里的档案室“泡过十几年”（页９），很
可能使读者以为，作者的语焉不详，必有难言之隐，而不可能是口说无凭，所以容
易使人认定，所有的“知情人”都是极具权威的原始资料，但事实有可能并不尽然
。由此表明，作者写史功底的欠缺，至少是治史的态度不够科学与严谨。
二、情绪偏见处处，曲笔讳过多多
作者多次表示，《周》是“力求立论公道，既不讳过，也不苛责”（页６０９
，页１０）。但作者不仅对周的行为讳过，而且对与周相关的人物，尤其对毛泽东
则不免有情绪性地苛责，偏见明显。应该说，史书能否存世的一大标志是观点平实
、价值中立（ｖａｌｕｅ—ｆｒｅｅ），切忌刻意地褒此贬彼，求一时之快。很显
然，所有读过《周》的读者，都不难感受到作者对毛泽东的淋漓尽至地鞭笞，而且
运用了许多不必要的非理性的贬义词，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周》的客观性和公
正性。作为“春秋笔法”的一个基本要求，史家必须十分慎用评价历史人物的情绪
性词语。
例一，同样在描述毛和周去世的事实时，作者对毛的描写是“一命呜呼”（页
６０６），而对周则是“离开了人世”（页６０１）。对此，笔者一方面理解作者
的出身背景和成长过程所决定的恨毛情结，但另一方面，在如此强烈情绪下所写的
史书的客观性，就不得不使人有所质疑。
例二，同样是描述残酷地整人，作者对毛的评价是“阴毒老辣”（页２５３）
、“气势汹汹”（页１２６）、以及“精于权谋”（页２７５），而且毛整人的手
段往往是“劈头盖脸”（页１２５）、“铤而走险”（页１７９）和“杀人不见血
”（页３７８），加上毛“一贯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页２０４），
“惯于逢场作戏”（页２０６）、“故意放风，迷人眼目”（页５１９）、“正话
反说、假戏真做”（页５２４），常常撒“弥天大谎”（页２９０），是“真正的
祸首”（页５８０）。作者对毛性格的评价则是“生性猜忌多疑”（页２７４）、
患有“被迫害妄想症”（页３０６），常常“恼羞成怒”（页２８９）、“过河拆
桥”（页２７５），并且“奢权如命”（页３７０），是一个“枭雄一世”的人物
（页８８）。其实作为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完全没有必要如此频繁地使用激情之
语，因为这毕竟不是一部章回小说，它需要的是历史理性，而不是文学激情与商业
卖点。
例三，作为对比，作者对周的各种缺德的整人行为，则多有善意和褒义的曲笔
。如周的整人动机则是为了“保持晚节”（页１０１）、“身不由己”（页１０２
）、“顾全大局”（页２４９）、“以退让求生存”（页１７７），而且认为周整
人的手段也是“苦口婆心”（页１３９）、“煞费苦心”（页１８３），周整人时
的心情则是“有苦难言”（页３６０）、“忧心忡忡”（页１３６）。尤其是周在
整人的过程中，作者认为周遵守的是“顺守之道”（页１１５）、“执二用中”（
页１３４）、“尽忠守份”（页４７３）、以及“太极软功”等（页４８７）。并
且，周往往是“有志难伸”（页３５９）、“无端蒙冤受辱”（页４７７）、“如
临深渊”、“如履薄冰”（页１２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页１７９），旨
在“匡济时艰”（页２１４）、“苦撑待变”（页２２５），而不提周的折衷之道
也是一种损人利己的一种权谋。虽然作者提到，他在接触一部分文革专案审查材料
上，发现周有大段批语，其“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页
１８４），但作者一不将这类批示直接在书中公布（除批刘少奇外），二不对周如
此主动而又积极的严厉批文，使用作者乐于使用的形容词，将周斥之为“老奸巨猾
”、“两面三刀”。其实，如果周真是处于被逼无奈，完全没有必要写上“大段的
”、“严厉的”、“绍兴师爷”式的整人之语。
例四，有关毛阻止周及时治病的重大情节，作者只是交代了一些事实，但并没
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毛故意害周的有力证据，仅仅依据毛通过汪东兴所传达的四条指
示，就草率断定这是“毛为人品质中最恶的一面，明摆着将周推上死路”（页３７
９）。例如毛提到，第一对周的早期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
和邓大姐”，其实这是中国社会文化所遵循的惯例和常情，无可厚非。第二，毛指
示“不要检查”，这也有可能是顾虑检查的后果会加速病变；第三，“不要开刀”
，这是当时对中共主要领导人大都采取的保守疗法之一；第四是“加强护理和营养
”，这显然应视为毛的一种善意（页３７８）。其实，最后周在１９７５年３月的
癌症切除手术，也是经毛批准的（页５４７），如果毛存心害周，为何要此一时、
彼一时呢？作者对此，并没有作出明确解释。
众所周知，中共历来将领导人的治病政治化，可谓一种“中共治病文化”。在
此文化下，官员可以为了躲避政治麻烦，无病装病；也可以为了政治权力，有病变
无病（如文革中的林彪）；而治病不由病人本人作主，“医疗为政治服务”，更是
中共一贯的党内保健制度所规定（页５１４－５１５）。毛阻止周及时治疗膀胱癌
，应该属于这种中共治病文化的表现，而很难定论为毛故意借此将周推上死路。当
初周的盟友叶剑英也是为了政治需要，强制要求周的医疗小组暂不对周开刀，实行
保守疗法（页５１４），因为叶等元老急于促成周，完成飞长沙见毛的重大任务。
作者对此采用了双重标准评价此事，认为毛对周的病主张保守疗法，是为了政治需
要而故意陷害，而叶对周的病为了另一种政治需要而实行拖延，则是为了“党和国
家的最高利益”（页５３９）。
三、评价体系的双重性和矛盾性
作者在评价周和毛功过的过程中，存在根本性的自相矛盾和双重标准。一方面
，作者将毛和周的行为是放在“皇权专制主义”（页８４，页６０９）的框架下进
行批判的，所以作者对中共党史的理解与认识，基本上是运用宫廷权力斗争的脉络
来安排，毛周的关系也是按照封建的君臣关系作为核心思路来展开。但另一方面，
作者并没有按照皇权专制下的皇帝和丞相的标准，来评价毛周，而是下意识地将毛
视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将周视为“人民的好总理”。这样，毛在文革的所
作所为自然是十恶不赦，周当然也不够伟人的标准。
对此，作者首先需要厘清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问题，需要在历史人物的行为和
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体制之间，建立一套协调、对应和统一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说
，如果认定中共在文革的体制就是封建的皇权专制，中共的革命是历史上无数农民
起义的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是又一次改朝换代，那么毛就是一个开国皇
帝，周则是开国宰相。于是，史学家对毛也只能用普通皇帝的标准予以审视，同样
，也只能使用宰相的为人为政的标准，客观评价周。
如果是这样，那么史家就需要对明君和昏君建立一个统一、规范和客观的评判
标准，其重点应包括检视皇帝们在位期间，出现的是国家统一还是疆土分裂、经济
升平还是民生凋敝、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割据、勤政爱民还是荒淫无度、纳谏成风还
是以言治罪等；对宰相也需要一个基本的、普遍适用的标准，如是忠君爱国还是欺
君罔上、秉公直谏还是逢君之恶等。
因此，对毛的评价就需要引入各主要朝代著名皇帝，作为比较的参照系，包括
秦始皇、汉高祖、成吉思汉、唐太宗、宋太祖、乾隆和康熙等，同样，也需要将周
与张良、萧何、魏征、秦侩和李林圃等名相、奸臣等一并比较。进一步而言，有关
毛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就需要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比；毛对
党内同仁的整肃，也应该与刘邦对待当年开国功臣的手法，予以比较。
如果作者将中共体制视为共产专制主义的话，那么，作者需要将同时代各共产
国家的领袖作为参照，如斯大林、波尔布特、金日成、铁托、霍查和胡志明等，与
毛进行比较，并建立一套基本的标准。例如，在对待党内异己的手段上，斯大林习
惯用枪决的方法，对异己实行斩草除根，如布哈林；而毛对政敌的手法是“杀人不
见血”，允许他们“吃饭、拉屎、睡觉”，对十恶不赦的刘少奇，也是要求在“政
治上划清界限，生活标准不降低”（页２５２）。对此，史家切忌用民主国家华盛
顿或林肯的为人为政的标准，要求毛和斯大林等做到理性问政、民主决策。
同样，如果作者认为中共体制是皇权专制主义与共产专制主义的杂交，那么，
作者就需要将上述的封建皇帝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进行综合和交叉比较。历史人
物必须也只能被放在特定的政经体制下予以评价，毕竟，存在决定言行。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做到“不讳过”、“不苛责”。
除了评毛论周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存在矛盾外，作者对周的批判底线一般仅止于
周的性格悲剧、愚忠心态和晚节情节，而忽略了周在党内政治斗争中所表现的政治
野心、狭私心理、损人利己、以及害人不利己的种种行为。作者多次强调，周的许
多过失与周的隐忍、屈从和自保有关（页４５），但并没有深究为什么周的本能是
自保？自保的目的有没有害人的成份？与国内流行的将周的过错一概推给“四人帮
”和林彪类似，作者的基本思路是把周的主要过错，归因于毛的逼迫，而没有深入
理清周在文革中的种种行为，哪些是为毛所逼，哪些又是周主动而又积极的“创造
发明”。这是作者和其他史家今后需要努力深化澄清的难题。
另外，作者只是强调了周秉承儒家“温良恭俭让”的品格和愚忠的君臣之道，
但忽略了儒家另一更高层次的品德——“以死进谏”、“士可杀不可辱”。其实，
周对毛的种种劣行不仅不予阻止，而且推波助澜，更深层的原因应该需要从周的私
德领域中去寻找，对此作者显然缺乏深入分析。人们有理由设想，如果毛在１９７
２年去世，周成为中共第一把手，周是否会沿用中共几十年来惯用的无产阶级专政
，对付同党异己？人们从周对顾顺章一家无辜的老少实施无情的残杀、对铁血无情
的中共特务系统的长期掌控、以及对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贺龙的落井下石，应
该能够找到一些启示性的答案。毕竟，周是文革中所有重大专案组的组长，一切重
大专案的定论，都必须由周签字。对此，笔者以为，分析一个历史人物的品德，关
键不是看他如何对待朋友，而是如何对待他的敌人，尤其不是看他所信奉的主义和
内容，而是看他为了主义所实施的手段。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尽管使用了大量的不必要的激愤之词谴责四人帮，但也用
了一些难得的“直笔”。如作者认为，在毛死后，虽然文革派纷纷反戈一击，包括
王洪文和姚文元，但只有张春桥和江青“拒不认错，没有背叛毛”（页５５０），
这表现了江和张的一个基本人格：即坚持理想、决不背叛。仅就这一点，张、江的
人格就比见风使舵、揭发朋友以自保的周恩来等，要高出一筹。当人们在赞赏赵紫
阳在六四问题上，决不低头的人格之时，以为赵是中共党史上决不认错的第一人，
其实在赵之前，已有了张和江。
总之，《周》开了一个重评毛周、反思文革的良好开端。笔者希望高文谦先生
能够成功地“向民间独立学者的角色转变”（页６０９），真正做到“不讳过、不
苛责”，为传世之作的早日成功而不断努力。
二稿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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