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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熊彼特 作为预言家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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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熊彼特 作为预言家的马克思   
所跟贴 三、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 -- Anonymous - (34276 Byte) 2003-7-10 周四, 下午9:39 (463 reads)
灵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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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四、作为导师的马克思 (431 reads)      时间: 2003-7-10 周四, 下午9:40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马克思主义的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在摆在了我们面前。作为综合的整体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不是多余的。如学它是正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总体比部分的总和更正确。此外，综合的整体可能破坏了精华而利用了糟粕。两种情况可能在每一点上出现，整体的东西就其自身而言，可能比部分的东西更正确或者更错误。最后，还有只能由整体得到的启示。对这后一点不用说得更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时代反对固执的专门化，因而呼吁综合性，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呼声更高，而在这个领域内非专业因素更加重要。但马克思的体系表明：虽然综合可能意味着新的见解，但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束缚。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的社会学和经济学观点是如何相互渗透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在目的和实践方面是一致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所有主要的概念和命题在两个层面上有着相同的涵义。这样，经济学中的“劳动力”这个范畴和社会学中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至少原则上是同一的，它们事实上就是一个概念。根据对经济学家有用的“分配”概念的涵义，在社会学中，收．入是指对生产性服务的回报，而不考虑社会阶级；而在马克思的体系中，任何这样的收入都要在阶级之间分配。这样它们之间就有了不同的涵义。又如，资本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只有在特定的阶级手中才是资本，同样的东西在工人手中就不能称之为资本。



毫无疑问，这样的分析方法由此具有了活力。经济理论中幽灵一样的概念开始有了生气。无生气的定理活动活跃起来了，它没有失去它的逻辑质量，它再也不仅仅是抽象的体系中具有逻辑性的一种命题，而是描绘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这样的分析不仅表达了所有经济分析描述的丰富内容，而且包含了广阔的领域，它描述了各个阶级的行为，而不论这一行为是否符合商业过程的一般规律。战争、革命、各种类型的法律、政府的结构变动，总之，所有这些被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简单地视为外部干扰因素的事物都包含在马克思学说的范围内，和机器设备的投资、劳动力的交易一同出现，所有这些都包含在一个简明的纲要中。



同时，这样的做法也有缺点。概念按这种形式安排，很容易在它获得生动性的同时失去同样多的功能。如果其他例子不行的话，工人和无产阶级这一对概念可以作为一例。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中，所有的个人劳务报酬都带有工资的性质，无论获得报酬的人是高级律师、电影明星、公司经理还是街道清洁工，因为从所涉及的经济现象看，它们具有共同之处。这种概括并非毫无益处，相反，它对探索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会有所裨益。但是把劳动力和无产阶级等同起来，就把问题搞得不清晰了，事实上我们在自己的描述中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同样地，一个有价值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被它在社会学中的变化弄得破绽百出而失去丰富的涵义，反过来也是如此。因此，一般的综合，尤其是马克思在某些方面的综合可能会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变得更糟。



一般来说，综合，即将各种方法和结果结合起来是一件困难的事，只有少数人能充当此任。结果是一般人总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且从那些被教育得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学生那儿，我们听到的只是对森林的不满声。他们没有认识到造成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材料太多，综合的森林看起来像个知识的集中营。



这种综合，按马克思的方式，也即把经济和社会的分析结合起来服从于一个目的的方法，当然特别像那种知识的集中营。它的目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的论证，是很宽泛的，但分析的结构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确有政治事实和经济原理的联姻，但它们是由强力所促成的，哪一方都不会很服帖。马克思主义者宣称他们的体系要解决所有使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困惑的重大问题，他们确实做到了，但只是删削了这些问题。这一点需要详尽论述一下。



我前面说过，马克思的综合的理论体系包括了所有那些历史事件，比如战争。革命、法律的变化以及那些社会制度——如财产权、契约关系、政府的形式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这些内容作为干扰因素或论据来对待，这意味着他们不打算解释它们，而只是分析它们的运行方式和结果。为了界定任何研究项目的对象和范围，这样的因素和论据当然是必需的。如果它们没有得到说明，那只是因为研究者认为每个人都知道它们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特征之一便是将这些历史事件和社会制度本身归人经济分析过程，或者说，就是不仅把它们作为数据，而且把它们作为变量。



这样，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国内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大革命、1830年和1848年革命、英国的自由贸易。劳工运动以及任何其他的特殊现象、殖民扩张、社会制度的变化、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民族和政治党派，所有这些都进入马克思经济学的领域内，而这些现象都可以找到理论上的解释，这些解释的根据是阶级之间的冲突、积累、资本构成的变化、剩余价值率的变化以及利润率的变化。经济学家们再也不能满足机械的回答，而代之以教给人们深藏在这些斗争里的涵义。“政治”再也不是一个可以和必须从基本原则中抽象出的独立的因素，再也不被个人的偏爱所决定，去充当一个淘气男孩的角色，当工程师背过身去时做那些瞎捣机器的恶作剧，或者充当一个用不知是否是人类的神秘的智慧和美德来扭转乾坤的英雄的角色（也就是被称作政治家的那一类人）。不，不是这样的，政治本身是由经济过程的结构和状态决定的，在经济理论的范围之内，它变成了经济效果的指示器，正像任何买卖行为一样。



另外，我们能够理解，综合的方法能产生出很大的魁力，我们感受到的正是这一点。年轻人和那些报界的有识之士特别理解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似乎上帝已赋予他们永久的青春。他们耐心等待机会，渴望能以某种方式来拯救世界，他们厌恶教科书中难以形容的冗长乏味，激动和理智地表达着不满，但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完成综合这项工作。然而，他们却在马克思那儿寻找到了他们渴望获得的东西。这里有揭示最本质的秘密的钥匙，有调度着重大的和次要的事件的指挥棒。我现在要暂时提一下黑格尔主义，他们注视着它的纲领，这个最全面、最具体的纲领。他们不再需要从中去找出重大的问题，立刻就能识破政治和商业的木偶后面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考虑到这里有那么多的选择，谁又能指责他们呢？



不过，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分析有多大贡献呢？我不知道。这位描述英国向自由贸易的过渡和英国早期的工业立法成就的谦卑的经济学家似乎忘了——或者从没有记起——产生这些政策的英国经济状况。如果他在一门课程或一本纯理论书籍中没有这么做，那仅仅是为了使分析更简洁、更有效。马克思主义者要做的只是坚持它的原则和用以补充这一原则的特别狭窄的、被歪曲的理论。毫无疑问，这个理论提供非常简洁、明确的结论，但我们只须将它系统地用于个别情况，以免对无休止的关于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说教感到厌倦，或者更糟，觉得它是陈腐的、平庸的。如果不强调这一基本的纲要，我们就会感到厌倦，否则，就会产生后一种感觉。



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骄傲地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固有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趋势的分析是成功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可以证明，马克思比同时代的许多作者更清楚地看到了企业向大规模发展的趋势，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随后会发生的情况的一些特征。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预见有助于分析，它能弥补后者的一些缺点，使综合的意义比分析给出的一些结果更正确。但仅此而已。而这个成就必然要被那个“不断增长的苦难”的预言的失败所抵消，它是错误的预测和分析产生的结果，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今后社会事件的预测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要是有人完全依赖马克思的综合的方法来理解当前所有的形势和问题，则可能会是一个遗憾的错误。实际上，现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尤其是没有理由为此而感到骄傲，因为马克思的这个综合的方法是从过去十年的经验中得到的。任何萧条和复苏的延长都恰好证实悲观的预测，也将证实马克思的预测。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相反的印象就会被失去信心的资产阶级和受到鼓舞的知识分子的谈话制造出来，而从他们的害怕和希望中自然就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色彩。但是没有确凿的事实来证明马克思的判断，也不能推断我们见到的情况不单纯是一次衰退，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化的征兆，正像马克思预测的那样。在下一部分我们将看到，反常的失业、投资机会的缺乏、货币的贬值、亏损等现象都发生在众所周知的衰退占主导地位的期间内，像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的那样，恩格斯曾谨慎地对其加以评论，为今天的热心的追随者树立起了一个榜样。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马克思的综合的方法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首先，我们将研究马克思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主要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它的根源，但它在新马克思主义学派那儿得到了发展，并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进入繁荣时期。这个学派没有放弃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捍卫者如卡尔·考茨基的关系，并在体系上融入了新的内容。维也纳是它的中心，奥托·鲍维尔、希法亭、麦克斯·阿德勒是它的领袖。在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领域里，许多人仍在继续工作，其中主要有罗莎·卢森堡和弗利兹·斯滕伯格等。马克思的主要的观点如下：



一方面，没有利润，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存在下去，这个经济系统就不能运行；另一方面，利润在那个制度的作用下正不断地减少，因此不断地尽力维持利润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中心目标。正如我们看到的，伴随着资本构成的质的变化的资本积累是一种补救办法，但最终将使事情变得更糟。因此，在利润率下降的压力下——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它的下降是因为相对于可变资本的不变资本在增加，同时如果工资有上涨的趋势、劳动时间也要缩短的话，剩余价值率就会下降——资本要求在其他国家寻找出路，因为在那儿仍有劳动力可供任意剥削，在那儿机械化过程还未到来。这样我们就向不发达国家输出资本，主要出口资本货物或消费品，用来购买劳动力或者用来购买换取劳动力的商品。但这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输出，因为进口国家不会或至少不会立即用商品、劳务或货币来交换这些进口商品。为了保护投资不受所在国环境产生的敌意行为的影响——你也可以这样说：防止对剥削行为的反抗——同时也为了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竞争，资本输出就变为殖民行为，而不发达国家就处于政治上受支配的地位。这通常要借助于军事力量来完成，它由宗主国的资产阶级自己来提供，或由殖民地国家的政府提供，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3页，人民出版社，1972。——编辑注）当然，那个军事力量不只是用于保护投资，它还用于征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摩擦以及资产阶级竞争对手之间的自相残杀。



完成现在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还有另一个因素。既然殖民扩张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下降引起的，它就应该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后期阶段——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帝国主义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因此，它要和资本主义对生产的高度集中控制同时发生，也要和中小型企业的竞争类型的减少同时发生。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把重点过多地放在对产量的垄断性限制以及随之产生的采取国内保护政策以防止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人侵等问题上。也许他过于看重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身份，而不愿在内容上走得过远。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人乐意涉及这个领域。这样我们不仅得到了另一个帝国主义的政策产生的原因和另一个导致资本主义混乱的根源，还得到了一个副产品，一个不是帝国主义必然产生的现象的理论——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应注意，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点，它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者解释以后的困难。当不发达国家发展起来以后，我们所说的这种资本的输出将会减少，于是就会出现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交换制成品和原材料的时期。但是到了最后，当殖民地的竞争迫使宗主国维护自身的利益时，制成品的输出也同样会减少。企图阻止这件事的发生所带来的进一步的摩擦，成为每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其殖民地之间发生战争的根源。但无论怎样，殖民地大门最终将对宗主国资本关闭，它们将再也不能从国外富饶的牧场中赚回在本国消失的利润。缺乏销路，生产能力过剩，陷入彻底的僵局，最后，不断发生的国民经济的破产或其他的灾难——也许是彻底绝望了的资产阶级发动世界范围的战争——就是无法避免的了。



历史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马克思用综合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并取得这方面权威地位的较好的、也许是最好的例子。整个结论像是从根植于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中漂亮地得出的：这就是阶级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当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像是完全由此引起的。对整个世界政治的迷惑一下子就被一个有力的分析澄清了。我们来看在此过程中阶级行为为什么总是有着相同的内部原因，这和政治或商业行为总是由周围环境决定是一样的。在有利可图时，财产和机会在资本家手里可能会产生一次贷款的谈判，同样是财产和机会也会产生战争。后者和前者一样可以进入经济学理论中。现在甚至连单纯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中产生出来了。



另外，这个理论显示了被马克思称为应用经济学的学科中的概念的许多相同的优点，即它和历史的以及现实的事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概每一个读者仔细阅读了我的摘要后，都会对呈现在他面前的每一个观点所占有的历史资料留下深刻的印象。难道他没有听说过欧洲人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压迫其他国家的劳动者，没有听说过美洲南部和中部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等国殖民者手中所受的苦难以及掳取奴隶、贩卖奴隶的交易吗？资本输出难道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吗？它们难道不是总是用军事行为来征服当地人，并用这种方法来和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斗争的吗？殖民化难道不是总有明显的军事的一面，尽管所做的事完全是商业行为，正如东印度公司或英国南非公司那样？马克思自己能有什么比赛西尔·罗兹和波尔战争更好的例证？殖民野心是否至少是欧洲1700年以来引起的所有纠纷的重要因素呢？现在，谁没有听说过“原材料战略”和热带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欧洲的反击呢？还有其他的事实。至于贸易保护主义，那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



但我们最好谨慎一些。表面上真实、显而易见而没有经过仔细分析的证明往往是不可靠的。此外，正如每一位律师和政治家都知道的那样，用众所周知的事实将容易使陪审团或议会接受某人的申诉。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利用这一点。在这个例子中，这一点特别成功，因为问题中的事实任何人都略知一二，但彻底了解的人很少。虽然事实上我们不能在这里进行详细的讨论，但即使稍稍想一下也会产生以下疑问：“是这样的吗？”



在下一部分里，我们要讨论几个关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现在来考虑以下问题：如果马克思关于资本输出、殖民化、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用不确切的、错误的术语来描述这些现象的时候，它是否还成其为一个理论？当然，我们总可以用马克思的定义来解释帝国主义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声称所有那些现象必然可以用马克思的方式来解释。但如果那样做，帝国主义这个问题只是用“同义反复”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就像是在说“就算这是正确的”一样。无论是采用马克思在那个问题上的方法，还是采用任何纯经济学的方法，都必须考虑由此得出的结果是否有同义反复的可能性。然而这和我们关系不大，因为在我们得出结论的时候，那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初看起来，这个理论似乎和一些情况还是相符的，最重要的例子是英国和荷兰征服热带地区的国家，但与另外一些例子，例如新英格兰的殖民化就很不相符了。而且即使对于前一个例子，用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理论也不能得到满意的解释。只认识到利益的引诱是促使殖民地扩张的原因是明显不够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不主张重提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如果这些情况对他们重要的话，殖民扩张也必然按照已指出的方式发生，在由利润率决定的资本积累的压力下，这是资本主义趋于腐朽或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是殖民冒险的“英雄”时期正是资本主义尚未成熟的早期，资本积累还在开始阶段，在这样的阶段，显然不存在对国内劳动力进行剥削的障碍。垄断并不是不存在的，而且比目前还要明显，但它只是使把垄断和征服作为日后资本主义的特点的说法更加不妥当。



此外，这个理论的另一部分——阶级斗争理论，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必须戴上眼罩，才能特别注意从来只起次要作用的殖民扩张方面的问题，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有着阶级合作的明显的例证的那些现象。它可以是一场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正像它是一场以增加利润为目的的运动一样，从长远看它更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是有利于资产阶级（部分原因是对国内劳动力的剥削）（熊彼特在此处的论证是缺乏说服力的。读者在阅读时应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编辑注）。但我在这里不想强调它的结果。基本的一点是，这个运动的原因和阶级斗争没有多大的联系，它还不如包含在其中的团体和个人的领导权归属问题、殖民企业上升为资本家阶层的问题来得大。然而如果我们摘掉这个眼罩，不把殖民问题或者帝国主义问题仅仅看成阶级斗争的附属品，那么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亚当·斯密在这个问题上说得一样好，事实上还要更好一些。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这个副产品仍然存在。古典著作中充满了咒骂“邪恶的利益”的语句，那时的利益主要是、但不全部是有关土地的利益——这主要针对损害大众利益的罪行。因此，对传统的关于保护所有权——不光是财产——的理论，加上保护现代大企业的利益的内容也是合适的。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家更应知道，即使是现在，他们的资产阶级同事仍不能理解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和大集团控制的趋势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些同事可能认为没有必要强调这么明显的一个事实。古典学派及其现代继承人在保护主义问题上都不正确：和马克思的解释一样，他们的解释过去和现在都是片面的，这些错误不仅仅是发生在对其结果和所涉及到的利益的评价上。但是至少在 50年前，古典经济学家已经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者所知道的所有关于保护主义中的垄断的内容，考虑到这一发现的一般特点，了解垄断这一内容并不困难。



古典学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要比马克思优越。不管他们的经济学说的价值如何——也许不太重要，他们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优点。有一种意见认为，实行保护关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企业的压力，它们要保持国内较高的价格，或是为了使商品在国外卖得更便宜。这个说法是个老话题，但却是正确的，虽然从来没有任何关税完全甚至主要是为了这个特别的目的。马克思的综合的方法使这一观点成为不够充分或错误的观点。如果我们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弄懂现代贸易保护主义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所有原因和涵义，则上律观点是不充分的。例如每当美国人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他们总是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不是因为他们忠于大公司或受大公司的支配，而是出于建立和维持自己的领地，摆脱世界上其他国家盛衰对本国的影响的强烈愿望。综合方法如果忽视这样的情况就不是优点而是缺点。但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把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所有原因和涵义只归结于现代工业的垄断因素，把它看作惟一因素，上述观点就是错误的。大企业可以利用众人的感情，并一直在这样做，但如果说是大企业创造了众人的感情，那就不对了。综合产生了，我们宁可说，这样的结果还不如没有综合。



不顾事实和常识，将资本输出理论、殖民地理论解释成国际政治的基本问题，把它们解释为垄断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相互斗争以及每个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结果，会使问题变得更糟。这种东西可以作为政党的有用文献，否则只能说明童话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专利。事实上，大企业能向对外政策施加的影响很小，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型企业或是银行家的幼稚举动会导致灾难。资产阶级对待他们国家的政策的态度主要是与之相适应，而不是成为形成政策的原因，在今天更是如此。同样，他们着眼于短期考虑，而非长远计划，也不以明确的阶级利益为出发点。在这一点上，马克思陷入了大众的迷信的俗套中了（见本书第3页注①）。



在整个马克思的结构中还有其他相同性质的例子。比如，从《共产党宣言》中引用的关于政府性质的定义确实有真理的成分。在许多情况下，这个真理可以说明政府对所有日益明显的阶级对抗现象的态度。这个理论虽然正确，但价值不大。值得花时间去研究的是，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理论和事实不相符，或者即使相符也不能正确地描绘那些“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实际行为。而且，实际上在所有的情况下，理论都是可以用同义反复的方法来证明其正确性的（见本书第3页注①）。除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外，可以认为没有一个政策不可以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包括经济的或经济以外的、长期的或短期的，至少从它能够不使事情变得更坏这一点上说，是这样的。然而这并不能使这个理论更有价值。让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克思的综合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第二个例子。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标志就在于证明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实现，而不管人们的意志如何。正如前面提到的，所有这些意味着，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妇逻辑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毁灭，并且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秩序。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些趋势的存在？



关于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趋势的问题早有答案。马克思尚未建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纯经济的原因的学说，希法亭的异议足以表明这一点。一方面，一些对传统的观点来说必不可少的对将来事实的判断、特别是“苦难和压迫必然会增长”的观点，而不能成立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毁灭未必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即使它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看到了另一些因素，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所以我希望揭示它的最终结果。考虑到后者，也许有必要把马克思的表述换一个说法，“灭亡”这个词也许是用调不当，特别是按我们的理解，“灭亡”的意思是指资本主义丧失了生产的动力所引起的后果，但这不影响这个学说的本质，虽然这可能影响它的一些涵义。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很明确的问题。资本主义和任何其他的秩序终将被摧毁——产生新的经济和社会的秩序，而社会主义的长生鸟仍不能从它的灰烬中产生（见本书第52页注①）。也许会出现混乱，除非我们把所有代替资本主义的不混乱情况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这里有别的可能性存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想的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至少在布尔什维克出现之前，当然只是许多可能出现的情况之一。



马克思本人没有详细地描绘社会主义的细节，这是非常明智的。他重点说明它的产生，一方面，已经存在的巨大的工业控制体系极大地便利了社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存在着压迫、奴役和剥削，同时也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有纪律的、团结的、有组织的无产者。两个阶级之间经过长期斗争，已到了决战阶段，每个阶级都严阵以待，准备作最后的斗争。马克思还说明了这以后的情形，阐明了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将接管政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如果我们要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是信念家族中的一员，这也就足够了。既然我们关心的不是那个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科学的预见，这就明显不够了。施穆勒的理论更有把握一些。虽然他拒绝描述社会主义的细节，但他明确地把它设想为一个逐步的官僚主义化、国有化等等的过程，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至少他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表述。因此马克思并没有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确定下来，即使我们承认整个毁灭理论；如果我们不这样认为，这个预见可能就会失败。



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我们是否接受马克思的理论或是其他什么理论，社会主义的秩序都不会自动实现；即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马克思所说的所有条件，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采取明确的行动。这当然是和马克思的说法相符的。他的革命理论仅仅是对那个行动的设想。对那些在其性格形成时期经历过1848年的动荡的人来说，强调暴力是可以理解的；对那些可能鄙视革命思想的人来说，也从来不可能摆脱它的影响。况且，马克思的大部分听众都不愿一直听那种没有暖亮号角的信息。最后，马克思虽然看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至少在英国还看不到这种迹象。在他那个时代不易看到这种可能性，而他所谓的两个阶级严阵以待的局势也使他看不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他的朋友恩格斯实际上不畏艰难地研究过这方面的策略问题。虽然可以将革命归人不重要的事物中，但是采取明确的行动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这是否也能解决将马克思的追随者划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的问题？如果我掌握了马克思的意思，这个问题将不难回答。改良对他而言是社会主义的起源。他从社会的固有的内在逻辑出发，相信革命可以完全取代改良的所有作用。革命终将会到来，但只有当所有前提都具备时才会到来。因此，马克思的革命在本质上、作用上和资产阶级的激进派以及社会主义的阴谋家的革命是有天壤之别的。它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才进行的革命。有些不喜欢这个结论的信徒，特别在将它运用于俄国的情况时，确实能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出许多和这一结论相矛盾的地方。但在这些章节中，马克思自己否认了他的最深刻、最成熟的思想，而它讲出了无懈可击的《资本论》的分析结构，正像任何思想都要由事物的内在逻辑产生一样，他的这些思想在不确定的、令人迷惑的观点下表达了一个清晰的、可靠的涵义。没有一个严肃的观点总是无条件地支持一个“主义”。简而言之，对马克思的阐述有些保守，只能说他是被认真地对待了。



稻田麦子选辑自J.A.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194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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