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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换话题吧，摘要转一篇《身体·政治·文学》（谢有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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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原题：文学身体学
谢有顺
1、被革命的身体
梅洛·庞蒂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判断，"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我想，文学的问题也可以。如果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便会知道，一种新的文学变化已经来临。我指的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的力量逐渐地在文学自身的革命上转移，它更多地走向了作家这个主体。"私人写作"、"七十年代人"、"身体写作"、"下半身"等一系列的文学命名，均与作家本人的身体叙事有关。或者说，身体成了这个时代新的文学动力。我承认这里面所存在的巨大的进步因素，决非草率的道德批评所能解决和否定的；但同时，我也不会轻率地说“私人"和"身体"是文学发展的惟一源泉。当我听到有人在标榜"私人写作"时，我想知道他（她）这个"私人"接通的是人类精神领域的哪一条血管；当"身体写作"成了一种文学时尚时，我会追问他（她）的笔下的"身体"究竟是哪一个身体，政治的？社会的？还是物质和生理意义上的？当"下半身"成了更年轻一代的写作口号时，我想知道"下半身"一旦完成了它本身的反抗意义，是否还是肉体和性在其中起决定作用。或许，文学正是在这种怀疑和辩驳中艰难地前行。
不能否认的是，身体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异乎寻常地显露了出来——伴随着新一代作家的写作冲动，身体前所未有地渴望找到自己在文学中的合法地位。但是，中国文化中一直有一种蔑视身体的传统，今天要想突破这个传统，并让身体在文学中有所作为，决非易事。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时，承认人是一个有"欲"的身体性的人；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更是直接把幸福和忧患都看作是身体性的；可是到了孟子，他说"杀身成仁"，"舍生（"生"者，身体之生也——作者）取义"，就彻底否认了身体的意义，并推崇对身体的灭绝（"杀"、"舍"），来成就那个"仁"和"义"。"仁"和"义"是什么？就是道德、意义、价值，这是最重要的，为了它的实现，首先必须牺牲的就是身体——身体在这里成了障碍。好比"诗言志"这个说法，重要的是"志"，"诗"是为"志"而存在的，最终，"志"就取代了"诗"，就像"仁"和"义"取代了"身"一样。孟子的这种思想一直支配着统治者两千多年来对中国社会的管理，久而久之，整个中国文化留下的便都是"仁"、"义"和"志"的演变史，至于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身体文化，即便有，也只是存在于房中术和饮食文化上，它是黑暗的，不容于正统文化。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潜在意思其实就是说，它是没有身体的文化。
直到现代，一次次风起云涌的革命，其对象还是身体；革命，在表面上是改造思想，最后达到的效果却是改造思想是通过身体来体现的；思想在里面，它的命是革不掉的，只有外面身体的命被革掉了，它里面的思想才会最后消失。所以，革命到最后，往往变成一场消灭身体的运动：它或者造就一个个驯服的身体（像"文革"时期那些弯着腰生活的知识分子），或者把一个个不驯服的身体（如张志新、李九莲、顾准等人）折磨至死，让他们在身体上变成一个无。可以想象，在一个身体的任何举动都可能获罪的革命年代（你在背诵语录过程中一次不小心的口误，就可能被监禁、流放；你偷偷地对领袖画像作了个鬼脸，就可能被处决；你穿喇叭裤、留长头发，就可能被认为是“流氓"……），身体其实已经变成了异类，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它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厌弃自己的身体——自杀在那个黑暗年代会那么普遍，就在于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你除了消灭自己的身体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办法来满足革命的要求了。自杀，是一个还有自尊的人，最后一次行使自己身体权利的行为。之后，一个对身体实行全面专政的时代已经来临。
回到文学问题上来——在这样一个身体被专政的时代里，作家们都只好争着做没有身体的人，他们不敢用自己的眼睛看，不敢用自己的耳朵听，不敢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不敢用自己跳动的心脏说话，他们主动地将自己的身体和身体所感知到的细节藏匿起来。写作成“传声筒"，"留声机"，没有了自我，没有了真实的身体细节，一切都以图解政治教条或者统治者意志为使命。与这个时期的文学有关的词语序列主要是：政治、服务、歌颂、揭露、工人阶级、典型人物、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等等；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了自我、形式、语言、实验、个人等新词，但身体一词始终是缺席的，以至于我们一直有一个错觉，以为写作只和社会思想和个人智慧有关，它并不需要身体的在场。令人惊讶的事实就在于此，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写作时赖以凭借、以及最终要抵达的身体，却长期在文学创造的过程中被宣布为非法，被放逐，这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很难想象，如果一个活的、经验的身体不在，写作将如何真实地进行？我甚至认为，即便是具体的身体疾病，也会严重影响一个作家所采取的写作方式——如结核病之于卡夫卡的阴郁、肺炎之于普鲁斯特的耐心、哮喘之于鲁迅的愤激等，何况身体的缺席。
很显然，只有在一个充满强制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才会要求文学写作必须抽空身体和身体的细节，而空洞地屈从于一个思想目标。古代的"诗言志"，当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些文学主张从来都是反身体的，它们所注重的是那个文学之外、作家主体之外的"志"和"政治"，至于文学身体本身是否真实、是否具有艺术的美感，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说出来的"志"和"政治"是否正确和高尚。古诗讲的"兴、观、群、怨"，郭沫若说的"要作时代的留声机"，以及在苏联、中国流行多时的文学反映论，等等，它们和"诗言志"一样，都希望有一个外在的事物与之相对应。在这里，文学的身体只是作为载体，它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意义；文学不是靠自己的身体而独立存在的，它成了工具，被别的东西所使用。失去了身体的文学，只能让"志"、"仁"、"义"、"政治"一统天下。历代以来，只有很少的人，能意识到这对文学是一种伤害，并试图反抗这种无视文学身体的局面，比如，袁羽在《沧浪诗话》中就说，"夫诗有通体贵含蓄者，通体贵发露者"，"观太白诗，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材豪逸，语多率然而成者"，他在这里讲的就是诗歌的身体，所谓"天材豪逸"，太白体之谓也。关于这点，当代著名诗人于坚有过精彩的论述：
几千年，说的都是"诗言志"，但杰出诗人创造的无不是体，是自成一体，而不是自得一志。（大诗人是自成一体，小诗人是自得一志，所谓"表现自我”）……诗并不是抒情言志的工具，诗自己是一个有身体和繁殖力的身体，一个有身体的动词，它不是表现业已存在的某种意义，为它摆渡，而是意义在它之中诞生。诗言体。诗是一种特殊的语体，它是母的，生命的。体，载体，承载。有身体才能承载。犹如大地对世界的承载，生而知之的承载，诗是这种承载的一个转喻。没有身体的诗歌，只好抒情言志，抒时代之情，抒集体之情，阐释现成的文化、知识和思想，巧妙的复制。我理解的诗歌不是任何情志的抒发工具，诗歌是母性，是创造，它是“志"的母亲。……二十世纪开始的中国汉语新诗，就是一次诗言体的革命，它革的是体，要创造的也是体。（1）
这样的言辞如同来自于另一个世界，但它具有不可辩驳的真理性。只是，这种声音毕竟微弱，不会有太多人注意；尤其在当下社会的政治化越来越严密的状况下，身体依旧处于次要的或被审判的地位，文学界的多数人也多是在关心"志"，关心身体如何被"用"，而非使之内在和独立于文学之中。
我把这种用身体的文学称为政治社会的文学，它或多或少总是暗合政治社会的表达意图，或者遵循着政治意义上的表达模式。比如，以前是"志"、"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现在则成了"家园"、人文精神"、"流亡美学"，等等，文学之用的内涵可能变了，但文学的身体被蔑视的事实却没有改变。所以，那些看起来极具革命精神的作家，整日叫喊着要让文学回归本体，很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如何让文学回归身体这一真正的本体。本体对他们而言，最多只是形式、语言、结构等智慧法则，而不会想到，它也可能是作家的身体。——甚至后者比前者更为本体。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政治化的社会要取消的就是个人，而个人与他的身体密切相关，所以，它最终要取消的实际上就是身体。让每个人只带着脑袋不带着身体生活，恰恰是政治化社会所要达到的目的。脑袋是可以被意识形态作用，直至异化的；而身体则很难，它在任何时候都有自己的界限和反应方式，比如，它的痛，它的快乐，它的满足，或温暖，或寒冷，以及人的内心中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通过身体传达出来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很难改变它，除非暴力，才可以摧毁它。因此，身体是人的自由得以施展的最后一个堡垒。而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运动，它首先要求民众放弃的必然就是身体。——低的一面，要你抛弃一切个人事物，投奔到运动的洪流中；高的一面，要你为运动事业，不惜牺牲自己。到最后，政治运动实际上是成了对每个人的身体的专政。比如，"文革"期间，你穿什么衣服，你唱什么歌，你和谁结婚，你说什么梦话，这些纯粹是私人化的身体事件，都被政治化了，不容你自己作任何选择，甚至连身体的血缘关系都可以因着政治的需要而改变（与父母、配偶、儿女划清界限等），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可以想象，一旦身体的选择自由没了，身体为自己喜怒哀乐的自由没了，那么，人的所有自由就都不复存在。身体专政所带来的恶果就是，人被政治所奴役。所以，我认为，"文革"结束，如果仅仅只是结束阶级斗争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我们还要追求从冷漠的政治社会回到人性的身体社会，因为只有身体社会是适合于人生活的。
这个使命至今还没有完成，身体社会也还没有真正地到来。政治强制不仅还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也还存在于我们的文学中。我们身体诸多的自由需要，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的文学，还停留在对文化、社会、精神的想象上，对于身体本身的想象几乎还是空白。身体的细节并没有得到全面的书写，凌空蹈虚的写作风气依旧非常盛行。以前的作品写的可能是政治人，集体人，概念人，现在作品写的可能是文化人，社会人，历史人，后者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和前者一样，都还是在同一个文化视野的序列中。我要继续追问的是，那个卑微的、个性的、生理意义上的有物质外壳的人，以及他的身体究竟在哪里？是谁再一次放逐了他？——我之所以一再要人注意身体在写作中的重要作用，是因为我一直坚信身体是人性社会的基础，"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2）没有身体的解放就没有人的解放，没有与身体细节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的全面恢复，也就没有真正的人性基础和真正的文学表达。我们今天阅读许多文学作品，常常会有隔膜、乏力、匮乏血性和原创的感觉，不能不说和文学远离了身体的支援大有关系。试想，历史上那些最早的文学家，他们当时是面对什么写作？是文化吗？是政治吗？不，只能是自己的身体。用身体去感知，用身体去发现，用身体去创造，这在当时是惟一的路；现在似乎不同了，作家可以面对复杂而庞大的历史、文化、知识写作，我们的阅读也不再直接面对作家那个创造性的身体，而是有了文化和知识作为中介，于是，身体这个更重要的中介反而被省略，或者被彻底地遗忘。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文化阉割了身体，以致文学史留下了许多没有身体的、大而虚的作品。
2、从身体中醒来
不可忽视压抑身体和蔑视身体的文化传统对文学的伤害。在中国的身体发展历史上，从古至今，一直都有一套强大的压抑身体的机制，古代是通过阉割（男）、裹脚（女）、酷刑的震慑力等，现代是通过政治批判（也附带着身体折磨）和道德谴责，它们时刻在提醒你，身体是罪恶和欲望的策源地，是该受约束、压制和审判的。这种思想的过度发展，导致整个社会都过着黑暗的身体生活，它的直接后果是，助长了身体的阴暗品性的发展，却抑制了身体中正常品质得以存在的空间。如果我说，中国许多时候在精神上是一个阴暗的民族，许多人一定都会同意，这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身体在历史传统上得不到合法的地位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即便像《金瓶梅》、"三言两拍"这样颇具艺术性的小说，作者一旦写到感性的日常生活、男女关系，也难免落到玩赏、窥视一些隐秘的肉体趣味的地步，原因也在于此。
对于许多古代文人来说，身体要么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黑洞，干脆回避，不去谈它；要么就是一个纵欲、赏玩、滋生阴暗心理的温床。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身体的意义只能被扭曲，被蔑视，被压抑。而在西方，宗教和文艺复兴之后，产生了许多人体画，着力表现人体中优美、光明的一面，它至少让人认识到，人的身体也是有神圣性的（亚当夏娃被创造出来后，"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3）），是美的，说它污秽，那完全是人心的作用，是一种预设的价值判断，与身体本身无关。可在中国古代，除了春宫画，画家是从来不敢画真正的写实的人体的，他们画美丽的仕女图，画面上虽说很干净，但多半也逃脱不了挂在财主和官宦家被赏玩的命运。所以，东西方对身体的不同认知，就决定它们对文学的切入点也不一样。以中国为例，小说之所以长期被排斥在正统文学之外，也许就是因为小说的方式不能像诗歌那样长于抒情言志，它更多的是接续日常生活的传统，身体的传统，它写实，它表现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琐屑、庸常的细节；那些以前从来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事物（如《金瓶梅》中的情事、《红楼梦》中的吃饭等），在小说中却被津津乐道；那些一天到晚只知道谈论人伦理学或者只热爱吟诗作赋的人，在小说家笔下也有了真实、具体、感性的欲望——他们也要吃喝拉撒睡，也会生病和咳嗽，也会笑，也会掉泪，也会争风吃醋……这无论怎么说，对于中国文学抒情言志的正统而言，都是一次惊世骇俗的造反。
身体充当了这次文学造反的主角。与它有关的生活开始登场，与它有关的细节被摹写；更重要的，小说家在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再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儒道释等思想传统，也不再是如何传达和承载这些思想，而是想到具体的故事、细节、场面、人情风俗、人物的欲望和情感起伏，等等。——写作者在这里获得了面对日常生活时的第一性的感受，它不是赋、比、兴，不是兴、观、群、怨，不是转喻，不是抒情言志，而是写作者本人的身体的全面参与，是说出一批接一批的事实，直至这些事实把小说中活动的那些人的身体都完全充满。因此我想，《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些作品的伟大意义，根本不在于为我们伸张了多少时代思想，而在于它们为中国历史保存了一个个活生生的身体：西门庆的身体，潘金莲的身体，武大郎的身体；贾宝玉的身体，林黛玉的身体，薛宝钗的身体，等等，栩栩如生。——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身体，我们得以知道了那个时代的人是怎样生活的（而不单是怎样思想的），知道了他们的生与死，以及他们细节化的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触摸到中国历史上那些一直处于暗处的日常生活。
（中略）
肉体是身体最重要的基本面。面对身体的写作，不能不面对肉体。"我们的经验（需要得到反映）……靠我们的肉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靠我们的整个自我存在于真理之中。"（7）而特里·伊格尔顿甚至说，"对肉体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8）由此我想到，在一个强大的反身体的社会，也许和它进行政治或文化意义上的正面对抗已经无济于事，这并不能摇动那个施加给身体的专制基础。现在好了，随着理论上对肉体需求的宽容，以及整个社会给肉体提供了日益舒适的享受渠道，一场肉体与身体专制的对决已经开始。它的特征不是外面的对抗，而是暗中的消解。当你看见体育场上数万人对一项身体技能的竞赛如痴如醉，当你看见丰胸和壮阳的广告充斥电视节目，当你看见众多酒家、茶楼、歌厅、桑拿、按摩、美容美发厅林立在大街小巷，你必须承认，身体社会还是无法阻止地悄悄走来，并随着私人空间的日益扩大，特里·伊格尔顿的另一句话也得到了证实："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9）——似乎是出于无奈，到了二十世纪的后期，居然会是我们过去所不屑的肉体来充当这个重要的反抗者的历史角色。
（下略）
转自：《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上网日期2001年11月09日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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