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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阶层分析──草根族与精英阶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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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阶层分析──草根族与精英阶层
王晓波
体制已培育出一个自我繁殖、自我发展的利益集团体系。利益格局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它以追逐利益最大化及保护既得利益为根本任务。
出现资本家
2000年我国的私营企业达到176万户，比1956年多10倍；雇工2011万人，比1956年多7倍；资产总额13307.7亿元，比1956年多340 倍，我国民营企业总数已有３０００多万家，去年的年产值５万亿元人民币，最具活力的民营科技企业已有２０万家，各项经济指标的年增长率在３０％以上，成为经济新增长点和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2001年9000万人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12%，超过了国营企业就业的4600万人，成为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就业部门。是实现国企改革的重要依托，是安排就业社会稳定的主渠道之一。说中国出现资本家，有人则不承认他们已然成为一个“阶级”，理由是：他们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列宁说的“集团”是指生产关系中的“利益集团”。资本家都拥有企业的产权（掌握着生产资料），他们与被雇佣的员工是利益关系，又有利益矛盾和冲突。因此，不管有无有形的组织，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工人属弱势集团。国企领导者比民营私营业主更强势,他们靠经济资本支持联合权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构成强势集团。他们拥有很多代言人和“著名经济学家”，又有许多媒体不断地向他们献媚。
国企、政府机构已成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
据调查，今年1-5月份，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员职务犯罪已占职务犯罪立案总数的89%。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三类企业”案件多，即垄断行业、热门行业、亏损企业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地带。1998年以来，南京市供电、邮政、民航等垄断行业和热门行业共立案查处101件。亏损企业发案数占国有企业发案总数的60%以上。国企、政府机构职务犯罪大案要案所占比重加大，窝串案增多，“一把手”犯罪增多。1998年至2000年，共查处大要案涉案人员141人，其中，企业“一把手”犯罪64人。
资金外逃
愈有权愈有钱的精英，不安全感愈强，离散情绪愈大。精英预期紊乱和离散情绪，导致了超短期效益，促使银企人士丧失信心疯狂侵吞国有资产。精英阶层可能是全球化的先锋，包括资金抽逃、子女出国、永久身份等等。数据显示，多年来，中国外逃资金的数额在持续上涨。1997年是364.74亿美元，1988年是386.37亿美元，1999年稍有好转，为238.3亿美元。但2000年却猛增到480亿美元，同期的外商对中国投资才407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陈春明教授在了解到中国外逃资金的金额时做出的反应是：“480亿真的是很可怕，很大的数字。”央行金融所秦池江认为，资金外逃有多种因素，如一部分业主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心存疑虑；腐败分子、走私集团转移资金等。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内地经济体制不健全，管理强度弱。外逃资金巨大已经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
肖伟才称，中国急需调整阶层利益。贫富差距的加大，是造成各阶层间矛盾的主要原因。10多年来，农民与其他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的怨气愈来愈大。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被誉为“老大哥”。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日益完善，在转轨时期国企出现了许多不适应市场的情况，许多工人不得不下岗。有的工人在生活上还不如农民，他们当然有怨言。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并不比过去强到哪里去。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他们一辈子的收入在北京还买不起一座别墅，同大款比起来，更是
个可怜的穷人。商人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新崛起的富人阶层。他们靠着勤劳与智慧踏上了富裕之路。最近10年来，许多商人感到生意没有以前好做了，面对着消费不旺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商业，恶劣的竞争环境和有关部门的吃拿卡要，商人们也有一肚子苦水。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公务员中出现了一个危险的阶层──官僚阶层。这部分人寄生于权利之上，怀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利用手中的权利，疯狂地为己掠财。他们本应感谢社会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但是，这部分人永远不能满足私欲，这
部分人是一个危险的群体，他们享受着特权，却又不满足于特权。他们憎恨比他们更贪的大官，有时还把这种情绪发泄到社会上。吴敬琏指出：中国的确面临着“度大关”的关口，如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可能会出大问题。
最近，我就一直在想：谁为穷人说话。顺便说一句：本文是只做实证分析，不做道德判断，科学本身是不涉及终极关怀。
“草根族”---弱势群体
边缘人、弱势群体，最近被冠以法国大革命的词─“草根阶层“。边缘人，以前社会学单指民工，从生活形态上，他们即不属于农民，又不属于工人，即不属于乡村，又不属于城市，无钱无权无势无望无地位无知识，彻头彻尾的超三无人员。
不断增多的“下岗”的城市失业大军，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199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办统计失业率达9.36%，2000年已过10.1%。2001年3月中经网：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近几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严重，不平等将危胁社会稳定。按国际惯例，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43，将会危胁社会稳定。
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加剧：新的暴富阶层高高在上，而一个广泛的的中产阶级具体存在和影响力还存争议。被排除在利益分配之外的绝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则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工人、农民，他们完全没有利益诉求的渠道，由于教育费用的昂贵，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使这一群体的边缘地位更加无望。“草根族”被排除在所有“圈子”--权力圈、财富圈、话语圈之外。“垃圾文化”的泛滥（伪科学、伪幸福），象鸦片一样使大众转移矛盾，是对不公正的反抗和替代。“草根族”只是庆幸自己不像另外一些人那么倒霉──受街痞恶霸敲诈者、绝症患者之类。他们也许不忧愤，因为他们无力关注宏观的现实。他们需要利益诉求，需要反映渠道，然而他们不仅没有接近高层的可能，连接触精英、知识分子的机会都很少。
何清涟在《中国社会结构总体分析》中说：“宪法上规定处于领导阶级地位的工人阶级及位于“次领导阶级”的农民阶级事实上已处于边缘状态。”中国已出现了庞大的社会边缘化群体：据估计，中国现有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共有1亿左右，占总从业人数的4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有80%的人口处于社会下层与边缘状态，这种社会结构将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一份对江苏苏北地区自90年代以来发生的197起下岗（下岗这一类颇有“中国特色”的名词）职工犯罪的调查分析表明，下岗职工作为一种特殊犯罪群体，必须引起社会高度注意。该文作者总结出下岗职工犯罪的五大特点：
1、犯罪类型，主要侧重于谋财型犯罪，在197起犯罪案件中，盗窃60起，抢劫24起，诈骗12起，敲诈勒索9起，贩毒5起，强买强卖的流氓犯罪26起，强迫、容留、组织、协助他人卖淫九起，共计145起，占整个待岗职工犯罪比率的70.2%。这种恶意谋利型犯罪显然与下岗后失去经济来源有直接关系。
2、下岗后一至两年内是犯罪高峰期，这一点在收入微薄的特困企业职工中尤其突出。
3、犯罪主体以男性青工为主。在此次分析中，35岁以下青工犯罪人数162人，占整个下岗职工犯罪人数的80.7%，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
4、下岗前无一技之长，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从文化程度讲，下岗工人的文化程度比农民要高，但仍然无法适应社会要求。
5、参与团伙作案比重高。由于以往工作上的协作性与业务上的关联性，下岗工人比农民更容易形成作案团伙。在这179起案件中，有1/4以上的人介入团伙犯罪，并有10多名为首犯。
绝望者不是为了谋生而犯罪，大多数为了发财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2000年抢银行及运钞车，成了现阶段犯罪热点。黑帮不是天生的，大多是从亚文化群走上黑道的。随着中国社会大分化的加剧，一些主流社会的人也被无情的抛出来，他们即不属于社会底层，又不属于社会主流，但都属于低收入群体，迅速被边缘化了。
学者自然轻视没学历的下人，中产者习惯远离那些好斗的穷人，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接触穷人的。我国现有的劳动力──比如国营企业的下岗工人与农村未经任何职业训练的劳动力──根本无法进入技术密集型行业，结构性失业将是这一代人（主要是老三届与新三届）必须面临的问题，因为这种状况与中国人口结构及低素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密切相关。入世后，人才需求将发生变化，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层次明显提高，高层复合型人才将成为服务业的热点，人力资源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配置。国
内企业要与国际竞争、接轨，也要按照国际化标准运作。服务业吸收外资的绝对值和比率将明显提高，吸收外商投资总额的较大增加。中国白领与“洋打工”的竞争。失业大军也趋向“年轻化、知识化”，结构性失业将发生变化。
老大哥被失业吓破了胆，草根族只好用民谣来述求无奈：“富了海边，肥了摆摊，穷了农民，苦了下岗。”一些学者所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边际渗透”让全民受益，公平与效率，优先选择效率，听来冠冕堂皇，但这种人为制造贫富差距世界少见。专家学者们想想，这是侃山吗，这纯粹是玩火。社会发展若以牺牲穷人的尊严和人生为代价，里边就蕴含着深深的不公平，应该给穷人以生存的可能。失业人员和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深层的原因，就是认为这个社会对他们不公平。公正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公正是各种是非判断的参照系，没有了公正，就没有是非感。当人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或是感到社会严重的不公正时，人和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人就要反抗，有人会针贬时弊，有人则铤而走险，有人就会遁入空门，有人会犯神经病，当然背不住有人只是逛逛公园遛遛鸟。
哈佛大学魏尚进说腐败加重城乡贫困，穷人缺少贿赂官员的手段，享有的政治权力也较少，饱受腐败之苦，穷人享受的社会服务水平较低，投资项目也较少向扶贫倾斜，穷人可能面临较高税收，在出卖农产品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又无法靠小企业来摆脱贫困。腐败拉大了收入差踞，加重了贫困，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减少了社会福利支出，减少了穷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了穷人投资风险，使税收体制服务于有钱有势者，使社会保障脱离了目标，政府的政策保护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社会需要公正。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一个危险的社会。
胡鞍钢指出，２１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失业，政府必须把创造就业作为核心政策目标。
温铁军观点则更鲜明：中国基本国策除了计划生育之外，还应该再加一个就是“就业最大化”，作为一个标准。无论你上什么项目，只要能够带动就业，那就是好的项目。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应大于生产资料功能，所以有没有什么政策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我们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制度，来解决中国农民把他的生存保障依存于土地这样一个问题呢？也不能。即使你把美国请来，它也不可能为一个国家占70%的9亿农业人口去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是不可能的。一切围绕效率的政策措施，在中国农村都必须为“农民能活命”这个至高原则让步。因此在耕地问题上，我从来认为，先保障公平，再兼顾效率。只有在大量农民离开了土地、耕地的主要功能不再是基本的福利保障而是土地收益率的时候，才有条件尝试那些以效率为中心的耕地分配和经营制度，但这只可能在一个十分久远的未来才有条件。
茅于轼说：萨缪尔森在１９９７年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一句话 “如果中国能避免战争，政治动乱和乌托邦式集体主义，那么，当美国和西欧在下一个２０年里经济增长率徘徊在２％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萨缪尔森的这段话说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认为关键问题不在经济本身，而在于政治与信仰。
何新说：目前的失业情况，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占人口比例以及上升速度，都堪称世界之最。目前还有那么多破产的国企。这些破产企业正在抛出大量的失业人口，即所谓下岗工人。而这些失业、无业人口已经成为社会中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另外，不仅工人下岗的问题，由于城市就业空间狭小，使得农村当中想进入城市寻找机会的过剩劳动力转移也成问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实。我们国内现在失业问题已如此严重，人们竟还在叫好，真荒唐！失业问题，将是今后几年最困扰国家的问题。
2001年3月朱总理讲：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天生民，民生就是天，就是最大的政治。古人云，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民生问题，受到中央政府、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协商机关更加务实、更加切实的关注。
无论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标准，还是...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要革除政治生活中的不健康风气，树立务实的、关注民生的政治风气。
中国精英--中产阶级
90年代发生了最大的社会变迁。小人、狂人、穷光蛋，无名鼠辈、劳改犯、在逃犯，投机家、大款、社会名流都极尽表演。社会地位飞速分化，体制不变，仅产权制度松动，意识形态、文化思想、政治体制层面则基本不动，一些社会控制重要工具跟不上社会形势的飞速发展，信仰、宗教、文化、教育，一旦这些控制社会的重要工具，退化到了可有可无很弱的地步，不同的利益冲突、协调、合作、制衡就很难完成。中国改革能否成功？就成了一大问号。
谁为穷人说话？中国精英已演变成中产阶级。当代中国精英是自1900年以来100年来背离民众最远的时期，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眼睛还是向下的，20世末，知识分子眼睛全都冲上了。
清华李强分析，利益群体分为四层，社会底层、利益受损群体、普遍受益集团、特殊获利集团。社会底层全国大约在1.48亿户，户均存款不足2000元，占总人口43%，利益受损群体全国约1.6亿户，户均存款不足2万元占总数47.6%。两者相加共3亿户，涵盖人口近11亿人口。普遍受益2513万户，户均不足10万元,占7.4%.中国富人是特殊获利集团,441万户，户均54万元，占1.3%。普遍受益和特殊获利集团总共不到3000万户涵盖人口1.2亿。
中央党校、社科院出版的《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对2000年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选择“腐败”为第一严重问题的人占比例为24.2%。选择“社会治安”17.2%，“失业下岗”“收入差距加大”8.6%,人数与1999年相比呈上升趋势。胡鞍钢在高级党校27期全国市长班调查,对来自全国的56名地县级市长，就社会稳定问题作了专题调查。与国家计委社会发展所的1999年《城市居民社会稳定状况跟踪调查》，比较分析影响我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市长与公众是处于两个不同角度看问题，市长的认为排序，第1是失业，第2是腐败。公众认为的排序是，第1是腐败，第2是失业。不论从那个角度看，腐败和失业都成为影响中国不稳定重要因素。90%的地方市长认为目前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不稳定、很不稳定时期。其中认为社会不稳定时期的人占78.2%；认为很不稳定时期的占10.9%；有10.9%的人认为我国仍然社会稳定。社会不稳定已然成为中国当前最突出的问题。社会稳定的标志是民心稳定，民心稳定在于人民对自己的生活和收入的满意程度的高低，即改革发展应使绝大多数人受益，并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由於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人口增加，相当部分人的收入水平下降，调查对象接近50%的人不满意，在计委社发所调查报告中，约有43%的人对自己生活水平不满意。有75%的市长反映所在地区目前社会治安状况有所恶化或越来越差。认为所在地区社会治安有所恶化的占65.4%，治安状况越来越差的占9.6%，约有25%的人认为所在地区治安状况越来越好。地方市长多数认为在惩治腐败方面上没有显著成绩。其中认为一般的为66%；认为不显著的为21.4%；只有12.5%的人认为是显著的。在计委社发所的调查中的城市居民认为政府在惩治腐败方面进展显著的占5.8%；较显著的占26.2%；没变化的占22.6；较不显著25.2%；不显著的为20.2%，後三项合计为68.0%。3月22日检察日报公布了南京市最新的一份调查，“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答卷中有40.75％的人认为，“腐败问题”是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第二位的是“职工下岗”占23.58％；第三位是“收入分配不公”，占21 67％；第四位是“社会治安”，占9 92％。老百姓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充分说明了当前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社会结构已形成巨大的断裂，社会秩序恶化，社会各阶层迅速分化，贫富差距昭然显著。
3月18日，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举办，“十五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政策高级研讨会”，集合了200多名主流专家就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矛盾和问题进行研讨，主流专家意见为：1.产业结构不合理、2.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3.科技比较落后、4.企业整体素质差、5.竞争力不高、6.就业压力加大、7.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8.收入差距拉大、9.体制性障碍突出、10.贪污腐化比较严重等等。显然，体制内专家对重大问题识别与平民、市长在认识是有差别的。在目标识别存在重大分歧，在决策判断上必然不一致。非主流专家选择十大问题的排序，1.官员腐败，2.学人作伪（不亚于官员腐败），3.弱势群体，4.三农问题，5.黑社会与黑经济，6.女性犯罪，7.市场化不足，8.坏账，9.市民化和民主，10.全球化。现代经济问题则排到次要地位，传统问题在现代化的呼唤下复苏抬头，是建国50年来从没有遇见的新怪物。中国最大问题：是现化化唤醒的传统力量全面复苏。
学术、思想和政治遵循的是不同游戏规则，在一定的意义上，希望就寄托在敢于和耐于孤独的人身上。韦伯说：现代化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的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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