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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芦笛:毫无建设意义的骂派文字终将自行消解 ──老马近作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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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芦笛:毫无建设意义的骂派文字终将自行消解 ──老马近作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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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芦笛:毫无建设意义的骂派文字终将自行消解 ──老马近作读后感 (578 reads)      时间: 2003-6-18 周三, 上午5:08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毫无建设意义的骂派文字终将自行消解



──老马近作读后感



芦笛



刚才来《博讯》贴那帖子,在导读中见到马“师弟”的《〈渴望〉消解〈河殇〉,王朔击败苏晓康》之作,于是打开看了,觉得颇有点意思,居然破例仔细看了两遍。这儿随便说两句感想。



首先还是那句老话:老马有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的特殊天赋,却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这结果,便是他提出的问题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文章本身的价值。



老马此文其实提出了一个很严重、很有普遍性的问题,其实根本不限于苏晓康和《河殇》的个别遭遇,也不是没文化的痞子王朔击败饱学学者苏晓康一事,而是间接道破了海外所谓“民运”事业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关窍所在:那就是,当年深得民心的“民运”领袖抛弃了人民,自然也就被人民抛弃了。一种脱离人民的事业还自称“民主运动”,这实在是世上最大的笑话。



这道理其实老马的文章已经说了,可惜他自己并没看出来,得由有见识的读者去为他总结。他说:



“‘真具上下四方,古往来今’眼光者,至少应该反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世界上只可能有一个国家是最发达,最强大的,也只可能有一个国家是最愚昧,最落后的。其他国家都在这两者之间。如果碰巧自己的父母把自己生在了发达强大国家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不巧,父母把自己生在了愚昧落后国家,难道就不活了吗?



为什么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非要没完没了地干这种扇情的勾当?!”



(按,“煽情”应为“扇情”,不过此乃拼音输入之误,老芦昨天就把“民不举官不 究”打成了“官不就”,但“弃帝国如鄙履”就不可原谅了,那应该是“敝屐”,“屐”是“履”的一种,为木制,上有齿,在晋代颇流行。谢安听到淝水之战大捷之时正在见客,脸上纹风不动,只对宾客淡淡地说了句:“孩儿辈适破贼”,但后来进入内堂时因为内心狂喜,连所穿木屐之齿在门槛上碰折了都不自知。老马或老苏此误,说明他们没文化,不曾看过“世说新语”。)



这话几乎命中要害,惜乎不中,就差那么一眼眼(沪语,“眼”读为“矮”)。



《河殇》“其中论述的内容”并不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反复咀嚼了一百年的烂馍馍,一点味道都没有”。它在那个时刻出场,起到的震聋发聩的作用如同当年的《新青年》,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向国人坦承中华文明不如西方文明,中国的出路在于西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和先驱《新青年》一样,起到了极大的启蒙作用,打破了国民的井蛙视界,历史功劳不可没。任何有常识的人都看得出来,要改变中国的落后愚昧的现状,第一条就是公开承认自己的愚昧和落后,指出西方的聪明和先进之处,作不到这一点,就决无可能打破两千年的文明冻结状态,永远只能活在愚昧与落后之中。



不幸的是,《河殇》作者和当时的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却只停留在这点上,没能像参加五四运动的胡适、傅斯年等人,去亲力亲为地改变国家的愚昧落后状况,却走上了五四左派陈独秀的激进道路,想通过人民与政府的尖锐对抗来改变社会制度,一步登天地融入“蔚蓝”。这其实是党文化的套路决定了的历史悲剧。精英们全给卷了进去,似乎只能说明党文化的威力之大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意识。



更糟糕的是,当他们的尝试被政府无情击败之后,竟然出现了老马所说的“一场由知识分子发动,以大学生为主体的胡闹,最终以这些挑头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悉数逃往国外,其中最丢人的是方励之居然就近逃入美国使馆而告终”的空前丑剧,让跑不了的人民和小人物们去承担他们胡闹的结果。这当然要在人民中造成被欺骗、被利用、被出卖的感觉,产生对专玩“崇高”的公众人物的极大反感以及对政治家和政治的幻灭,把眼光从缥渺的“蔚蓝色”收回到身边的实际事物中来,王朔那种玩世不恭、没有多少文学价值的小说之所以风靡一时,完全是托了特殊时代的福。



这说到底也就是为政治家们切齿痛恨的“犬儒主义”盛行一时的根本原因。但在我看来,它其实是人民成熟了的标志:既然共产党的统治是无法改变的现实,我们当然别无选择,只能在现存体制下为自己脚踏实地地谋取最大利益。在你们眼中,或许我们这样作很卑鄙,很没骨气,是“无耻的奴隶奴才”(刀客语),但谁不想慷慨激昂、壮怀激烈?可惜我们不像你们,有国外好跑,有大使馆可避。如果我们也能营救狡兔三窟,甚至能把死者的鲜血化作庆贺高风险投资成功的香槟,则没说的,我们一定比你们玩的还崇高,还激烈。



此中道理,我其实早在两年前写的《民生、民权和民族》中说过了:



“八九年全民对‘民运’(≠民主事业≠民主)说是,现在却又说不,表面上看来矛盾,其实一点都不矛盾。‘民运人士’对此惶惑,只说明他们丝毫不了解百姓心态。当初老百姓同情上街学生,不是因为爱上了‘民有、民治、民享’,而是因为改革最初的副反应威胁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如今对‘民运’乃至‘六四’淡漠,是因为改革最终给他们带来了好处,使他们意识到当初实在是鼠目寸光、缺乏耐心。‘民运人士’还不识起倒,想把一切推倒重来,让他们手中的股票变成一堆废纸,他们又岂能同意?”



…………



邓公之所以成了中国历史上有数的伟人,就是因为他‘实在’到知道民生的重要性。而正是这一点使得所谓‘民运人士’遭到人民的唾弃。‘民运’日薄西山的原因很多,‘精英’们自身的道德操守一塌糊涂,引起习惯于几千年道德治国的人民(包括老芦在内)的反感是其中一条。但最主要的一条,我觉得,是他们根本没有看到,维持现体制不被革命推翻,是人民为维护现有民生状况的合理要求。真正贴近人民的知识分子必须看到,只有体制内改革才会为人民欢迎。的确,谁愿意‘现钟不打打铸钟’?嫌现有的钟不美,去把它砸了另铸新钟,这种毫无把握的事谁愿干?”



可惜老芦的苦口良药就是没人愿服。“民运”和亲“民运”人士就是看不到:安定团结、和平渐进地改良中国不但是统治者的愿望,而且是人民的愿望。人民欢迎的是为改善国计民生提出来的切实可行的主张,不是否定一切、毫无建设性意见的海骂。不明白这个浅显道理,逢共必反,逢美必赞,只会促使人民更加认同于现政权,为国民的仇外心理火上加油。因此,毫不夸张的说,以骂共产党作为体现自己存在价值的唯一方式的海外“民运”事业,其实是人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反动事业。坚持这种反动事业的人只会被中国人民彻底抛弃,一天天烂下去,最终成为历史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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