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敬请对杨振宁博士指手画脚的诸位（尤其是土鳖）阅读此文：谁说他没有承认过错误？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敬请对杨振宁博士指手画脚的诸位（尤其是土鳖）阅读此文：谁说他没有承认过错误？   
所跟贴 很难认可这个。歌颂自己同时轻描淡写一句话就算结帐了么？ -- Anonymous - (180 Byte) 2003-6-15 周日, 下午10:22 (166 reads)
云儿
[博客]
[个人文集]

游客
文章标题: 我对杨先生失去好感，始于1995年呼吁宽容签名事件 (211 reads)      时间: 2003-6-15 周日, 下午10:35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不知此事是否另有隐情？





=========================

我们的精神在什么地方病了？



仲维光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从北京月坛回到了德国埃森，窗对面是埃森大学，窗下车辆川流不息。北京的家

四壁图书，这里的家书籍也开始爬满两面墙。都是我的“家”，都是自己手创的，

然而，站在两个家中，第一次无意识地感到了铅字透过不同质地的纸张，油墨通过

不同的线条色彩，渗透到空气中，给了我明显不同的气氛。究竟区别是什么呢？它

迫使我陷入思索。



七十年代初期，对真理和生活的追求使我开始了反叛的历程。我从文化革命的愚

昧中惊醒过来，一下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教条、专断性，非科学性；看

到了共产党赤裸裸的毫无人性。我感到震惊。这么简单的道理，这样一目了然的事

实，为什么我过去视而不见？从那个时候，我就不断地思索，



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



我们的知识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我们的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我就是在那个政治文化气氛中，力求从知识和文化的桎梏中，从知识分子的藩篱

中走出来，从缝隙中搜寻外面的世界，力图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那个文化。



无论怎么说，我是生於那个文化气氛中，虽然过早地觉醒，没有像李泽厚和金观

涛等人那样如鱼得水地成了名，但是，那个文化对我来说还是最熟悉的，我会很自

然地用那个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用那个社会所具有的语言、文风写作，以那个社

会的常态行事。而在另一个知识和文化的世界中，我却始终有一种生手的感觉。在

国内时这种感觉还经常伴随着孤独，甚至不时有对自己的怀疑和重新考察。因为，

这ABC式的简单道理，何以竟那么难以接受，引起那么强烈的对抗，莫非自己错了？

其实想想六八年以前的自己，不也是愚蠢固执地拒绝这ABC吗，不也是高举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大旗，自以为领导世界新潮流吗！如果能被轻易接受，那么极权主

义的政治、文化问题，也就不会成为本世纪的大问题了。



出国後，这些感觉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却依然存在。这两种文化和“知识”冲

突产生的复杂的影响，在我的精神世界可能永远也消除不掉了。



从北京回到埃森，我第一次感到，两种不同知识的气氛，两种不同文化不仅存在

於知识界中，存在於人们的一般文化生活中，而且渗入到那些书本和木制的家具中

。



回到埃森，北京知识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北京知识界中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依

然缠绕着我，令我思索。在知识的寻求中，在价值的认同中，根本性的区别在什么

地方，知识追求和精神探索又有什么关系？





一、王淦昌先生的行为奇怪吗？



七月中旬，还在返回大陆的途中，我就听说杨振宁在香港《联合报》上发表了王

淦昌先生给他的私人信件，信中说，联署宽容“呼吁信”，实在是由於不了解情况

，受许良英愚弄。



回到北京第二天，我就去看望许良英先生。见面的第一个题目，当然就是这件事

。许先生首先问我，海外怎么看这件事。我说，在一般不了解情况和不认识王淦昌

先生的知识分子中，首先的反应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软骨头。人们的反应和对

八九年冰心在签名信後的反悔的反应类似，认为，这么老了，你们还能丢掉什么。

虽然，我知道这件事肯定不完全是由於苟且软弱和出卖良心而致，但是这件事极大

地损害了王淦昌先生的形象。



许先生详细向我谈了签名信和最近发生的事情，并给我一篇他刚刚为这件事写的

文章的复印件。(详见《北京之春》九月号，总二十八期，许良英，“王淦昌先生是

受杨振宁愚弄了”一文)



许先生说，他七月十五日一见到王淦昌先生就开门见山地说，“你是受杨振宁愚

弄了！”王淦昌先生则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是木头，他说，“要不是受你愚弄，就是

杨振宁愚弄了。”他认为杨振宁是一个大科学家，在最近杨振宁送给他的一本书上

，有人称杨为二十世纪的麦克斯韦。许先生则回答说，“我无意贬损他作为科学家

的成就，但是怎样做人，又是另一回事。像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人格也是

高尚伟大的。而像勒纳德(Lenard)和斯塔克(Stark)，他们虽都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却都是纳粹的帮凶。又如马可尼(Marconi)也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却自愿为墨索

里尼侵略阿尔巴尼亚卖命。‘六四’後不久，南开大学出版了一本杨振宁演讲集，

屏页竟然是杨振宁和李鹏的合影。相比之下，李政道不失正直科学家的本色，他为

一九八九年五--六月间在北京香山国际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的论文集所写的序文中

，叙述了自己当时的所见所闻，最後表明以论文集献给‘六四’死难者。”



王淦昌先生到底是受谁愚弄了呢？许先生是我的老师，王淦昌先生又是许先生的

老师，我的同出於许先生师门的几位“师兄”，都见过王淦昌先生。我虽然没见过

王淦昌先生，但是，看过几乎每一篇许先生写过的关於王淦昌先生的文章和庆祝王

淦昌先生八十寿辰的文集，因此对许先生和王先生的关系我是十分清楚的。“愚弄

”一说，首先出现於王淦昌先生致杨振宁的信中，他说，“此次签名事件，实受人

愚弄。”按照此说，应该是受许良英先生愚弄。然而在他见到许良英先生的时候，

同一个王淦昌先生又说，“要不是受你愚弄，就是受杨振宁愚弄。”



愚弄一词在中文中的涵义是蒙蔽玩弄的意思。就许先生对王先生的尊敬和爱戴，

就许先生所述整个签名过程来说，许先生没有任何要蒙蔽王先生的意思，而就许先

生的为人，不要说他敬重的老师，对任何别的人他也没有过用“手段”玩弄的想法

，因此玩弄问题根本不存在。况且，许先生找王先生，目的是“请”王先生签字。

以许先生和王先生的地位比较，是“下”请“上”，“外(在野)”请“内(在位)”

，签与不签名，对王先生不构成任何心理的压力。况且王先生有过在八九年参与许

先生签名信的经历，按理说对此次签名公布於外国新闻界也应该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对王先生来说，签名信，信的内容如果没有任何错误，签了就完了，像八九年一

样，没有那么多後续节目。他只对内容负责。许先生请王先生签名，诉求的王先生

的正义感和一般的人道主义精神。



然而，此次事件和八九年的签名信不一样的是，杨振宁先生要继续导演这件事。

他为此事专门给王先生寄去了信。首先，从信可知，杨先生给王先生寄去了一些谴

责和讨伐的材料，以及他自己的发言。并表明此信已经给国家造成危害，表明立场

後，询问王先生为什么签名。和许先生不同，杨振宁和王先生在此事中的关系则是

另一种性质。杨振宁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在私人信件中逼迫王先生在“危

害国家”问题上表态。而王先生在信中所澄清的就是，损害了国家，实非自己所愿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是自己受到愚弄的结果。而杨振宁收到此私人信後，接着

要求公布此信，这实际是一种心理诱迫。在杨振宁这样一个人面前，王先生无法拒

绝。在这件事情上，杨振宁先生充分运用了他的地位和声望，带着王先生走。



在整个事件上，王先生在和许先生的关系上是主动的，在和杨振宁先生的关系上

却是被动的。



事实上，使王先生说出“愚弄”一词，也属心理诱迫的结果。王先生从事科学，

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唯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科技进步”。杨振

宁先生很了解这一点，因此祭出“危害国家”乾坤圈，自然打中了王先生的要害，

王先生要么花力气和杨先生争论辩驳这没有“危害国家”，要么否定自己，两者中

唯有“受愚弄”一条托词，可以躲避左右。但是，他却没有料到，杨先生还有第二

着，要求公开他的私人信件。杨先生此言一出，王先生又怎能拒绝。



但是，这件事对我来说，却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只用受愚弄来解释。杨振宁先生之

所以能把王淦昌先生在呼吁宽容信上签名事件导演成一个“闹剧”，是因为他利用

了王先生在价值问题上矛盾:尊重个人人权、人是最重要的，还是国家、民族至上。

在当代社会中一个拥有现代知识，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把个人和人权

价值作为最根本的价值，则有可能被人利用，走入尴尬境地。





二、杂草丛生的知识界



这几年大陆的情况究竟是好了还是坏了，争论起来莫衷一是。因为，社会问题好

和坏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它不像化学问题和物理问题那样，某些参数就是决定性的

标准。然而，就我回大陆所看到的学界情况，有一点可以说，方法和价值从过去的

教条、专断走向了混乱和堕落。人们也许可以说，混乱打破了过去的一统，为新的

，好的学术带来了可能。但是令人忧虑的却是，在眼下的混乱中，人们看不到任何

“好”的，甚至好的“可能”，人们能够看到的是学风如江河日下，而且比从前四

十年更快。我是研究科学思想和科学史的，在北京时，居然看到了在德国和日本也

不敢登堂入室的一篇奇文。



在中国大陆一本主要的自然科学杂志《物理》上，一篇维护曾经为纳粹工作的德

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攻击石油大学的科学史研究专家戈革教授的文章中，居然出现

了这样的话:“其实海森堡就是造了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帮助德国造原子

弹是一大罪状，那么帮助美国造原子弹(如波尔、费米等)又是什么呢？何况原子弹

是美国扔下的，而不是德国扔下的。”(《物理》杂志，一九九五年二十四卷五期，

第314-315页)



海森堡曾经拥护纳粹，为纳粹工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和其他几位拥护纳粹的

物理学家是否积极主动地参与了纳粹制造原子弹的工作，虽然在科学史上仍然有争

论，但是近年来随着一些材料的公布(如战後他们被关在英国时的谈话窃听录音的公

布)，事情已经日趋清楚。而且无论怎样争论，也只是一个是否“积极参与”的问题

，都不是一种光荣，而是一种耻辱的记录。否则的话，外才克尔(C.F.von Weizsae

cker)也不会想尽各种方法为自己辩护。



我不知道在美国怎么样，在德国，如果一位教授或教师，有这样的言论，他就可

能为此失去自己的教职。然而，在时下的中国，这青年学者，却可能自认为，也被

人认为是有思想。



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这共产党教育出来的“青年学者”怎么会有这种言论，怎

么会一下子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



在大陆我处处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精神的被扭曲，这位青年学者是在和一位老教授

的谈话中，附和逢迎这位老先生时，说出上述这番话的。这位老教授四十年代曾经

在海森堡那里学习过，因此始终含蓄地维护海森堡，而著书翻译将近千万字的科学

史家戈革教授，在三次到丹麦哥本哈根波尔研究所作访问研究时，研究波尔的同时

进一步研究了很多有关海森堡的资料，并就此和很多波尔研究专家和接近波尔的科

学史家讨论过，因此，他对海森堡和外才克尔的这段历史作出了否定的历史描述。

这引起了上述这位老先生的不满，但是，他所根据的不是史实而是对海森堡性格的

相信，由於他在德国学习过，他爱德国，因此，他甚至对洪堡大学的德国科学史教

授弗里德里希·赫尔内克所著的《原子时代的先驱者》一书中所提到的众所周知的

史实，著名的物理学家约当(Jordan)曾经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和竭诚的突击队员”

说，“约当曾经为纳粹效劳过，我以前确实没有听到过。”问题还不是在於这些老

先生自己怎么看，在於在这样一个一元化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往往利用了这种一元

性，自己仅有的一点发言权，而不自觉地封锁了其他的声音。



无论怎么说，在物理学史上，海森堡可以说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是，谁能想像

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物理学家》中居然没有海森堡的传记？

而没有的原因居然就出在这位教授和戈革先生对海森堡的这段历史的不同的评价和

介绍上。事实上，海森堡的传记戈革先生已经写了。对海森堡的科学史研究在中国

就我所知恐怕没有人比戈革先生更有功力，然而，只因为中国知识界有了一位海森

堡的学生，感情上不愿听到不同的声音，而恰恰有另一位老教授有不同声音，形成

了对立，结果就没有了戈革先生的这篇海森堡传记，就也被排斥在外。倘若不是老

教授间，恐怕就连一片涟漪都不会泛起了。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老先生还了解

知识界的规范和伦理，说得很含蓄，没有任何过分的话，但是，他的“不相信”，

“没听说过”，并以此影响另一种意见发表，到了他的学生那里，就变成了那种放

肆的言论，并且毫无道德规范地攻击戈革先生。这种现象在文化和知识界的各个领

域都有反映，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知识界的怪事。



然而，怪事并没有完。本来那位青年的言论在共产党社会是极其禁忌的，现在确

实颠倒过来。戈革先生受到上面这位青年知识份子的这样的言论甚至包括私人攻击

，却没有地方发表反驳的文章。必须承认，这在共产党社会是一个极其反常的现象

。这种变态，犹如共产党社会要用市场经济来挽救一样，各种怪异都会由此出来而

生。“假作真来真亦假”，一个竭尽所能也无法维持自己的价值的社会，为了苟延

残喘它所能做的只有宁肯混乱也绝不能允许任何极权相对立的价值观念进来，尤其

是尊重人权的价值观念。他们深知，在无理维持自己的价值时，也许越混乱对它就

越好。它形成一种虚假的宽松。这种宽松之所以虚假，在於它对和它对立的价值仍

然是毫不宽松。“真”的东西过去面临暴虐的专制镇压，现在在虚假的宽松下，更

面临杂草的窒息。



戈革先生虽然不过问政治，一生勤勤恳恳治学不缀。但是，到头来他在知识界吃

的却一再是变态的政治恶果。





三、丧家犬和知识份子的断梁之痛



师辈的是是非非，是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半个世纪的社会的沧桑变化，在每个

人身上打下了不同的烙印，风化石，浪淘沙，谁不想在生命中谱写美好与甜蜜，谁

不想体面而尊严地走完自己的生命。然而极权社会的风、浪给他们留下了什么？



我的老师许良英先生还涉及过另一桩关於他的另一位老师的争论。那位当年浙江

大学的著名的物理教授，解放後有很长时间被排除在科研以外，被迫劳动改造，从

事扫地清洁等工作。粉碎四人帮後，他终於鼓足勇气给上级领导写信，他说，最大

的希望是能够让他重新搞科研。後来，他获准了重新从事物理研究。此时，我怎么

也没有料到他竟然说出，“现在我才认识到，共产党真是伟大啊！”在读老先生去

世後的纪念文章时，看到此，我真是欲哭无泪！这位老先生在国民党统治时，曾经

参加过对抗国民党的活动，对国民党的打击、迫害，他没有低头，的确是一位正直

的知识分子。然而，在共产党的几十年统治下，却怎么产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共产

党居然能把这样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脊梁如此彻底地打断，而事实上比这更可悲的

是，不但是打断，而且已经到了不知脊粱已断的地步。断了脊梁，还在发自肺腑地

喝彩。打断脊梁的丧家犬，尚且会哀号，尚且无人能钳住它的哀号。我问自己，我

问苍天:这是知识分子吗？这是人吗？人的基本尊严哪里去了呢？这样一个社会，竟

然还有人歌颂它，竟然还有人在它之中如鱼得水地成名，还有人在挽救它不要重蹈

东欧共产党的覆辙。



这位受尽苦难的老先生在七九年发表了一篇采访谈话文章，说他在1928年5月见到

爱因斯坦，後在爱因斯坦的帮助下，曾经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一年(《光明日报》，

1979年3月9日)。



虽然在此前几十年中，他从来没有谈到过曾经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过的经历，包

括当年他在浙江大学的同事王淦昌教授也从没有听说过此事，但是，许良英先生出

於对老师的信任，还是相信了此事。其後，许良英先生认为，无论如何这对中国的

爱因斯坦研究，是一件重要的事，因此，详细研究了这位老先生1949年後填写的多

种履历，并且再次查对了各种记载爱因斯坦在1928年的生活和研究情况的资料，最

後不得不得出否定性结论。



许先生发现，这位老先生在此前和此後填写各种履历时都没有提到此事，甚至没

有提到28年在柏林工作过。他的所有的履历中到只提到过28年在汉诺威工作，28年

10月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而另一方面，在1928年，爱因斯坦几乎病了一年，年

初由於心脏病到瑞士疗养，回柏林後卧床四个月。夏天又到北部海滨疗养，因此不

可能给学生上课。事实上，自从1914年後，爱因斯坦就没有再担任过本科生的教学

工作，他在柏林任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是柏林大学的荣誉教授，并没有正式

开设课程，只是偶尔对研究班做个报告，没有什么卷子要批改。那时，爱因斯坦研

究的是统一场论，其後一直跟随爱因斯坦工作的秘书杜卡斯小姐，和其他四位很有

造诣的数学和物理学家是当时的爱因斯坦的助手。而许先生的这位老师当时刚刚上

大学三年级，不可能对爱因斯坦的研究有什么帮助。他所谈到的“查过资料，进行

过计算，也帮助他改过学生的卷子”，都是不可能的。他所谈到的其它情况和当时

也不符。於是，在九二年纪念这位先生逝世的文集中，许先生建议不要收入这篇不

服合历史史实的文章。



我看过许先生写过的考据这一历史史实的文章，也看过老先生的这篇回忆文章和

他的家属及记者对这个问题的谈话。从史实，从我在大陆生活和与这些知识分子交

往的经验，我相信，许先生讲的是事实。我再次感到，共产党不但打断了知识分子

的脊梁，并且使他们丧失了能感觉到这种断梁的痛感，而且扭曲了他们基本的学术

和道德规范。老先生的文章出现在七九年，也反映了他整个性格被改造的时间变化

。从某些方面也使我们看到，到八十年代社会，知识分子的精神变化到了一种什么

状况。我们能相信这个社会的什么？！



这位老先生，一生中竟然能如此被彻底地改造，固然是悲剧，而对於我们这些晚

辈，就不是改造问题了，我们从懂事时就成了畸形儿，就失去了正常的感觉。我们

这些晚辈曾经兴奋地跟着伟大领袖搞文化革命，参与迫害别人、迫害自己；在八十

年代依然自以为是地认为中国的改革要解决世界文明的精神问题，自以为那种无知

的叫嚣式的所谓文化讨论是百年来的最高峰？其实，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自己

愚昧浅薄，知道自己丑陋吗？



我再次深切地感到哈威尔在九零年元旦文告中所说的:



“当我们提到道德败坏的环境时，我并不是只指那些吃健康食品，从不往窗外望

的特权人物，我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因此我们早已习惯於极权统治制度，接受它

作为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并允许这事实一直运作下去，我们不止是它的受害者，

我们也是它的创造者。



如果我们把过去四十年来的悲伤情况看成是某位远亲送给我们的一件东西，那是

非常不明智的。我们必须要求自己对这个情况负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才

能明白，我们是可以改变这个情况的。我们不能把过错全部推到以前统治过我们的

人身上。不仅因为这是不正确的，而且这么做会使我们低估自己应负的责任，以致

我们不能主动地做出任何自由的、合理的和迅速的抉择。”



我回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北京，见到各类知识分子，留下的和出来的一样，多的还

是毫无反省，还是那么无知而自大，还是忙於各种“市场效应”。



明明如月，何时可辍？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

王淦昌先生是受杨振宁愚弄了



许良英



七月十一日香港《联合报》，以“王淦昌称受人愚弄……”为题发表布了杨

振宁和王淦昌先生关於宽容呼吁书的信件，读後骇异万分，大惑不解。经过反复回

忆思索，并於七月十五日同王先生当面耐心交谈後，问题究竟何在，已昭然若揭。

为了便於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得从历史说起。



一、王先生和我的师生情谊



王先生是我一生最尊敬的老师，也是多次解救我於危难之中的恩师，我们之

间五六年的师生情谊，我引为自豪。一九四二年我大学毕业时，王先生再三要我留

校当助教，做他的研究助手。只是因为我那时血气方刚，执意投身革命，不得不婉

言谢绝王先生的好意，毅然跨出校门，去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两年後日寇侵犯桂林

，我流浪於桂黔边境山区，王先生在报上登寻人广告，召我回母校工作。一九七五

年初，王先生获悉我在农村生活苦难，给我写信，说我以後的生活费由他“包下来

”。从此，他每月从四川用“王京”的名字寄钱给我三十元。当时王先生身处极机

密的核武器研究领导岗位，前几年又挨过批判和凌辱，竟要包下一个在农村“改造

”的“阶级敌人”(我因一九五七年反对反右运动被划为“极右份子”，回老家当了

二十年农民)的生活费，这要冒多大的风险！鉴於王先生不仅在我国科学事业和国际

粒子物理学研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贡献，而且他的高尚品德堪为後人典范，一九八

六年我约胡济民等三位老同学编了一本祝贺王先生八十寿辰的文集“王淦昌和他的

科学贡献”。这项工作得到了普遍好评，并且打破了不准为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公

开祝寿的禁忌，使以後类似的祝寿文集犹如雨後春笋出现於大陆。



一九八九年一月，为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和法国“人权宣言”二百周年，

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我起草了一封致当局的公开信，指出当前“腐败成风，官倒

猖獗、物价飞涨、人心涣散、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面临严重危机”，欲摆脱困境

，必须“使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须“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

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必须“防

止由於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释放一切

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这封於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发表的

联名信上签名的共四十二人(绝大部分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就是由王先生和钱临照

先生领衔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对国是公开发表意见。



二、宽容呼吁书的缘由和签名过程



今年四月上旬从西方友人来信得知一九九五年是联合国宽容年，感到非常高

兴。因为我是研究科学史的，深感宽容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至关重要，早在八零年代

初我即在自己的论文和著作中强调了宽容的历史意义：反观我国传统文化中却缺乏

宽容精神，习惯於定於一尊，强求思想意识的一律。而宽容精神的缺乏，正是我国

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联合科学界和知识界的朋友，发表一

个呼吁书，以迎接宽容年，改变我国传统的不宽容的状况。於是我托人向联合国索

要有关材料，四月下旬读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十几页内部资料，即着手起草呼

吁书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四月二十六日完成草稿，我找了几位

大学时的老同学(也是中共老地下党员)征求意见。他们都很支持，并且对文字作了

些修改。第二天一早我去看王先生，希望像一九八九年四十二人联名信那样由他领

衔。那天他要外出开会，约我八点半去。我向他介绍了联合国宽容年的宗旨和我起

草的呼吁书的内容要点，他都一一首肯。他说签名没有问题，但不能领头，可放在

第五名。我说，我要保护像王丹这样的青年人，可是去年三月起我自己当时常遭到

骚扰，甚至被软禁了三天。现在我也需要王先生来保护。王先生听後动情地说：“

我可以为你的事专程写信给江泽民！”由於他九点钟就要走，我把呼吁书的复印件

留给他，希望他仔细看了後再给我电话。我正要站起来告别，他说，“拿过来，我

签名。”那时呼吁书上已签了三个名，我说：“这几个人都是你的学生，你总不能

签在他们後面吧，”於是他毫不犹豫地在前面空白一处签了名。临走时我还提醒他

，请他抽时间看一看呼吁书的复印件。他干脆地说：“用不着看了，你写的东西都

很好，我完全信得过！”而且还说，“你是好人，我从来都要保护你！”当时我很

受感动，当天的日记上还写上这样一句话：“有这样一位终生爱护我的恩师，是人

生一大幸福。”



这个呼吁书也得到了几位德高望重的知识界前辈的热忱支持，如九十一岁高

龄的老作家楼适夷先生，以敢於直言著称的老翻译家梅宪益先生、伦理学教授周辅

成先生和剧作家吴祖光先生，他们都以为宽容是医治我国社会病态的良药。



鉴於缺乏宽容是全社会的通病，我们不仅要向当局呼吁宽容，也要向社会公

众呼吁宽容。因此，我除了请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知识份子(他们大多是我的老同学或

老朋友)签名以外，还有选择地请一九七八——七九年民主墙时期和一九八九年民主

运动的代表性人物签名。他们共七、八人，多是素质较好而受过不宽容之害的年轻

有为者。他们都主张中国民主化道路必须是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反对搞地下组

织和地下活动，反对搞造反运动，而这些也正是宽容精神所要求的。



在北京征集签名的同时，我给外地一些老同学寄去呼吁书稿复印件，希望他

们签名。可是这些信全被邮局扣留了。十多天後南京一位同学来信说，支部书记找

了他谈话，要他不要在呼吁书上签名，但究竟是什么呼吁书，他完全莫名其妙。



签名征集工作由於受到无端的干扰，不得不於五月十四日提前截止。签名者

共四十五人，其中自然科学家二十一人，社会科学家十二人，文学家四人。四十五

人中将近半数是中共党员，而其中大多数是老地下党员(至少十五人)。五月十五日

我以个人名义分别给江泽民、乔石写信(内容相同)，并附以呼吁书和签名者简介的

复印件。同时我也把这些文件寄给王先生、楼适夷先生等十九位签名者，这些邮件

又全部被扣。



三、呼吁书发表後所受到的压力和骚扰



我们的呼吁书於五月十六日公开发表，当晚“美国之音”播了消息和对我的

访谈。第二天晚王先生给我电话，对“美国之音”播了我们的呼吁书十分不高兴，

说“美国是帝国主义，怎么可以送给他们发表？”我说，这个呼吁书是向全社会呼

吁的，国内新闻媒介拒绝传播，仿效我国领导人常用的“出口转销”的办法何尝不

可，只要他们不歪曲造谣就行了。我估计他已受到了压力。随後我了解到，就在五

月十七日晚七点，核工业总公司(前身为核工业部，王先生曾於一九七八——八二年

间任副部长)一位行政人员(是王先生以前的秘书)找了王先生，要他撤回在呼吁书上

的签名。王先生拒绝了。此人回去後，到晚上十点又叫来核工业总公司办公厅主任

来纠缠王先生，一直磨到午夜十一点半。王先生无可奈何，由家人出来打圆场，写

了几行字，责备自己并未详察呼吁书(他误为致江、乔信)内容，算是交了卷。核工

业总公司官员这种无理行为，不仅侵犯了八十八岁高龄老人必要的睡眠休息权利(犹

如“三反”、“文革”时的“疲劳轰炸”)，而且是对一位有国际声望的老科学家人

格的极大侮辱。这不禁令人想起一九四五年二月重庆文化界三百一十二人(由郭沫若

领衔)联名发表的“对时局进言”的遭遇。这个“进言”系响应中共号召，要求成立

民主联合政府，结束一党专政，取消党化教育，释放一切政治犯。国民党视为洪水

猛兽，迫使少数签名者发表否认签过名的所谓辟谣声明，对不肯就范者以杀戮惩戒

之。浙江大学政治学教授费洛就因於当年三月五日被秘密逮捕杀害於集中营。费洛

教授是王先生同事，深得学生爱戴，当时年仅四十。



五月二十日我去看望王先生，他情绪已恢复平静。我给了他呼吁书定稿和签

名者简介等复印件，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有提任何意见，只是对“美国之音”

突出宣传了他表示不满。交谈中他说了一句“你是造反派”。我说，解放前我确是

造反派，但民主运动不是改朝换代的造反活动，我是要推进中国民主化，不是要造

反。他对此表示满意。看来，王先生所受的精神压力已经过去，我感到欣慰。十多

天後，有记者来电话，说美联社转发了一条关於王先生前几天被警察盘问了七小时

的消息。这显系谣言，为了保护王先生，我即向美联社等几家新闻媒介辟谣。



在五月十七日王先生度过一个不愉快的夜晚之後，第二天来了一批警察“守

护”我们楼门口(我们这座楼有六个签名者)。自从去年三月我们发表改善我国人权

状况的呼吁书以来，这已是司空见惯了。五月十八日下午刘刚弟弟刘勇和原北大技

术物理系学生武运学要求来看我，迄未见影踪。直至一个多月後，刘勇来电话，说

他们那天刚进我们楼的电梯就被警察扣了，他在拘留所关了一个月，武运学至今下

落不明。五月二十一日晚浙大有位研究生(女)找我谈她的毕业论文事，她下楼後被

警察扣留了四小时，直至午夜十二点才放她回去。



五月下旬，宽容呼吁书签名者先後有七人被警察传讯，其中有黄翔、王丹、

刘念春三人至今仍被关押。



呼吁宽容者竟遭受如此不宽容的待遇，完全是始料不及的。为了信守呼吁书

中所说的“避免激化矛盾的极端情绪”，我还是规劝朋友们静观事态的发展，不要

急於作出强烈的反应，自己也没有发表任何抗议声明。





四、王先生是受杨振宁愚弄了！



王先生因呼吁书的签名问题所受官方的精神压力，在我五月二十日见到他时

显然已不再存在，这件事本来已经了结。想不到一个月後，身为美国公民的杨振宁

以其反对中国实现民主化的偏见，故意向王先生传送错误信息，刺激王先生，使王

先生原已平静下来的心情骤然紧张波动，以致难以自制；并且居心叵测地把有损王

先生声誉的私人信件在海外公布，这一巧妙而阴险的绝招，做到了中国某些权贵想

做而做不到的事。



七月十五日同王先生交谈时，我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你是受杨振宁愚弄了

！”王先生承认自己在政治性问题上反映不敏，“是个木头，要不是受你愚弄，就

是受杨振宁愚弄？”我诚恳地告诉他：“我一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除了解放前为了

对付国民党特务)，而王先生是我的恩师，我怎么会愚弄你？”王先生说，杨振宁是

大科学家，最近他送来一本书，书上有人称他为二十世纪的麦克斯韦(Maxwell)。我

说，我无意贬损他的科学家成就，但是怎样做人，又是另一回事。像爱因斯坦(Ein

stein)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人格也是高尚伟大的。而像勒纳德(Lenard)和斯塔克(S

tark)，他们虽都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却都是纳粹的帮凶。又如马可尼(Marconi)

，也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却自愿为莫索里尼侵略阿尔巴尼亚卖命。“六四”後不

久，南开大学出版了一本杨振宁演讲集，扉页竟然是杨振宁和李鹏的合影。对比之

下，李政道不失正直科学家的本色，他为一九八九年五——六月间在北京香山国际

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的论文集所写的序文中，叙述了自己当时所见所闻，最後表明

以论文集献给“六四”死难者。又如，前几年杨振宁竭力鼓吹中国应走新加坡道路

，经济发展不需要民主！针对这种巴结权贵、蛊惑人心的反民主论调，我於一九九

二年写了一篇短文“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指出：按照这种逻辑，我

们应该高呼“希特勒万岁”了。



杨振宁多次自称是爱因斯坦的追随者，而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职位

头衔又是“爱因斯坦教授”，我衷心奉劝杨振宁教授，在为人品德方面也学学爱因

斯坦。爱因斯坦一九五三年写过一封谈人权的信，说“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

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

在犯同谋罪。”这里所说的恶劣情况，主要是指践踏人权的政治迫害。在爱因斯坦

心目中，对这类事件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就已是犯同谋罪；至於那种以自欺欺人

的所谓“爱国”的花言巧语主动助纣为虐的恶行，必遭爱因斯坦忿怒叱责。



王淦昌先生这次所以会不经意地落入别人精心设计的陷阱，表明了王先生的

确缺乏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这是他长期来所处的国防科技系统的封闭环境所造成

的。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他依旧停留在五零年代初“思想改造运动”和“抗美援朝

运动”(一九五二年王先生还曾去过朝鲜战场检测美军投射物的放射性)时的水平。

那时要求人们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

美帝国主义”思想。王先生至今仍称美国为“帝国主义”，称一九四九年以前为“

旧时代”，是不难理解的。王先生认为自己政治上是个“木头”，易受人的愚弄。

情况确实如此。只是应该明白：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愚弄人，更何况对自己的

恩师。王先生是我永远敬爱的恩师。当然，我也永远记取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

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日於北京中关村)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所有的时间均为 北京时间


 
论坛转跳: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Page generation time: 0.592632 seconds ] :: [ 23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