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 阅读主题 - 国家的责任与权力——秦晖、汪晖和温铁军等人在杭州的讨论摘要（一）

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国家的责任与权力——秦晖、汪晖和温铁军等人在杭州的讨论摘要（一）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国家的责任与权力——秦晖、汪晖和温铁军等人在杭州的讨论摘要（一）

所跟贴

铁腕手段极大地降低了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讨论摘要（二） -- Anonymous - (3692 Byte) 2003-6-11 周三, 下午3:11 (184 reads)

贝苏尼
[博客]
[个人文集]

游客

标题: 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是简单要求国家退出，而应促进社会发展？——讨论摘要（三） (171 reads) 时间: 2003-6-11 周三, 下午3:16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是简单要求国家退出，而应促进社会发展？

汪暉：1988年到1989年前后，社会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中国市场制度的一些基本要素形成，第一个是价格改革，当时在价格改革过程当中首先形成了所谓商品价格双轨制度，导致了权力市场化，包括寻租行为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1988年曾经推动过两次价格闯关，这两次闯关都因为引起通货膨胀和社会不稳定，而无法完成。1989年发生了社会危机，很多人把1989年到1992年这3年的调整看成是一个对这之前的市场改革的反动时期。1989年9月国家又重新开始了价格改革，利率，汇率，整个的价格改革就是从这个时期重新启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时期对原来市场化的整顿完成了什么内容。

第一是货币政策成为主要调控手段。第二个是大幅度调整外汇牌价，促进汇率的统一，扩大出口，形成对外贸易竞争以及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也就是外贸体制整个改革了，双轨制的差距也缩小了，上海浦东开始开放了，各地的开发区也出现了。

从1989年到1992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么短的时期里所发生的市场扩张和国家控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个互动关系或悖论关系可以概括为：一方面，没有国家政策的调节、法律体系和政治保障，市场体系的扩张、培育和发展几乎不能想象，没有这些就不存在市场。另一方面，市场体制对国家的依赖，同时也是权力和市场进行交易的前提。原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和市场之间形成奇特的互动关系，我觉得不能完全看作是对立的关系，市场的形成对国家是有所依赖的。所以，现实市场形成的过程事实上是依赖反市场的力量，而国家也相当大程度地依赖市场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例如，1989年以后国家克服合法性危机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市场扩张来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关于国家退出的理论，既不能解释改革以来国家的积极政策比如价格政策，及产业政策下获得的成就，也不能解释在国有资产大规模私有化过程当中发生的严重的权钱交易和社会分化。假定说在自由市场和国家这个二元选择当中，市场形成就一定要国家退出的话，那么我们就既不能解释中国改革过程中市场化的成就，也不能解释市场扩张当中形成的腐败和其他问题。

第二点，我想讲一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能不能构成分析问题的框架。首先在1989年到1992年这个所谓三年调整时期，我们在社会氛围和政治上看到的好像是完全反动的时期，完全旧的形态、旧的手段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重新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是因为旧的体制丧失了它的合理性，新的市场扩张才能够被看成是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虽然政治的结构没有改变，但是它的意识形态几乎丧失了基本的说服力。比如在中美之间WTO协议形成的过程整个社会和知识分子是不知道的，但整个社会都在为之欢呼，很多人认为WTO有助于中国进入一个民主的社会，但是进入WTO的过程是没有什么民主可谈的。认为为未来欢呼的惟一理由就是对过去的拒绝。这也就是说，现实秩序和过程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对旧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拒绝的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原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析方式在这个语境中是很难使用的。

第三个问题我想谈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是怎么被替换的。在80年代社会思潮和80年代末社会运动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推动中国民主化过程的是社会力量。在90年代以后，社会这个概念几乎完全被市场这个概念替换了。社会的变革，法律体系的转换，新的法律体系大规模的出台，推动这个过程的不是社会，而是市场规则。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本身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国家变成了维护市场机制的一个体系，一个按照新的规则来重塑法律的主要执行者了。

1989年以后，程序民主、形式主义的民主等等观念，把大众民主概念与程序民主完全对立起来，并且把社会运动及其实际的变革诉求全部排斥掉，说这是激进主义或民粹主义。知识界取向的变化是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发生的。

在这个意义上，左右两派分歧的要害并不是要不要程序性的民主，而在于什么才是民主的真正的动力。把无论什么样的保护性运动都指责为民粹主义，或者是中国传统的流民文化等等，只是空洞地提程序性民主，那就等于放弃对于民主动力的追寻来推动民主进程。这个进程再好也没有可能自发地实现。

90年代中国知识界进行过对市民社会与中产阶级的讨论，认为这个新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的基础。我们不妨以波兰与中国作一个比较。波兰在80年代社会运动过程中，团结工会在宪章中把工人阶级看成是原来社会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基础。90年代中国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与民主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讨论的核心都是企业、老板、市场。当瓦文萨等代表的团结工会向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转化之后，他们也就不能代表波兰的民主力量了。看一看今天波兰的政治格局，我们还能看到他们的有效力量吗？

在私有化过程中，至少应区分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温州模式，是从家庭、从民间发展起来的小市场。是通过低额利润，制造衣服、鞋子，植根于社会根部慢慢发展起来的私有化。还有一种，实际是非国有化。在非国有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国有资产被非法的和合法的转换为私有财产。这个过程是今天腐败、犯罪和社会不公的最重要的根源。

以广东汕头来看，90年代经济一度发展得很快，主要的原因是走私石油。近几年打击走私以后，汕头发展就垮了。沿海地区走私石油、钢铁等工业原料的过程与国有企业大规模下岗、破产的过程是并行的。他们破产的过程是更为宏观的条件决定的。为什么70年代到80年代前期农村改革取得了成功，但是到80年代末问题不断出现，这并不完全是一个所有制问题，还要放在一个更大的经济环境中来看，比如城乡互动等等。

我认为应该对这个问题做三个区分。第一，应该在自由竞争或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和现代市场经济形成和运营的历史过程之间做个区分。

第二个必须在新自由主义市场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秩序和经济政策之间做出区分。新自由主义要求国家彻底退出，但它的市场秩序和经济政策经常还要依赖国家。它们是密切的伙伴。

第三，必须在市场的范畴和社会的范畴之间做出区分。

按照第一个区分，市场社会和它的规则的形成就在国家干预、制度创制、垄断关系、社会情况和历史事件的交错关系中形成和运行着，自由竞争仅仅构成了非常局部的条件。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不能就等同于否定市场机制。

按照第二个区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国家实行放任自流的政策，也就是放弃国家对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责任，放弃国家调节市场活动的经济手段，现在很多危机比如国有企业、农业危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实际上是政策安排的结果。放弃责任本身实际上是依赖于特定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利益关系形成政策的结果。

按照第三个区分，我觉得市场的规约不能等同于社会的规约，社会民主机制的形成不能等同于完善市场的过程。

我们做这些区分的目的是要形成一个概念：在一个社会里，除了国家之外，社会到底应该作些什么呢？社会需要形成它的一些变革的取向，用这个来推动、逼迫国家来做一些政策安排，朝有利于民主和社会保障的方向发展。

秦：汪暉谈到1989年以后不是一个反市场化的过程，而是用权力来推动市场化的过程。我认为其中的逻辑混乱。他的话可以归纳为：以前我们曾经用政权化私为公，现在我们又在让它行使化公为私的职能。他刚才讲到用国家的权力来推动这个过程。既然这样，那么限制国家权力，不能使之过大就更为重要。

汪：如果只是习惯于认为非白即黑就是逻辑清晰的话，在历史分析中就必定会出现混乱。我的基本观点是，在所谓的市场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国家的角色是没有办法取消的，无论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因此不应是简单的取消国家，或者让它自己退出，而是要改变，要通过什么样的社会力量，让它朝着有利于社会的方向来做。这样，民主的必要性就显示出来了。如果按照让国家退出的模式，那么民主的必要性也不存在了。民主的实践是以社会的自我管理为取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取消政治结构。

（国外代表的插话翻译）：汪暉说在中国，非国有化过程是造成腐败的主要的原因，他认为新自由主义说的只有通过私有化，把国家资产都私有化了，国家就不存在了，腐败也就不存在了……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

（温铁军插话）：我认为应该先把概念搞清楚，我们刚才谈到国家退出与否的时候，引用的是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的概念，而在中国，政府不是一个西方式的守夜人政府，它历来就是一个经济主体。是否从经济领域中退出，取决于是否合算。

汪：对。正因为如此，问题才不能简化为国家是否退出，而是通过何种力量、以何种方式进行民主化改革的问题，即国家职能的改变的问题。安德森先生提到温州模式和非国有化过程中的腐败，是不是温州就没有腐败？当然不是，实际上温州模式实现的过程，早些年被批评得非常厉害。而它的形成过程依赖的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民营经济，是私有的，不是国家的。我刚才说到汕头，走私的多是地方国营公司。中国国营的外贸公司中出问题的非常之多。

（国外代表的插话翻译）：你讲到私有化的问题，没有谈到私有化的利益问题。以阿根廷为例，大的财团想得到私有化的利益，最后政府完全被某些大财团所控制。直到面临经济的崩溃，这些财团又需要政府的救助，我想说的是：私有化就会有这样噩梦般的事情出现。

温：说到政府的进入与退出，如果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把政府作为经济主体而不作为一个行政主体看待的话，那么进入退出这个问题客观上是存在的。

秦：关键要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左派主张的福利国家都是建立在民主国家基础之上的，在没有民主国家的情况下，左派是极端的自由放任者。如果我们把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作为两个传统来看，在经济学早期，重商主义主张干预而重农主义是主张放任的。后来斯密是主张放任的，德国历史学派主张干预。马克思和重农学派以及斯密的渊源很深，对重商主义、德国历史学派都持敌对的态度。当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一个口号就是：他们要走美国的道路，坚决不走普鲁士道路，从今天的角度看，普鲁士是当时欧洲最早的福利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是比较专制的国家。而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但19世纪的美国比较自由民主。在当时的左派（不是自由左派，而是民主左派）看起来，宁可要自由民主，少一点社会保障，也比有社会保障但却是专制的体制要强的多。到了20世纪有了民主国家这种情况就变了，有了民主国家以后左派就赞成福利国家，保守主义就主张自由放任了。但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先要有一个民主国家。

温：后进的工业化国家应该有所不同。对于这些国家，政府作为经济主体、或称国家干预，实际上是进行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最直接的手段，而且也是最有效的。所以无论是俾斯麦，还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还包括拉丁美洲的后来的工业化国家，一旦它想加快工业积累的时候，几乎都是采取国家干预的形式。无论是把它称为集权，还是军事政权，或者是别的什么，表现形式可以不同，但核心内容都是以国家作为主体，以政府直接出面来占有资源，把资源转换成工业化的积累。

秦：转型期国家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反对先发展后民主这种说法。理由就是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相比都是另外一个例子。他们可以扶植大财阀，然后经过一个所谓先发展后民主的阶段，对于这条道路我们且不作价值判断，实际上市场国家一开始就是走私有制市场经济这条道路的，只不过国家在这里面起了产业导向，加速积累的过程。而转型国家不同的就是它先用强制手段化私为公。再用这个手段把公共积累化公为私，它形成的后果和苏哈托、朴正熙那些国家是不一样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于他们那种国家来说，如果不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私有化其实主要就是要解决一个政治和解的问题，不太涉及到经济转轨。但转型国家就不一样了。转型期国家先把老百姓的东西据为国有，假如在私有化过程中，用公正的办法解决还好。而一旦国有财产被少数人悄悄瓜分了，问题就出来了。如果200年后老百姓忘了这件事就罢了，如果没还有忘，社会又民主化了，老百姓有了发言权，那么这就不光是政策和解的问题了，老百姓就要和你算账了。中国如果走上这条路，后果是相当可怕的。同时我要强调的是，即使先发展后民主是有理由的，但先发展后民主和先私有化后民主也是两回事。如果说“先发展后民主”是国家对将来的承诺，即将来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了，反过来再解决国内的矛盾。但假如将来百姓发现国库的东西被个别人瓜分了，也会不答应。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所有的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Page generation time: 0.054505 seconds ] :: [ 23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