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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芦笛:马悲鸣现象与樊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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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芦笛:马悲鸣现象与樊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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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芦笛:马悲鸣现象与樊弓现象 (691 reads)      时间: 2003-6-01 周日, 上午6:52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博讯论坛] 马悲鸣现象与樊弓现象



芦笛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马悲鸣和樊弓都是中文网上赫赫有名的高手。两人既有类似之处,又有截然不同的地方。将两人代表的现象作个比较,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老芦别的不行,但神目如电,判断人的水平如何还是有两下子的。当初我说思云长于叙事,但不懂逻辑思维,根本不能写论说文。此评确为的评,为“评委”易往崇首肯,yqy先生也表示过类似意思。从个人感情上来说,我对马樊都没什么好印象,应该不存在偏袒的问题。所以,自信本人还是具备主观上的能力和条件来作一番中肯的比较研究。



这里的问题,是我只看过樊的四篇文章(也就是撕的那四篇),但看过数十篇马文。从绝对数量上说显然不平衡。不过这似乎也不是问题,众所周知,无庸置疑,老马是高产作家,据他自己说一共写了一千多篇文章,而樊教授是低产作家,所作恐怕不超过两位数。所以,按比例来看,这似乎并不足以造成评价的偏颇。



另外一个问题是教授的代表作《戏侃》我根本就没看过,不过这只会有利于教授。就我批驳过他那些“经济学”语录(见被封锁的拙着《缺乏常识的活标本》)而言,此人连经济学的ABC都不懂,所以不谈对他更有利。所以,此文如有偏颇之处,应该说是偏于教授那边。



话虽如此,本人必须声明,下面说的只是一家之言,绝非什么“盖棺论定”。



总的感觉是,老马尽管毛病百出,毕竟还是个高手,不能算浪得虚名;而教授那种同志居然成了“高手”,似乎只能说明国人惊天动地的愚昧。下面分项比较。



一、思维



两人在思维上的毛病呈现惊人的相似,都是连该怎么进行合理思维的最起码的概念都没有,但这中间又体现了各人的特色。



在以前谈马悲鸣现象的文章中,我曾总结过他的毛病:



1)作者根本不懂形式逻辑为何物,连正常思维活动都无能力进行。常见的错误是自相矛盾,概念混乱或偷换概念,无关类比,等等。



樊教授同样如此。看过我撕马和撕樊的文章的客观读者,应能同意我这事实判断。



2)文章的中心论点可以是常识(=18岁前的偏见)性的错误,而且违背常识(=18岁前的偏见)可以到认为“强奸是做爱”、是“爱了一次”的程度。



樊教授只有更甚。“伪善也是善,伪恶也是恶”、“文明是虚伪”、“民主是丑女爱上假天使”、“常识是偏见”、“人数可以是无穷小量”、“打着善良的旗号作恶是伪恶”等等,简直荒谬到令人无法相信。



必须指出,这还不光是个程度问题。马文良莠不齐,佳作颇多,而我看过的樊文无一不是垃圾。如果从绝对数量上看,老马的垃圾文章绝对比他的多,但按比例看则樊远超出马。樊教授有时甚至每话必错,错误的平均分布密度与发生频率之高令人骇然。如果他有老马那么高产,真无法想像世间会多出多少垃圾来。总之,就我所看过的两人文章而言,教授的文章100%是垃圾,而老马的大概有30-40%是垃圾。



3)充满稚气的直线思维。



这点不用说,是两人的通病。老马的例子我在《评马系列》和别的批马文中介绍过,教授的也在《疗愚篇》里举过例,最典型的当数那斩钉截铁的对“人民当家作主”的“证明”笑话。



4)见木不见林的“隧道眼”。



老马的“杀人工作量论”、“斯大林只杀了200万人”、“装备好、不怕死是评价军队的两条标准”,教授的“人数可以是无穷小量论”,“驳谩骂选圣术”、“民主--专制思维说”等等(请参见被无理封锁的《试接樊弓先生六招》)。



5)引用史料出错频度为一般文章的数倍至数十倍。



这毛病是老马特有的,因为樊教授知识特别贫乏,话题极度狭窄,根本引不出什么史料来。



此外还有一个为樊独有而在马不是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引用荒谬名言作为全篇文章的立论基础。当然老马也常引经据典,多数情况下是卖弄,有时用作论据,但一般不会专引荒谬绝伦的名言,更不会用来作中心论据甚至论点,将其当作大前提,从此出发作“演绎推理”或“飞跃推理”。教授使用“常识是偏见”、“一看就知道”那种名言作为全文立论基础的荒唐例子,在我读过的马文中还真没见到过。



二、见识



两位同志在这方面相比,可谓判若云泥。老马知识渊博,为我远远不及,所以他虽然胡思乱想,思维能力远不如我,但常有刺激人们思索、打开思路的奇谈怪论出来。这些奇谈怪论虽然经不住逻辑解剖,要撕不废吹灰之力,但他的思路奇特,常想到某些一般人想不到的怪事上去,提出或荒谬或偏激然而却是独到的见解。要言之,老马的文章,除了那些出于卖弄人工堆砌上去的典故诗词之类,每句话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而且,老马确有真知灼见。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在《废除帝制80周年祭》中指出,中共一直解决不了接班人危机,连封建帝王都不如。尽管本人年轻时也得出类似结论,而且总结出来的帝制较共制的优越性远比他多(后来写在《评马系列》第一篇中)。但共党特有的接班危机这条的首次发表权当然属于老马。



更重要的是,正如我在《五谈马悲鸣现象》中指出的,老马敢于质疑某些一般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抗战中方死亡人数这个问题就是如此。尽管我能毫不费力地驳倒他的理由(诸如“人命兑换论”、“杀人工作量论”等胡说八道),但我并不能证明中方死亡人数真的就是官方提供的数字。由此导致我想了很多有关问题。



《列宁在十月》中,列主席自以为俏皮地说,一个傻子提出来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答不上来。其实,能看到并提出问题,本身就是种很了不起的本事。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本事,虽然我这“聪明人”能毫不费力地驳倒老马那“傻子”的问题,还可以把他嘲笑得体无完肤,但我并不见得能想到那些问题上去,而且我的驳斥并不等于解答了问题。



樊教授则是那种典型的积极分子,人云亦云,没有一句自己的话。哪怕是那些惊天动地的昏话也是在别人的基础上发挥出来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读他的文章都不会受到任何启发或刺激。相反,你只会似乎听到一张翻来覆去播放的唱片:“资本主义好(或民主制度好),资本主义好,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革命歌曲。那当然也不错,可用不着他来说。



简言之,即使我把老马的文章全撕了,而且撕得无人能驳,但正如老虫所言,其内在价值并不因此消失。反过来,哪怕我不撕樊文,甚至大捧特捧那些宝货,它们也决不会有任何价值可言,正是所谓“速朽之作”。



三、可读性



1)知识含量



马与樊根本不可比。马博学多识,古今中外什么都能乱谈一气;樊似乎只能讲伪“经济学”和体育运动,知识面惊人狭窄,内涵极度贫乏。



2)文字功夫和文学素养



两人根本不可比。马驾驭文字的能力堪称一流,只是常因卖弄与主题无关的历史知识而使文气涣散,文句拖沓,读来没有气势与流畅动感。樊文字枯槁,字里行间毫无润泽感,一望即知此人毫无国学功底,大概连一篇古文或古诗词都背诵不出来。可惜他还常弄点之乎者也在文章中,全不知其实偶而塞进此类点缀也是一种技巧,没有相当造诣莫办,适足弄巧成拙。



3)风格和笔路的多样性



两人在这点上都差不多,风格没什么变化,老是那个调调。老马写的题材虽多,总是“千芳同杯,万艳一窟”。不管他化什么名,我使鼻子一闻就闻出来。倒是老樊因为文字平庸毫无个人特色,如果他化名写作我还未必能认出来。



4)幽默感



我毫不认为老马的玩意幽默。他过去给我寄来书稿,每次我打开看上几行就恹恹思睡。但文学素养甚高的内子坚持认为他的东西很幽默,另外一位我很看重的密友也如是说,所以本人只好认为他的东西确实很幽默。



樊教授的文章如果有人认为幽默,则我无话可说。



四、两个现象出现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马现象与樊现象,那就是,前者是“落后分子现象”,后者是“积极分子现象”。



这里所用的“落后分子”“积极分子”,并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常用意思,不是去研究两人的历史档案,而是指不同气质倾向和由此形成的不同思维习惯。



虽然老马和我红黑有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逆反心理特别强,常与权威格格不入对着干。用后人评司马迁的话来说,是“不与圣人同是非”,不喜欢跟着大众唱主旋律。这本来不过是一种个性倔强,但具有这种气质的同志,常常会出于某种感情原因不服气,去质疑为周围的人虔诚信奉的天经地义。由此便刺激出一种独立思考的习惯来,于是说出来的话都是自己思索的结果,决不会去跟着众人机械地念那本经。



这种人的缺点,是常因环境的刺激说出偏激过头的话来。老马不必说,我也难免这个毛病,只是我没有他那么固执罢了。而且,两人对道义的执着程度也不同。老马为报私仇,不惜为此来个政治立场上的180度大转弯,这种事我是干不出来的。在我,民主制度是痛苦思索后的理智选择,决不会因为私人遭遇便放弃这个基本信念。所以,同样是“民逼儒反”,老马扫荡的是“民运”,我“扫荡”的是伪民运。他为共党尽孤忠,我为民族除共毒。



缺乏合理的思维训练也局限了老马的发展。尽管他能提出许多独特的想法来,具有国人中最难见到的思想原创性,但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进行合理思维,他的思想便不可避免是零碎的,毫不系统的,正如不懂思维方法的老祖宗留下的诸子之书一样。他无法达到应有的高度和深度,根本不具备建立思想体系的能力。而以他的学识而言,本来应该能作到这点。



这个问题在“扫荡”上暴露得最明显。因为出于私仇和思想方法的限制,他的扫荡基本限于针对个人的私德批判,从来没能高屋建瓴,像我那样写出《关于“扫荡”伪民运的战略思考与建议》那种纲领性文献来,从根本上揭穿伪民运的毛共实质。所以,尽管我连一个“民运人士”都不认识,而老马和那些人有私仇,但伪民运人士恨他的程度似乎远不如恨我──我的杀伤力要比马的麻雀战(他所谓“地毯式轰炸”)大得不可胜计。



但尽管动机和思想方法未可恭维,马现象存在的客观价值不能否定。这点我已经在《五谈马悲鸣现象》中说过了,中国需要马悲鸣式的“屁股上的疼”。要打破两千年的官匪两极政治文化,造出多元化的思想繁荣,老马那种专唱反调的“对比色”正是对症良药。



樊弓现象则和马悲鸣现象在实质上完全相反。从他那些文章中足可判断,该同志根本没有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擅长的是积极分子“打顺风锣”那套。这种同志大家在国内大概早就见熟了,便是锣声打得比领导还响亮的好汉。



因此,他说出来的话不但不会偏离“主旋律”,而且只会比那还左还激进(在国外是“右”)。他不但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甚至可以“进步”到否认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差别,否认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有失业现象,否认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任何必要性。我过去曾给他抄了一段美国《时代》杂志上的文章,指出他贩卖的“经济学”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前就过时了。在这种时代还歌颂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超脱于国家干预的自由资本主义,似乎还不能光用智力错乱来解释,恐怕还有相当多的“积极情绪”在内。



因此,樊弓现象的出现,就本质来说,和60年代出现的“雷锋现象”、“王杰现象”、“欧阳海现象”相比,只在于瓶子上的标签截然相反而已。它的出现是必然的,是政治需要的结果。和国内那些积极分子现象一样,它其实是国人智力堕落、政治生态异常的病态产物。



当然,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应该能容纳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并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马悲鸣现象还是芦笛现象,统统都是一种民族病态的反映。中国正在发生意义重大的历史性社会转型和文明转型,出现种种病态,应该说是不可避免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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