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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４２个问题－－与王军涛商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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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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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４２个问题 －－ 与王军涛商榷
封从德
这是一场延迟三年才得以公开进行的讨论，涉及我与王军涛关于六四重大史实的核对与商榷。2000年，我读了军涛在多维上反思六四的文章及其在『大家论坛』上和网友的讨论内容，发觉其中陈述的部分六四关键史实不甚准确乃至颠倒，尤其是说李鹏已经让步而学生不让﹑以及蓟门会议上谁主张撤等几大关节处。军涛此说一出，妖魔化学运者立即拍手称快，纷纷佐其言以为中共开脱，责难学运。作为当事人，对此坐视不言实在是罪过，况且关涉史实之确立，更当慎重而为。史实未清，谬言必兴。于是，6月23日，我致函军涛，提出了我的疑问，愿与他共同堪核史实，以正视听。
最近军涛终于对此有了回应，同意公开讨论我信中所提及的大部份问题，可是，部分问题，依其所言，则暂时保持私下交流，以恐危及他和某些“想过个人好生活的人”的朋友的关系及其团队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待来日时机成熟，再行公布。我原本期望在《新闻自由导报》（军涛任理事会主席）及多维新闻网（其三年前言论出处）上进行公开讨论，主要是考虑军涛和他们关系较近也许较方便，但两个机构均无此意，於是才改在【六四档案】上进行。这也是延到现在才公开的一个原因。
下面公布的４２个问题，其中小部份参考了近三年的新材料，尤其是陈子明的妹妹陈子华与陈小雅关于“社经所”的“三线计划”的辩论中所披露的情况，大部分则出自2000年的信。这４２个问题主要涉及九个方面：
一、学运初期，北高联的成立与社经所的关系
二、绝食前社经所的介入
三、个人发起绝食与社经所和改革派的关系
四、五一八“对话”到底有没有直播？
五、蓟门会议谁主张撤？
六、维宪联席会的代表性与合法性来源？
七、五二七撤退方案是如何提出的？
八、六一绑架事件是否王军涛策划的？
九、六四前一周私下撤离出北京为何没有通知指挥部？
这里特别指出下列最重要﹑外界也最受误导的二点，与军涛商榷：
一﹑谁让步？谁坚持？关于五一八“对话”，军涛一再强调李鹏“与学生直接对话”了，“电视也直播”了对话，且“学生也表示”“符合学生就对话提出的程序性要求”了。言下之意在于，政府已于5月18日满足了学生提出的要求，反倒是学生继续赖在广场（所谓“割据广场”），因此，此后事态的恶化学生该负主责。军涛或许如同国内的大多数民众一般为中共媒体所误亦或是为其记忆所误，然事实是，李鹏只是临时随便找了几个并非对话团的学生来“见面”，而所谓“电视直播”，其实只是后来的剪接片段而已；
二、谁主撤？谁不撤？常和学生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如陈明远才是极力劝广场学生撤退的，其它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王军涛陈子明“社经所”周围的这些，其实才是最激烈支持广场坚守的，包括刘晓波和包遵信回忆、学生的《回顾与反思》、陈小雅的研究及当时的报导等大量资料都可印证这一点，因而军涛有关“蓟门会议”陈子明主张撤﹑陈明远反对撤的说法应该与事实正好相反。而且，广场学生和指挥部并非只有坚守的想法而没有别的策略，反而是上述那些六四前绝对“激进”﹑六四后自称“温和”的知识精英圈子，未见任何决议是希望广场学生撤离的，甚至是拒绝采纳学生指挥部的“空校”撤离计划的；所谓谁谁希望撤离，多是无从考证的私下场合。因此军涛的六四反思中的部份说法不仅是无的放矢，而且也严重误导，虽然这些“反思”很合六四后的潮流和媒体口味，但却与历史事实本身不符，因此也完全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回顾六四，言而有实、政治透明化是这场运动始终的诉求，就此意义而言，六四是场冀望“回到事实本身”的民主运动，因此它所要求的不仅是维护陈述和获知事实的义务与权利的体制，而且呼吁并要求自身，尤其在中国尚未建立此一体制前，具有敬重事实的原则，和公正批评及接受批评的能力。大家知道，我对军涛的某些六四反思方式是持公开批评态度的，主因就是看到其“反思”有不尊重事实乃至扭曲史实而误导读者的倾向。李鹏让步论几乎是所有支持中共的人攻击八九学运言必所引的不实之词，而此不实之词由当事人尤其是被中共“尊称”为运动“黑手”的王军涛说出，无疑的就此坐“实”了。若此非军涛所愿，还望你给予解释澄清。
我素来认同你所强调的“政治责任感”，但我以为，作为六四事件的当事人，如实陈述自己的经历是我们的首要责任，若及评议，也宜由此出发。“天安门母亲”团体的代表丁子霖教授在七年前就倡导：
我们需要的是事实，是原原本本，没有经过任何筛选和加工的事实。
这个事实中共官方不可能向我们提供，但我们能否期望当年运动的
参与者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们向我们提供呢？哪怕所提供的仅仅是单
方面的事实。
出於同样的愿望，八九学运的骨干早在９１年就原原本本地将学运的经过细节花了大量的时间整理公布出来（见《回顾与反思》），大部份当事人还分别有文章或回忆录发表；而令人遗憾的是，你及其“社经所”周围的六四参与者（你、陈子明、陈小平、费远、郑棣、闵琦、刘卫华、刘刚、张伦、白桦等多名社经所专、兼职人员，这些都是在媒体上公开过的）还有关系很近的王丹等人却罕见详细回忆资料，使得在运动中有种种暗中操作的贵所在八九学运和民运史中因相关资料缺乏而被称为“神秘的交易所”。既然，六四后的批评风潮中，你指责某些运动参与者尤其是学生“理想多于责任感”(见其答芦笛的六四反思部份)，那么，将贵所在运动中如何“齐驱理想与责任”的经验公布于众，以资借鉴，以飨天下，岂非民主运动莫大之幸事？其实，一味保持缄默，对贵所并无好处。第一手资料缺乏，以致外界借用旁及的资料揣测贵所确实有将学生推到第一线、而自身却准备和李鹏政府握手言欢，洽谈政治交易的“三线计划”。又如，你称八九年“象王丹，他说他听我的。我必须为此承担责任”，那么擅自违背学运组织决议、以“改革派希望咱们大闹”为由而用个人名义发起的绝食，是不是也是听了你的呢？你是否也准备为此承担责任？又如何承担的呢？作为曾全身心投入过八九学运的亲历者，我个人也对这些可能是背着大家操控运动、完全违背民主原则的疑点表示强烈关注，但无论哪一种情况，证实还是证伪，我都希望看到确凿的事实和证据。
以上认知如有错误，敬请批评指正。
封从德
2003年5月30日
４２个问题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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