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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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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丁玲不简单
——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 (3)
李陀
(本文原是1993年6月11日至14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召开的
“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个人”学术讨论会提交的
一篇论文,此次发表时有若干修改。)
五
以上的评述也许又会给那些坚持压迫/反抗模式的人(这令人想起福柯和他的
批评者的一贯说法)一个口实,说丁玲对毛文体的认同是压迫的结果,是她不能抗
拒延安整风中的政治压力,是无可奈何。
延安整风中当然有政治压迫,王实味之死就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何况还
有使大批知识分子受到不同程度迫害的“抢救运动”。但是,且不说延安整风所
凭藉的政治文化机制是多么复杂,问题是:仅仅靠政治压力是否能使千千万万个
知识分子改变自己的语言而接受另一种语言?蒋介石当年施加给知识分子的政治压
迫并不小,其特务统治形成的恐怖一直延续到台湾,可三民主义话语为什么没有
取得绝对霸权,反而大量的知识分子更加倾向革命,倾向马克思主义?问题显然不
那么简单。一种话语在激烈的话语斗争中,为什么能排斥其它的话语而最终取得
霸权地位?这是由许多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多种社会实践和话语实践在互
相冲突又互相制约中最终形成的结果。毛文体或毛话语形成支配性的、具有绝对
权威的历史也只能是如此。
对于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做具体的描述和分析,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非本文所
能承担。但无论问题多么复杂,我以为毛文体较之其它话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
是研究者绝不能忽视的,这一优势是:毛文体或毛话语从根本上该是一种现代性话
语——一种和西方现代话语有着密切关联,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
这样一个说法很可能被人疑问:毛话语和西方现代话语之间在多大程度上能建立联
系?又如何建立这个联系?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的思路。从这样的思路出发,我们
不仅能对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一个更清楚的说明,而且也许能对整个中国
二十世纪的历史变迁作出一个崭新的叙述。
一般说来,研究者虽然没有直接在文字表述层面上把毛文体/毛话语(它的
话语形式之一即通常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和西方现代性话语对立起来,可在许多有关
论述中把它们看做实际上绝不相容的对立物。例如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一文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此文遭到了许多批评,但批评者往往忽略文中“启蒙”
和“救亡”两个概念的隐喻性。如果贯读全文,李泽厚实际上(不论其有意无意)是以
“启蒙”隐喻对现代性的追求,而以“救亡”隐喻对现代性的拒绝:“如前所一再指
出,与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时代相适应的近代自由、独立、人权、民主等等,在
五四及以后并没有能得到真正深入的研究,并没有对它们做过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的
分析探讨,而是在救亡——革命的浪潮下,一古脑作为资产阶级的破烂被简单地否定
了。(36)这种否定和拒绝不仅实行于社会实践层面上,而且也贯穿于话语实践之中: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经过千辛万苦胜利了,而
作为这些战争的好些领导者、参加者的知识分子,也在现实中为这场战争所征服。具有
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某些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那一点可怜的
民主启蒙观念,而且这种农民意识和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还自觉不自觉地渗进了刚学来
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37)不论李泽厚在这里以怎样的机智运用隐喻或转喻的修辞
手法,其批评的锋芒可以说毫无损伤。考虑到此文发表时的语境,我们都能体会这种
批评的重量。但是,因为论者在全部
批评中坚持启蒙/救亡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就不能不大大简化他所论及的问题,从而
牺牲其复杂性。以“启蒙”而论,由于这一概念在隐喻层面上总是代表论者心目中的种
种正面的文化价值(自由、独立、人权、民主等等),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减弱了、甚至完
全放弃了论述中的批判力。这不仅使李泽厚忽略了近百年来在西方针对启蒙主义形成的
批判传统——海德格尔、马克斯•韦伯、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女权主义理论、
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等——对近现代世界历史所做出的新的叙述,而且很难看到在启蒙主
义/现代性向全世界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扩散中,发生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
东方和西方之间、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现代化及反现代化之间的种种相互渗透、
相互制约的复杂情况。如此,李泽厚就不能不在把启蒙/救亡的对立绝对化的同时,把
毛泽东思想与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对立绝对化。
简单地肯定启蒙主义的研究者,往往不顾一个事实:启蒙主义思想的扩散与资本
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的扩张是同步的;以“现代性”做轴心的世界范围的“现代化”
过程也是与西方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其文化霸权的进程同步的。这使所有“落后
国家”/“东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历史境遇之中:他们不得
不在反帝国主义、反西方文化霸权的前提下让自己的国家加入现代化的潮流。这种境遇
又造成这些国家和民族在话语层面上,与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话语产生种种错综
的关联。印度历史学家帕忒•察特杰(Partha Chatterjee)论述国家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
问题时会有如下描述:国家民族主义“一方面强调落后民族可以实现‘现代化’,另一
方面则又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定位。因此,可以说它生产的话语是双重性的。这个话语一
方面对殖民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则屈从于殖民统治所依赖的思想前提,
即‘现代性’。”(3 察特杰的论述是在反殖民主义的语境中进行的。中国除香港、台湾
之外,总体上并没有被殖民化的历史,情形自然与印度不同。但是,若看到现代性话语的
扩张在世界范围总是与反帝国主义的大历史语境相关,察特杰的意见对我们是有很大启发
的。它使我们把毛文体放到现代性话语的扩张中去考察,并且比较容易看出它的“双重性”:
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标志的种种资产阶级的
文化价值,反对以工具理性做支撑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以及与这体制密切相关的现代
政治、法律制度,反对在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前提下形成的种种对人的支配形
式;另一方面,主张民族独立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主张在传统和现代二分的前
提下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主张大规模的城市化以消灭“城乡差别”,主张大
跃进的、“超英赶美”的高度工业化并且赞美机械化、自动化的物质技术,主张建立以
“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有效的国家机器以实现社会的组织化等等。从一种本
质主义的立场来看,毛文体或毛话语这种双重性(如果考察三民主义话语与现代性话语的
联系,则明显缺少这种双重性。不过,这或许正是它的劣势之处)使它根本算不上一种现代
性话语。然而,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用途。如果考虑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环境给
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种种复杂的压力,考虑到他们不得不在反帝反列强的前提下追求“现
代化”,则在中国生产出这样一种具有双重性的、适应中国情况的现代性话语,并且用它
来推动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这实在是合情合理的。反过来说,一旦这样的话语被生产出
来,知识分子们为它所吸引,并且积极地参与这种话语的生产,也是毫不奇怪的。在这个
意义上,“启蒙”和“救亡”的合奏正是中国式现代性话语的魅力所在。以为这二者本可
以分离,以互不干扰,那只是学理上的冥思,可惜话语实践偏偏不照学理行事,自有其由
来和根据。
对毛文体与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联作批判性的考察,那要做大量的工作,这里
只能把问题提出而已。但这也多少能够回答,为什么在延安整风的话语习得过程中,知识
分子会心服口服地愿意进入毛文体的话语系统,并甘心受其宰制;也多少能够回答,如丁玲
这样有着倔强的个性、一直以反抗现存秩序产生写作激情的人,为什么一旦进入毛文体的
话语秩序就再无反心,一片愚忠。五十年代初,当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制定的第一个五年
计划草案公布的时候,丁玲写下了这样文字:“在火一样的七月中,在庄严的北京城,在
贴近党中央所在地的中南海里,我过着最有意义,最感到充实,一天比一天兴奋,一天又
比一天安定的生活。我好像一个饥饿者,却又觉得食物太多无法消化。我仿佛走入一个开
满了花朵的花园,五彩缤纷,四周都是耀眼的光辉。伟大的祖国前进曲发出雄壮的音响,
振荡在空间。我跟着大家一天一天走进了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什么是透平,什么是滚
珠轴承,……我们从投资计算到产量。我曾经到过工厂,近代化的工业在我看来简直像一个
谜城,四处都闪映着新鲜的奇景。我看到那个像无底洞的大炉,它无厌止的吞食着铁块,
钢水在那边翻滚沸腾。”(39)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还很长,恕我在这里打住。作为一篇抒
情散文来看,这些文字自然都是陈辞滥调,且文笔拙劣。但是,我们能感到其中的真情。
正是这片真情,透露出丁玲是怎样强烈地感受到毛文体作为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性话语的魔力
的召唤。
六
像丁玲这样为毛文体所感召,并且以毛文体参与话语实践,去从事文化和知识生产的
知识分子,多至千千万万。尽管有过多次批判运动,有过反右斗争,有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但是就总体而言,就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在整个民主革命和新中国时期,他们并不
是一生受难的可怜虫,也不只是一些被动、机械的齿轮和螺丝钉。被种种“受难史”掩盖起
来的事实是:知识分子都有过浪漫的、充满理想的“参加革命”的经历,有过“建设共产主
义”的激情,也有过高呼“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豪迈和气慨。这些记忆是不应被抹煞的。
更重要的是,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和生产者,他们虽然一生受制于毛文体,但另一方面,他们
也都为毛文体的再生产贡献了热情、才华和“最美的青春岁月”。即使在他们一生最困难的
日子里,在出卖和被出卖、迫害和被迫害、批判和被批判等尴尬困惑的时刻,许许多多的人
仍然坚持毛文体的生产,并且把检讨、批判、迫害都变成毛文体再生产的特定形式。这些记
忆也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如果说毛文体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话,正是千万知识分
子的智慧和努力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如果说毛文体在现代汉语中所实现的空前大一统的局
面,以其绝对的控制严重妨碍了中国人的思想自由,以致出现了文化和政治上的专制,导致
中国革命最后走向自己的反面,那知识分子曾为这一切真诚地大声欢呼,拍手称快,积极地
投身于这历史过程。这就更不能忘记。不仅不能忘记,对那一段历史作出回应,给予一个与
今天的语境和觉悟相称的回答,恐怕是所有在那一时期生活过的知识分子的不可回避的责任。
回答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但无论如何,以压迫/反抗这类模式去解释当代中国的人和历史,
只能是管窥蠡测,难以有什么大意思。倘真有志于此,恐怕首先要考虑如何找到或创出一套
新的语言,以使我们的思考复杂化,而不是相反。当然这很难,因为我们人人都从出生起就
被种种现成的语言所养育和控制,选择和创造的余地实在不多。
(全文完)
注释:
(36)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1987),第44页。
(3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1987),第35页。
(38)Partha Chatterjee,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Tokyo:Zed Books Ltd,1986),p.30.
(39)《生活、创作、时代灵魂》,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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