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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约翰·卡西迪:马克思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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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约翰·卡西迪:马克思的回归 (719 reads) 时间: 2003-5-27 周二, 上午12:12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马克思的回归

[美]约翰·卡西迪童建挺译此文原载美国《纽约客》1997年10月号。

在许多方面，马克思的遗产被共产主义的失败掩盖住了。而共产主义并不是他关注的中心，事实上，他极少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如何运作，他写下的有关国家消亡等的著作并不是很有用——列宁及其同志们在夺取政权后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马克思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这是他理应得到的一种评价。他在维多利亚时期看到的许多矛盾后来在改良主义政府得到了解决，但它们又如同突变的病毒一样．以新的形式出现了。他写下丁关于全球化、不平等、政治腐败、垄断化、技术进步、高雅文化(high culture)的衰落、现代生存的萎靡不振的性质等动人的段落，现在经济学家们又碰到这些问题，他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步马克思的后尘。

一

与许多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在二三士岁时殚精竭虑思考其新思想，而后又用几十年的时间发展年轻时形成的思想。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中提出的基本见解，最近被詹姆斯*卡维尔再次提出。卡维尔说：“它是枯燥乏味的经济。”对于这一理论，马克思自己的术语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它现在已被广为接受。当保守党人争论福利国家因窒息了私人企业而注定要灭亡时，或者说苏联的解体是因为它跟不上资本主义的效率时，他们使用的正是马克思的经济是人类发展的推动力的观点。的确，正如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爵士在1969年所指出的，就历史理论而言，卡尔·马克思仍在这一领域拥有极多的阵地。希克斯写道，不同凡响的是“《资本论》面世100年后，…其他作品似乎都不该再出现了”。

马克思不是一个粗糙的简化论者，但他确实相信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最终决定了人们的态度和信仰。例如，资本主义使人类自身屈从于贪婪的本性。“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他25岁时写道，“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这样的语言可能有些激烈，但情况有什么变化吗?杂志架上挤满了诸如《金钱》、《财富》之类标题的杂志；们开电视机就很难避开金融建议：沃伦·巴菲特、乔冶·索罗斯之流的成功投机商经常被杂志炒得沸沸扬扬。

马克思同样预见到在许多好莱坞影片所代表的金钱驱使下大众文化的贬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中，他认为一个社会所生产的艺术的性质是当时物质状况纳一种反映。

荷马和维吉尔反映了一种幼稚的、神话的自然观、这在机车、铁道和电报时代是经不起考验的。“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刘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马克思冈道，“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1]

二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与思格斯共同撰写的。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错误预言掩盖了一个将经久不衰的知识成就：马克思在《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如何运转的阐述。与许多同仁不同，他从不低估自由市场的力量。“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更多，还要大。”[2]他写道，“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3]而且，由于始终存在的对新市场的需求“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这一前所未有的生产刺激——在其他方面通常被称为产业革命——并没有被局限在任何个国家。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其所到之处破坏传统的行为方式。“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他写道，“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不单是本地的商人受苦遭殃，整个文化被不断发展的现代化和全球一体化搁到一边。“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他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种世界的文学。”[4]

“全球化“是20世纪末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的时髦词语，但150年前马克思就预见到它的许多后果。现在，资本主义正把世界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市场，欧洲、亚洲和美洲的民族国家正日益发展成为这一市场内相互竞争的贸易集团。约翰·格里沙姆的小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澳大利亚的青少年戴上了芝加哥公牛队的帽子，几乎每一个商人都操着一口英语——金钱的全球语言。偶尔有一些战斗团体——法国农民、英国矿工、美国汽车工人——为其传统利益挑起战火，但其努力总是显得徒劳无功：没有什么能阻挡住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永恒革命。“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马克思写道，“—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5]

全球化开始成为下个世纪最大的政治问题。理查德·格普哈特已经在用“公平贸易”的纲领来竞选总统，民粹主义和排外的政党正在俄罗斯、法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出现。据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俄罗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都将在今后的25年中成为重要的工业力量，这只会给其他发达国家增加竞争压力。即便那些传统上是全球化最主要的捍卫者(理由是它使更多的入受益)的经济学家，现在也在重新考虑它的影响。当代的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比马克思更为枯燥乏味的语言，但他们的中心思想是相同的。“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的国际一体化正在迫使社会改变它们的传统习俗，而反过来、这些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正在掀起一场战斗。”哈佛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在1997年初出版的一本名为《全球化是否已走得太远》的开创性著作中这样写道。罗德里克指出，童工、公司避税和工厂倒闭都是全球化的特征。他没有直接提到马克思——引用他的著作对于一个名牌大学酌经济学家的职业前途是不利的，但他断定不接受全球化的挑战可能导致“社会瓦解”。

三

1848一1867年，马克思在伦敦流亡期间出版了许多经济学著作，以《资本论》而告结束。他说，这本书的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6]。

从某个方面讲，马克思的努力失败了。他的经济学以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的假设为基础、其数学模型被内部的前后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现代经济学家使用的许多概念，如供求曲线、生产函数、博突论，在19世纪60年代还未形成。由哈佛大学教授N．格雷戈里·曼科夫编写的一本新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在800多页中只有一次提到过马克思，而且还是轻蔑地提到。

曼科大引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话、说经济学是“研究日常生活事务中的人的学问”*它回答诸如“为什么在纽约那么难找到公寓?”“为什么旅行者如在周末晚上逗留，航空公司收取往返机票的价格要便宜?”“为什么金*凯利主演的影片得到那么高的报酬?”等问题。

马克思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益是资本主义倾向于垄断(他观察到了那时还模糊不清的现象)，需要强有力的管理。这—“问题后来经过特迪·罗斯褐和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收革得到了控制*仅最近10年来在娱乐、医药、防务和金融服务等各种各样的部门里又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合并浪潮，同时，预算削减和保守的法院裁决削弱了如联邦贸易委员会那样的政府管理机构的效率。除非这些趋势得到扭转，否则最终的结果将是更多的合并，更高的价格，消费者更少的选择。

马克思作为—个经济学家的首要贡献是在经济增长研究中把企处家和赢利动机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对于阅读商业报刊的外行而言，这或许看起来显而易见；但是对于专业的经济学家并不如此。在曼科夫教授讲授的那种新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是人们关注的中心，而企业仅仅是把原料和劳动转变成人们希望购买的商品的“黑箱”。在由这种理论建构出来的世界里，经济以由劳动力的扩充和技术进步的速度所决定的步伐增长，它们仿佛是天赐之物、不受市场力量的支配。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观更为隐晦复杂。在他的模型里，资本家四面受敌，不停地遭受到竞争对于努力进入其市场、抢走其利润的压力。考虑到这种压力。企业不得不通过投资于节约劳动力的机器、强迫其雇员更努力地L作、开拓新产品来降低成本。马克思称之为“积累”的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比以往的社会制度只有更大的生产力的主要原因。在封建时代，贵族消费掉农民创造的经济“剩余”；但在工业社会，资本家被迫把其雇员创造的剩余价值用于投资，否则就有被对手扫地出门的危险。

马克思死后。这种经济增长观大部分被经济学教授们遗忘了，但在本世纪40年代，它被奥地利前财政大臣、后来成为哈佛大学教授的约瑟夫·熊彼特重新起用。他把这种观点称为“创造性的破坏”，近年来，熊彼特的工作得到了一群杰出的喜爱数学理论家的肯定．他们包括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罗默和论敦大学的菲利普·阿吉翁。在这一自称为内生增长理论的领域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常常不把马克思当作他们的精神前辈(这样做会遭到嗤笑)，但他们的模型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其主要目的是说明技术进步怎样从竞争过程中产生．而不是像新古典模式那样凭空而来。

马克思对自由企业的看法同样与当代许多商人的观点一致，而这些商人了宁可挨接也不愿被当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80年代．刚愎自用而又备受尊敬的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小杰克‘韦尔奇改组公司，关闭许多工厂并解雇厂数万名丁人。他这样做的原因对于马克思的任何一个读者都不会感到陌生。1989年韦尔奇在股东会议上说道：“我们所目睹的件件事情向我们汹涌奔来，使骚动混乱的80年代看起来仿佛在海边度过的10年。在我们前面的每一个大市场里都充满了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对于失败的公司和国家并没有安慰奖。”

四

1883年，马克思逝世。在他的葬礼上，思格斯以马克思想必会喜欢的方式称赞他，断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世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7]这并不十分正确、但也不是完全错误的。资本主义当然没有被共产主义取代；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它也没有以马克思所目睹的类似狄更所笔下描述的那种形式生存下来。在马克思死后的一个世纪里，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推行了许多旨在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改革：劳动法、最低工资立法、福利救济、公共住房、公共卫生体制、遗产税、累进所得税等等。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些改良措施会被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他确实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许多这样的改革措施，没有这些改革，很难想像资本主义还会继续存在。只是在刚刚过去的20年电、社会民主主义才遭到了以“经济效率”为名的系统攻击：正如马克思所预见到的，右翼的强烈反对导致了不平等的急剧扩大。1980一1996年，这个国家(美国)最富裕的5％的家庭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L5．3％上八到20．3％，而最贫困的60％的家庭在家庭总收人中所占的比例则从34．2％下降到30％。这些变化代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从穷人到富人的财富再分配——每一个百分点的变化代表了约380亿美元。

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分界线位于那些拥有用于生产商品的机器和工厂的人(“资产阶级”)和唯一可用来交换的资产是其劳动力的人(“无产阶级”)之间。这种划分太过于呆板——它并没有把自雇者、公共部门的雇员、在其雇主的公司拥有股份的工人考虑在内，但毫无疑问，在过去20年间最大的赢家显然是那些控制了生产资料的人——总经理和大股东。1978年，一个典型的在大公司工作的总经理获得的收入约为一个典型的工人的60倍；在1995年，他的收入是后者的170倍。股东的收入也同样惊人，这使不平等更加扩大。据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沃尔夫所说，这个国家金融总资产的一半被人口中最富有的1％所拥有，金融总资产的3／4被最富有的10％的人所拥有。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每10个家庭中有6个不拥有任何股票，而大多数确实拥有股票的家庭，其所有的股票的价值都不超过2000美元。

这些数字表明马克思最有争议的观点——贫困化理论——可能东山再起。正如许多批评家指出的，他并不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水远也不会提高；但他确实说过利润的增加将比工资的提高迅速，因而在长时期里，工人与资本家相比将变得更为贫困，这恰恰是最近20年所发生的事情。1979年，公司部门收入的16％是利润和利息；今天，这一数字是21％。

未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资本能否保持住它在近期的收益。它的答案将决定飙升着的证券市场和其他许多市场的命运。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罢工和最低工资的提高都表明工人正在收复一些失地，但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许多公司能够轻而易举地迁移到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就马克思来说，立场站在哪一方毫无疑问，他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资本家老爷们是不会缺少可供剥削的新鲜血肉的，他们让死人们去埋葬自己的尸体。”[8]

五

或许是由于经济运转良好的缘故，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读马克思的著作。但即使在情况最好的时候，他也能给予我们许多教益，比如提高工人的生括水平取决于维持低失业率这—事实——许多正统经济学家直到最近还否认这一点。马克思认为，工资由于努力向雇主开出低价的失业工人“常备军”的存在而被压低。他说，减少失业大军的人数，工资将会上升，这恰好与去年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自1996年中期以来、失业率平均约为5％，这是它在25年间的最低水平；通货膨胀调整的中间工资提高了1．4%，这是近10年来首次较大的提高。

可能马克思作出的最永恒的贡献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由谁掌握的讨论。这是那些偏爱消费者选择的经济学家几十年来忽视的课题，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最近回到了马克思的主张，即人们被迫作出选择的环境往往正如他们的选择同样重要（譬如遭抢劫的人得到的选择是交出钱或者是被刺伤)。例如在哈佛大学，奥利弗·哈特已经研究出公司如何按照股东、经理和工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来运作的理论。其他经济学家则审慎地考察政治权力的行使。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埃尔赫南·赫尔普曼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吉思。格罗斯曼建构了一个正式的模型，用来阐明在敌对商业院外活动人士的压力下，政府被迫实行破坏性贸易政策的方式。

马克思当然乐意宣布政客们只为向他们掏钱的公司老板说话。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后来他又单独挑出了美国政客，说他们从乔治*华盛顿起就始终“屈从”于“资本家的生产”。看到总统允许声名狼藉的商人进人白宫，以此作为竞选捐助的回报，他根本不会感到震惊。不管他有什么错误，他确实是一个通晓我们的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读。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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