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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起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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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了建造一个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的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必须被对其历史角色的觉悟以及对过去阶级斗争成败的理解所武装起来.以往阶级斗争的胜利和失败铸造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篡夺了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衣钵的斯大林官僚集团极大的犯罪是对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由历史获得的阶级觉悟的暗中破坏.缺乏与共产国际创始者们的目的和纲领的真正联系,斯大林和他的随从们不得不为其自身创立一种虚假的合法性,面目全非地歪曲和篡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术语.
在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国家里,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解放理想被操纵用来服务于官僚政权的镇压、谎言和特权,造成了在工人民众中广泛的士气低落和玩世不恭.1991年,苏联工人没有起来为保卫1917年十月革命所剩存的果实而斗争,这无疑是因为当他们自己的统治者加入了“共产主义死亡”的合唱时,他们看不到为保卫十月革命剩存果实而斗争的出路,也因为基本的亲社会主义的觉悟已遭到了深深地侵蚀.
斯大林主义者不仅通过使工人大众疏远“社会主义”,而且通过玷污每一个革命性的马列主义基本概念的涵义,剥夺了无产阶级自身的历史.为了把反列宁主义纲领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以“马列主义”的名义出售,斯大林及其继承者们不得不伪造历史,并且挖空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真正涵义.于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被改写成“进步人士”和“反动人士”间的道义之争;“统一战线”成为使无产阶级屈从于其阶级敌人的公式.
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发展了一套特别精神错乱的斯大林主义的语言.“资本主义”不再指一种具体的财产关系的形式;“走资派”成为毛泽东在官僚体系中敌手的称呼.学生们被称赞为“无产阶级革命者”,被动员起来在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官僚内战中破坏工人罢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与所谓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使中国与真正的美帝国主义者的修好合理化,而这一修好是在美帝国主义者在其为反对越南革命所进行的肮脏和将要失败的战争的高峰期间进行的.
今天,在中南海中统治的官僚们,争着使其自己和子孙致富,试图成为中国大陆上新的资本主义剥削阶级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却继续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正如他们在俄国和东欧那些把前变形和畸形工人国家拱手让给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同伙一样,中国的统治阶层必须由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来清除.那些今天致力于保卫和扩展由1949年第三次中国革命粉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成果的人们,必须重新拿起曾经鼓舞了那些探索建立一个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利益的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们的纲领和目标.
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不断革命论为资本主义发展来迟的国家提供了革命战略的基石.这一理论预见到了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并且为其所证实.1917年俄国革命是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在革命领导下夺取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革命.在中国,不断革命论,以及托洛茨基随后对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要求中国无产阶级屈从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纲领的有力批判,对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断革命论是由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Parvus)于1904年至1906年间发展起来的.此理论是作为对沙皇下的俄国未来可能的革命进程的预测.最终由托洛茨基定论,这一理论认为俄国革命的性质将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如摧毁沙皇独裁制度,分土地给耕种者,民族问题的民主化解决等),只有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依靠农民的形势下才有可能解决.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把民主的、而且把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俄国革命将是其他地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强有力的推动力,特别是在欧洲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在那里的工人革命会转而提供极为重要的物质帮助,为在俄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打开道路.
1917年二月革命之前,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另有两种观点.孟什维克认为,革命会按不同的阶段来发生: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随后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争辩道,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才有可能,而且必须把他们送上台.
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同托洛茨基的观点更为接近,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一场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提出,所必需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最终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列宁认为这一革命政权将不得不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纲领,但他论证,这一俄国革命将帮助激发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使俄国无产阶级能在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内以社会主义的纲领夺取政权.
1917年成功的十月革命完全证实了托洛茨基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观点.列宁的口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提出建立一个保卫两个不同阶级利益的国家: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1917年4月,列宁摈弃了这一口号.在他的“论策略书”中,列宁说:“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然而,正如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所指出的:
“党在列宁领导下,在较激进的彼得堡委员会帮助下,半实践性地克服了‘工农民主专政’这一纲领的局限性,这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胃口清楚地指向无产阶级政权,尽管在理论上模棱两可,但那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从来没有正式投票采纳托洛茨基正确和必要的不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上的失败和没有能够明确地否定‘工农民主专政’的纲领,成为后来以布尔什维克‘老兵’(如斯大林)姿态出现的势力,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身的革命国际主义前提和涵义进行攻击的渠道.”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致巴西LQB的信,1996年6月1日(国际通讯,第1期,1997年4月)
在1925至1927年间的中国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首先是在季诺维也夫,后在布哈林/斯大林的领导下,重新提出了孟什维克的阶段论,并将这一论点运用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共产国际强加于中国共产党,要其实行解散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中去的政策.虽然中国的领导干部多次地对此提出疑问和反对,他们还是遵从了莫斯科的权威.这一结果造成了革命的血腥失败国民党把中国的工人阶级淹没在血泊中,这是一个斩断了中国工人阶级头颅的大灾难.
对于同这一背叛进行了斗争的托洛茨基来说,1925至1927年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是至关重要的.这使他把不断革命论扩展到俄国之外的国家.中国革命从反面证明了在所有资本主义发展来迟的国家里,不断革命路线是革命变革的必由之路.1927年之后,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的旗帜下,与斯大林篡权者们展开了斗争.
早期共产国际和殖民地问题
当共产国际首次试图回答共产党与东方国家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关系时,这开辟了新的理论区域.布尔什维克对扩展十月革命的期望集中于无产阶级革命迫近可能的欧洲.除了一些个别的情况之外,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传统,而大多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如中国国民党,也是建立不久.在殖民地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本身是新生和幼小的.所以,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早期工作主要针对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用以在共产主义者同第二国际沙文主义的污物间划下一条深刻的纲领上的界限.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采纳的“二十一条”,要求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仅在言辞上而且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每一个解放运动”,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士兵中做系统的宣传,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当时革命斗争已席卷大部分欧洲,列宁和托洛茨基期待无产阶级革命会在较短的一个时期内在欧洲的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成功.共产国际倾向于认为殖民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是在帝国主义中心成功革命的衍生物.1922年12月,在向苏维埃第十届代表大会俄国共产党代表们所作的报告中,托洛茨基断言,“如果单独地和孤立地分析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是绝对没有准备好的.如果孤立地分析这些国家,那么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仍有一个很长的经济发展的可能.但是殖民地属于大都市中心,它们的命运紧密地与那些欧洲大都市中心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五年》[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二卷)
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指出了“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的重要性,“尤其必须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
列宁在他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当讲述组织农民苏维埃的问题时,用苏维埃中亚一部分的土耳其斯坦作为例子.俄国工人统治的成功促进了苏维埃体制在旧沙皇帝国中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地区的建立.列宁做出了更普遍性的断言,大都市中心的无产阶级统治的扩展也许可以使殖民地跳跃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列宁说,“如果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
1920年的提纲用一种相当灵活的形式论述了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提纲断言,“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提纲特别指出,“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思潮作斗争.”
到1922年后期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局势已经变化了.欧洲战后的革命浪潮已经退却.当时,正如新的“东方问题提纲”所指出的,共产党在东方许多国家中已经建立.这些年轻的共产主义组织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的问题需要具体的解答.虽然这一提纲谴责了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但是其“反帝统一战线”一节对于殖民地国家的共产主义前景的问题只提供了模棱两可的答案:
“当在现存的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下,在无产阶级尚不能把其苏维埃纲领的实行作为即刻任务的局限下,无产阶级拥护和促进独立民主共和国、废除所有封建权利和特权、引进妇女的权利等等这样的部分要求”
在批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同时,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清楚地超越了仅仅承认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有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诸如形成军事联盟以抵抗一个帝国主义势力.这一文件建议了一个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围绕民主要求这一最低纲领组成政治联盟的口号.此文件不言明地为殖民地革命提出了一个孟什维克的、两阶段的纲领,第一阶段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斗争(“反帝统一战线”)
从革命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表达的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到随后由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中国推行的全面灾难性的背叛,这当然是一个急剧的下降.但是共产国际的有些领导(如季诺维也夫)已逐步形成结论,认为东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在遥远的未来.早几个月前(1922年1月)进行的第一届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采纳了“远东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其中写道:
“虽然在当前的国际条件下,共产党纲领关于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划分只在某些情况下是重要的,但这种划分,特别是对远东国家来说,必须在近前的未来被视为是有效的,只要这些国家下一个发展阶段是民主的开端和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独立的阶级组织”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虽然几乎没有为在殖民地国家支部的工作提供任何具体细节,但其涵义清楚地从与会代表的发言中体现出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当时已经进入了伊斯兰同盟,萨拉喀特回教会(Sarekat Islam)当萨拉喀特于1921年开除了共产党员后,印尼共产党试图建立他们自己的“红色萨拉喀特回教会”组织,但未成功.印尼四大的代表坦毛卡(Tan Malka)提议建立一个“同革命民族主义在一起的统一战线”,为泛伊斯兰主义做辩护,将其等同于“民族解放斗争”,并试图把印尼共产党加入萨拉喀特回教会合理化.四大文件改变了二大采纳的坚决反对泛伊斯兰主义政策,只是中立性地评述道,“随著民族解放运动的生长和成熟,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的口号将被政治要求所取代.”
重要的是,四大是在共产国际代表说服了不情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搁置其对加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国民党的反对之后的短短几个月举行的.一个中国代表宣称:
“基于反帝统一战线是在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所必需的这样一个假设,我们党已经决定同民族革命党-国民党-形成一个民族战线......如果我们不加入这个党,我们将继续孤立,去宣传一个的确是伟大而崇高理想的共产主义,但不为大众所跟随”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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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 浪子 - (38 Byte) 2002-1-07 周一, 下午3:21 (14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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