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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社会"到"车厢社会"：中国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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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从"黑社会"到"车厢社会"：中国向何处去？ (303 reads) 时间: 2003-5-11 周日, 下午7:15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黑社会"到"车厢社会"：中国向何处去？

作者：旷新年

一、从\"车厢社会\"说起

我最近看到一则报道，在一辆长途卧铺汽车上，两个男人眼看着自己的妹妹和未婚妻被强奸。这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然而，这在今天的中国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怪了。这不是一个偶然和孤立的事件，而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隐喻。余华在改革高潮中发表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北京文学》1987年第1期）用饱含冷峻激情的诗化笔墨描写了类似的目睹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的梦魇般境遇。这种对暴力的体验成为了80年代的\"成人的仪式\"。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噩梦般的\"车厢社会\"。

本来所谓社会，应当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体，但是今天中国随着变态的\"市场经济\"的到来，传统的\"社会主义\"共同体已经解体了。这个社会已经丧失了共同体的特点，没有共同的整体利益存在，成为了一个丧失了共同目标、各奔前程的社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价值追求。如果要把这个已经被破坏和解体了的共同体仍然勉强地称作是一个社会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没有别的合适的名称，我们只好姑且名之为\"车厢社会\"。

\"车厢社会\"是一个临时性和工具性的空间，它具有高度的流动性。由于这种临时性，车厢只不过是一个不同目的的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无法达成任何其他共识。他们既无共同的目的和前途，也无共同的利益和联系。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不同的地方去。他们来到这个车厢，就只是为了各奔前程，\"搭车\"成为了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有了\"搭车\"这样一个普遍的说法，所以，把我们目前中国的处境描述为\"车厢社会\"，我想恐怕倒是合适不过了。在这样一个没有整体利益和共同目的的以\"解体\"为基本特征和前途的\"社会\"里，不仅作为现代传统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体解体了，而且建立在古代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的家族共同体也解体了，甚至现代西方弗里德曼等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的\"小家庭\"的共同体也解体了，连野兽那种动物生存本能式的合群自保的意识也瓦解了，成为了冷冰冰彻底的利己主义，正应了上个世纪传颂一时的那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哥哥不再保护自己的妹妹，男人不再保护自己的未婚妻。新自由主义所宣传的\"利益最大化\"第一次在中国这样一个\"车厢社会\"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出，作为转型社会的中国成了新自由主义\"利益最大化\"完美的\"理想型\"标本。

二、\"车厢社会\"的诞生

我一开始就说明，\"车厢社会\"其实不能被称为社会，因为所有的社会都不能在公开否定自己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不能公开宣称自己是临时性的和私利化的。所有曾经存在过的社会都强调共同体的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都必须强调公共目的以维持这个共同体的生存。如果一个社会公开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为了各奔前程，那么这个社会根本上就不能维持和存在，甚至一开始就不可能诞生。

那么，\"车厢社会\"是怎样诞生的呢？\"车厢社会\"之得以形成，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不是要建立一个共同体，而是为了要解体一个共同体。这得首先从\"车厢社会\"的\"前史\"说起。中国的\"车厢社会\"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为了改掉什么呢？就得进一步追问中国传统社会的\"传统\"是什么？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高度封闭和稳定为特征的集权和平等的社会，\"改革开放\"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反义词是\"闭关自守\"和\"大锅饭\"，它被知识分子描述为一个没有私人空间和个人自由的极权社会。中国的\"改革\"所要改掉的就是这个社会的高度集权和相对平等的特点。对于\"改革开放\"有过很多的描述，一方面，传统的遗产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计划经济和大锅饭；另一方面，改革的目标和解决方案是包产到户、单干、承包、打破大锅饭、分权、放权让利、个体户。自由、民主、多元化、个人、个性解放，尤其是主体性成为了80年代最重要的神话。归根到底，这是一场\"个人\"对于\"国家\"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集中\"，革命的目标是\"分权\"。在80年代，最令人痛恨的词是集体、专制，最美好的词是个人、自由。\"集体\"几乎成为了罪恶的同义词，个人则成为了意识形态的通行证。从人民公社到民族国家，都成为了20世纪末要反对和改革的对象，市场和个人利益成为了完美无缺的意识形态。凡是集体利益、公共性就是打上了罪恶的印记，而个人利益、私人化则代表着先进文化。从80年代潘晓的讨论到90年代当代英雄是雷锋还是比尔·盖茨的争论，在这些讨论和争论中悄悄完成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转换。民族国家、集体利益、公共空间、工农大众都成为了不可实现的乌托邦梦想甚至改革开放的障碍。国家、大众、人民成为了可疑甚至罪恶的名词。对于大同理想的解体和批判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同义词。在这一个毁灭\"公\"和建立\"私\"的过程中，腐败由于有利于共同体的解体而被认为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一句话，\"瓜分中国\"，\"化公为私\"。与辛亥革命\"民族国家\"的启蒙运动和五四的\"个人解放\"的启蒙运动相对照，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摧毁\"公\"意识和建立\"私\"意识的启蒙运动，也就是说，要摧毁\"私\"的意识形态蒙昧状态。因此，这种\"瓜分中国\"和\"化公为私\"的时代狂潮是在一种新的大私无公的意识形态推动下形成的。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是歧异的，但是有一点会是一致的，那就是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代，是一个\"大公无私\"的时代。可是，对于这种现象的评价和看法会是完全相反。大众对此充满怀念，新自由主义肯定持相反的看法。正是因此，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启私有化之蒙：这种不知有私的愚昧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如果路不拾遗，中国人还能够富起来吗？随着对于\"公\"的破坏和\"私\"的建立，中国逐渐成为了一个堡垒化的社会，大私无公，与邻为壑，一个最典型的\"私\"的社会。在\"化公为私\"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车厢社会\"是一个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点的比市场还市场化的社会。从美国跑到香港来坐镇看守中国的改革并且自命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的张五常提出了\"把权力买下来\"和\"用专制的手段搞市场经济\"的策略和口号，它集中体现了\"车厢社会\"的文化霸权。这个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市场社会，它只服从于一条规则，即个人利益的规则。在这里，金钱和权力把一切搞掂。在这里，哥哥可以不顾他的妹妹，未婚夫可以不顾他的未婚妻，所有的人性内容都应该服从至高无上、至大无外的一己之\"私\"，连资产阶级家庭那最后一点可怜的\"公\"也被无情地彻底毁灭了。

三、\"黑社会\"

中国80年代改革要革掉的是一个过于压抑和平等的\"黑社会\"。在这里，\"黑社会\"完全是一个描述性的词，并没有任何道德褒贬的意义。\"黑社会\"不仅完全可以是一个光明的社会，也完全可能是一个高度道德化的社会；而且\"黑社会\"和主流社会的地位也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例如国民党政府败退以后，东北、西南国民党军队的残兵败将就由主流社会变成了\"黑社会\"，正如《林海雪原》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而相反，延安\"边区政府\"则随着国民党统治的结束，由\"边区政府\"上升成为了\"中国政府\"，由\"黑社会\"转变为了中国的主流社会，但是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来说，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仍然是正统和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都是一个反主流文明的\"黑社会\"，直到1972年进入联合国，才开始堂皇步入所谓\"国际社会\"。

\"黑社会\"的特点是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以及由于缺乏控制技术而来的暴力统治。这样一个黑社会，我们在《水浒传》以及历代农民起义的故事中都可以看得很明显：等贵贱，均贫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今天官方宣称要\"与国际接轨\"，自由派则曰\"回归主流文明\"，意思是说，革命使得中国脱离了主流文明的轨道。确实，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所依靠的是哥老会等黑社会基层力量，不仅反对满清政府所代表的中国主流文明，而且也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等世界主流文明。毛泽东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是工农联盟，他把全球划分为\"三个世界\"，认识到自己是被第三世界的小兄弟们抬进联合国的。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革命都建立在共同的\"公\"的基本理念之上。中国传统并不否定个人的价值，但是，\"公\"的价值从来就高于\"私\"的价值，\"公正\"从来就高于\"偏私\"。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指出：\"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 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都企图达到一个平等、富裕、公平的大同社会。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说：\"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知识精英和大众的利益往往是相反的，大众对生活的要求是那么少：\"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助桀为虐、为虎作伥的知识精英以最污秽的唾沫湮没了毛泽东时代，在知识精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炮制出来的\"伤痕文学\"里，那个时代，既无民主，也无自由，甚至没有任何日常生活。这个被认为是空前贫穷、黑暗和专制的时代，广大下层民众却缅怀和留恋，即使知识精英启蒙了二十多年也无济于事。这到底是因为底层民众的愚昧还是由于知识精英的隔膜呢？大众的理想是\"生活\"，而知识分子的理想却是\"自由\"。正如周作人所说的，知识精英在王纲解纽、天地崩溃的时候才会感到如鱼得水。只有天崩地陷、天地玄黄、处士横议的割据混乱的大时代，才是知识精英的广阔天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列国诸侯，朝秦暮楚，合纵连横，纵横捭阖。于是，春秋战国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梦想中永远的黄金时代，能够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知识精英即使不能回到他们理想中春秋战国的黄金时代，也至少对兵连祸结鱼烂河决的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眷怀不已。在毛泽东时代，知识精英不仅丧失了为他们所珍爱的\"个人自由\"，而且还让他们把屁股移到人民群众这边来，在他们和人民大众之间划上了等号，大大地压抑和降低了知识精英的精英地位。知识精英自称为\"臭老九\"，甚至把满腔怨毒发泄在最底层的工农大众的头上，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民国时代\"教授的工资\"。其实，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臭老九\"也仅仅只有与工人农民地位接近的趋势，但是那实际的地位可还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如果有一个知识青年嫁给了农民，就会像人咬狗一样成为新闻。

在这个社会中，最感压抑和不满并且最终使其解体的是权力精英集团。每一次革命都伴随着理想主义的退潮和意识形态的退化而使革命党蜕变成为单纯的执政党，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结果是，借债还钱，坐地分赃。这就是《水浒传》上所说的，\"欲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然而，由于新的社会主义的资源，毛泽东试图突破历史的这种循环规律，打破这种由社会上层独占革命结果的成规，因此提出了\"继续革命\"的口号。所谓\"继续革命\"，就是革命对于自己的革命，也就是打破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形成的垄断革命成果以及社会和权力资源这个必然趋势。因此， 1957年，在反右也就是说反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集团的利益要求的时候，他的同志们毫不犹豫地和他站在一起，而且甚至比他还要更为积极。然而，当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向党内官僚集团发动进攻的时候，他的同志们则跟不上他的思想步伐了，甚至表现出来了莫大的困惑和不解。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刘少奇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又一次反右了，并且大规模无情地镇压对共产党领导不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右派分子。而当毛泽东明确地告诉他的党内同志们，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他们真是出乎意外、措手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的同志们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他们把伟大的中国革命理解成为了传统的\"打江山，坐江山\"；所以，刘少奇等人提出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然而，相反，毛泽东却认为实际上中国革命才刚刚开始：\"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需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掉的一场革命。\"（《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要求他的同志们\"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要\"批评和自我批评\"，（《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泽东所理解的革命就是要真正贯彻自由、平等的原则。刘少奇认为，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然而，毛泽东则要求铲除一切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自有文明以来就存在着的人类社会内部大规模的和制度性的压迫、剥削和奴役现象，要从根本上解放长期以来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劳苦大众，

毛泽东作为一个代表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伟大战略家，面对梁漱溟等民主人士关于共产党\"不施仁政\"的责难，他强调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同样是一个中国，一个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四大家族的旧中国，四分五裂，任人宰割，1937年，在亚洲的一个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的侵略面前节节败退；一个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公无私的新中国，万众一心，扬眉吐气，1950年，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16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三八线。毛泽东因此满怀自信地宣告：\"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在毛泽东逝世的时候，除了在日本和南韩还存在美国的占领军之外，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基本上被赶出了亚洲，中华民族获得了广大的生存空间。用今天自认为是中国最大的知识分子的李慎之的眼光看来，中国除了向美国和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做他们的孙子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然而，毛泽东则认为，中国人民能不能打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主要在于中国人民潜在的力量能不能够得到组织和发挥。因此，毛泽东一直萦绕于心的是工农联盟的基础能不能够巩固，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中国的阶级分化和社会瓦解。他懂得一个两极分化而不是团结起来的中国是没有力量的，只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之下。如果不愿意向帝国主义屈服，中国人民就必须组织和团结起来，创办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发展重工业，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他说：\"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他相信在人民群众中间蕴藏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俗话说，天无二日，人无二王。毛泽东却偏不信这个邪，说我偏要出九个太阳看看。俗话说，\"鸡毛不能飞上天\"。毛泽东说：\"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按语》）毛泽东意识到，中国人民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办夜校，扫除文盲，开展合作医疗，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和制度实验。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仅卫星上了天，而且中国的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了65岁，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而经过毛泽东逝世以后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人均寿命下降了两岁。

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然而，毛泽东却看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个人的不同利益在永远的冲突和运动变化之中，他不是去压抑和掩盖这些矛盾，而是让它们充分暴露和释放出来。他说：\"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一个胸怀中国，放眼世界的伟大战略家，而不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全球化\"压倒的庸俗政客。他对于世界永远充满了矛盾的和辩证的看法。他用\"两大阵营，三个世界\"勾划了世界的基本结构。他既有必要的原则性又有充分的灵活性。1971年，尼克松的来访找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毛泽东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尤其是正在不断发展和成长之中的最广大的工农利益，这就鲜明地区别于官僚主义既得利益集团，并且和这个集团形成了最激烈的甚至于生死的冲突。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毛泽东及其他所代表的人民利益和这种压迫性的官僚利益集团的冲突形成了一种\"全面内战\"的局面。这种既得利益格局的稳固化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和历史的规律，毛泽东企图通过社会主义的平等的思想资源来打破和创新这种利益格局，然而最终这种努力失败了。由于官僚利益集团的分利化倾向，不仅无法为中国创造出一种新的利益格局，而且最终造成了共同体的瓦解和崩溃。\"公\"的理想遭到破坏，私利化的趋势越来越公开化和被正当化，直到最终公开以\"化公为私\"举行\"车厢社会\"的狂欢和盛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英国在16世纪以前也是一个\"民间社会\"和\"黑社会\"，英国的皇家舰队以海盗方式打劫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掠夺来的财物，带有明显的海盗和黑社会性质。英国最终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民间社会\"和\"黑社会\"上升为主流社会。孙中山和毛泽东从民间社会和\"黑社会\"发展和成长起来，最后在国内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且最终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如果给予毛泽东时代足够长的时间，那么毛泽东的中国也就会像英国由一个被压抑的反主流的文明转变成为上升的主流文明，更重要的是，由于毛泽东的中国的成长将改变人类文明弱肉强食的规律，创造出崭新的价值理想和社会形态。毛泽东思想完全改变了人类对于自身、社会、世界和历史的看法，正如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何炳棣所说的那样：\"从客观历史观点看，毛主席无疑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人物。\"只要人类制度性的压迫、剥削和奴役继续存在，毛泽东就永远是人民心中不灭的明灯。也就是说，要消除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只有首先消除人类的不平等、压迫、剥削和奴役。

四、从\"黑社会\"到\"车厢社会\"

\"黑社会\"远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黑社会\"无疑包含了公平和平等的理想和内容，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等级化和特权化的社会，既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平等，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公正。同时，\"黑社会\"是一个高度压抑性的社会。\"黑社会\"是从反抗主流文明的不法不公而起，但是如果它没有足够的理论资源和制度创新，那么也就难以创造崭新的利益格局，导向持久的平等和公正。毛泽东的时代过度否定和压抑了个人的\"私\"，缺乏个人成长和发展的足够空间，它在创造新的理想的人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于人性的压抑和扭曲。无论人们怎样将它理想化，它本身却没有甚至也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机制组织起人民大众反抗官僚利益集团癌细胞式的向人民利益的疯狂反噬，也无法阻止公共空间向\"车厢社会\"转化的悲惨结局。

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都不满\"黑社会\"的过于严厉的道德和平等。知识精英不喜欢\"黑社会\"，因为它不仅没有个人自由、私人空间，而且连一点小资情调都不允许，甚至穿的衣服都是那样单调一致，简直扼杀个性到了极点。这样的社会知识精英不喜欢，权力精英更不喜欢，因为没有为他们的特权转化为金钱留下足够充分的空间。这样的社会不仅妨害了知识精英的个性，而且也严重阻碍了了权力精英充分地将权力转化为可以继承的资本，封妻荫子。知识精英对于窒息性的集权充满了不满，而权力资本化更需要市场，因此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达成了\"改革\"的共谋。

资产阶级是不喜欢\"黑社会\"的，因为交易的原则在\"黑社会\"里不能畅通无阻，\"黑社会\"毕竟是一个社会，而不是一个市场，它不是遵循而恰恰是违背市场和商业的逻辑。如果\"黑社会\"完全暴露在市场里面，遵照商业的逻辑，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出卖他的兄弟、朋友和同志，那么，\"黑社会\"就会一天也不能存在下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黑社会\"是反市场的。只有广阔的市场才是资产阶级的天堂，这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卖的，工人阶级出卖劳动力，妓女出卖身体，知识分子出卖知识，买办阶级出卖国家利益，哥哥和未婚夫可以出卖他的妹妹和未婚妻。

如果理解了\"车厢社会\"的情景，那么也就会明白国有企业失败的宿命。面对三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尤其是其癌细胞式的不计任何社会成本的攫取方式，有机的大家庭式的国有企业必定是要失败的，国有企业所面对的是一个极为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行贿、做假账、偷税漏税；有人说，国有企业是被拖垮的，国有企业不仅要承担巨大的税收压力，而且要承担巨大的社会责任，从子女入学、工费医疗、退休金，到休假、妇女保护，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承担了沉重的社会保护功能。因此，国有企业的被摧毁，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而且也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严重倒退。当前资本对于工人的剥削就好比把工人当成甘蔗，无情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最后工人就像被嚼过的蔗渣一样被抛弃在地上。\"车厢社会\"是一个不承担任何后果的极端不负责任的社会，它彻底破坏了社会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生态环境、文化环境、道德环境，造成了社会的恶性癌变和荒漠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没有像改革意识形态宣称的那样带来效率，只是带来了腐败和癌变。

\"黑社会\"是一个社会，它尽管不同于主流社会的价值或者甚至往往是反抗主流社会的秩序和价值；在强大的主流社会的威逼利诱的包围和围剿下，它需要千方百计巩固自身内部的团结，维护这个共同体的存在。\"黑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最负责任的社会，它与其说是像一个社会，还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家庭。主流社会具有明显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优势，具有绝对优势的可支配资源，\"黑社会\"因为它的反社会性质很难长久维持，\"黑社会\"的维持所依靠的是\"义气\"、\"正义\"、\"公正\"等道德理想。\"黑社会\"在反抗主流社会的同时很容易产生一种自卑感，由此形成一种模仿主流文明的冲动，不断产生像主流社会一样将权力转化为资本的冲动。这种冲动在革命的过程得到了抑制，但不可能永远被压抑。结果往往是，\"黑社会\"也像主流社会一样不可避免地谋求私利和腐化。由于\"黑社会\"没有主流社会法律制度的限制和保护，所以一旦\"黑社会\"丧失道德感，这种腐败便如水之就下，不可收拾。从毛泽东与官僚利益集团的斗争，我们可以看到，官僚利益集团的私利化倾向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最后终于酿成决堤祸水，滔滔不已，压抑得越久，破坏的力量就越大。因此，一旦私利冲动明确化以后，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成为私利的障碍，开始产生了破坏和解体社会的要求。他们产生了既要利用又要解体\"黑社会\"这个体制本身的暧昧矛盾的冲动：只有通过\"黑社会\"的体制，才能最大限度和极端便利地攫取利益，只有解体社会，才能抛弃社会的责任和负担，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黑社会\"必然要创造自己的制度的掘墓人。马克思曾经说，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集中制的\"社会主义\"普遍地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现在，社会的整体利益不复存在了，追求个人的私利，将权力资本化成为了唯一追求的目标，社会成了多余的东西，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从\"黑社会\"到\"车厢社会\"的转化。\"黑社会\"的权力精英一开始往往是具有道德号召力的流氓，而\"车厢社会\"的权力精英则似乎不可避免地沦为彻底的虚无主义流氓。

然而，实际上，\"改革\"并不是完全由上层所推动的，改革开放的界线并不是那么清晰，中国的改革开放既可以从1971年中美关系的松动开始算起，也可以从安徽小岗村农民按手印秘密分田算起，如果从小岗村的按手印算起，那么，这场改革同样具有\"黑社会\"的性质，融入了中国基层最顽强的生命活力。

五、\"车厢社会\"

\"车厢社会\"是一个典型的过渡社会，\"车厢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流动性。它和\"黑社会\"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苏联人后来在反思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改革的时候说，它在不断地发布改革的命令，却从来不告诉你改革的目的是什么，不告诉你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人们总是处在\"改革\"的过程中。这种不受制约的改革形成了\"车厢社会\"的情境。

这样一种社会形态首先特别适应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这里充满了自由、机会和创新，其次，它更适合权力精英的胃口，它可以为所欲为，不必承担任何后果。\"车厢社会\"的动力学原理在于官僚集团内部的\"改革精英\"难以餍足的利益诉求。现存的体制已经无法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冲动，必须通过突破既成体制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车厢社会\"是一个转型的社会，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就需要不断地进行意识形态的调整，而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简直是如鱼得水，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头羊的作用。鲁迅说过，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可爱的小铃铛，把羊群有秩序地带到屠宰场。我们家乡有一个说法，叫做\"带笼子\"，用北京的说法，就是\"托儿\"。为了推动变化，知识分子发生作用的时候就到了。首先，他们把稳定的社会变成了流动的公共汽车，把公民变成乘客，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把大众说服，\"先上车再说\"。车一启开动，社会就就解体了，社会和利益就多元化了，知识分子要求人才流动，要求有个人自由，要求自由选择，要求\"下车\"。权力精英要求权力资本化，权力寻租，化公为私。如果说\"黑社会\"是反主流社会的社会，那么，\"车厢社会\"则是反社会的社会。\"黑社会\"需要有道德的流氓，\"车厢社会\"产生无道德的流氓。反社会的\"车厢社会\"使得流氓化的权力能够无所不用其极，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据估计，以走私为特点的第一轮致富潮，收益不下于5万亿人民币，创造了100万个百万富翁，以利用双轨制官倒为特点的第二轮致富潮同样创造了100万个百万富翁，以地产和股票投机为特点的第三轮致富潮创造了10万亿人民币，创造了200万个百万富翁，以国企私有化为特点的第四轮致富潮可以创造100万个百万富翁。\"车厢社会\"不是一个稳定的公共空间，没有任何的社会保护机制，这是一片法外之地，强奸抢劫，无所不为，强奸抢劫成为了正常和自然的事情。\"改革开放\"是由两大社会主体创造出来的，同时也创造了两大社会主体，他们成为\"车厢社会\"的英雄和既得利益集团。\"车厢社会\"最大的获利阶层是\"腕儿\"，其次是\"托儿\"：一个是权力精英，一个是知识精英，这两个阶层既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又勾心斗角、相互妖魔化。\"权力精英\"在\"权钱交易\"的过程中获得了垄断性的最大利益，而\"知识精英\"则是社会转型不可缺少的\"托儿\"，他们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分得了残羹冷炙和口水钱。而广大工农大众就像经历了一场噩梦，就像在噩梦中经历了抢劫，曾经似乎是社会的主人，噩梦醒来之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我们也可以用别的概念来描写\"车厢社会\"，有的说是强盗资本主义，有的说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有的说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等等。也就是说，\"车厢社会\"奔赴的前途是最原始和野蛮的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强盗资本主义和原始资本主义的情景，正是由于社会的严重分裂，使得人们对于\"黑社会\"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记忆，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伤痕文学\"和\"伤痕学术\"充分发泄了对于\"黑社会\"的怨恨和诅咒，另一方面，中国的下层民众对于官僚阶层和知识阶层形容为\"浩劫\"和\"恐怖\"的年代却充满了怀念和依恋。恐怕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对于那个时代权力精英、知识精英与人民大众的理解是完全相反的，对于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来说是\"浩劫\"，而对于大众来说，是真正的解放；对于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来说，恐怖是新时代的特点，而对于大众来说，恐怖是旧制度的遗传。作为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大规模的制度性的压迫、奴役和剥削，用鲁迅的话说\"吃人\"已经成为文明社会固定的规律，已经成为了主流文明的基本特点，因此，下层民众只有在主流文明和主流社会之外，只有在\"黑社会\"那里才能找到平等、尊严和受到保护的感觉，感受到人类的团结与人性的温暖。\"黑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有赖于道德和恐怖这两种完全不同乃至相反的资源和方式，因此，\"黑社会\"的政治既可能是最人性的政治，也可能是最违反人性的政治。问题在于，道德是最容易腐败的，道德腐败的结果，就是完会依恃恐怖统治来维持，完全蜕变为流氓政治。而这也就导致\"黑社会\"和主流社会无法区分和最终接轨，导致\"黑社会\"的彻底腐烂和被主流社会所同化。

\"车厢社会\"急剧转型，迅速与主流文明接轨。\"车厢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越来越明显地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在今天，中国有一个最流行的口号叫做\"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是一个迅速买办化的过程。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买办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导阶级，主导了社会的利益。因此，越来越明显和不可避免的社会趋势就是权力的买办化和知识的买办化。买办阶级成为了\"车厢社会\"的最大的垄断性利益集团，买办知识和买办学术成为了\"车厢社会\"最时髦流行和最有势力的\"知识\"和\"学术\"。20世纪结束和21世纪的到来，中国的主流学术已经从\"伤痕学术\"发展转变成为了\"买办学术\"。在买办化的过程中，买办阶级不仅彻底出卖了工农大众的利益，而且进一步出卖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仅中国底层的阶级利益受到根本损害，而且中国的民族国家利益也进一步瓦解和被出卖。随着买办化危机的深化，在中国，买办化和民族化的冲突、买办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就成为了最根本、最深刻的冲突。

六、中国往何处去？

在中国，今天汉奸已经成为了一个响当当具有市场价值的出卖灵魂的广告，汉奸论坛成为了知识精英的额手相称的精神聚会的公开场所。并不奇怪，在买办化的过程中，在买办化了的知识界，岳飞被剥夺了\"民族英雄\"的称号，\"爱国贼\"则成为了一个最流行的名词。卖国有功，爱国成贼。

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的买办学者就极力诋毁义和团运动。底层民众自发的义和团运动尽管被清朝官僚政府所出卖，然而却彻底打破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梦想。1900年前后，在中国知识界有过一幅著名的\"时局图\"，这就是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和现状。梁启超和孙中山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痛心于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提出了\"改造国民性\"和\"建立新中国\"的口号。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中国的\"国民性\"，使得中国在1949年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如何炳棣所评论的那样：\"毛主席将一盘散沙、各自为谋、忍辱待毙、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成为艰苦卓绝、急公好义、勤仆俭武、自力更生，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新中国。\"没有毛泽东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理想、没有尊严、没有希望和没有力量的四分五裂的中国。今天，如何将两极分化的堡垒化的中国重新整合成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如何使四分五裂、沦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中国重新整合成为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只有重新高高树立起毛泽东的旗帜，中华民族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理想和灵魂、方向和前途。

和以奴役其他民族和殖民为能事的西方海盗文明相对照，建立在\"公\"、\"中庸\"、\"和谐\"、\"大同\"，以及\"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些理想的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才是真正高度文明的民族。在东方，只有自古以来就出产倭寇骚扰和劫掠中国的日本才能够和西方的海盗文明成为同调。中华民族没有发展出来资本主义，这是中华民族的荣耀，而并不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正是中华文明强大的伦理力量使中国抵御了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的耻辱。实际上，作为海盗文明的西方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从西班牙、荷兰、英国到美国，任何一个以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为能事的霸权都必然被新的霸权所取代。二战以后，美国霸权替代英国霸权，于是美国充当了在全球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来维持其经济霸权地位的战争贩子。

韩德强把金钱比作癌细胞，癌细胞的繁殖能力是最强大的，但是癌细胞完全是利己主义的，它的快速繁殖以毁掉整个有机体为代价。因此，不论西方文明曾经达到怎样的物质辉煌，但是追逐金钱和资本的西方霸权就像被癌细胞侵袭的有机体一样不能够持久。今天跨国垄断资本主义到全球疯狂地寻找最大利润，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以民族国家为基地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全球殖民和两次世界大战，而今天资本主义的扩张已经溢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发展成为跨国垄断的后现代资本主义，\"星球大战\"的概念将把世界大战推进到新的水平。中国儒家的理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而相反西方文明则是《圣经》所体现的\"马太效应\"。西方和中国，一个崇拜强权，一个扶弱抑强，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和和谐发展。西方崇拜强权，于是崇拜像癌细胞一样地扩散的商人利益集团，而中国的社会结构则正好是相反。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利益，中国长期以来就抑制商人的利益，形成了士农工商的合理化的社会结构。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被置于最上层，商人被置于底层。这就好比人是用头脑而不是黑暗的欲望和生殖器官来统帅一个人的身体一样。为了防止有机体的疯狂自噬，就必须有效地抑制而不是鼓励活跃的癌细胞的生长和扩张，因为癌细胞的疯狂扩张和全面胜利就意味着有机体的毁灭。

右派总是诅咒左派的思想，其实应该诅咒的不是左派的思想而是左派的立场，因为左派和右派的思维方式在根本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只是他们不同的立场。右派站在癌细胞的立场上，而左派则是要维护有机体的整体利益。对于买办阶级来说，当汉奸是最有利可图的事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最大化\"，他可以有两个买主，可以收取双份的好处费。然而，对于工农大众来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意味着双重的压迫和剥削。工农大众和民族资本的利益相互冲突，但是他们却同时站在反对买办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正如杨帆所说的，自由派所念的那一套经：自由、民主、人权，我们照单全收不误。13亿中国人，上至党国要人，下至草民百姓，无不向往美国和热爱美国，都不反对成为美国公民和世界公民。可是，当今的全球化却只是资本的全球化，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美国不仅将穷人拒之于门外，而且即使对于国内的人民也要\"查三代\"，只要皮肤颜色不对，就要登记、打手印。所以工农大众别无选择地成为了民族主义者，并且因此和买办阶级彻底划清了界线。在今天的中国，必须分清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必须分清民族资本和国际资本。我们反对流氓政治，我们应当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和一个繁荣、开放的社会，我们一方面要发扬传统文明的光辉，另一方面要吸收西方文明的精髓，我们应当有更多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民主、更多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平等。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我们就必须关注民族的整体利益，就必须打倒破坏和出卖中国的民族利益的最腐朽无耻的买办阶级。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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