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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劉再復: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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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再復: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所跟贴 劉再復: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 Anonymous - (2316 Byte) 2003-5-04 周日, 下午6:51 (16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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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问题与主义”论战十年综述（1990-2000）--ZT (76 reads)      时间: 2003-5-04 周日, 下午6:55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问题与主义”论战十年综述（1990-2000）



马 蓉



近年来，随着胡适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的讨论，也颇受学界注目。据不完全统计，90年代至今，相关论文已有上百篇。



学术界围绕“问题与主义”论战的起因、性质、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讨论中所提出的主要论点有：



一、“问题与主义”论战的起因



对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不满，对北洋安福系的不满，李林1、谭宇权2对此表示赞同。谭宇权并进而提出“胡适是在许多人高谈主义，却无具体改革计划时，又在有一些过激的理想家，将希望寄托在一个未可知的理想未来时，提出‘问题与主义’主张的”。胡适自己认为“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3



对李大钊等的不满。林毓生4认为：胡适不同意他的朋友李大钊等在未经深究之前就草草地接受激进意识形态的作用（激进意识形态此处指无政府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等），他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目的是对他们提出警告：不要把激进主义所提出虚浮概说与抽象名词当作解决中国诸多问题的灵丹。



可见，在起因问题上，学术界对其分歧不大，普遍认为两争的起因在于胡适反对空谈所谓主义，而不研究具体的问题。



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性质



以李龙牧5、张艳国6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一场实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死斗争。在此观点上，倪培强、池中莲7则提出：胡适“问题与主义”观，尽管没有“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公开提出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也不象有人主张的“胡适的‘问题与主义’观，并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从胡适所反对的‘外来进口的主义’和‘根本解决’的观点来看，胡适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因此，这场争论很显然带有一定阶级性，争论双方在观点上也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然而，也有不少学者如项锷8、李林9等对上述观点表示怀疑，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引发这场论战的唯一原因，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胡适论争的唯一对手。如项锷所言“至于说到‘主义’，当时多数人对马列主义并无足够认识，在这种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局面中，单把‘少谈些主义’说成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也不免偏颇，胡适并不反对研究学说和主义，他的文章也是从研究主义而来的，他所攻击的是不作研究，而拿各种主义来吓唬人”。马烈10也认为：胡适撰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而是针对王辑唐奢谈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而发，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大致是不错的，他对唯物史观更多的是从学术角度进行评论的，其中并没有公开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思。李良玉11则认为：胡适批评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政府主义者运用实验主义诠释无政府主义，在胡适看来，这种诠释破坏了实验主义的科学性。



张宝明指出 “两争”是文化与政治歧途的升级，说的具体些，既是渐进主义与革命主义的分化。“两争”是直接影响政治与直接干预政治的歧义，“两争”不可流于表面的“问题与主义”，穷其实质，他是“主义”之间的较量。“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激进派”内部两个走向的深化，前者以杜威的实验主义为依托，代表的是文化启蒙的渐进方向，后者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为背景代表的是政治革命主义的态度12。周谷城13、周策纵14对此表示赞同。于兴卫15联系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争论的焦点和内容、这场争论的后果，将这场论战定义为政治论战。



范耀登16认为论争的双方是对立中有同一，难以定其性质。双方的相同之处在于：细心考察社会的实际情形；研究问题；“学理”、“主义”是考察社会、研究问题的工具；反对空谈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以“历史的态度”引进外来的“主义”和“学理”。这些相同点造成其性质难断。此种观点与B.Schwartz不谋而合。



与大陆学者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的性质的论争相适应，海外和港台学者也发表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贾祖麟17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对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特殊的问题以不负责任的态度作笼统的论述，发动了正面的攻击，反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外在的形式。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18一书，辑录了一些海外学者对两争性质的看法：



林毓生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之争，或主张温和改良的胡适与主张激进的共产党创建人李大钊之争。Mauriee Meisner亦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问题究竟是通过政治革命来解决，还是应该通过缓慢的、进化的和非政治的社会改革来解决。



周策纵：“是针对社会科学方法学上的难题，同时针对在理论和实际改革上的正确态度”而发的。



纪文动认为：是辩证法与实用主义的斗争，由于根本哲学的不同导致胡适与共产党人在许多方面的分歧。



Jerame B.Grieder：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分歧。



B.Schwartz：至今尚未出现对这个问题截然分明的决定性的答案。



台湾学者谭宇权19认为；两争是知识分子（胡适）与政治理想家（蓝、李）之争；主张以理性、科学、渐进的方法救中国与重理论、口号、以及理想之争；重实际与重理想之争；知识性与反知识性之争；理性与非理性之争；改革对抗革命，问题对抗主义之争；注重国情、注重个别问题的逐步解决，与直接援引外国的学理，寻求一次解决之争。



三、“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影响



张同乐20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改良主义与革命主义的斗争，它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裂，根本分歧在于究竟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问题，是改良，还是革命。小田、李进21同意这种观点。张艳国则指出：通过问题与主义论战，从根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驳斥了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2。周谷城23、彭明24对此表示赞同。周谷城强调说：“事实证明：改良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解决中国问题”。



与此观点旗鼓相当的是马烈25的观点，他认为：胡适参与论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宣传他的主义，事实上，争论对提高胡适的声名与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



许华茨26认为“两争”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们（即李大钊或其他自诩的共产主义者）的方案为“终极解决方案”，但也没有指出谁为胜利者 。魏绍馨27的观点也比较折中，他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新人物”内部不同意见的讨论，虽然它带有一定的阶级性，但是争论的结果并不是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的胜利，或哪个主义战胜哪个主义，更不能说是“显示了当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领导作用”，而是论争双方取人所长补己所短，使自己的意见更全面，自然并不是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而依附对方。



四、对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观点评价



谭宇权28认为：其正面价值在于：教人“不要太迷信学理”和“任何学理的产生都有其时代背景”，故它虽然能解决一国的问题，未必能解决他国的问题；主张将任何的学问加以试验，可行了，才能去接受；讲究研究问题的方法，使研究工作不流于空谈；批判地继承外来的学说；认为改革决不是几个方案或一种主义可以获得解决的。高扬29对这种观点表示赞同。



反面价值：他只会一再运用杜威的科学方法解决各种问题；最大的矛盾是：他力劝别人不要谈（少谈）主义时，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全力推销自己信仰的杜威的实验主义。在此基础上，杨国荣30进一步指出：胡适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诋毁各种主义话语（包括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整体性的逻辑思维，反对思想的深度，而竟要求一切努力归还于事实之具体性中，这样，从根本上取缔了思想，更使他本人的思想与某种深度的思想无缘，陷于琐碎具体的众多事务。



“问题与主义”之争已是凝固的过去，但如果从历史遗产的角度去审视就会发现它的历史价值，如果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它的文化价值。近十年来，学者们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抛开那些争论不休的歧见，突破了许多条条框框，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新的探讨，用历史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以往一些观点和结论，把那些本应是题中之义但却被忽略了的问题，重新做出更加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评述，最突出的表现为两争性质的多元走向，使我们对两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为重新审视两争拓展了新的研究视野，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商榷，然而，只要如胡适先生所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就有可能较客观的建构起对两争的认识框架。



注释：



（1）、《重论“问题与主义”之争》载《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 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版p.11-34



（2）、（19）、（28）《胡适思想评论》文津出版社1996年9月版 p.245



（3）《我的歧路》见《胡适文存》（旧版）；又未发表的日记，1922年2月7日，又远流版《胡适文存》第二集第三卷第67-69页，转引自《胡适之评传》美 贾祖麟 张振玉译 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3月版 p.163



（4）《“问题与主义”论辩的历史意义》，《二十一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7月版p.296-303 原载《二十一世纪》1991年12月



（5）《五四时期思想史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p.284



（6）、（22）《五四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反思》 载《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



（7）《也谈“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影响》 载《中国现代史》1999年第8期



（8）《胡适政治思想中的美国情结》 载《中国现代史》1998年第10期



（9）《还“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来面目》 载《二十一世纪》1993年第1期



（10）、（25）《胡适和“问题与主义”之争》载《历史教育》2000年第9期



（11）《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 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1期



（12）张宝明《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 学林出版社1998年1月版



（13）、（23）《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版



（14）《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15）、（29）《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几点思考》 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146 期



（16）《试论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争对立中的同一》 载《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17）《胡适之评传》美 贾祖麟 张振玉译 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3月版



（18）《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版



（19）、（28）《胡适思想评论》 文津出版社1996年9月版



（20）《彷徨与顿悟 一九一九年实录》 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版



（21）《胡适》中国文化巨人丛书 现代卷 小田、季进 团结出版社 1994年4月版



（24）《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26）《剑桥中华民国史》美 费正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



（27）《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评价的历史反思》 载《齐鲁学刊》1994年第1期



（29）高扬 《胡适，盛名之下的思想悖论》 载《方法》 1998年第84期



（30）《胡适》 载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 近代史研究与争鸣》 改革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参考书目：



（1）《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胡适 》沈卫威 湖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



（2）《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 许纪霖 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7月版



（3）《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欧阳哲生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4）《“再造文明”的奠基石——“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大思想家散论》朱文华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



（5）《胡适评传》 耿云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7月版



（6）《二十书记哲学经典文本 中国哲学卷》徐洪广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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