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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善恶常隔一线间──雕像倒下的回声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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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善恶常隔一线间──雕像倒下的回声之四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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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善恶常隔一线间──雕像倒下的回声之四 (1150 reads)      时间: 2003-4-20 周日, 上午6:05

作者:芦笛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善恶常隔一线间

──雕像倒下的回声之四


芦笛


人类与动物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有一种善恶是非感。越是幼稚的民族或人群,这种感觉就越强烈。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判断无非是两种,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后者完全是一种主观判断。

在政治问题上,人类最常见的是问题就是将道德判断(价值判断)和功利判断(因为比较客观,可以看成是事实判断)混杂在一起。在幼稚民族中,道德判断常常压倒了功利判断。在天真的人民,那是一种朴素的感性反应,而政治家们则有意利用这一点,用道德来包装功利的目的。

奇怪的是似乎没有多少人看得出来,就连战争这种赤裸裸的利害冲突,也要给道德判断弄得面目全非。几天前此坛关于战争的谈论就最充份地暴露了这一点。

本来,战争明明是难以调和的利害冲突导致的武力冲突,是最高程度、最高形式的利害冲突,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战争都如此。然而这世上就是有人相信,老美去打伊拉克不是出自谋求利益,而是什么单纯的“正义与邪恶之争”,似乎光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或社会制度的不同就足以、而且应该酿成流血冲突。

这当然不是说战争无正义可言,而是说这“正义”也者,其实是个很难统一的主观认定。例如我说过的英法打中国的战争。如果从西方文明人的角度来看,那完全是文明对野蛮的一种惩罚。

众所周知,无庸质疑,当时的中国完全是妄自尊大的流氓国家,从来不知道在国际上有平等待人这件事,居然规定外来使节见皇帝时必须下跪,把文明远高于自己的国家看成是野蛮藩属。而且,正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要相信“无罪推定”、“公平审判”的鬼子们接受中国野蛮的司法审判又怎么可能?难道人家不该要求“领事裁判权”?我在英国时,看过那儿的右派学者写的谈论鸦片战争的书,人家就一口咬死那是为了争取外交承认的正义之战。难道能说人家一点理由都没有?

更何况中国是野蛮独裁国家,英法是文明民主国家。两国向中国开战之先都经过议会表决同意,而中国方面则由皇帝一人乾纲独断。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那都是民主和独裁、文明和野蛮决战,按今天积极分子们的思路,孰是孰非还用说么?

但如果从中国方面看,问题就截然不同了:咱们又没去招惹你们,就算野蛮落后独裁,与你们有何贵相干?是的,那时咱们不知道平等待人,以为你们是藩属。不过我们从不上你们那儿去,如果你们不上我们这儿来,又怎么会出现侮慢使节的事?这不平等难道不是你们自取其辱?

幸亏这种公婆各有理的事,最后还是达成了国际共识。我在英国时,人家的学者多次主动为鸦片战争的事向我道歉,说那跟黑手党贩毒没什么区别。人家最后采用的价值判断其实也无非就是小民的常识(=18岁前积累的偏见):民间打架,谁先动手谁无理,哪怕是孔子打了盗跖也如此。

在我看来,这就是人类判断战争正义性的唯一可以达成的共识。因此,凡是侵略战争都是不正义的战争,凡是自卫战争都是正义战争。

推翻了这个最基本的共识,则绝对不会有什么世界秩序可言。试问历史上所有的交战双方,有哪一方承认过自己不是为了正义而战?规定先进可以打落后、文明可以打野蛮、民主可以打专制,唯一的作用就是刺激各国开展军备竞赛,免得给打得七窍出血还要让人家骂成是罪有应得的流氓。

遗憾的是世上既有政治家,就必然要有用道义包装贪欲的事,总要把自己为贪婪驱使的行为歌颂为正义之举,哄骗得一众小民跟着起哄,假戏真做到了牺牲自己的地步。这说来真是世上最可悲也最可笑的事。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如此。在此问题上,我完全同意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教导,那完全是逐利之举,没有多少正义可言。

不知道同志们是否还记得大学政治课里列同志给出的“帝国主义五大经济特徵”,其中一条是“世界领土已经瓜分完毕”。此前没有世界大战,无非是因为英法潜心去第三世界掠夺领土资源,不在欧洲生事,这在兵法上乃是避实击虚之举。但德国后来居上,在上世纪初科学技术工业全面赶上超过英国,此时世界领土已经瓜分完毕,要分一杯羹,便只好去太岁头上动土了。这就是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而二战完全是凡尔赛和约引出来的恶果,根本起因还是一战。

当然,这不是说两次大战就毫无是非可言。一战爆发的直接原因错综复杂,实在难以找到一个侵略者。但二战爆发的直接原因一目了然:德国入侵波兰。所以,盟国是正义的。但它的正义性也仅在这点上。

然而西方政治家却绝对不会承认这一点,因为这就意味着无法利用人民内心潜在的悲壮感、崇高感,而那是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所以在盟国一方就一定要把那说成是民主和专制的决战,而在德国那边就要说成是挺身抗暴之举,于是双方的人民都给傻傻地刺激起来,满腔热血都已沸腾,要为“正义”当炮灰。

其实两次大战之所以在专制和民主之间爆发,完全是历史的偶然。英国的传统外交政策,是联合欧洲大陆次强去对付首强,从而维持欧洲均势。所以当年民主的老英要联合反动的封建欧洲国家去镇压民主的法兰西。后来德国国力超过了法国,于是英国外交政策便改为联法制德。这里面完全是精明无比的利害考虑,与社会制度有什么鬼相干?美国人跟着起哄,无非是英美之间那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使然。于是便出现了协约国和后来的盟国中民主国家占多数的偶合。如果硬要说那是两种制度的决战,那为何民主一方要先拉专制的俄国、后拉极权的苏联作盟国?

在确定谁先动手的前提下,判断双方的曲直就是看所犯战争罪行的多少。从这点上来说,德国在一战中首先使用毒气,首先使用潜艇攻击商船,应该判为有罪。但这些手段立刻为协约国使用,所以总的来说,德方在一战中的战争罪行不是很严重。

相比之下,战胜的协约国在凡尔赛和约中犯下的罪行就简直不可原谅。该条约剥夺了德奥所有的殖民地,肢解了奥匈帝国,掠夺了德国的大片领土,把德国武装力量降为连维持国内治安都难以胜任的警察武装,规定莱茵区为非武装区。更严重的是民主的协约国强加给德国根本就赔不出来的巨额战争赔款,蓄意使该国财政破产。这种种民主的胡作非为从道义上根本就无法解释,哪怕是最积极的清流也没那本事。

最恶劣的还是同盟国投降、双方停火后,民主的协约国居然仍不解除禁运,导致奥地利发生饥荒,大批无辜民众活活饿死。协约国的胡作非为导致德国出现内战,骚乱经久不息。法国竟然趁机派兵进驻鲁尔区,开枪射杀无辜民众,公开扬言要杀人立威。德奥人民公投愿意形成一个国家,民主的协约国居然无视民意就是不准,强迫两国分立。就是这些倒行逆施,最后导致希特勒上台,让当年肆意糟践伟大的德国人民的英法受尽报应。

二战中德国日本倒是犯下了无数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和其他罪行。这些事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我就不说了。只是当初和林奸争论,他似乎不同意这点,我才告诉他,如果不是德日犯下那些骇人听闻的大罪,人类也不会破天荒第一次开设了审判战争罪行的国际法庭。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主的英法美并不是为了那些罪行和德国开战的。德国人最为人知晓的罪行乃是迫害犹太人,然后这罪行是在战争爆发前就开始的,世界却对此不闻不问,浑作无事人。除了犹太人势力很大的美国,接纳受迫害的犹太人最多的国家竟然是不民主的中国。甚至在战争后期,希姆莱通过密使向英国提出用犹太人换汽车的计划,还被丘吉尔否决。只是盟军在欧洲登陆、打开集中营之后,德国人的种族灭绝罪行才暴露于天下。因此,所谓“正义与邪恶之战”不假,不过那是事后作的包装。

更足以说明问题的是,盟军犯下的战争罪行也不少。最恶劣的就是使用轰炸大城市民事目标来摧毁对方的士气这种邪恶战略。

这下流作法乃是下流日本人发明的,上海闸北不必说,人类历史上最先被大规模轰炸的城市就是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但在二战爆发之初,德国空军只是轰炸军事目标。因为英国人发明了雷达,德国空军损失惨重,不得已改为夜袭。因为没有雷达导航,一部轰炸机在夜袭中误把炸弹投在伦敦郊区。这立刻给了丘吉尔一个借口,他马上下令大规模轰炸柏林,由此导致双方互炸大城市。但因为德国没有战略空军,自始至终德国始终是挨炸的份。

后来美国参战后,盟军取得了制空权,便滥炸民事目标。正如我在旧作《常识治国与口号治国》中指出的:

二战时英国空军司令海拉斯坚信,轰炸平民集中的大城市而不是军事目
标,是制造恐怖气氛,从而使纳粹德国屈服的唯一办法。为此他坚持轰
炸大城市,甚至把建筑的易燃性作为筛选城市的标准,悍然使用烧夷弹
轰炸汉堡、德累斯顿、乌尔兹堡等大城市,使大量无辜平民死伤、无数
古建筑、文化遗产化为灰烬。只是在盟军在诺曼地登陆后,他屈服于盟
军最高指挥部的压力,才不得已一度把轰炸目标改为炼油厂和运输线路,
短期内便使德军因为缺乏燃料而瘫痪。可尽管实践证明他的理论错了,
他还是坚持他的理论,因为这已经成了一种个人投资,必须坚持到底。
为此他一有机会又恢复了轰炸城市的战略,悍然犯下了轰炸德累斯顿、
乌尔兹堡那种毫无军事意义的民事目标的战争罪行。

公平地说,尽管德国人在东线犯下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他们在西线的表现,大体上比民主的英国人还强一些。战前德国一个化学家在研究杀虫剂时,无意中发明了神经毒气。这是最可怕的一种化学武器,只需微量便能使受试猴子瞬时死亡。这化学家本是个善良的基督徒,但根据法律规定,任何有军事潜力的发明都得上报,于是他只好报告了。德国人从此造出了大量的神经毒气。但他们根本没使用,因为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他们的机械化部队都行动得太快,无法使用难以控制的毒气。

反过来,虽然盟军滥炸德国城市,丘吉尔还觉得不过瘾。他曾经给军方写过一个臭名昭著的备忘录,说要应该使用毒气,而且要百分之百地使用。但此建议未为军方采纳,因为英国人那时只有德国人发明的芥子气。军方认为它的杀伤效果远不如烧夷弹(凝固汽油弹)。

可以设想,如果大独裁者希特勒也有民主领袖丘吉尔那样的铁石心肠,德国给炸成那个样子,他早就动用神经毒气报复了。德国虽然没有战略轰炸机,基本上只有挨炸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但他们发明了V-1、V-2导弹。前者是巡航导弹的祖宗,后者是弹道导弹的祖宗,当时盟军根本没有那个技术能力拦截。据说只需一枚导弹运载的神经毒气就足以灭绝伦敦全部人口。有人也向希特勒这么建议过,但他最后还是没敢下这毒手。

后来盟军攻入德国,发现了储藏的神经毒气,竟然把这连希特勒都不敢用的灭门之物当成宝贝,小心翼翼地运回国去。后来他们虽然把过时的芥子气销毁了,这神经毒气却珍藏不动,直到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公约通过后他们才销毁,那也不过是因为现在有了更加有效的核弹而已。

因此,世间所谓“正义”与“邪恶”之差,往往只在一线间。判断历史政治事件,根本就不可能像我那马师弟说的要做到完全正确,只能看个大方向、大概其而已。只有幼稚天真的同志才会把善恶绝对化,以为世上真有什么绝对的正义,去惩罚绝对的邪恶。

如果谁不明白这点,去看看有关纽伦堡审判的回忆录就够了。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茨发明了潜艇“狼群”战术,击沉了无数横越大西洋的英美商船,几乎使英国失去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英国人恨透了他,准备用违反禁止潜艇袭击商船的日内瓦公约这条,起诉他的战争罪,却为美国人制止。老美告诉老英,他们正是学了老邓这手,才将日本人的海上运输线截断。


然而许多中国人似乎就是不明白这一点,这也毫不足奇。中国人本是一个幼稚民族,共党教育又让咱们变成了劣等浪漫主义者,不但习惯了将某种社会制度视为尽善尽美加以崇拜,而且智力世界变成了非白即黑的两色。过去国内积极分子们崇拜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出国后便把原来的崇拜对象置换为民主制度,照当积极分子不误。在他们,民主社会似乎就是世间“善”和“正义”的绝对象征,正如当年社会主义社会在他们心目中是“善”和“正义”的象征那样。

其实正如老金在线说的,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民主制度也是一样。如我在杰作《盲人摸象说民主》中指出,民主制度虽然在道义上是合理的,但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功利设计,其设计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证社会各阶层、各集团比较合理地、和平地分赃而已。和独裁社会比起来,它无论在道义上和功利上都合理先进优越得多,实现了“利”和“义”的比较理想的统一,但那是比较出来的,是相对意义上的合理,并不是什么绝对的“善”或“正义”这些抽象理念的物化。

更重要的是,在本质上,民主制度只是一种保证权力公平分享的组织方式。它本身并不能决定参与这种组织的人群的善良。一个民主社会是为善还是为恶,基本上是由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觉悟决定的。极而言之,就连海盗都可以使用民主方式结成组织。他们内部可能充满了平等自由,但对外人可就不一样了。

美国南北战争最说明这一点,北方和南方都是民主的,政治主张与实践却一善一恶。南方最后打败了,也并非“多行不义必自毙”,乃是工业不如北佬而已。与其说是正义战胜邪恶,莫如说是工业社会战胜农业社会,跟民主战胜专制就更拉扯不上了。

这就是民主的古罗马和民主的英法为何攻城掠地、犯下了许多罪行的根本原因。尽管它们的社会组织代表了本国的民意,但当时人民觉悟水平很低。古罗马公民根本不把奴隶当成人看待。这传统延续下来,传到美国国父、英法殖民者、一直到南部邦联的民主奴隶主们。

因此,今天我们见到民主社会许多善良合理的方方面面,并不是它优越的组织方式自动产生出来的。在社会组织基本框架上,现在的英国和19世纪时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然而众所周知,无庸置疑,两者的善恶之差不啻天渊。何也?观念进步了也。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民相信自己是高人一等、有天然资格领导落后民族的优越种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族主义。而这就是他们到处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这些历史罪恶是全民主动自觉地犯下的(如果是专制制度,还可以赖在国王头上,唉)。只是后来居上的德国人认定自己才是“主子种族”,让他们吃尽了苦头,于是才造成二战后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在欧洲的空前高涨,导致帝国从根本上解体。

话说回来,能有这种观念上的巨大进步,民主制度虽然不是充份条件,但是必要条件。欧洲特别是英国有着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无论什么反对派的声音,社会上都能听到,我觉得这就是推动那儿的人民的观念进步的最主要的原因。而这种自由主义传统只能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形成并存活下来。

相比之下美国就差多了。在经济上,美国人比欧洲人不知道要自由多少倍,它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为国民提供的成功机会几乎是无限的,是当之无愧的机会之邦,然而在思想上,它的自由主义传统远不如欧洲深厚,这才会有“麦卡锡法案”那种历史污点。这种事绝对不会在欧洲发生,那儿没哪个国家通过过取缔共党的法律,更未动用国家威权机构迫害过左倾文化人。更重要的是,它不像欧洲国家亲身经历了两次大战的惨祸,所以拉姆斯菲尔德那样的新帝国主义者才会当道。欧洲虽然也有主张新帝国主义的学者,但那些人的声音根本就无足轻重。

所以,将“民主”和“善”简单地等同起来,以为民主制度是带来善良与正义的充份条件,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懂得民主真义的人决不会犯这种简单幼稚的错误。他们知道,民主的实施原则在于权力的分散与制约,但这只适用于国内。所以,“民主是善”在国内还能说得过去。但在国际上则不然了。

国际和平其实取决于国与国之间的实力比较。在理想状态下,各国实力均等,形成均势,此时国际之间才有民主可言。如果哪个国家的国力远远超出了其他国家,成为无从制约的力量,那此时就毫无民主可言,任你制定何等完善的程序正义也没用,那些纸上的东西根本就制约不住强权。最近美国藐视联合国这个国际民主权威,肆意践踏由罗斯福、杜鲁门总统发起制定的联合国宪章,不但无视多数国意向悍然入侵一个主权国家,而且竟然悬赏辑拿一个主权国家的首脑和高级官员,干出了连伊朗霍梅尼都没干出来的事,就是最生动的证明。

这个问题也不是没人看出来。记得化外两年前说过,美国在国内搞民主,在国际上搞独裁。确实是这么回事。现在的美国总统,我看当年的春秋五霸也差不离,搞的是“尊王攘夷”“挟民主以令诸侯”。

其实当初联合国成立就露出了强权政治的根苗。安理会的设立,就是典型的大国强权外交,完全是对民主、自由、平等教义的践踏。当然,人们可以争辩说,各国对联合国的财力贡献不一样,贡献大的国家当然就该享有特权。这正好是当年早期民主社会中的保守派的论调,那些人主张,公民必须有一定财产才有表决权。可到现在谁还要敢说这话,恐怕立刻就要变成独裁制度的拥护者。

正因为权力必须由权力来制衡,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强大的民主国家的外交就不可能是内政的延伸,必然要因所向无敌而情不自禁地践踏制度和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搞“国际独裁”的国家的政治家们就必然要拼命自封“正义”、谴责“邪恶”,以“正义惩罚邪恶”的道德糖衣来包装他们实行“国际独裁”的情虚理怯。

伊拉克的例子就最充份地说明了这一点。慈父领袖布总统嚷得最凶的那些罪名,其实美国都逃不了责任。

正如本拉登是中央情报局制造出来的怪胎一样。萨达姆得以上台也离不开老美。当年他加入BAT’TH党,因为犯了颠覆政府罪,被迫流亡国外。如果老美不在中东搅屎,他眼下也不过是个街上的混混。不料中情局策划政变,推翻了伊拉克政府,此公才得以回国,逐渐爬了上去,靠铁腕清洗了政敌,把伊拉克变成了一个近似共党国家的半极权国家。

70、80年代老萨可是左右逢源。在阿拉伯世界中,威信最高的领袖本来是纳赛尔。老纳死后,取代他作为精神领袖的机遇便历史地落到了老萨的双肩。

伊拉克储油量为世上第二,该国有雄厚的经济资源,比埃及可是阔多了。当时伊朗正在闹原教旨伊斯兰教革命,引起了阿拉伯世界的普遍恐慌。伊朗的多数民族是波斯人,跟阿拉伯人不是一个种。阿拉伯世界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多数是世俗国家。如果伊朗搞的政教合一那一套传进来,势必要颠覆阿拉伯的既有政治秩序。凡是共党国家来的人都知道,同教异宗之间的仇恨,常常大于对异教徒的仇恨,共党迫害起自己人来,比整“阶级敌人”还凶。

因此,抵抗这极端伊斯兰教的历史重任,便落在与伊朗接壤的第一线伊拉克的身上。当其时也,老萨真是春风得意:他的军队是阿拉伯世界中最强大的,跟苏联是盟国,也深得恨透了伊朗的老美的青眼,还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一致支持。于是他才一失足成千古恨,动手去打伊朗,一打就是8年,欠下了天文数字的外债。

此时西方对老萨的态度可跟现在完全不同,英美都暗助他去打伊朗。老萨最为人知的罪行是使用神经毒气杀害库尔德人,但一般人似乎忘了,当时那罪行发生的时候,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浑作无事人,根本就没谁出来说句话。现在抖落出历史罪行来,除了两国的实用主义指导下的双重标准(=伪善=善)外,什么都不能说明。

如我的旧作指出的,如果老萨不犯他一生第二个最大的错误去打科威特,则我敢说老美到现在也不会去谴责这个邪恶轴心。但哪怕他和老美破了脸后,他犯下的罪行,老美也脱不了责任。他的第二大罪行是疯狂镇压屠杀南部的什叶派人民。可那事和美国人也脱离不了干系。当初老布什号召人家起来造反,人家响应号召起来了,他却又抛弃了人家,听任老萨用直升飞机把包围在科威特、伊拉克一线的共和国卫队调回去,疯狂屠杀巴士拉等地的民众。现在美国人有脸提这事,倒有点像天安门领袖们宣传当年的英勇事迹一般。

更能说明老美的伪善是他们对库尔德人的态度。谁都知道,“住民自决”是跟着“民主”来的。真正的民主国家,必然要尊重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库尔德人有点像犹太人,是一个没有国家(country)的民族(nation)。历来备受所在国土 耳其、伊拉克、伊朗的迫害。土耳其对他们的迫害,比起伊拉克来并不弱。现在美国“解放”了伊拉克,如果真是为了那个地方实行民主,我看不出来他们为何不像支持犹太人复国那样,支持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诞生。但土耳其是美国的铁杆盟国,他们最怕的就是库尔德人占据了吉尔库克那油都,变成一个具有强大财力的独立国家。因此,看来老美为了实际外交利益,不能不牺牲原则并牺牲参与“解放”伊拉克的盟军库尔德人。

其实眼下有个最能检验美国人的善是真善还是伪善的机会。前两天电视上说,叙利亚提出一项联合国动议,让中东所有国家全部销毁大规模杀伤武器。这一招真是聪明之极,是外交上难得见到的漂亮之举。从道义上来说,它完全是正确的。老美绝对想不出否定它的道义借口来。但如果同意,那无疑就等于解除以色列的核武装,国内的犹太人肯定不会同意。更重要的是,此举是真正的外交上的pre-emption, 剥夺了美国以类似借口侵略该国的口实。所以,我真想不出来老美怎么接这招。不过这倒是检验他们的“正义”的大好机会,天下人拭目以待。

其实,老美在外交上的伪善,比起英国前辈来还算不了什么。当初一战时双方相持不下,英国特别盼望美国参战。威尔逊总统是个理想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的计划,包括成立国联,允许殖民地民族自决等等。英法满口答应。但等到后来开巴黎和会,英法却将这“民族自决”原则高选择性地使用在同盟国身上,使之成了掠夺德奥殖民地、肢解奥匈帝国的“正义”借口,而们自己的帝国却因此而变得更庞大。

这些事实说明,不能因为一个国家是民主国家,就使用党文化训练出来的那种思维方式,认定它干出来的一切事都是合理的、不可质疑的,大众只有能欢呼拉姆思想伟大胜利的份。

写到这里本还想接着写下去,但突然觉得意兴阑珊。今天看了下跟帖,发现几乎没人看懂。随便以为我是想证明越是民主国家越有侵略性,老马以为我是说“有强权无公理”、规则是强者制定出来强加在弱者头上的(那请问老美为何还会违反联合国宪章?),淮夷的问题只说明他连“程序是达成共识的正义感的法理化”都不明白,连联合国成立就是为了制止侵略都不知道。那些无法驳倒我文中列举的铁的历史事实,只会讽刺恶骂的人就更不必说了。

其实如果我们胆敢忠于真实,就不能不承认,美国在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便决定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以提前结束战争,减少部队伤亡,而希特勒面临灭亡都没有狗急跳墙,用毒气导弹袭击英国,至少在这事上,前者比后者干的事要不体面得多,尽管老芦恨透了日本人,觉得他们活该,不过吾恨日本,吾更恨违背truth。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作者:芦笛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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