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 阅读主题 - ZT　中国人民争取宪政民主的历程（２０世纪前半）

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ZT　中国人民争取宪政民主的历程（２０世纪前半）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ZT　中国人民争取宪政民主的历程（２０世纪前半）

所跟贴

ZT　中国人民争取宪政民主的历程（２０世纪前半） -- Anonymous - (23650 Byte) 2003-4-17 周四, 上午9:23 (181 reads)

xbox
[博客]
[个人文集]

游客

标题: ＺＴ　中国人民争取宪政民主的历程（２０世纪下半） (73 reads) 时间: 2003-4-17 周四, 上午9:26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自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至今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追求宪政民主的努力。具体的事例数不胜数，大的事件至少有五波：第一波是1957年的右派向中共进谏事件（史称“反右运动”）；第二波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第三波是1978—1980年的民主墙运动和1980年高校民主竞选运动；第四波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第五波是1998年持续至今的“民主党”事件。至于这五波中间发生的中波和小波，就不胜枚举了。关于第一、二、三、四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已有大量专著加以记载和评论；关于第五波的专著，我还没有看到过；但是我想很快就会有的。因此，不需要我来多加论述，只要把大致的线索描述一下就可以了。

第一波：1957年右派向中共进谏事件。这一事件已过去40多年了，当事人有不少已作古了。好在留下了大量文字材料，使后人了解起它来不致于太困难。从已公布的材料来看，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一，这一事件是毛泽东和中共引发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件“引蛇出洞”的“阳谋”。其二，在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中，有一些并不真是右派，有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还是地地道道的左派，只不过是在中共召开的会议上按照党的要求，给党或基层党的官员提了一点小小的意见而已。据说有人连意见都没提，只是因为基层党委要完成打“右派”的指标；或者在会议中间忍不住去了一趟厕所，就被打成“右派”。这些都不在本书的论述之列。1957年的2、3月间，毛泽东相继发表了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开表态动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党提意见。之后不久，《光明日报》编辑部改组，4月1 日，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储安平就任总编辑，取代共产党员常芝青。在一系列信息的鼓动下，后来被中共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纷纷出来“鸣”、“放”。较著名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后被称为“章罗联盟”，实乃无稽之谈）、储安平、浦熙修、章乃器、徐铸成、费孝通、曾昭抡、钱伟长、吴景超、黄药眠、叶笃义、潘光旦、钱端升、沈志远、陈仁炳、彭文应、孙大雨、陆诒、王毅斋、马哲民、韩兆鹗、潘大逵、谭天荣、林希翎、葛佩琦、李慎之等。如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时任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的章伯钧在5月21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发言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这就是著名的“政治设计院论”。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则在3月份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中共在干部使用上存在“宗派主义”的错误。他还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他的这个主张以后被称为“平反委员会论”。储安平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指出，党群关系不好的“关键在‘党天下’”。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他的言论当然被称为“党天下论”。其他人也都发表了不少中肯的意见或建议，如提出应对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不合理的制度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应该加强民主建设；思想应绝对自由；应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反对外行领导内行等等。这些意见与建议，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来看，都是合乎情理的。但却遭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的严厉打击。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在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运动中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划定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53万多人（有人说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现今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当年就曾被打成右派，在被记者问到当年的感受时，他答道：“因为这种经历十分痛苦，所以不愿回忆！”（大意如此）当时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并规定：在农村中，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不叫右派分子。由此可见，划右派仅限于知识分子之内。而当时全国的知识分子才不过五百万人；也就是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已占到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还要多。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没有人再提意见。

通向‘大跃进’的道路打开了。

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打开了。”

（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P542）

第二波：1976年的“四五”运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后，中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接连不断地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如：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1962年9月至“文革”的“四清运动”和1966—1976年延续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中共党内的左派分子（以毛泽东为首）发动的这些政治运动搞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终于在1976年初以周恩来去世为契机爆发出来。因其于4 月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镇压，故而史称“四五运动”。这场运动名义上是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实质上是反对左倾路线，要求民主与法制，要求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早在“四五”运动之前，全国各地就已有不少人站出来公开声讨以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中共党内的极左势力。如发生在1974年11月广州市北京路的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事件（最早提出“民主与法制”）、1976年2月重庆钢铁公司的白智清张贴大字报批判极左思潮事件、1976 年2月北京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窦守芳张贴小字报痛斥“四人帮”事件以及稍后发生的太原杨国珍张贴大标语、哈尔滨何庆华发表公开信、福州刘宗利的大字报事件、武汉锅炉厂200多人召开大会指名批判江青、张春桥、贵阳制药厂李洪刚等7 人的大字报事件等等。“四五”运动实际是在3月下旬从江苏南京最先爆发的，随后，幅射到全国各地。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还要数北京。仅4月1日至4月5 日，北京地区自发的参加者就达到几十万人。由于运动的矛头直指毛泽东的夫人、宠臣以及由毛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晚年的毛泽东在听完汇报后，当即将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活动，(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悼念周总理，是反对我老毛，骂我秦始皇、我比蒋介石还残暴。炮打江青、春桥、洪文，他们的总后台就是我老毛。”)并下令进行镇压。于是当局出动了警察和工人民兵，手持警棍和大棒，对运动的参加者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之后的一段时间还搜捕了许多运动的参加者。“四五”运动虽然被压制下去，但此后仅半年，毛泽东就去世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邦”被捕并受到的审判，“文化大革命”随之告终。

第三波：1978—1980年的民主墙运动和1980年高校民主竞选运动。1978年11 月“四五”运动（当时又称为“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和当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之后，从1977年初就已出现的大字报骤然增多。其内容也发生了转变，在陈述个人不幸和申诉家庭冤屈的大字报中开始出现表达政治意见的成份。起初，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对此是支持的。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写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见197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第1版）1978年12月初，邓小平在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上又表示：“大字报运动会继续，因为那是件好事。”邓的讲话公布后，出现了一波政治参与的热潮。北京发生了人数达到两万的政治集会，上海的政治性集会规模据说最多时达到15万人。集会群众强烈地要求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大力推进民主改革。随后，自发结社和民办刊物大量涌现。第一份张贴在位于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的民办刊物是《四五论坛》（1978年12月26日），紧随其后的是《今天》、《群众参考消息》等。到民刊的全盛时期，全国共有民办刊物60多种，仅北京地区就有40多种（还不算各大学学生社团创办的刊物）。这些刊物对民主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为以后的民主运动提供了大批人才。初期的民办刊物的编辑部往往也就是社团，而自发成立的社团也都拥有同名的刊物。最早的社团是贵州启蒙社（1978年10月成立）和北京的“中国人权同盟”（1979年1月1日成立）。此后还有“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等。政府起初的态度是既不予以登记也不予以取缔，使之处于一种半合法状态。之后不久，邓小平的态度的转变，他在197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说，“四大（注：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从来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并要求司法部门从重处理，3 月6日和3月29日，上海和北京先后发出地方性的“通告”，禁止在公开场所和建筑物上张贴大字报，不准出售“反动”书刊；其后全国其它地方也相继颁布了同样的规定。最后，中共以镇压手段（将魏京生、刘青、任畹町、徐文立等人判刑）和取消宪法中的“四大”权利，强行将其禁止（外省市的民刊一直撑到1980 年）。

1980年的县（含县级市）、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首先在上海等地开始，因此高校民主竞选首先发生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等院校，随后波及其它城市。在各地的竞选活动中，规模最大、活跃程度最高的是北京。据可统计的资料显示，北京共有19所高校（占当时招生的高等院校的大多数）开展了民主竞选。涌现出一大批民主运动活跃分子（其中一些人本来就是“四五”运动和“民主墙”运动时期的积极参与者），如北京大学的胡平、王军涛、张炜；清华大学的顾立基、华如兴、欧阳颀；中国人民大学的韩宇红；北京师范大学的李世取、王本公、陈恒六；北大一分校的李盛平；北京商学院的陈子华；北京师范学院的刘源、张中天；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陈子明等等。许多参与竞选的人明确表示，参加竞选的目的是，“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一些竞选人士还提出了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纲领。竞选活动是一次极为生动的民主实践，不仅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政治人才，而且给恢复高考以后最初几届的大学生（包括77级、78级、79级、80 级）和研究生留下了深刻的民主启蒙印迹。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这次高校民主竞选运动之后不久，当局就修改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不再允许“竞选”人民代表了。

第四波：1989年的民主运动（简称“八九民运”）。第四波八九民运与第二波四五运动有不少相似之处。1、都是由于长期积累的经济、社会、政治矛盾而引爆的；2、都是由在当时深得民心的中共领导人的去世引发的，并不具有反体制的特点；3、都是以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为主要诉求；4、都是以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为聚焦点，故都被人们称为“天安门事件”。所不同的是，前一个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在邓小平复出后不久就得到平反；而后一个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迄今已10多年了，仍被当局称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八九民运发生于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任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之后，至6月4日被当局调动军队血腥镇压，此后，外省市仍有一些抗议活动，但不久也相继遭到镇压，前后持续了不到两个月。八九民运中涌现出来的主要学生领袖有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项小吉、周勇军、封从德、李录、周锋锁、翟伟民、梁擎暾、王正云、郑旭光、杨涛、王治新、熊焱、熊炜、马少芳、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张铭、郭海峰、邵江、丁小平、程真、沈彤等。1989年的民主运动是中共执政以来规模最大的争取民主和自由的社会运动。社会各届的参与者达上千万人，仅北京地区参加的就有几百万人，可谓规模空前。知识分子也在这次民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包遵信著《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槃》）。许多人在这次民运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据香港《大公报》称：死二千人以上，伤三万人以上。并表示，此是至6月6日下午6时，北京各大医院处理尸体的数字（参见韩文甫著《六四民运史》，P320—321）。仅中国人民大学的丁子霖老师搜集到的死亡名单就已大大超过了官方公布的数字（参见丁子霖著《“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直到今日，“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抚恤和公正的对待。八九民运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却是伟大的。它打碎了人们对专制统治的幻想，动摇了中共“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基础，造就了一大批新生的民主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全球范围（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民主运动，并给后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民主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坚持“和平、民主、非暴力”的原则）。

第五波：1998年持续至今的“中国民主党”事件。在中国政府相继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不久，浙江省的民运人士王有才（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之一）、王东海、林辉等人率先于1998年6月25日公开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他们在公开发布的《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中提出：“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力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使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彻底铲除产生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第5条）”。北京老资格的民运人士、民主党京津党部负责人徐文立（民主墙时期的《四五论坛》主编）在此前就已提出：“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重塑宪政民主，保障人权自由”的政治主张（1997年11月与《路透社》记者艾伯乐的谈话）。王有才等人的组党要求，完全是符合联合国人权公约和中国现行宪法的。因此，尽管98年7月初，当局就拘留了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主要成员，但山东、湖南、湖北、四川、北京和东北三省等十几个省市的民运人士仍然纷纷响应，申请成立本地区的民主党分支机构。为防止这一趋势的蔓延，当局遂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于98年年底将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重判。但是这并未能阻止民主党的发展步伐，截止到1999年底，全国大多数省份和一些大中城市、高等院校（如湖南大学）都分别成立了民主党的分支组织。经常自诩早年就参加过争民主、争自由斗争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并不愿学习国民党第三代领导人开放党禁的先例，而是沿用传统的做法，进行严厉镇压，先后将数十名各地的民主党筹备组负责人投入监狱、判处徒刑或劳教，直至今日仍看不到任何解冻的迹象。这一波民主浪潮，有了一个明显的进步，就是将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诉求，并且明确提出反对暴力的政治主张，反映出民运人士正在走向成熟。

在1998年掀起的民主大潮中，较为著名的还有丁子霖、林牧、江棋生、蒋培坤等人发起的公民运动和《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彭明等人创立的“中国发展联合会”；方觉提出的“中国政治改革纲领”等。江棋生、彭明、方觉等人均被逮捕或判刑，丁子霖、蒋培坤、林牧等人则受到政治迫害。

应该指出的是，不仅有大批民间人士为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内也不乏这样的人士。如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阎明复、鲍彤、李锐、李昌、于光远、廖盖隆、胡绩伟、王若水、秦川、李洪林、阮铭、郭罗基、严家其、于浩成、苏绍智、孙长江、张显扬、吴明瑜、方励之、许良英等等（本书无法一一列举）；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现已不在共产党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在任期间就以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著名；卸任后的1995年，他在《东方》杂志社举办的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纪念大会上总结世界反法西斯经验教训时，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不能搞计划经济，只能搞市场经济；第二，不能搞集权专制，只能搞议会民主；第三，对于人类最基本的人权等价值必须肯定。实在是改革主张的高度概括！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吴国光著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对赵紫阳、胡启立、鲍彤等人领导中国政治改革的经历作了忠实的记载。公道自在人心！）

我们在回顾中国人民争取宪政民主的史实时，不可以忽略台湾同胞的奋斗经历！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到1960年雷震等人筹组“中国民主党”，从1971年的《大学杂志》到1975年的《台湾政论》，从1977年的五项公职人员选举（非国民党人士当选4位县、市长及21位省议员席位，创二十年来最高记录）到“中坜事件”再到1979年的《美丽岛》杂志和“高雄事件”，从1984年《新潮流》杂志到 1986年民主进步党成立，从1986年国民党政权顺应民意开放党禁、认可政治自由化到1989年形成政治多元化格局（共有25个政党），从1993年新党成立到1996年总统直选；直到新近的2000年总统大选，台湾人民为争取宪政民主作出了巨大地努力，付出了英勇地牺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并且为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运动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在开展民主选举方面的经验）。忽视台湾人民争取宪政民主的历史，是非常不公道与不实事求是的。

国人争取宪政民主的斗争历程无比的丰富与曲折，大大小小的事件数不胜数，远不是本书所能详述的。笔者只能描述一个粗略的线索，意在说明，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100多年中为了争取宪政民主做出了多么伟大的努力与牺牲，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珍惜、继承与发扬光大！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所有的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Page generation time: 0.2794 seconds ] :: [ 27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