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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罗莎.卢森堡在这个世纪初提醒我们：二十世纪历史的真正选择是‘社会主义，或者，野蛮’。我们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让我们警惕野蛮状态，特别是与高技术结合的野蛮状态的兴起。”
──社科.93.6. <英> Ｅ.霍布斯鲍姆
话接着《我深爱这一片土地》说：正如E.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没有实现社会主义，那么，就“让我们警惕野蛮状态”吧——看看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最近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儿：在那个据说文明已到极致辉煌的国度，突然，“911”事件发生了;而正在圣地耶路什冷发生的一切，则更让人无法思考和面对——这难道是发生在同属一个人类的事实？——总是一个大得无法形容的问号高高地挂在了天空。而反观我们这块土地的内部，虽然正当和平，可歌舞升平的另一面，我无法不感觉到：那些沉沦于无奈和不断增长的绝望情绪笼罩下生活的平民与来由已久的体制性腐败的官僚特权阶层之间的张力，已经到达了一种何等可怕的地步！......可是，当我这样进入思考的时候，另一个声音又立即提醒我：难道就只能听任历史带着不无嘲弄的野蛮目光、在我们已经拥有的这个称之为思维着的人性面前呼啸而过？难道人性的多种可能性在这里只能束手无策？不不不，这样的思维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事实上还会更加轻易地将我的思维本身迫入野蛮的死胡同。于是，我想，是否应该，至少是从可能性的角度，多多展开一点、更多展开一点我的视野——
那么，我应该怎样开始我的思考呢？我想，毫无疑问，首先得从对执政党的看法开始：回望东欧和苏联的巨变，读着经济学家、红旗出版社社务委员黄苇町撰写的《苏共亡党十年祭》和报刊文摘（2001年8月6日摘自《宣传通信》第12、13期）上的《脱离群众的必然结果——东欧剧变探幽》一文，心中只有说不出的难受。黄文指出：“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探幽》一文则更直接了当地应用了一句来自群众的归纳“倡导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本身并不照着共产主义原则去做，这就是我们的体制的最大悲剧。”现在，再一次照观我们的身边，至少在百姓的私下言语中，对执政党声誉的几乎毫不掩饰的各种各样的甚至以民谣方式广为流传的“微词”，已经到了何等令人绝望与惊人的地步！与此同步的当然是无法名状的关于种种腐败的实证——以据说“处理率为6.25%”（《瞭望》第49期胡永鸣的一道算式的解答）的“非常低风险率和非常高成功率”的腐败在这十年（尤其这十年！）随着经济大潮急剧膨胀的实证。当然，历史上也许比这更为腐败黑暗的年代有的是，但请注意：历史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关口：人民是从一个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孙中山推翻帝制以来的、又经历了多少多少苦难的“共和”生活（如国民党的后期极端腐败、五七年的五十五万右派及其随之而来的十年红色浩劫）、以及在看到听到了同一个小小星球上相邻的许多地方关于人道的民主和自由的多重奏的风雨雷电阳光的伴奏下一路走来的人民，面对现实的腐败之心寒——对民众心灵的挫败的可怕程度，我个人以为，将是任何过去历史上的黑暗年代所无法比拟的。就现状的危机心理程度而言，情况是糟到了某个“临界点”——我宁愿这样认为，而不想还怀着在时间坐标上值得任何“侥幸”“不致于”一类所表达的盲目乐观成份。但是，这就完了？思想需要继续实施突破！于是，我的现在还在想，想说出以下这一段话来供大家思考，一种与上述无可调和的危机判断的情调稍稍有别的想法：一种力求赢得一点建设性的想法（无论有人会因此如何地嘲笑于我，我仍然想将它表达出来）：力量之舵毕竟还在执政党手中！这是一个仍然如此强大的力量！相对这一艘苦难的巨大航船，要终于走出历史的死胡同，走向灿烂的明天，自然需要同等数量级的合力加以驱动，那么，现成的这样一种力量，我的思维为什么要轻易忽略？！为什么要对着这样一种现成的既可能成为巨大阻力又可能成为巨大动力的巨大力量、放弃“多重可能性”的首先不怀任何个人品味好恶的诚恳思考？宇宙无非力学，如果我仅止于对执政党中腐败的一面的绝望而论中国之梦想中的灿烂明天，那么，我至少犯了一个对于我这种曾经经过严格的理科学习而来的绝对不能原谅的低级力学错误：将一种就目前为止显为最巨之力量的不加思索的忽视或者不负责任地想当然地将它置于极其可怕的动力的“对立面”上去了；何况，我们已经看到了，即使在巨变后共产党一度丧失执政权的东欧和俄罗斯，也不照样有重新赢得议会甚至重新赢得民众信任而执政（如最近的匈牙利）的事实，这一切无非证明，共产党人本不是一种代表邪恶的势力，恰恰相反，它的宗旨始终代表着一种人类的理想。至于为什么执政时期的体制趋向了一种没落，那只能解释为一种对自身原有宗旨的具体背叛，以及随之而来的必然腐败的漫延的必然结果——只是因为一种长期执政以来养成的权力不受纯洁力量的有效约束的必然后果。于是，我，一身冷汗的同时，继续在想：难道，这样一种与这一片同样滋养它的苦难土地相伴而行的巨大力量，就此真的毫无向善的可能性和实践意义？不不不，显然不能将思维因为一种片面的绝望而钉死于此！正如，“难道我可以对这个苦难民族的希望也就此轻易放弃”这样一个自我命题的答案一样明了——我不能。中国共产党同样包含着许多许多正直的中国人，那么多腐败的同时也同时有了那么多不屈不挠的反腐英雄可以为此作明证。还有，无论如何，我仍然宁可以更单纯的目光看到：无论从“三个代表”的提出，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决议，还有近来在各层次各类的“官方”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党的工作作风关于社会公德问题的社论、讨论、议论，以及执政党高层健康力量对日益深重的关于腐败问题的危机感的不断警觉，这一切的一切，无非都不证自明地表达了同一种关于人性深层的向善可能性的现实能量正在起作用。——我无法否定这样一种自人性源头的远比什么“党性”来得原初的向善可能性。由马克思列宁的最初美好设计而来的再经斯大林魔一般点化成怪的那一种只适宜于滋养无约束性专制极权的等级金字塔体制，可以肯定出了大问题，甚至是致命的问题。但仍不能因此使我对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广大共产党人的内在的向善性加以否定，无论是身处“底层的”无一“官”半“职”的广大“党员群众”还是身居高位而现在还习惯于不无权力虚荣心的“领袖”、“常委”、“委员”、“高干”，因为，我在想，难道他们不都首先是原初跟我一样具有善良倾向的凡人，如果我自认为是理所当然具有善良心的话？！甚至，即使从那些曾经高贵如今一朝东窗事发成为阶下囚的丑陋灵魂的忏悔（无论是假还是真）中，我也可以获得一种关于向善可能性的最低限度的证明。总之，我不能否定这样一种深深根植于人性最原初的那么一点向好的可能性，正如我不能否定自己的人性一样。因此，我的现在，想说的是：在无情批判造成这样一种权力无效约束机制的体制以及同时相伴的那么一种先验的“纯洁自觉性”（显然只是一种超验的、在现实生活中必成虚拟的“意识形态”事件，它的实用理性仍在于让既得权力不受来自群众的有效制约。“我有自觉性，我就没必要由你来批评。”——这现在是太常见的。） 的同时，我仍然要试着建立一种围绕“人的良心”的合作可能性心理氛围，一种人心的默契。——这决不意味着任何意义上的妥协，因为，在这里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高低之分，只有人心，人心平等！这是这样一种平等情况：我设想，人心将在不受任何权力的讹诈情况之下进行诚实的对话，以及本着这一种对话而来的有益结论，实行更为诚实和广泛的改造性实践。（也就是出于这一种我心中梦想的最诚实的对话模型，我同时立刻首先想到了宪法赋予我的神圣权利，而不是任何关于民主自由的口号——我正在试着发言。）
再更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在我的意识或者潜意识中，始终有着一种有意无意将现存执政党这一巨大无比的现实主导力量排斥在中国走向灿烂明天的航程之外，那么，正如上述已经提到过的，我至少犯了一个像我这种理工科出身的人所最不应该犯的低级力学错误。而如果这样一种错误成为不幸的社会现实，即，如果执政党完全成为改革的重重阻力，或者在一开始就将其想象为重重“阻力”，那么，试问，来自那些自以为“推动力”的方面，自量还有多少足以既克服这一“巨大阻力”又还能有多少余力推动这个艰巨的航程？况且，更为糟糕的事情将是：一旦这样一种倾向性思维在社会心理层面形成一种实现的对立性生活心理暗示的话，那么源自一种对立中的“末日感”而来的巨大恐惧将无例外地进一步强化本已客观存在的社会差异性张力，这种张力有时会变得如此危险，可能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就会瞬时触发，导致的就可能是一发不可收的丧失一切理智的狂风暴雨——在同一种“不是胜利就是毁灭”的绝对角力情势中，一切将无可挽回。而还掌握着国家暴力机器的一方，到时就只能“旗帜鲜明”地动用一切手段加以“自我拯救”，其任何手段就有了不需要理由的源自于同一种恐惧的理由；自然，来自积怨一方的愤怒也因此会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内以一切可能的破坏方式加以回应，不需要更多的理由，“这”就是正当的理由！于是，“动乱”就只能是以“不可避免”的方式发出蘑菇云般可怕的毁灭性威力。——只能是悲剧！悲剧！并且，更为可怕的将是：随如此背景下发生的破坏性极大的历史事件而来的，往往是导致更长年代的关于这个民族的苦难史——这一切，事实上已经在十余年前不堪回首的那场巨大悲剧中得到了再鲜明不过的印证。如果说情况已经有所变化的话，那也只不过是，如今，民众与体制性官僚腐败之间的张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那个水平不知多少倍！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隐含的危险因素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可能起到至今都还难以估量的可怕作用：那就是，这十余年，人民，不仅没有得到关于民主自由的实实在在的自基层逐渐开放性的健康教育，反尔被日益专横的“单位家长式”的不断压抑而变得日益扭曲性积压（用工程力学的的术语是，“冷作硬化”而来的“残余应力”在不久的未来，存在着惊人的“变形”不确定性）。看看我们的电视，我真是为这个民族感到羞耻，这十年里，多少关于帝皇开心的连续剧！再看看我们身边各单位几乎清一色的“老板”式的“准帝皇主义”的“一把手”说了算的恶劣高压格局，人们除了从中看到不断腐败的为所欲为的蛛丝马迹外，只有对这种暗箱式操作的腐败权力格局的加倍想象——腐败由此在民众的想象中成了加倍的腐败！乃至直达对全党的“当官难有好人”式的全盘怀疑，并逐渐达到一种日常家喻户晓的可怕程度。——这真是极其可怕的一种倾向：执政党“一不小心”不仅发生了腐败，而且还在人民心目中导致了想象中的更大腐败！——不仅发生了黑暗，而且发生了想象中更大的黑暗，甚至是“全部”的黑暗！随着部分的现实黑暗以及那个想象中的更大黑暗而来的仇视态度也就自然有了一种理由，并且，这种对黑暗的想象一旦发生，就会以一种难以估量的方式和速度、在那些还没有获得相当理性教育的人们心中不断生根发芽，最后是蓬勃生长——人们看够了自己无能为力的“黑”，但又没有得到充分的关于“白”的（甚至是如韦伯说的现代资本主义新教式的相对“罪孽”的反衬式精神教育）教育，那么，一旦由此而来的愤怒积压被激发，可能发生的后果的破坏程度及其积压已久的能量释放，将只能是难以估量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历史这头野兽已经饥饿得不行，随时可能寻机吞没一切！”
鉴于对这样一种可能的最坏可能性所产生的破坏力最大的格局处着想（那怕是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我也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实施思维的分析，为了在将来的岁月里将这种最可怕的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我的结论自然是，这个民族所处的目前年代，仍然需要确立一种关于一切执政外围的健康力量主动向中国共产党中的健康部分的力量不断集结的理念，如是，集一切健康的向上的正义的本着对这个苦难民族的同一种感情的良心原则的力量，形成一种无坚不摧的合力，力克如今依然如此可怕的腐败力量，将我们的民族导入健康的轨迹。当然，现实的问题仍然绕不过现存执政党中健康力量与腐败力量之间同样不亚于腐败力量与民众之间的力的对比格局，如果一切仍然被腐败力量所锁定（物理学和机构学上同有一个叫做“自锁”的现象所象征的情况），那当然，除了终于一旦的崩溃，没有别的出路。那样，民族的代价无疑将是惊人。好在，至少到如今还没有发生这样一种历史局面，我因此仍然有理由满怀信心和希望，诚恳祈祷更好的、使我们这个已经够苦难的民簇付出尽可能小的代价的方式，走向更好的文明。因此，我现在仍然要怀着对民族的同一种纯洁情感，对着它的未来命运，作出我的力求客观的“力学分析”，以防类似于机构学上的力的“自锁”和“死点位置”的出现对这个民族带来更长年代的、谁也无能为力的的伤害！
我，这个我，天真吗？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乐于承认这一点，因为这样总比长久以来将思维停顿于暗无天日的无可奈何或者无能为力要来得好。并且，我坚持，我的这种天真，由于并不、并且决不以任何方式仆从于执政党的现实，而只是出于一种自我的深思熟虑后的自觉，一种纯出个人的自觉的合作性意识，因此就有了理所当然的独立性。我当然深知，即便我以我这样一种自以为纯洁的合作性思维展现我的一切思想结果，是如此地诚恳，也难以断言，执政党对此的姿态将是微笑还是无穷地厌恶。完全可以作最坏的想象，由于这样一种思维的独立性本身，对腐败的专制力量甚至还并不腐败却由于长久高居天空而来的难以克制的执政虚荣心，是一种不常有的“挑衅”，因此同样很可能性仍被断然拒绝；甚至，随便解释一点法律就能把我的肉身轻而易举地关进牢狱。毕竟，我，现在，只是一个人，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平民，如此之轻的质量，相对这整个民族之巨轮之天文数字般的质量而言，属于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一点。但我仍坚信，民族之力，难道不正是因为汇聚了所有象我这样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小质量而来的么？因此，我仍然要为这么一点可以忽略不计的“天真”而不羞于天下的质量而自我欢呼：我没有什么为我的这样一种“天真”感到不自在的，相反，只有一种源自内心的光荣和骄傲——因为，这样，我至少自我证明：我的确是属于这个苦难民族！
现在，我已经没有丝毫抱怨和任何这个年代长久压在我心头而逐渐滋长的那种种难以言说的自我厌恶和忧郁之情。心中只有充满了希望的阳光。
是的，我现在，满怀着一种崭新的希望，由内心的角度，迎候那么一个全部权力属于人民的实践性的阳光宪法的辉煌年代的到来，而不是始终停留于可以被执政权力随意模糊、按需解释的常常失效于公正的纸上谈兵的宪法年代。那样，就能从根本上防止国家暴力机器对它的主体——人民权利的异化！于是，终于，我的思维又一次要回到现实：以对六四事件的重新诚恳评价将是一个分界线，它将明示于天下：国家暴力机器再不成为压在人民心头的令腐败者快善良者苦的巨石，而是，理所当然是，全体人民可以为之感到自豪和信心百倍的保证！
关于六四，试着以时间作为抹布让人们终于谈忘吗？我的结论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即使在暂时的意义上做出了一点成效，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太卑鄙了。历史的伤痕很明显，这件事至今仍血淋淋地挂在许多人的心头。不必再掩饰这一点。它既是执政党的一块心病，也是全体中国人的一块久久无法抹平的民族性伤口。这十余年，这块心病潜伏着、不断发挥着一种意料之中的毁坏：那就是丧失一切懒于信仰的神圣正义感而来的疯狂腐败！一种接近歇斯底里式的权力腐败正在以如此可怕的速度和方式毁坏着这个民族的肌体的一切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且最深刻毁害的莫过于公民道德的全面滑坡！许多民意调查暗示：最痛恨的腐败，可最唯恐不及的也是有机会腐败！这是一种怎样可怕的社会心理局面啊！天！但是恨恨地怪整个民族的丑陋吗？不！一切仍源自权力的专横性腐败，因为它，才导致了全社会道德的不断沦丧！苏联、东欧的历史就是一个明证！近处印尼、菲列宾也是一个明证！而这一轮崭新年代的腐败风潮的一个明显年轮激发点很明显是：六四无情的枪声！由这样一种猝不及防的枪声，腐败权力从中得到了最后一次无条件的确认！人民只能暂时低下高贵的头颅。因此，我以为，这块心病不除，现在的执政党是没有希望的，无论以什么“国家的最高利益”还是“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借口；而人民，也是没有希望可言的，因为伤口是巨大的，现在还在不知不觉地不断化浓感染——表症着的就是：那个要命的弥漫于全社会冷漠的道德沦丧！
要设法医治，已经拖了十二年了。八九年后，人们从惊骇中，曾寄希望于同时展开的反腐整肃，以便还老百姓一个公道。稍后，虽然以比较模糊的方式（人们心里明白）砍了一个陈希同。但人们很快就失望了：腐败越演越烈！那些怀着信仰自我破灭之后的“十万不算富，百万刚起步”的“权力实用主义”心态而来的、自觉以一种类似于“末日感”的“最后的晚餐”为伍的“亚政治”灵魂们，我怎么说他们呢？唯有一句：你们当然是民族的罪人！并且，你们——不过是百年笑话耳！
余下的，我想，现实的问题仍然又将回到这里：执政党如何能够在既拿出足够勇气诚恳面对六四枪声的反理性事实之同时，又有充分的智慧对着这个民族的社会秩序依然有效肩负必不可少的监护职责，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种和平的平衡，需要一种大智慧，甚至是一种包含伟大艺术性的执政智慧：如何面对现存的重重自身建设意义上的危机的不断积累？如何放下“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怎么能拱手相让”的古老的”打天下、坐江山”式的权力自恋情结？是否到了应该自心而来的真正对这个民族怀有没有丝毫先决条件的纯正情感，试着准备换一种思路善待这个苦难民族的前途，即——我提供一句一时不记得来历的格言里所透露的那种纯正信息：“记住，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从我们的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 而是从我们的子孙那里暂时借来的。”（我再添一点：）我们都作为宇宙的过客，很快， 应该在来得及的时候为我们的后代更多想想，再想想......。
呵呵，放弃一点独断与专横吧，释放一点自由的阳光吧，应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多多设计一点逐步释放积压已久的巨大社会张力的日常环节，让民主于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态中不断悄然生根开花，最终实现一种全民族的自上而下的有教养有理性的自由民主的辉煌和解。
如果说，以上分析的种种社会性问题总是错综复杂的话，那么我以为，道理却总是那么简单：真正地面对中国的未来，需要我们全体中国人共同拿出一种放弃了一切对立性积怨情感后的纯正情感与永不怕失败的勇气，需要一种全新的合作式政治理念，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命定式”“当然代表式”的（我不妨称之为）“政治占有式”的观点。当然，我承认，我现在是越来越天真可爱了，对于那些马克思早已精确描写过的一切弄权者通有的嗜权如命的人来说，自然是太天真了。但我仍然要不厌其烦地声称：这个民族致命的往往就是从上到下的关于这样一种神圣天真的极度缺乏，以及缺乏这样一种坚决“天真”的理所当然的极大热忱和自信，一种完全应该首先归功于中山先生式的对这个苦难民族的无比强烈的天真情感！而联想到中国昨日之黑暗以及当今之黑暗面，我想，难道不都正是源自于同一种逻辑的关于这样一种阳光式天真的极度缺乏吗？那种黑色的“五十九岁现象”，那种疯狂的贪得无厌的现象以及更多形式的腐败，无不反证了同一种“天真”的极度缺乏！也因此，我又自然想起了于黑暗中呐喊的鲁讯......
够了够了，我现在好象应该准备坐牢，因为我事实上已经伤害了执政党的那么一点足于高居于现存宪法之上的‘四项基本原则’所赋予的超验性的神圣性质。尽管我又出于对宪法中的赋予我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的宁愿相信而不以为我会真的有罪！也由此，相对现存宪法的混乱思维，我也就又从内心的角度呼唤一部能体现全人类智慧的、到目前为止最能代表人类文明水平和方向的、不再多生歧意的、不容易被人随意解释的、尽可能准确的、人道的、崭新的阳光法案的到来！而如果在这里，我的这点言论权都要被现存的国家机器所无情剥夺，那么，确实，留给我的，以及与我类似善良情感的人心中，除了悲伤还是悲伤——一切将依然无从谈起，只有一个结论：现存的宪法丝毫没有真正的尊严！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指出，也算是我的这个分析的最后的一点心愿，是：如果我们不能从宪法的高度开始理解我们共同的“民族的整体利益”、“国家的最高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请问，先生、女士，我们还能从什么开始？难道，我们这个苦难民族的想象力，从这最高级问题开始、不正恰到好处？难道“我们”一切有自认良知有思想能力的人一直期盼着的“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将以此为出发点不正合适？于是我坚信，那样的春天——决不是被恩赐的春天——必将真正到来！
那么，剩下的任务将是：且揭开重重压在民族自由思维之顶的那个“四项基本原则”的紧锢咒。首先放这个民族的思想能力于一线光明，而不是继续着那一种几千年而来的邪恶的文字狱、言论罪传统一路走到黑。在这方面，德意志民族是我们的实实在在的榜样！它的历史无论曾经如何黑暗，但思想的香火始终延绵不绝：就算从康德算起，有了谢林、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尼采、海德格尔、以及如今还活着的哈贝马斯等等等等，当然不能忘了据说已经长久“属于我们”的伟大的马克思！
最后，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五十年前发生在现在大致属于最强国度的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时代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是怎么说的吧,我想,他的那些话对于我们的今天尤其有益：他指出，麦卡锡主义“给我们的思想套上了模式，缩小了自由的公共讨论的空间，把许多有思想的人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道格拉斯尤其担心麦卡锡主义将对青年一代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果青年人不随大流加入反共的行列，他们就可能是被当成“颠覆分子”来对待的话，那美国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道格拉斯指出，世界上的问题是复杂的，“没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掌握了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答案”，解决问题需要多种思想和观点的自由表达，需要通过公开讨论的方式进行撞击和交流。他认为，美国的强大并不在于她的物质力量，而在于她的精神力量，在于她能容忍“一个完整的思想市场”，而麦卡锡主义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在扼杀这个思想市场。（以上自“他指出......”一段，摘自《读书》2000年第十一期《麦卡锡主义的闹剧与悲剧》一文 作者：王希）
附：四项基本原则解析
按照彭真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的权威性表述，“四项基本原则”是当然的这次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二十年又要过去了。这期间又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情。到八九年后，对人民强调更多的不是宪法，而几乎一律就是这个四项基本原则了，仿佛，它就是宪法。问题不在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在理论上有多少错误。而是，现存实用权力对它实施的一种极其恶俗的利已主义实用定位，以至，这十年，人们写年终小结写述职报告写自我鉴定等等无不以它作为一种开篇标语，简直就是当年的是“最高指示”的又一翻版！由此，可怜的国人，头上似乎戴上了个无形的紧固咒，一切关于言论和自由思想的恐惧象野兽一样无处不在。而如果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被迫丧失独立思想的自由，并且长久丧失而来的习惯性麻木，那么就更何谈现实的批判，而关于来自对权力的群众性制约力量，就更不可想象了。也因此，权力的腐败在我们的国土上，确实可以成为一种易如反掌的玩耍事——这一切，对照现实，显然不再仅是属于我的想象，而是，难道不正是被这十年腐败的越演越烈所不幸证实？！都说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依据这十年来的恶劣社会道德现实，我的这点思考显然就有了最起码的现实合理性。
解析：
1，“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思想所面对的当代社会正在进行的历史实践现实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果依然从“政权实用理性”的角度，硬将它塑成一些足以压服一切别人思想——即所谓“异端思想”的现实意识形态“棍棒”——一种显而易见的、非思想性的、甚至时常表现为极端粗暴、蛮横、独断乃至残忍地为现实国家暴力机器的不当行动充当无耻鼓吹手的世俗话语优先权力，那么，一切在于马、列、毛原本应有的思想的光辉和主义的英明，如唯物史观，如辨证法，如思想所必不可少的现世怀疑精神和现世批判精神，都无从说起无从说起！还谈什么“指导”，还谈什么思想的一切！因此，我的结论是：将任何一种“主义”和“思想”命定为一种法律的方式指导现实生活，它的必然后果是：任何关于现实的思维性光芒就会犹如遭遇“黑洞”式天体后的命运一样，只有湮灭。
另外，人生而理所当然拥有思想的自由，是真正“人民共和国”的地方，谁又有什么权力规定一种思想价值必然地先验地高于另一种思想价值？！总之，经历了那么多文字、言论和思想洗劫后的现代中国人，只要还有那么起码的一点点心智和良心，道理再明确不过了：笼罩于思想自由权利之上的种种怪异“存在”，那些如果马克思、列宁活着肯定首先无法容忍的“存在”，已经折磨得这个民族的心灵太久太久，该到了彻底揭示和批判以及现实消解的时辰了——消解的不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思想，它们事实上永远不可能被人类思想史所消除，需要消除的是借他们的名义又按现世权力的实用意志打造的扼住着人们自由思想和言论表达权多少多少年的那么一种足以指导修改宪法的“基本原则”的残酷政治伎俩！
2，“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的情况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让人绝望、无奈甚至干脆是嘲讽式对应的一个“过了时”的名词而已。将近一百年前死于德国纳粹牢房里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指出：二十世纪历史的真正选择是“社会主义，或者，野蛮”。对照现实，我感到不寒而粟。难道我们的宪法也还要以它的名义来打造一件压制思想自由权的“基本原则”武器？
3，“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了对了，真正有意义的就是这一条了。这才是对宪法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左右着宪法现实实践尊严的核心条款。现实的问题在于，如我已经分析过的那样，这样的一种领导权隐含一个必然的先验性前提：那就是党的绝对正确和绝对自觉。但，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无论如何说不通保证不了的。而现在的一个更为实用的倾向性解释是：至少，就解放以来的中国实践看，以及经历六四巨创以后的当前势态看，没有共产党领导，就会天下大乱，这是一个“基本国情”。这倒还有点意思。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在这样一个“基本国情”指导下，由于各阶层权力从另一种意义上“心领神会”而来的肆无其惮的滥用权力，导致的腐败是如此地触目惊心。这就不由我学着马克思的思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掌握这一切现世社会各层次行政、司法权力的仍然无例外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凡人，而不可能绝对是一些绝对自觉和纯洁的圣人，那么，这一“基本原则”所倾向于的绝对化的领导权导致的腐败趋势就成了一种自然的恶果。——“绝对权力必然倾向于绝对的腐败。”这是难以为任何人或神的意志能转移的。而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逻辑来推导这个“基本原则”，致命的错误是：难道，暴力夺取的政权不仍然应该属于人民？！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将这样一个光辉事实一变成为一点可以相对世袭的“功劳”而置于宪法的“顶点”——没有必要作文字的争论，事实是：至少，我们始终感觉着这样一种“怪味”道理已经生活了多少年；而五七年将五十五万知识分子无情打成右派，文革中更多的人遭殃，都是一种明证。而目前正在各层次如流行病流行的作为腐败之温床的无不以党的纯洁领导为由的大大小小“老板制”、“一把手制”、“大家长制”、“准帝皇制”正以极其恶劣的方式毁坏着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4，“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而按八二年彭真的权威解释的原话是：“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在解析了以上三条之后，我，还有什么可说的？现实的情形是如此地荒谬：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的那最广大部份社会弱势群体所面临的生活压力已经到了如此之巨的程度，这十余年中，可耻的“自由主义”居然还时不时要告诫他们：“是过去的社会主义大锅饭养懒了你们”，“如今则应该不断提高心理承受能力”，以及“不要成为我们伟大的改革的阻力”！呵呵，一想到这一切，我的心中只有悲恸。我想，如果马克思、列宁还活着，看到这一切，也会与我同心悲恸！
从重塑宪法的尊严开始，在我们的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心里开始，因为，宪法的尊严就是我们每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尊严。民族的历史并不是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的，即使我们都没有丝毫理由可以否认四九年的伟大历史合理性，我们也要本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用发展了的眼光重新审视五十年后的崭新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变化——情况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就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应该真正明晰地理解到，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应该始终缘以四九年作为当然的历史起点而有意无意地让整个民族的现实和未来利益为之臣服，更不应该当然采取一种类似的“代代世袭”的观点对历史格局的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各种先进文化和人道要求的世界潮流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还能说什么？老天！我,一个如此微不足之平民！心中,现在只有满怀悲伤、信心和希望。
2001/12/13完稿。
附二：
麦卡锡主义
摘自《读书》2000年第11期《麦卡锡主义的闹剧与悲剧》 作者：王希
《韦伯斯特国际英语大词典》对“麦卡锡主义”定义可大致如此翻译：“一种二十世纪中期的政治态度，以反对那些被认定为具有颠覆性质的因素为目标，使用包括人身攻击在内的各种手段，尤其是在未对提出的指控进行证实的情况下，四处散布任意做出的判断和结论。”简言之，“麦卡锡主义”成了在政治中恶意人身攻击的一种代言词。
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社会造成的最大影响应该是在思想领域。它借反共的名义，扼杀了美国思想界的自由讨论，制造了一场现代恐怖政治。一些讲述社会主义和鼓吹社会变革的书籍被从学校的图书馆撤出，所有被麦卡锡定为嫌疑分子的人的著作被禁止流通，他们的演讲也被取消。大学教授在讲课时倍加小心，生怕表示过于激进的观点而被人打“小报告”。还有一百多名教授在麦卡锡时代因观点问题被开除。民权组织非常小心地与激进主义划清界线。大众文化的生产也极力避免敏感的政治题目，而代之以智力测验和轻歌曼舞。
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对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深表忧虑。他指出，麦卡锡主义“给我他的思想套上了模式，缩小了自由的公共讨论的空间，把许多有思想的人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道格拉斯尤其担心麦卡锡主义将对青年一代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果青年人不随大流加入反共的行列，他们就可能是被当成“颠覆分子”来对待的话，那美国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道格拉斯指出，世界上的问题是复杂的，“没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掌握了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答案”，解决问题需要多种思想和观点的自由表达，需要通过公开讨论的方式进行撞击和交流。他认为，美国的强大并不在于她的物质力量，而在于她的精神力量，在于她能容忍“一个完整的思想市场”，而麦卡锡主义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在扼杀这个思想市场。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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