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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军猛炸巴格达质疑沙甸反革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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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军猛炸巴格达质疑沙甸反革命案 -- 马悲鸣 - (7740 Byte) 2003-4-07 周一, 下午10:22 (345 reads)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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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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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易大旗∶越过文明的藩篱 (416 reads) 时间: 2003-4-07 周一, 下午10:23

作者：资料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易大旗∶越过文明的藩篱

资料

　　(写于1995年)

　　

友人苏晓康先生为[中国回民与本土伊斯兰文化]这一特辑征稿，本人勉为其难地命题作文，只是搜索枯肠，仍无处着墨。也由此悟出异文明之间的隔阂，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经上千年的对峙、摩擦、胶着、亲和，有很多异质的东西已不着痕迹了，被激荡的历史给消解掉了，但是，在一样的肤色、一样的脸孔后面，各自的文化血液仍在不息的流淌，一旦龃龉与冲突骤起，彼此相顾愕然，发现世代通好、鸡犬相闻，居然从未能真正了解对方__至今亦然。

　　

有感于此，也就更期望为本特辑撰稿的学长文友们并不限于充当"本土伊斯兰文化"的诠释者和守望者，而能给华夏文明开掘出更多的、富于生命力的精神资源。须知，不同的信仰、理念、价值虽难以捏在一起强行"融合"，却是可以互补和共济的。

　　

　　一、记忆鳞爪

　　

　　

本人隶属五岭之南的"蛮子族群"，在汉文化圈中已算边缘，更别说给另一"边缘文明"作勾勒式的写生素描了。不过，也有若干零散的记忆，从未整理过，这是头一遭。

　　

我的中学时代十分短暂，除了文革的喧嚣，没有存留太多含书卷气息的印象。所以我对那间中学的感情至为浅淡。听说它如今是间大牌学校了，但那时仅平平常常而已。只有一点特别，就是回民子弟不少，诚然也未多到将它命名为"回民中学"的地步。即使有这一名号，文革中也应取消了，其时各校都竞相换上"红旗中学"、"长征中学"之类的招牌。我也不记得文革后大城市中还有任何"回民中学"的名称。在汉文化君临一切的大都市，除了疆、藏、蒙人还稍被另眼相看之外，你是壮族、满族、白族......均无几多意义。你会被视为一个早该并且早已"汉化"的个体。你是回民，只有在婉拒与友人或同事共餐而自寻清真饭店时，人家才隐约记起你的种族血统----当然过后又忘掉了。

　　

我和那间中学仅有的命运联系是"上山下乡"时被分配到珠江三角洲某人民公社当知青。同校的来了百余人，回民子弟占一半，姓杨、姓萨者居多。说起来,在广州的住址都相隔不太远，他们多聚居在光塔附近的街巷，光塔为唐代建筑，是广州唯一的清真塔。正是这处沾满岁月苍苔的文化遗址，使我确信，这些回民同学的祖先是从海上来的，而非从陆上丝绸之路的西端来的。

　　

唐初，有一艘色目商船开抵广州，登岸的有一位天方贵客，带了四个门徒和三十卷《可兰经》，他是伊斯兰教贵圣穆罕默德的母舅__宛葛素。大唐以恢宏的气度与文化开放心态优礼款待他，并按客人的设计建了一座怀圣寺给他居住和传教，寺中矗立的清真塔原称"邦塔"，教徒做礼拜时拾级而上，高声赞颂，这种呼唤词阿拉伯文叫"邦克"。由邦塔到现称的光塔，仅系一字谐音而已。

　　

宛葛素在广州传教，卒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仅比穆罕默德早去世三年。宛葛素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华南传播的奠基者，他下葬于广州桂花岗，颇具规模的墓园有墙垣环绕，后称"清真先贤古墓"，墓亭有对联曰:"阐圣教于南邦，脉脉相传，三十册恪遵谟训;树贤声于东粤，亭亭独立，千百年共仰仪型。"所谓谟训，即旧译的"谟罕默德"。有唐一朝，在广州定居的色目人曾多达十几万。他们都是跨海而来的商人，但倘无怀圣清真寺，他们货银两讫之后便将扬帆离去，不会登岸聚族而居的。至唐末，黄巢农民军辗转入粤，铁血屠城，"尽诛"广州的阿拉伯商人。杀得一干二净恐亦未必，不过，伊斯兰文明伴着珠江水中的血沫子和半浮半沉的头颅而退潮了。

　　

及至明朝，帝国皇庭才又重现"亲回"色彩(明太祖的马皇后是回人;回族史学家考证出朱元璋就是回回血统)。为抵御北方强虏，明朝特别倚重骁勇的回民军队。到明成化年间，御史韩雍从南京等地抽调了几批回民军队入粤布防，广州府、肇庆府(端州)又新建了几座清真寺院，回教这才在岭南复燃。不过，这已呈"本土化"的一脉文明是从陆上来的了。郑和(回族)下西洋只是钦命的特例，大明朝自立国就实行"海禁"，从水路逶迤而来的除了倭寇，再也见不到胡贾的商船了。

　　

明清两代，广东还出过两个回族名人，一是嘉靖、万历两朝名臣"海青天"海瑞;二是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提到的清庭内侍总管海大富。均为海南人氏。天下姓海者八九不离十都是回人。诚然后人关注的应是这个种族文化性格的传承，而不必对他们的血统太过认真。回民跟汉人一样，血裔已不知经过多少轮的融合。远的不说，就说明朝吧。假设朱元璋真是回人，他显然对此很在乎，并有了别种的考虑。明朝立国伊始，明太祖即颁下法典，凡在中国境内的前朝蒙古、色目遗民一律不准同族通婚，亦即婚嫁对象必须为汉人，违者鞭挞八十并发配为奴。万勿以为雷厉风行的明太祖的旨意只是说说而已，它一定是被认真执行的，至少在洪武年间。

　　

所有这些，自然都是我后来从书中读来的。而在当时，我对这群朝夕相处的回民子弟的信仰与文化背景一无所知，只觉得里头有好些"女生"长得很漂亮，不时勾起我的几缕遐思----那年我16岁。

　　

还有一鳞半爪的记忆:不多久，公社里又来了一拨肇庆市的知青。地域的差异、青春期的骚动再加上广州知青的倨傲，引致了多轮口角和肢体冲突。但肇庆知青中也有一群回民子弟，只有他们与广州的同宗同族们相处融洽，通好互敬。我记得肇城知青有一身材修长、鼻直口方的马姓男生，为我校的佳丽们所倾慕，但她们窃窃议论的不是其轩昂相貌，而是"他是阿訇的儿子"!说着，秀目中流盼出异样的光来。"阿訇"有何尊贵，我这个少年汉人自然不甚了了。但时值文革，她们说起来好象他是个"革干"、"军干"的儿子似的，教我好生诧异。

　　

顺便一提，我们所在那个公社没有任何回族原住民，乡农对回民的所知几近于零。为什么将两地的回族知青往这儿凑呢?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想来不至于是一种"充军发配"式的强迫"同化"吧，那毕竟是一个国将不国的纷乱年代，谁还有这份深谋远虑去料理这些细微末节!总之，他们都得步其遥远先祖的后尘，在一块陌生的土地和人文环境里编织自己的人生故事了。

　　

我在那儿只是个过客，很快就告别了珠江三角洲，告别了相处两年的同学，割断了我与母校的最后一缕联系，孤身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去了......好多年后，我偶闻一噩耗__70年代末的一次西江羚羊峡沉船大灾难中，客轮里的数百名死难者中有一杨姓女子，她正是"漂亮女生"当中最漂亮的一个。悲叹之余，我实在也记不起她的真切模样，想必是在黄巢屠城的血与火中仅以身免的那一支余脉吧。

　　

　　二、沙甸痛史

　　

　　

1983年，我曾到云南一行，是去参加一个专题讨论会。我本已盘算好会后的日程，滇西滇南当然要走一走的。哪晓得，在昆明呆了三天便"抱头鼠蹿"，不敢回望了。原来，当地人际关系极为紧张而且复杂，渊源无一例外都是文革遗恨。云南文革中的两派斗得至为惨酷，简直是血海深仇!80年代初，事隔还未久，大家勉强坐在一起，却都瞪圆了一对乌鸡眼。而且我还发现，人只要斗得性起，连外人都要没由来地扯下水的，从长春来的一位与会者就被消遣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坐未暖席，瞅出不对，就赶紧"拜拜"了。

　　

后来，我的一位好友认识了云南的某民间"大款"，并结为莫逆。他几度赴滇，也曾邀我同行。我因败了兴，都婉词推托了。我的这位朋友走了几趟云南，沙甸自然是去过了。他给我讲述过关于这段血史的所见所闻。沙甸大屠杀，海外已有多篇文章披露过了，我也无意将事件的全过程一一重述，只是想略作钩沉而已。

　　

海外已见诸报端的报导，大多将笔锋指向执政当局的政治残暴，如"中央文革小组"、云南省革委会、昆明军区等在沙甸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的捎带提到了"经济因素"，沙甸村的回民历来是种烟草和其它经济作物的，但"公社化"后就被工作组强迫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改变了村民的历史传统和生存方式，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越来越穷的沙甸百姓一直在上访申诉，均被置若罔闻;当然也有文章揭露了当局对回民的宗教迫害----这显然是沙甸民变的关键。

至文革，"红卫兵"、"工宣队"、"军宣队"一波又一波地进村，大破"四旧"，捣毁教寺，斗争阿訇，勒令回民不吃猪肉也得养猪，以完成"学大寨"的硬性指标。当时，云南革委会扶植出一个回族"革命典型"，此人带头养猪、砸清真寺、检举关押游斗阿訇......直至混上了省革委副主任的头衔。

　　

1974年，云南回民的大开斋节被禁。与此同时，蒙自县鸡街公社的"民兵指挥部"私设公堂，逮捕了两名沙甸回民，因而引爆了流血冲突事件，全滇为之震动。当时，康生、谢富治及"中央文革"的其他要员都驰电要沙甸回民派出代表进京。村民闻之雀跃，便将多少年的冤屈都写成"奏章"。回民进京代表被斥退后，沙甸民情鼎沸，旋即全村"易帜"了__他们在清真寺中祷告先贤，亮出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旗号(这面旗帜在此前后的历次回民骚动中都被高高擎起)，为首的是一位叫马伯华的宗教领袖。岁为1975年暮春。

　　

这个秘而不宣的"共和国"的生存期不到两个月。东窗事发后，昆明军区的"平叛"大军便将小小的沙甸村围得象铁桶一般。谁知以卵击石的圣战者们先将夜袭入村的解放军别动队全部缴械俘虏，继而又与强攻部队血战多日，岿然不动。恼羞成怒的昆明军区速速调来野战火炮__其型号即是四年之后在沙甸不远处的中越边界上密集使用的多管火箭炮。它既能将越军的钢筋混凝土防线瞬忽夷为平地，沙甸的民房更是不堪一击，统统化为齑粉!解放军随即掩杀而至，乱枪击毙村中火海余生的男丁，自然也有众多妇孺罹难。令人骇然的是圣战者们没一人弃械投降，不惜头颅一掷，以身殉教。马伯华与最后一群浴血战士在轻重机枪万弹横扫之下含笑归天。

　　

　　事件经过大致如此。只是我的这位好友告知的两个细节很有必要在此补上__

　　

　　其一，屠杀行动甫结束，沙甸村幸存的妇女从地底拱开瓦砾爬出来，面对满村尸骸，竟无一人掩面啼哭。这个结局从一开始她们就清楚并决意承受了，倘有眼泪亦早已流干。她们第一个动作就是从废墟里翻寻出缝纫机。解放军官兵还以为这是在抢救家产，毕竟滇西南农民的菲薄财产中最贵重的就是缝纫机。然而她们将之挖掘出来当即踩动脚踏开始缝纫，原来是为战死者制作尸布，那些白布她们早就准备好了。这幕焦土之上的悲壮情景，连旁观的屠夫都为之耸然动容!

　　

其二，及至中越开战，边境打打停停的消耗战又持续多年，当局竭力修补滇边的军民关系，"沙甸事件"被平反了。但是它已超越了政治伤痕而成了全体中国回民的精神圣地，甚至外部伊斯兰世界也仰慕大名，阿拉伯各国的捐款源源而至。修建一新的清真寺里永久性地悬挂着中国各部回民敬赠的挽联、悼词。话语相当"本土化"，诸如"宁死不屈"、"浩气长存"，等等。这些话语铭刻在汉人的忠烈祠上，颇教人肃然;但在回民抗暴的沙甸，就不免触目惊心并具特别的刺激力__尤其对官方而言。

　　

还有一个细节是研究中国回回文化的学者刚刚告诉我的。他谓:当时沙甸回民秘密选出了一位"小王子"(回教中称小教主)，这虽不见诸文载，却也非空穴来风。它与回教苏非的"九代必有圣人兴"的神喻有关，那时沙甸的回教门宦恰好传到了第九代。事在文革年间，诚然是招致血光之灾的一个内在因素。

　　

然而，当人们的视线穿越历史的尘砂，就会从文化的源头里发现一些端倪。沙甸回民属于回教苏非之哲赫林耶这一教派。中国的回民过半属于"格迪穆"这一"旧教"，"苏非"则是回教中的"新教"，在清初由马明心等人创立，哲赫林耶为新教中最重要的教派。马明心早年虽曾去过麦加，但哲赫林耶完全是在中国本土诞生并发育的，连"九代必有圣人兴"的说法也是本地的土产，仅因马明心在阿拉伯师从的那位阿訇正是第九代，九九之数就此通玄。沙甸回民的"祖庭"是宁夏哲赫林耶之板桥门宦，那儿是回族英雄、起义领袖马化龙的出生地和圣墓的所在。了解这点，至为重要。

　　

　　三、九座宫殿

　　

　　

以前谈中国的回民，总绕不开马化龙。现在来论说同一命题，就得搬出张承志来了。中国回民所以尊敬他，当然并非因为他是红卫兵运动的缔造者(之一)，亦非因为他是个知名的回族作家。绝大部分的族中同胞都没读过他的其他作品，只有一部《心灵史》，闻说现已成为中国回民的"准可兰经"。

　　

《心灵史》记录了几百年来中国回民为捍卫自己的信仰和心灵自由而跟所有的政府开战的悲壮历史。我不打算评论这本书，只想说说张承志本人。这不仅是因为我认识他，并读过他大部分的作品(即使如此，我对他也没有太多的个人了解)，而是因为张在写《心灵史》的前后，也浇铸完成了他自己，他不独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守望者，更隐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卓然不群的独行者。

　　

张在成为作家之前首先是个研读突厥语及其民族史的青年学者。他最早的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还有着"童孩式"的寻找母亲丰腴的乳房的冲动(蒙族额吉母亲显然象征着边缘文明的母体);到中篇小说《黑骏马》，他的创作心态俨然已进入了热血澎湃的青年期，其间仍以"母子关系"为主线;《大阪》--《北方的河》--《九座宫殿》里，母子的精神脐带被"父子"所取代，一个人挺立于天地之间骄傲地诉说着父亲与自己，这标志着主体的诞生、人格的成熟。我本人对他的《九座宫殿》印象至深。九座宫殿的存在只是大戈壁中一个缥缈的传说，然而父传子受一代代人都忠贞不渝地相信它，永远有执着者走向大漠寻找它，直至被黄沙吞噬......张承志正是现在这一代的后来者。在他认定自己已找到了精神宫殿后，他不再将之视为"边缘"的文明，而是他的父本和母体，是他自己的全部。它不但已经在大苦大难中拯救了这个种族，而且也可以拯救日渐萎靡贫血的儒家文明__张承志显然是这样认为的。

　　

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群体的历史、文化、信仰、情感、记忆与光荣，这是永远不能漠视的事实。张承志属于一个从中亚进入中国，在漫长而痛苦的岁月中丧失了故乡和母语的民族__本文论及的回族，并不包括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八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国少数民族;即使是维吾尔文(突厥语之一支)，亦与外部阿拉伯世界的语言不能沟通了__能使他们自拔于覆亡之深渊的唯有其宗教信仰。它无疑是伟大的。张把回教文化中的最纯洁和最具超越性的精华提炼成一杆长戟和一面旗帜，用来苛竣地抨击汉文化，讨伐西方列强和"文化帝国主义"。在他出击的范围之内，确实有的切中了现今思想文化界的糜烂溃疡区。如媚俗贱格、蝇营狗苟、朝秦暮楚，等等。张进而批评汉人的儒家文化没有血性，没有大激情和大欢乐。如果我们看过余华的小说《活着》和张艺谋的同名电影，感悟出中国人活着之卑微，也可见张承志并非一个无的放矢的"宗教狂"。

　　

不过，我也想指出张的若干偏颇__至少是可以商榷之处。张从哲赫林耶的底层教众那儿获得真谛，最穷困的人民的灵魂最静洁、人格最伟大。而在都市里这种"人民"迷失了。张说:"如今是人民堕落的新时代了"(《荒芜英雄路》)。于是人民以穷富为分野，类别为圣洁和卑贱两种。这种思维令我感到恐惧。在文学以外，不是也常见一些批评家对广义的人民作出"阶级分析"和"道德判断"的吗?得出的结论是社会必须大翻个儿地革命和重组了。现代中国正是这样走过来的。回到文学，王朔当然是媚俗的了，他把三教九流的"大款"、"小痞子"提拔成小说主角，尤其不能容忍。倘若如此，整个明清文学史都得改写。从《金瓶梅》到"三言二拍"，四民之末的"商人"初次成为文学的主角，从卖油郎到僧道卜巫的人生悲欢都被大书特书__值得吗?况且，在回教的教旨里穷人富人也是完全平等的。哲赫林耶中有的是大富之家，比如沙甸或别处的苏非回民每年都向宁夏的门宦"祖庭"纳贡(即使在文革中也秘密履行如仪)，陕、甘、宁的回教豪门之宗教地位大都极高。倘若今日有人以回民的穷富来区分其精神是否清洁，恐怕立刻会引致哲赫林耶教众的唾骂和骚动!

　　

张反对嗜血的杀戮，无论是汉人对回民的镇压抑或反过来的报复。但是在捍卫信仰理想的神圣时的赴死则是伟大的并且是唯一自救之途。哲赫林耶的牺牲精神就成了师表和楷模，"经死亡之路入黄金牧地"(《金牧场》)。张在《清洁的精神》中毫无保留地赞颂中国古代刺客的完美人格，为国族、为知己者、为对陌生人的一句诺言，重义轻生。"是清洁的暴力，是不义的世界和伦理的讨伐者";是"一种已经再也寻不回来的凄绝的美"。生命的最高意义是去殉一个理想;在"道"面前，个体的人是没有几多价值的。热爱人、热爱生命均不如热爱理想那么重要，没有这种终极和凄绝的美，人活着"会很无耻和低下"(见本文附录)。这些论说同样使我恐惧。毕竟，这几辈人刚刚从一个"理想为重人为轻"的冗长梦魇中醒转过来还不算太久。而且，我也很想知道，假使在民主的政体下，回民实现了一村一族的高度自治，哲赫林耶的教义、道德伦理都得以实践和贯彻，张承志面对这座"太阳城"式的理想社会，还会否抱着同样的不妥协态势，继续高举他那杆犀利的批判之矛?

　　

诚然，张呼唤的是一种超宗教的精神情操。不过，文化价值的重建，并不能构筑在独尊一家和贬抑别家的基础之上。汉人部族大抵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但儒家文明之"天"的概念却是一种教人敬畏的"神圣空间"。尽管它已在狂暴岁月之中凋败不堪，为其送葬抑或招魂?至少今日之大陆文化界的讨伐鼓角已几不复闻，回头进入了凝思与内省。光是在瓦砾场上修修补补自然无济于事，各个族群的文化、不同层次的民间社会都应慷慨地输出自己的血液，以构筑万世基业之"文明共同体"。中国的回教乃本土文化重要的一脉，不但它们的伦理体系主要是在中国本土上铸锻成型的，回民中的一些部落(如东干人)干脆就认定他们的始祖是东方人__这毫不奇怪，在中国悠远而跌宕的历史中，一些汉人群落举族改奉回教，均见于文史记载。

　　中国人的"九座宫殿"到底在哪里?过去?现在?抑或将来?它一定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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