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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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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2/3)   
封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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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2/3) (700 reads)      时间: 2003-3-27 周四, 下午1:39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



封從德





「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1/3)

一、先決條件是「自焚」

二、代表會與記者會：確立合法性

三、第一次人事變動





四、第一次反「政變」





李祿在第一個回合中暫時失利。兩年後，他在巴黎會議上用了「政變」一詞來形容這次人事變動(會頁一三八)。但是，這場「政變」很快就被平息。柴玲接著上面的回憶說：



直到凌晨的時候，李祿跟我說：「我決定留下。」我就說：「是嗎？」我很高興。我沒有問他是怎麼一個轉機。十六日凌晨就馬上召開一個班代表會議，大家重新改選的結果，我的印象中是馬少方跟王文都沒有列到重要位置上，重新認可了李祿的主席的位置。我們大家經過了一場衝擊以後都比較輕鬆。……



九點鐘的時候就是記者招待會。這次記者招待會不同以前，就是邀了更多的絕食同學的代表。當時我記得有楊朝暉，他注射了液以後，整個胳膊都腫起來了，還有王丹，還有「北醫」的同學。當時還有一些對北大，對絕食同學的質問什麼的，我記得王丹講過以後，李祿主持記者招待會。然後我講了一段以後，一下子就開始不行了，暈倒了。這是十六日，暈倒以後我就被送到醫院去了。後來我就一直在醫院裡面，當天晚上才回到廣場。老封被指定接替我的暫時領導權，所以十六日中午閻明復來的這段過程，我就都不知道。



代表會加記者會，同樣的程式再走一遍，進一步鞏固了二人核心的合法地位。第一次「政變」就此平息下去。指揮部也從此壯大起來。



關於這次「政變」，李祿後來的回憶與柴玲稍有出入。按他的說法，他很快「召集了一次代表會議」，在幾個「造反的」同學(Insurgents)和幾位老師的圍攻下，李祿中途離開會場準備「正式辭職」，但責任感與柴玲的挽留使他回到會場並「受到了鼓掌歡迎」，因而「這次政變持續兩個小時」便平息了。下面來看李祿在巴黎會議上和自傳中的敘述。







五、李祿的回憶







在巴黎會議上，李祿說這次變動很快就解決了：



十五日晚十點多絕食團指揮部發生了第一次人事變動，變動只持續了一、兩個小時。當時是王文、少方、程真等幾個人覺得絕食團指揮部這個東西不合法，他們自已確定了一份名單，來告訴我們絕食團指揮部被取消了。新的人選，王文是總指揮，他們不叫團長，柴玲作宣傳部長，如此等等有份詳細名單。後來這個事情比較順利地解決主要是我召集了一次代表會議，在會上我的主要觀點是，不能這樣搞，完全沒有任何民主程序。在這次代表會議上他們幾位很不幸都被選掉了，所以這次政變持續兩個小時結束。(會頁一三八)



但在李祿自傳中，情形卻要複雜些。關於這次「政變」，書中寫道：「我們回來時，我看見一些人在開會，當中一個指揮部的成員也沒有。我所建立的民主程序完全被忽視。」二人「成了眾矢之的」，尤其是李祿，大家聽說他是外地學生，就不斷追問他為何沒有學生證，懷疑他是特務。然而，李祿也以攻為守。「我問他們要選誰作總指揮，他們馬上給出一份清單，由一個誰也不認識的人任總指揮。」接著，李祿抗議，「這場運動並不只是北京同學的運動；……你們誰又能證明有學生證的就不是特務呢？––大家無言以對。」李祿藉機重申民主程序，並提議召集聯席會議重新選舉。接下來，自傳回憶了這次改選會的情況：



他們同意召開代表會議。代表們到後都莫名其妙……當我告訴他們有人想從現任指揮部成員手中奪權的時候，大家都很氣憤。那個名單立即作廢，而幾個造反的(Insurgents)由尷尬而憤怒，集中火力對我圍攻。我唯一的罪狀就是我拿不出學生證和沒法證明自己不是特務。幾個老師也作同樣的質問。既然柴玲還可以繼續作總指揮，我想我也不必一定要在領導層內。我說我得好好想一想，要是決定回南京，我會正式辭職。(作者譯自李祿英文自傳，下同)



然後就是柴玲所不清楚的那個「轉機」：



我離開指揮部的帳篷，深感沉痛，尤其是在人民大會堂前所發生的那一幕之後。政府麻木不仁。而就在這一關鍵時刻，有些同學卻可能只想到自己的名譽和個人利益。要真是這樣的話，運動怎能健康發展？我們怎能保障絕食同學的生命安全？我感到責任重大，又深深地感到幻滅、失落與絕望。



柴玲與幾位代表走過來，說，「我們都希望你回來。那幾個人被代表們趕走了。請回來吧。」我很感激柴玲，自從見面，她從未懷疑過我。我的孤獨感稍微輕了些。我很難不去幫助柴玲，但我不希望指揮部的工作與團結因為我而受到破壞。我知道有些人還會恨我，還會發起進攻。我對她說，「你繼續去開會。我也許會辭職。離開之前我會告訴你我的決定。」柴玲看著我，沉默不語。從她的眼睛流露出信任與遺憾。我離開指揮部，走到絕食同學中間。……



我在絕食同學中間大步走，感到對他們的愛在升騰。他們才是這場學生運動的心臟，而不是那些想篡奪權力與名譽的野心家(would–be leaders)。我對絕食同學負有責任。他們的生命安全每分鐘都在受到威脅。我拋開了所有雜念。有人懷疑我，又怎麼樣？﹗我要是離去，就會成為歷史的罪人。於是，我豁然開朗。



這樣，改選會議的尾聲便是：



帶著這些想法，我回到了會場。我受到了鼓掌歡迎。我告訴他們大夫的話。我派他們去安排人員，每過一些時候就給每個睡著的人翻一下身……到了凌晨三點我才躺下。五月十六日拂曉。才睡兩個小時，就有人叫醒了我。我召集學生代表開了個會，討論如何清點絕食人數。(李祿自傳頁一四六–九)



現在歸納二人回憶的差別。(一)、雖然二人都說是兩次會議，但「反政變」成功的時間卻不一致：李祿說是當晚就解決了；柴玲則說是在次日凌晨。(二)、對於李祿來說，程真、馬少方、王文等人是在「造反」，「完全沒有任何民主程序」；而柴玲則認為兩次都是經過程序的「改選」，祗是第一次李祿被選下，第二次別人被選下而已。(三)、因而，對於離開會場，李祿說是「準備辭職」，且是在幾個「野心家」被代表們趕走之後，由柴玲和幾個代表請他回去的；而柴玲則說，是在第一次改選李祿被選下之後，她「也沒有辦法勸他」，是李祿自己願意留下，才又開一次改選會的。



二者差別的實質是，若按柴玲的回憶，第二次改選後指揮部的合法性則還有疑問；若按李祿的回憶，以二人為核心的指揮部則完全合法。但是，李祿在九一年巴黎會議上的這些回憶，不僅與柴玲的記憶有出入，而且與半年前出版的自傳也有差異，於是便降低了其記憶的準確性。比如，幾個「造反的」到底是會上說的那樣，是在李祿主持的代表會議上「被選掉了」的呢，還是書中說的那樣，是在李祿離開會場後「被代表們趕走了」的？



絕食團指揮部成立之初的情形基本如此。以下需要對這些素材作進一步的分析。







六、巴黎會議上對「自焚」的質疑







有關絕食團指揮部的回顧，在巴黎會議上，李祿的發言在柴玲之前。敘述指揮部的成立過程時，李祿沒有提到「自焚」，祗是強調了犧牲的原則：



……那天早晨我就很感悲哀了，我突然感覺到運動中需要這樣一批人，他們希望犧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去為維護運動到此為止的勝利果實，去維護這些方向已經變得模糊了，但又異常堅決的絕食同學的生命權力。所以當時我就找了柴玲，跟她說我們需要成立這樣一個組織，更有效地保護同學的生命，同時在學生中建立共識，我們到底要什麼、怎樣要，因為時間倉促，情況緊急，我們沒辦法再去開會去商量如何去成立組織，我想我們定一個條件，把那些願意自薦，願意最終為絕食運動，為民主運動獻身的那些同學召集起來。當時柴玲就作了一個演講，當時周圍有十幾人吧，後來這十幾個人大多成了絕食指揮部秘書處的骨幹。當時柴玲作了一個演講，絕食團指揮部就正式成立了。(會頁一三六)



李祿最早提到「自焚」是一天之後，指揮部勸阻「自焚」：



在十六日開始出現要絕水、自焚等。……當時我們的能力實在有限，而且支持實在過熱，所以不僅內部的各種更激進的要求得不到制止，外面的人更無法制止。(會頁一四○)。



避而不談「自焚」，也許是因為實際上沒發生，而這個話題可能也太敏感或太複雜。但是，「自焚」在絕食之初確是一件大事，影響極廣，因而聽了李祿的敘述之後，會上馬上就對「自焚」有質疑：



常勁：關於廣場自焚事件，這在北大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事件，對北大對於廣場的決策都有很多影響。因為我聽說李祿是當事人，我希望他對廣場自焚事件做一明確解釋。



李祿：這個事情最先提出來是在五月十五日五點到六點，我跟柴玲還有其他十幾個同學，提出來說成立指揮部要有個條件，那些需要願意獻身的人，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到後來我提出真的到了政府監獄車來把大家都送到監獄去的話，我就當著他們的面先自焚給他們看。但是這個並沒有作為標準。後來這個想法喊起來實際上是在十五日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個從河南來的小孩，個子很小，決心特別大，他一定要我給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十分鐘讓他講他要自焚，而且他要有記者在。當時我把他壓著，他當然很氣憤。最後我強行宣佈記者招待會結束時，他終於喊出來了，有些記者聽到了，就追著去問他了。但是這個指揮部絕對不提倡。後來這個人一直沒停，一直在絕食圈裡轉來轉去，喊的人越來越多，到最後，出現絕水後自焚就變成一個很強烈的呼聲了。學校代表一般來說都比較理性一些，我希望他們每次都向會議匯報一下情況，我就不斷聽到匯報了。(會頁一七二)



似乎有點答非所問。其實，常勁的質疑確實代表了當時的一種普遍疑慮，對「自焚」的疑慮。張伯笠說他正是因為「聽到柴玲要自焚的消息，跟北大七個教授到廣場去勸說」才參與了廣場活動的。(會頁一四二)而我聽說「柴玲要自焚」，當時心情也很惶惑(會頁一五一)。梁二、王超華對「自焚」也都有質疑(會頁一七四)，超華也說「這個事牽扯到後來對北大的老師和對我的影響都很大。」







七、「自焚」、「臥路」與「絕水」







但李祿的回答卻進一步淡化了「自焚」的作用：似乎後來絕水、自焚的呼聲與行動，主要是記者會上那個「個子小決心大的河南小孩」的影響所致，而「這個指揮部絕對不提倡」。如果情況確實如此，也應當是代表會議否決了李祿「自焚加臥路」的二項建議之後的事；而在指揮部成立與召開代表會議之間，這兩項建議的影響已經通過組織的力量傳播開了。這一點，從巴黎會議上柴玲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在第一節裡，柴玲講到指揮部成立，有了十幾個成員，緊接著，柴玲談到了執行「臥路」與「自焚」的情況：



之後李祿對我說，我們還要搞另外一個方式。既然這個對話沒有搞成，我們要不要再增加壓力，把同學們全部拉到長安街上臥路，阻礙長安街的交通，這樣迫使政府趕快跟我們對話。北京電影學院的同學馬上就來了，他們是非常藝術性的人，「一個是臥路，一個是自焚。」他馬上就去買汽油去了。(會頁一四四)



另外，從王超華見到程真勸阻「滾長安街」的情況來看，當時「臥路」的呼聲已很高：



然後，我回到廣場上。我見到有兩個人架著程真從南邊往北，就是絕食團前面那個空的地方一路走過來，程真挨個地跟大家說：「大家千萬要冷靜啊。」我就問王丹是怎麼回事，他在自己隊伍中坐。他說，有人說，要到長安街上去滾馬路，去擋路。「我們不要做那種事啊。」程真從那頭一直到這頭。我印象當中，之所以那些絕食同學對程真有印象，而且覺得她是一個主要的領袖，就是因為這個。她很虛弱的，穿著黃長袍的裙子，兩個人架著她走的，到處走，說是有人要滾長安街。(會頁一五六)



李祿後來也不再迴避談「自焚」、「臥路」與「絕水」：



十五日，我建議可能的話，是不是把隊伍乾脆拉到天安門廣場的長安街上。原來是認為十五日可能有回答，既然十五日沒有回答，那最多十六日就有結果。要有結果的話，恐怕只能施加壓力，因為當時在場的只有幾千人了。但是這個決議在第一次聯席會議上被當場否決掉了。……自焚呢，當然更是被限制了。勸說絕水、自焚，用的主要理由就是，指揮部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有這麼一些人，為了避免其他人的犧牲，他們願意首先犧牲，他們願意站出來，為大家做這份貢獻，做這個犧牲。如果你要自焚的話，你也先讓我自焚啊；如果你要是真想自焚的話，不如你先到指揮部來工作吧。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勸動了南開二十幾位想絕水的人。後來也是以同樣的理由，他們全部參加了指揮部的工作，使得指揮部的人員擴展到上百人。(會頁一六五)



這樣，照李祿的敘述，「自焚」不僅在成立指揮部時起過作用，而且隨著成立而立即否決之後，「自焚」對指揮部的壯大也功不可沒。這種英雄主義與悲天憫人的思想，雖然沒有付諸實踐，其衝擊卻極其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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