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中国需要的是常识──与林思云君商榷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中国需要的是常识──与林思云君商榷   
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论坛管理员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797

经验值: 518954
文章标题: 中国需要的是常识──与林思云君商榷 (1437 reads)      时间: 2001-12-18 周二, 上午1:58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需要的是常识

──与林思云君商榷



芦笛





林思云先生的《中国不需要思想家》我看了三遍，每次都震动很大。不过，我不

同意“不应该用文学的手法来写政论”的说法。要让读者看你的东西，就得使文

章有可读性，这里面就有运用文学技巧的问题。即使在西方，也有以文学手法写

政论的。著名的左拉的《我抗议》就是例子。各种演说（例如马丁·路德·金的

名篇）就更不用说了。丘吉尔的“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至今为英国人传颂。

他甚至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见文学与政治并不是对立的。而且，“骂派文学”

也不是国人特有的。西方国会里的辩论不必说，报纸上的政论又何尝不充满尖锐

的抨击与辛辣的讽刺。讽刺老克绯闻的“拉链门”、嘲笑苏联图－ 144飞机的

“协和斯基”，都是极机智的挖苦。只是人家有明确的游戏规则：第一是从不胡

骂一气，讽刺挖苦以事实为基础，由严谨的思维引导。第二是只限于抨击政党、

政策和政治家，从不进行下流的人身攻击。杂文也不是鲁迅发明的，《蒙田散文

集》就庶几类似，只是强过鲁迅多多。嘲骂自己人的文章也比比皆是。老芦前两

天就在报上看到某作者大声疾呼：“我们什麽时候才会停止干朝自己脚背放枪的

蠢事？”只是洋读者度量大，不会因此恼羞成怒，群起而攻，反而使作者成名。

其实，就连林君此文也是杂文，也用了文学手法。文章结尾的一系列排比句，就

是用来抒发作者的愤激与失望的。



使用文学手法并不等於煽情。林君举的那个“鲜血”与“唾沫”的例子，其实不

是煽情的范例，因为它并没有歪曲“只说不做”的实质。读者诸君要知道什麽是

煽情，请去看八九学运的《绝食宣言》。不知道别人怎样，老芦当初看到时是很

起了些鸡皮疙瘩的：不绝食，中国人便没有活路了麽？绝了食，中国便立刻一片

光明了麽？中国的命运竟由一群精英的胃肠道的充盈度来决定，这未免太儿戏了

吧？然而就是这种一文不值的东西，刹那间就让全国人民脖子上扛的那玩意儿飞

入云端，只留下一腔子没有思维功能的热血在那儿哗哗开锅。



所谓煽情，是用极刺激、极有煽动性的话语煽起人们的浅薄正义感、同情心、仇

恨心，使他们丧失理智，失去冷静客观分析局势的能力，在“正义冲动”下干出

后患无穷的蠢事来。而这正是当年那些学生领袖们干的勾当。惟一超过“绝食宣

言”的东西，算来只有“年轻的柴玲，永远的榜样”在六四前夕所作的电视谈话。

当年老芦看了那段电视采访，听她说“中国需要流血”，气得把“再教育”中学

来的所有脏话都骂出来了。要流血，为什麽她不去流？为什麽要跑得赛过兔子他

娘？明知屠杀在即，却且哭且诉，滥洒鳄鱼的眼泪，说什麽：“我不忍心告诉他

们”，亏她有脸皮一面欺骗那些无知的大孩子们去白白送死，一面还对外国记者

留下录音谈话作为她欺骗活动的历史见证！简直是丧尽天良，鲜廉寡耻，猪狗不

如！屠城的匪军没有干了这个英雌好婆，诚为人间憾事！



不过，我想与林先生讨论的不是这些细枝末节。我当然同意先生指出的“中国没

有思想家”。其实，落后的岂止是抽象思维。中国不但没有思想家，没有科学家，

也没有音乐家、大小说家、戏剧家、大画家、雕塑家、建筑师……等等。上次去

荷兰，酒足饭饱之余，东道主问我：“为什麽中国没有音乐家？”我顿时面红过

耳。有那麽一会儿工夫，我想到了伯牙和锺期，然而自己却从未听到过俞老先生

的作品。后人伪托的《高山流水》，让我老是想起儿时家门口的棉絮铺。老祖宗

不但不懂和声、对位、配器等复声音乐的那一套，竟连七声音阶都不知道，就是

现在仍然还是在五声音阶的大调里头混。“国歌”里只有一个“提”，其余全是

“哆”“咪”“嗦”在那儿撞来撞去，其马戏团式的鄙俗直让人打哆嗦（可能

“哆嗦”的典故就是打这来的）。我只好说明中国古人历来鄙视音乐（其实“乐”

乃儒家“六艺”之一。“制礼作乐”更是圣人的活儿，应当算是高度重视的），

所以有才能的人都不去搞音乐。幸亏他没有跟著问我有才能的人都搞了些什麽，

更没有亮出他们的镇山之宝，问我：“中国为什麽没有伦勃朗、梵高？”否则靠

谁也不知道的顾恺之、范宽、石涛、八大山人之辈，无论如何是打不过那个低洼

的弹丸小国出的才俊的。



我们不但没法跟鬼子比，就连隔壁的印度人都比不过。佛教哲学之深奥复杂，不

仅令比孔子略早的乔达摩（释迦牟尼）成了世界三大宗教的教祖，而且使他的名

字永标世界哲学史。论音乐，印度人的耳朵比西方人还灵敏，甚至发明了以四分

之一度音为单位的音阶。就连咱们的十二生辰，包括咱们那了不得的“龙”在内，

都是那儿进口来的。如果不是后来进口了梵文，咱们就连“反切”的音韵学的小

花招都想不出来（《镜花缘》中居然花了几章的篇幅大谈“岗根公姑”，咱们的

国学就是这点模样！）；不进口佛教哲学，程、朱、王等人也不会有想到“理”

和“气”的抽象概念的本事。咱们这煌煌文明古国，倒底有些什麽文明可吹呢？



我不能同意林先生的地方，恰是洪哲胜先生激赏的地方，也就是他对造成这种现

象的原因的解释。林先生把一切都归于遗传基因，老芦期期不敢同意。用生物学

来解释社会现象，称之为“社会生物学”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二十世纪初

很是热闹了一阵，但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因为它不仅直接导致种族主义，引出希

特勒的“master race ”（或日本的“神国”）的结论，而且犯了类似马克思主

义的毛病，将复杂的社会人文现象看成了一个“单元函数”。当年鬼子们“证明”

他们是“优秀种族”的“科学理论”，如今看来不堪一哂。例如他们曾把“面角”

（鼻尖与两耳形成的角度）的锐度作为智力的测量标准。所以，鬼子们的尖嘴猴

腮，据说就比中华的银盆大脸来得优秀。说来滑稽，如今信奉这一套的，似乎只

有当年被白人看成是“劣等种族”的有色人种。日本人不必说，连《人民日报海

外版》都动不动就“凭著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最有趣的还要数非洲美国人

的科学发现。去年老芦看了个电视科普节目，有个非洲美国人辩称，根据实验，

动物的智力跟其含有的黑色素成正相关。所以黑色素越多的人种越优秀。老芦当

时就想回国去买下一片海滨浴场，然后再去广告他的科学发现，让面临高考的学

生们来买票晒太阳，保险能大大捞上一票。不管怎麽说，无论是黑色素越少越优

秀，还是越多越优秀，咱们老黄们都可以稳做“中农”，差可告慰。



老芦虽然不干这行，但就连我这票友，也知道林君的“用进废退”说不成立。记

得当年看过一本阿西莫夫的科普，其中介绍达尔文之前的拉马克曾提出“获得性

遗传”理论。该同志认为长颈鹿的脖子长，是因为拼命拉长脖子去树上吃树叶，

一代代下来逐渐拉长的。为了证明他的说法，他把刚生下来的小老鼠砍去尾巴，

然而连砍了十几代，秃尾巴老鼠生下来的後代尾巴一分也没缩短。阿西莫夫於此

叹道：老拉要是想到犹太人已经行了几千年的割礼，他也就不会多此一举了。据

我这百分之一瓶醋的了解，遗传基因并不会因为使用的频度而改变，是高度稳定

的。所谓“适者生存”的进化，是通过人工或自然的手段把那些随机突变的最适

生存的新物种选出来，而不是一个类似健美运动员使肌肉变粗的过程。除非使用

基因工程手段，遗传是无法后天获得、再一代代积累起来的。当然，老芦在此是

大胆玩票。说错了请看官中的专家点拨。



决定某一文明的特点的基本因素如果不是生物学因素，那倒底是什麽？却说当年

小芦为了推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日夜冥思苦想（这在当今青年中看来可能

非常可笑，但对于我们那代惨遭欺骗的“牛虻”式的青年，不解决此问题，似乎

就再也活不下去了）。忽一日，小芦在菩提树下顿悟：社会的发展，其实根本不

是只有生产力一个自变量的单元函数，而是一个变量参数极多的复合函数，这些

参数包括地理、自然条件、气候、物产、社会的组织方式、……乃至社会自身创

造的文明和它自身的历史。换言之，除了客观因素外，文明还被文明本身创造，

历史由历史自己书写。这就是民族个性的由来。要是老马那套“理论”成立，全

世界的各种文明就只会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了。但在实际上，中国不但根

本没有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就连奴隶社会是否存在过也大是疑问。



尽管这是二十岁的小芦悟出来的破烂，如今老芦仍然认为它是正确的。中华文明

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一方面是天文、地理、物产、气候使然，另一方面更是

文明自身作用于自身的结果。如果中国不是乾燥少水、需要强力政府组织大规模

水利工程的大陆，如果她不是把人们一代代束缚在黄土地上的农业社会，如果她

没有出了儒家这个“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保守体系”（费正清语），如果她不被秦

始皇统一，如果人民使用的不是单音节语言和以形表意的文字，如果董仲舒没有

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农本主义”、“官卖盐铁”没有形成千年

国策……，则华夏文明绝对不会是这副模样。这其中最主要的主观原因是钳制思

想自由的“精神自阉术”。古代的贤哲们从来对探索自然界的未知没有什麽兴趣，

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以牺牲物质文明的进步来换取农耕社会的“安定团结”。整个

社会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负反馈的自动控制的超稳态系统，任何偏离“主旋

律”的微弱信号输出会立即遭到全社会的合力扑杀。这种系统从根本上取消了人

们创造性的智力活动，使得我们有过一代由一代的博学鸿儒，直到近代还产生了

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那样的“学问家”，却从未产生过上得了台盘的思想家。



与此相反，欧洲因为它的地形破碎，内陆出海便利，航海贸易发达，使人民不必

组成结构严密的农耕社会便可谋生。而且各国林立，形成了一个互相竞争、永远

处於不稳态的开放系统。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控制系统。新的发现刺

激新的探索，新的探索又带来更新的发现，使文明成指数型曲线增长。所以，欧

洲文明的先进，不是人种优秀、善于抽象思维的结果（其实人家的形象思维又何

尝不优秀？我们有断臂维纳斯麽？更不用说文艺复兴三杰了），而是各种主客观

因素使然。



造成华夏文明的落后，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本文想谈四个问题：模糊文字与模糊

思维；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鼠目寸光的功利主义，以及盲目自欺的夜郎心态。



古文与古人思维的模糊，大概算得上一个确凿的事实。有的论者已经指出了古人

不懂形式逻辑。其实费正清早就叹道：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

在逻辑上毫不成立的“连锁推论法”，在中国竟会被士大夫郑重其事地探讨了两

千年。不懂逻辑还要思维，就只能“鸡同鸭讲”，除了一片嘈杂，什麽效果也没

有。老子可算头牌国产哲学家，但他的哲学观点到底是唯物还是唯心，到现在居

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孔、孟、老、庄、荀、墨谈“道”、谈“圣”、谈

“贤”、谈“君子”、谈“小人”，吵得不亦乐乎，却从来没想到先界定一下这

些概念，看看彼此说的是不是一回事。即使偶尔给出定义，也从来没有什麽逻辑

学价值。如“仁，人道也”，到底是说“仁是做人之道”，还是“仁是人与道的

结合”，抑或“仁是道在人文领域理的体现”？三个名词放在一起就成了定义，

没有任何连接词和定语，让人怎麽理解都行。再加上没有标点符号，断作“仁人，

道也”（仁人是道的物化）又何尝不可，更是助长了理解上的混乱。因此，理解

上的模棱两可并不是时代久远造成的（古埃及的楔形文字尚可破译），而是思维

的模糊与文字的简约所致。这种内在的含混模糊，使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导致了理解上的随意性。既违背了逻辑学最根本的同一律，又怎麽能建立博大精

深的学科群呢？孔子算是“述而不作”，留下的《论语》是门人收集的杂乱语录。

《孟子》应该算是系统的论著。然而该书编排的毫无章法，散乱重复，令人叹为

观止。可怜朱熹还花了四十年的心血去注这种毫无学术价值的《四书》！



尽管逻辑学的基本体系在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手上就已建立，我们至今仍是世上

最不懂逻辑思维的民族。网上那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鸡同鸭讲”

且不论，前两天群情汹汹，万众痛批老芦的“中国是帝国，所以迟早要崩解”的

谬论，却竟无片言只语搔在痒处，实在令人慨叹“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现代中文比古文当然强过多多，然而仍然问题不少。这方面的缺陷，我在《汉字

改革小议》中提到过。首先是“以字造词”产生内在的含混。以字造词，“字”

造完“词”后却并不功成身退，仍然留在革命队伍里发挥馀热，继续起“词”的

作用。这种“词母”往往兼具它所造的几个词意思，从而扩大了概念的外延。最

好的例子，就是“权”字或多或少兼有“权利”、“职权”、“权力”、“权

势”、“特权”的意思。当然，西方也造词。大多数科技词汇就是用希腊和拉丁

的词干、前后缀造出来的。但这儿的重大差别是这些“词母”本身一般不是词，

不能滥竽到句子中去自由恋爱，新词一旦铸好就是不能拆卸的整体。西文当然也

一词多义，但人家词汇丰富，该准确地用哪个词时总能找到，不象我们想说清

“可能”究竟是指“possible”还是“probable”都没法，想用“政权”以外的

词来区分“political power”和“regime”都不行。



第二个问题是望文生义。票友们根据造字的“词母”，就想当然地自以为知道造

出来的新词的确切意思。“共产主义”就是把财产并在一起，“无产阶级”就是

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提出者本人，就是这点水平。又有

哪一位看官，看到“乔叟”的名字，头海里不立即现出一个颤巍巍的“乔国老”

的形象？



第三个问题是文法的不严密。先贤参照英文，定出了中文语法，但写作中的“人

治”状态并未由此结束。有人说中文写作只有好坏之分，没有对错之别，话虽过

份，但指出了这种无章可循的状态。例如“拙文发表后，陆续见到一些批评，很

感兴趣”这个句子，如果以“拙文”作全句主语，此话就是病句，如果首句只是

后面的无主句的时间状语，则也说得过去。英文就没有类似的弹性，由此可见中

文的缺乏规范。这种缺乏规范也在口语中反映出来，现代白话“不拿白不拿”和

旧白话“不拿强拿”一样，都难以“绳之以法”。“我五号到北京”这句话，如

果没有上下文，聪明如鬼谷子，使用“文王神课”那种超过“深蓝”超级电脑的

国术，也算不出它说的究竟是过去还是未来。在西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往往满

口病句。在中国，文盲和教授的差别基本是词汇上而不是语法上的。除了“打武

斗”之类，文盲不会犯时态、性、数、格和句法上的错误。教育造成的差别的大

小，反映了语言的复杂程度和规范程度，从这个角度上说，现代中文乃至汉语，

仍然是较为简单、原始、缺乏规范的。



这种简单质朴首先反映于句法。在实质上，汉语是单句而非复句语言，各句相对

独立。可用的复句只是含时间、条件、原因分句的句子，这是因为它们的分句相

对独立于主句，其主语或宾语不会扯到主句中去。需要使用主语从句或谓语从句

时，我们就只能把句子拆成数句或压缩成一句。而定语从句无论多复杂，我们都

只能将其压成一个长句，句子实在太长时就只好以逗号或顿号分开。在需要准确

描述界定事物的性质时，这种表述方法极不称手而且重复冗赘。“从前有座山，

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式的儿语，在现代的复杂生活前的确显得苍白无

力。



此外，单句语言的特点造成了使用标点的困难，更容易造成行文的混乱。各单句

松散地联缀在一起，彼此没有严格的隶属照应，有时共用主语，有时各有主语而

又此显彼隐，有时上句是下句的主语，加上该用被动语态之处往往用无主句来表

达，更助长了混乱。其实，就是写在这里的这个句子的组成也十分混乱：“共用

主语”、“各有主语”的主语是“各单句”，“此显彼隐”呢？“有时上句是下

句的主语”，“加上……”等等，与主语“各单句”的语法关系是甚麽？由此可

见，单句松散并列，是中文难以规范的基本原因。



没有严格规范，只要能说清问题，似乎也未尝不可。但“无法无天”只能导致文

字水平的低落。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星岛日报》上那些光凭“语感”

写的不堪卒读的文章不用说，就是《人民日报海外版》那份泱泱大国的头号大报，

其文字水平之低下也令人叹为观止，连“温州人真福气”这样的病句都可作为文

章标题。为证明我们普遍的文字水平之低，老芦愿以一百美元为注，输给第一个

指出任意一期《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没有五个以上文法错误的人。



与模糊思维和模糊文字相得益彰的是我们死记硬背的教育。古代的教育制度的不

合理似乎没有必要再去提它，除非卫道士们连“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都要认为

是什麽了不得的东西。当然，应该肯定的是，如果一个人志在成为传统的“学问

家”，那麽旧式教育显然优于现代教育。要成为博闻强记的人，最有效的办法，

还是在幼小时生吞活剥地背下一大堆古书，等成年后有了理解力后再像牛反刍一

样回出来消化。遗憾的是，无论我们的志士们是怎样爱国，恐怕也没有哪只“爱

家贫的狗”愿意让他（她）的孩子受那个罪。



尽管我们的教育制度从晚清起就极为可耻地“全盘西化”了，两千年的革命传统

可不是那麽容易扔掉的。咱们的教育的中心目标从来是“学以致用”。过去是用

学来的知识应付科举考试，“售与帝王家”后再用它来“治国平天下”。现在是

用学来的知识去应付各级升学考试以及毕业后工作中的一系列“考试”。从头到

尾，学习不是为了获得一种独立地进行开创性思维的能力，而是为了应用。在这

方面，伟大领袖和敬爱的林副统帅都有明确的指示：“精通的目的全在於应用。”

“带著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所谓优秀生，就

是那些能在考场上立竿见影的人。而所谓优秀的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在具体工

作中灵活应用学来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我们的大学，其实只会成批制造

手艺精熟的“知识匠”。佼佼者们哪怕是到了哈佛也能独当一面，然而多数人撑

死了也只能是“二把刀”。老芦在国外混了许久，国产的本行的“一把刀”的世

界大师级人物到现在也无幸碰见。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比鬼子蠢笨，而是因为当

初“打刀”的人从来就没有想让我们成为干将莫邪。



却说当年小芦风魔上了力学，课外参考书看了无数。所有的书都是教你怎样灵活

应用力学的原理和公式去解决难题，却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你：为什麽当初人们

会想到去寻找那些原理和公式，而这些公式、原理又是怎麽想出来的。直到某日

看了一本爱因斯坦写的科普，才知道加（人加）利略是怎样发现惯性定律的。与

我原来设想的相反，老加根本就不是去试图解决生产上的什麽问题，也没有做大

量的实验。最主要的实验还是在脑袋里作的（称为“理想实验”）。他发现小球

滚下坡后，路面越滑滚得就越远。於是他设想如果路面的摩擦力为零，小球的速

度就将保持刚下坡时的速度不变。就这样，人家就有本事在自然界根本不存在

“无摩擦”的理想状态的情况下，发现了惯性定律。



同样地，老加爬上比萨斜塔去作那个著名的实验前，早就知道结果会是怎麽回事。

根据亚里斯多德的经典说法，物体下落的速度正比于它的重量。要是老亚是咱们

的“亚圣”，恐怕此说要永远供在神龛上让咱们磕头如捣蒜地拜到今天。然而老

加却长了一个不光是用来磕的头。他想：如果把一个十斤重的东西和一个一斤重

的东西连在一起，就可能导出两个互相矛盾的结果：一个是：新物体有十一斤重，

所以下落的速度应是一斤的十一倍；另一个是：一斤重的物体落得慢，必然要拖

落得快的十斤重的物体的后腿，因此新物体的速度应比一斤快，比十斤慢。这两

个互相矛盾的结论在推导过程中没有任何逻辑错误。所以，必然是前提出了毛病。

要避免这种矛盾结论的产生，只能假定不同重量的物体的下落速度是一样的。所

以，老加去爬塔，其实是去验证他靠思辩早已发现了的定律。



奇怪的是，没有哪个中学生不知道老加和他那大名鼎鼎的塔，却没有一本教科书、

没有一个老师教过学生他当年的思路是甚麽。如果老芦没有看到老爱的那本书，

到今天还不知道他究竟是中了什麽邪，自己又不是公主，下头也没有唇红齿白、

天天使用小白兔牙膏的唐僧等著，没来由爬那儿去扔什麽绣球。更不知道他为什

麽就不怕当场出彩，邀请那麽多人去看他老人家献丑。



这种皮匠教育，反映的是咱们急功近利的鼠目寸光。对任何一个科学上的新发现，

咱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玩意儿有什麽用？”有什麽用？当然什麽用都没有！

爬塔扔球除了能锻炼身体（如果老加没有痛风病的话），运气好了能打上个公主

之外，又有什麽用？十斤重的物体从高处往下掉，只要不砸在咱们的天灵盖上，

跟国计民生又有什麽相干？难道十斤重的物体下落速度和一斤的一样快，胖子就

跟瘦子一样，用不著减肥了？只有吃错了药的人，才会去琢磨那些没用的事，还

要神经兮兮地拉上一群跟著他一道疯的人去看那马戏不是马戏，魔术不是魔术、

毫不逗乐解闷的杂耍。



当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到中国传道，将欧洲正在吵得火冒的“日心说”、“地心

说”介绍给中国的天文学家们。孰料对方却毫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一个称职的

天文学家，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准确预言日蚀和月蚀。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只要

编得一部好黄历，管它是日心还是地心。日心也好，地心也好，在咱们这儿从来

比不上冠生园的点心，只有后者，才是“民之天”。



国外有个笑话：北极落下了一个陨石。一个英国人上那儿去研究了一年，回家写

了厚厚的一本书，推出了一种崭新的宇宙演化学说。美国人上那儿去研究了一月，

发现了该物质在工业上的潜在用途。日本人把美国人的发现买过来，上那儿去把

陨石搬回来，做成了一种新式录音机的磁头，垄断了全球市场。这个故事其实说

错了。还没等日本人下手，咱们就捷足先登把它搬了回来，拿来当菜入药，隆重

推出了“外星健康长寿自然美味食品系列”以及“第四维时空宇宙太极气场帝王

富豪大款酷仔亮妹壮阳滋阴动情长交助孕保胎延年益寿减肥降压戒烟护发防皱万

全大补丸”。



对万事万物，咱们从来就没有一种要探索个究竟的好奇心。像王阳明当年那样去

“格物致知”，“格”庭前的竹子“格”到几乎精神错乱的人是绝无仅有的。而

且，哪怕是王阳明，去格竹子也并不是想格出个光合作用的原理来。他甚至也不

是想知道为什麽“竹子开花，家破人亡”，而是想格出个治国平天下、当忠臣、

做孝子的“理”来。这般格法，当然只会格到疯人院里去。所幸一般人决不会那

麽愚蠢。格物人人会格，各有巧妙不同。西方人格物，格出博物馆、植物园，中

国人格物，格出水陆八珍的满汉全席和琳琅满目的中药柜。在万物的“可食性”

与“可入药性”研究上，咱们领先世界的地位是永永远远不可动摇的。无论植物

学再发达，西方夷鬼决没有在这方面赶上咱们的李时珍的那一天。



这种利欲熏心的功利主义，决定了咱们永远没有赶上西方的那一天。连对民主、

自由这些西货，咱们也用看潜在食物药物的眼光兴致盎然地打量它们。当年晚清

决定立宪，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是立宪国家，俄国不是，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

败了美国。由此可见“立宪”是立竿见影的“伟哥”，令我朝野食指大动矣。先

贤们追求西方民主自由，有哪一个不把它们当成“富国强兵”的手段？就在前不

久，有人还在批老芦把西方的民主自由“泛意识形态化”了，还有人如获至宝地

惊喜地欢呼：“他（指老芦）自己承认是‘道德主义’了！”彷佛那是开窑子一

类的行当。更有人指出，西方的民主自由咱们已经试著吃了一个世纪，只吃得上

吐下泄，还是转回去吃咱们的驴肉比较有滋味些，浑忘了咱们除了毛泽东“思

想”，菜单上再也没有第二味。



不把民主当成一种信念，当成一种宗教，而是把它当成美味可口的西餐大菜或是

壮阳药，民主制度就永远不会在中国实现。须知“民主”和“资本主义”是两回

事。要致富，只需走资就行，何必要民主？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和不久前的亚洲

四小龙，有哪一个是民主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印度，尽管是亚洲最大的民主国

家，比中国又富到哪儿去？咱们最好还是先想清楚，要怀著“吃民主”的盘算，

还不如就像现在这样“和平恶变”下去。



这种急功近利，毁掉了一代又一代本来可以作牛顿、爱因斯坦的人。青少年们

填高考志愿，不是根据自己的爱好，而是根据命中概率，由此还发展出咱们中华

独有的“报名学”来。哪怕是熬到出了国，一看风头不妙立即就跳槽。就是在看

官中，又有多少是放弃原来的专业，改学电脑软件的？恐怕这数量也不会少。这

结果，是许多人都成了包办婚姻的童养媳，被迫与那个不喜欢的丈夫日日做爱。

工作时间对付对付，八小时之外就如同放风的囚徒，杀了头也不想再看专业书一

眼。为了结婚去“恋爱”，结了婚后无恋爱。同床异梦过一生，对著老婆想情人

。既不能“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又怎指望“众里觅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从根本上断送我们改掉上述恶习的一切可能的，是咱们那日甚一日的夜郎心态。

这个问题，老芦想专门写篇“讳疾忌医论”，作为《丑陋》系列的一篇。这里想

说的，是我们这个顽症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到如今似乎已成绝症。



满清一开头闭眼不承认鬼子们的先进，不是说人家只知奇技淫巧，不知圣贤之道，

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说“西学东源”，连“千里镜”、“自行船”都是“得见

中国古书”，照著诸葛军师的木牛流马仿造的。然而后来吃足苦头后，到了性命

交关之际，祖先们还是痛苦地睁开了重如泰山的眼睑。晚清宪政运动时期，西学

成了时髦，朝野上下一致怀著变法救亡的紧迫感急起直追。虽然慈禧太後废除科

举、改办学堂的上谕一举断送了士大夫们飞黄腾达的千年梦想，然而没有多少人

为此抱怨。人们都知道相忍为国，穷则变，变则通，国家是到了非变通不可的紧

急时刻了。老芦看过来人的回忆录，看到当年那些饱学宿儒和学童们一道，抱著

一本托人从上海千里迢迢买回去的“算学”，日夜钻研怎样开平方和解一元一次

方程时，不禁热泪盈眶。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优秀传统！正是在这种

传统的鼓舞下，从点了翰林的蔡元培到后来的老儒徐特立都负笈海外，去把西方

的先进文明学回来。从晚清、北洋到国府，知识分子的主流从来没有否认过西方

的先进，更没有人敢于抹杀良心，鼓吹专制相对於民主的“优越性”。



时至今日，我们却迎来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堕落、最无耻的光辉纪元。国内沉渣泛

起，污流四溢，从《发现黄帝内经》、《大气功师》、《素女经》、《厚黑学》、

《晚清狭邪小说》、《推背图》、《麻衣神相》、《易经占卜学》、《风水入

门》，直到《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的“知识”分

子们一面突然嗜痂成癖，对风水、命理等千年陈糟表现了无穷的兴趣，一面对西

方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却避之犹恐不及，一致认定那是只能招来冤鬼祸祟的

东西。在国外，精英们运用充分的言论自由，痛诋西方民主的虚伪、西方传媒如

何愚弄人民。有中国以来，恐怕只有今天的知识分子们，能够无耻到将“民主”

贬为“民猪”。谁说咱们没气魄？精英们不仅自己抹杀良心，还要逼著别人这样

干。倘若有人如老芦不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硬要喊出：“看哪，那个皇帝其

实精光著沟子（注：四川话之臀部）！”立即就要自找死路。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欧洲文明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埃及、古希腊不必说，

其在数学、天文上得益于阿拉伯这个“劣等民族”之多也不可估量（顺便说一句，

阿拉伯人似乎没有林君想象的那麽优秀。人口和资源占绝对优势的“痞子”们竟

一次又一次地惨败在以色列的“少爷”手下，几十年如一日地奈何不了人家，似

乎比中国人还悲哀）。正因为人家有气魄、有容量、敢学习、会学习，人家的文

明才生生不已，朝气蓬勃。欧洲的许多皇宫里有“中国厅”，我们的“人民大会

堂”里敢有“法兰西厅”麽？时代到了二十一世纪，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人如老芦

还成了千夫所指、无疾不终的“汉奸”和“嫌家贫的狗”，这种毫无自我完善能

力的民族，有什麽未来？有什麽希望？还配谈什麽“现代化”？还发什麽大国强

国的春梦？！



所以，我同意林先生最后的结论。中国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思

想家。这种国家，其实根本也用不著什麽思想家。人家已经把一切都想好了，我

们去学过来的本事都还没有，你说有治没治？如果下下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

水平能够进步到了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时代，那就实在是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保佑

了。没准到那时还比现在不如也说不定，咱们现在不就是不如晚清吗？说来令人

断肠的是，晚清那些献身改革的志士，当年一定畅想过一个世纪后中国将会怎样

怎样，倘若他们今日在泉下见到了咱们这副英俊模样，只怕要气得再死一次！不

管怎样，在目前，咱们这种只知疯狂好战、不知大厦将倾的、心智犹如三岁儿童

的民族，需要的不是没地方搁的思想，而是成年人起码的常识，例如打仗会死人，

而一般来说，死了的人是再也活不转来的，等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全文完】





就前文答跟贴：



洪哲胜先生：



谢谢您的跟帖。实在对不起，您说的是对的，是老芦错了。您并没有“激赏”林

思云先生的那个说法。在此特向您和读者道歉并收回那句话。如果编辑能够从文

章里删去那句话，老芦不胜感激！也谢谢您的提醒，我以后尽量细看人家的文章。



秀才纸兵先生：



谢谢您的跟贴。说实在的，我在写那段时，就想到批评家们会把编钟抬出来。我

想说的是，判断一个文明，恐怕不能根据某些个例（无论那个个例是何等辉煌），

而要根据整个文明的主流。音乐在传统艺术里可能是最糟的，不仅没有一个有名

的作曲家（哪怕是唐玄宗也罢）留下作品，而且连所谓国乐的大件，如笛子、二

胡、琵琶等等，都不是汉族发明的。我们还没有铜管乐（锁呐除外），没有低音

乐器（除了“解放”后伪造出来、效果极差、最终又被低音大提琴代替的“大

胡”）等等。正因为此，连文革时期排外思潮最高涨的时候，老毛都没有同意废

除军乐队，说是“管乐的气势大”，而江青还称赞“小提琴把弓从弦里解放出来

（按：人家又不是二胡，从来也没有被关到弦里去，何来“解放”一说！）、

“钢琴音域宽广”等。老芦在文中说的传统国乐是五声音阶的单声音乐，并非厚

诬，实情就是如此。无论哪个才子发明了无比高明的音阶，或是铸出了定音如何

精细标准的编钟，只要它们没有在主流文化中留下影响，其实就等於不存在。毕

竟，个例不能代表主流，而音阶再精细，没有拿来作曲，或是作的曲没有流传下

来，就更算不得是一种整体文明的成就。



“Me”先生：



谢谢您的跟帖。您说的我也想到过，但“probable”跟“possible”似乎不光是

个程度的差异。当然，前者一般用来指大概率事件，但后者似乎是用来指可能、

然而概率不明的事件的。“It is possible that...”一般是指某件事是可能的

（相对“impossible”而言），但概率多高并不清楚，有待查明，似乎并不是说

那件事很可能或很不可能。“大跃进”时，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亩

产万斤粮是可能的》，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如果他用英文写那篇“科学”论文，

立刻就要露马脚。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芦笛离线  发送站内短信
显示文章: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所有的时间均为 北京时间


 
论坛转跳: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Page generation time: 0.069638 seconds ] :: [ 27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