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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中共党史讲座(第一讲上)──汉奸论坛德育课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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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中共党史讲座(第一讲上)──汉奸论坛德育课基础之一 (1303 reads)      时间: 2001-11-02 周五, 下午1:56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古迷



开场白:

  老古本来是古董迷,对已经作古的我党前辈高人的丰功伟绩也有点收集和考证的兴趣,因此有时忍不住会对网上有些相关史实问题质疑和议论几句。前几天,加人提毛导师的林左手之过,两条之一就是他在文革中迫害过邓右手。由于这是老古第一次听说,以为有什么出土文物被走私到国外,禁不住好奇追问了一句,倒引出一些争议,芦笛先生也出来把林小人又踩了几脚,将邓大人又举了几把。有几位党迷甚至还动了感情,连家底都兜出来卖了。说来说去仍然是有口水而无文物,看来我党这些年确实把德育教学给荒废了,也难怪核心要翻出“以德治国”的千年古董来。只不过今人讲这“德治”显然也与古人不同,大约是“德不上大夫,礼不下小人”。芦笛先生所言“历史人物的功过,恐怕不能看私德”,看来就很合乎如今的社会心理,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典德治之道也就不必去翻了。

  老古说是要给党迷们补点党课,想想林、邓这些人恐怕还是作古得近了点,即使不论私德也难免伤了有利害关系的感情,因此索性扯得更远一些。毛导师有言在先:修党史不能不从陈独秀讲起;何况毛导师最初也只是陈的学生一辈,后来又在以陈为首的党中央当常委兼秘书,而邓大人最初到中央也是先给陈当小秘书;今年我党又刚过八十大寿。党课也就先从这党史开始,只汇集史实,不作议论,更不加褒贬。欢迎随时批评指正。资料出处太多,暂不一一列举,若有网友感兴趣,随提随答。



第一讲: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一大」的召开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党庆纪念日。过去人们一直以为,1921年的这一天前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大」),宣告它的诞生;在此之前,祗是各地有一些「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小组」。据近十几年来陆续公布的中共党史资料和考证表明,中共在「一大」召开之前就已经存在,「一大」开会日期实际上是7月23日至8月5日。本文根据中共党史界近年的研究新发现和结果整理而成,以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南陈北李 同心协力

  1915年8月,陈独秀由日本回中国;9月15日,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大力提倡民主、科学和新文化运动。这份杂志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知识青年中影响极大,声誉很高。1917年,《新青年》一、二月号先后刊登胡适(当时在美国作哲学博士论文)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倡「白话文学」,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1917年初,陈独秀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教授兼文科学长(文学院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同年7月,被陈独秀赞为「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的胡适学成归国,经陈向蔡元培推荐,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室主任;他还应陈邀请担任了《新青年》编辑之一。陈独秀(三十八岁)、胡适(二十六岁)及钱玄同(三十岁,北大文科教授),被当时知识界的进步人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圣」。

  1918年初,李大钊(二十九岁)就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同时也担任《新青年》的编辑。陈、李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极好的朋友(后来并称为「南陈北李」)。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两人又共同创办了一份《每周评论》的政论性刊物。李大钊最先在《新青年》(1918年)上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陈独秀随后(1919年4月)开始发表了一些同情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文章。所以张国焘(北大理学院学生、中共北京组织发起人之一)说,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影响」。

  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专号。在此前后,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还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等文章,对「五·四」运动起了鼓动作用。「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曾和学生们一起游行;陈独秀于6月11日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他起草的传单──《北京市民宣言》,当场被捕。由于陈独秀是当时公认的社会精英、「五·四」运动精神领袖,他的被捕轰动了全国。北京当局认定陈独秀为「五·四」及其后学运的两个幕后操纵「黑手」之一(另一个是蔡元培,当时已辞职离京),企图予以严惩,却慑于举国上下的抗议不敢轻举妄动。经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校友会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各省市教育会和国民大会等团体及各界知名人士的通电保释,陈独秀在狱三个月后被释放,但仍受监视。

  1920年初,李大钊设法用骡车悄悄将陈独秀护送到天津。陈然后乘船去了上海,借住了老友柏文蔚在上海的空公馆──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现南昌路100弄)2号。

  在上海,陈独秀与《星期评论》、《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等刊物的一批鼓吹社会主义的青年学者过从甚密。《星期评论》三个主办人都曾留学或流亡日本,对马克思主义都有所研究:主编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主要理论家,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研读过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辑李汉俊是该社的精神领袖,精通日、英、德、法四门外语,曾师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与日本和朝鲜的共产党人都有联系;编辑沈玄庐曾当过清朝的州官,因帮助同盟会起义失败而流亡日本,研读过各种社会与政治学说,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最为正确,1916年回国后曾出任浙江省议会议长,组织过中国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时事新报》和《解放与改造》的主持人张东荪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先追随孙中山,后参加了梁启超的「宪法研究会」,更倾向主张劳资合作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陈独秀由此愈加趋向社会主义,以致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他给在北京的李大钊写信,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不可,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李大钊则早已开始行动,与俄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秘密人员建立了联系。1920年3月,李大钊指导北大的学生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二.维经斯基 来华开辟

  1920年,俄国共产党远东局经共产国际(当时俗称「第三国际」)批准,派维经斯基(二十七岁)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开辟道路,完成下列任务:「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物色一些中国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邀请一些进步人士到俄国游历」;「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当年4月,维经斯基夫妻等一行六人到达北京,其中有一位华裔俄共党员杨明斋(三十八岁,出生于中国,十九岁去俄国远东谋生)兼作翻译。他们以俄文《生活报》记者为公开身份,以开办「华俄通讯社」为由开展活动。维经斯基等通过北京大学俄文系的俄籍教授柏列伟等人的关系,首先结识了李大钊及其几个最接近的学生,还会见了其他一些人,了解到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况。维经斯基听说陈独秀实际上是这个运动的精神领袖,于是就请李大钊写了一封介绍信。

  4月下旬,维经斯基夫妻俩和翻译杨明斋等一起到上海。在旅馆安顿下来后,维、杨二人首先就去拜访陈独秀。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差不多一见如故,两人多次交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基本上有了一致估计。维经斯基一行人于是也在法租界租房住下,并挂起《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开始逐步实施他们的来华任务。

  通过陈独秀的介绍,维经斯基又认识了戴季陶、李汉俊、张东荪等人。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现淮海中路567弄)6号戴家,维经斯基和这些人座谈过几次,于是提出建议: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进步刊物的人团结起来,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社会党。张东荪只愿意进行学术研究而不赞成组党的政治行动,因此立刻表示退出。其他人则表示赞同,戴季陶甚至同意由他来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

三.上海发起 独秀最力

  1920年6月,陈独秀会同《星期评论》的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原浙江第一师范学生)、施存统(原浙江第一师范学生,正准备赴日本留学)、陈公培(原北京大学学生,正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等近十人,在戴家讨论《党纲》。当讨论涉及到组党问题时,戴季陶表示他不能与孙中山和国民党断绝关系,而孙中山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他声明退出此活动,大家不欢而散(戴不久就从新渔阳里6号搬走,杨明斋出面租下,继续供众人聚会之用)。

  几天后,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在老渔阳里2号陈家开会,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通过了由李汉俊起草的党章。沈玄庐和陈望道(原浙江第一师范教员,《新青年》编辑)不久也加入成为发起人。8月,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李达以日本留学生代表的身份回到上海,开办「中国学生联合总会」。他去拜访陈独秀,探讨组织革命党派的事,陈就邀请他加入作为中共发起人,并协助编辑《新青年》。杨明斋也由俄共转入中共。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以后,陈独秀分别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等人、长沙的毛泽东(「五·四」运动前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济南的王乐平(山东省议员,「五·四」运动时曾为山东赴京请愿团代表),李汉俊写信给武昌的董必武(私立武汉中学教员,国民党员)等人,委托他们在当地发起组织共产党。1920年暑期,陈独秀还与先后到上海的张国焘(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和张申府(北京大学讲师)分别谈过建党的情况和计划,请他们协同李大钊在北京从速发动;邀请路过上海回汉口的刘伯垂(律师,曾任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军政府高等审判厅长)入党,委托他会同董必武等组织中共武汉支部。陈独秀委托去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建立中共旅日组织,并发展了回国度暑假的周佛海(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留学生)入党;又委托去法国任教的北京党员张申府建立中共旅欧组织。到中共「一大」前,在上海陆续入党的总共十九人,其他还有:袁振英(北京大学毕业,《新青年》出版社和《共产党》月刊编辑)、林伯渠(国民党高级干部,中共特密党员)、邵力子(上海《民国日报》主持人兼编辑,国民党高级干部,中共特密党员)、沈雁冰(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辑)、沈泽民(留日回国学生,沈雁冰之弟)、李中(杨树浦机器厂工人,原湖南第一师范学生)、李启汉(外国语学社俄语班学生)、李季(《共产党》编辑)。

  8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劳动界》周刊创刊,作为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此后又派人到工人中直接发动工人运动,如李中组织了杨树浦机器工会,李启汉到纱厂集中区办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纺织工会等。

  8月22日,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等上海部份党员在新渔阳里6号开会,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由陈独秀提议,最年轻的俞秀松(二十一岁)被选为书记。会后,陈独秀将此事通报给各地党组织发起人,并寄去《团章》,委托他们依此建团。上海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任社长兼俄语教师,俞秀松任秘书,维经斯基夫人也是俄语教师。「外国语学社」从9月起开始招生,学生由各地的进步团体介绍,大部份都在学习期间加入了青年团,学习数月后由杨明斋介绍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共重要干部,刘少奇、任弼时、柯庆施、萧劲光、彭述之、罗亦农等都出自此处)。

  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中共上海发起组织出版了《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任主编。同月,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宣布「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正如1917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

  年底,陈独秀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成为中共发起组织的代理书记。

四.北京首应 党员廿一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发起组织之后,北京方面率先响应,发起人为李大钊、张申府(不久经上海赴法国任教,由陈独秀指定为旅欧小组负责人)、张国焘。李大钊首先争取了黄凌霜、陈德荣等五名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则介绍了刘仁静和罗章龙两位同学,九人于10月下旬召开党小组第一次会议,进行了工作分工,决定由李大钊负责小组联络。到了11月,无政府主义者因不愿接受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除陈德荣外都退出小组;但很快又有更多人加入,其中主要是北京大学学生,多数是1920年3月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包括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李梅羹、朱务善、吴汝明、范鸿劫、李骏、黄日葵,并于11月底的小组会上正式命名为中共北京支部,李大钊当选为书记。其他党员还有缪伯英(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何孟雄之妻)、宋价(宋介,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学生)、李锡九(国会议员,国民党高级干部,中共特密党员)、江浩(国会议员)、张太雷(天津北洋大学毕业)、史文彬(铁路工人,长辛店机车厂工人俱乐部委员长)。到「一大」之前,北京支部发展的党员有以上二十一人,具各地之首。

  此外,派遣维经斯基来华的俄共远东局又相继派出几起人员到京联络,其中包括该局负责人之一萨赫杨诺娃,他们除留守北京的人员外,又分赴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协助各地的建党活动。

五.武汉跟进 入六退一

  中共武汉支部成立于1920年11月。发起人主要是董必武,他联络了陈潭秋(私立武汉中学教员,湖北第一师范毕业)、张国恩(律师、湖北第一师范校监)、包惠僧(记者,湖北第一师范毕业)三人。刘伯垂受陈独秀委托,回武汉后联系上董等四人,以及陈在当年2月访问武汉时所结识的郑凯卿(武昌文华学院校工)。六人开会成立中共支部,选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此后,董必武又介绍赵子健(湖北第一师范学生)入党。

  当年冬天,李汉俊从上海回湖北探亲,途经武昌时,与武汉支部的党员们见面,向他们讲解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

  维经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夫妇由北大的俄籍教授柏列伟带路,也到武汉活动,住在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里。

  次年2月,张国恩以律师事务忙碌而退党。不久,包惠僧去上海,武汉支部书记由负责组织工作的陈潭秋代理。到「一大」之前,不算在上海入党的刘伯垂和退党的张国恩,中共在武汉只发展了以上五名党员。

六.济南稍迟,五人奠基

  中共济南小组建立于1921年初。陈独秀最初委托的是王乐平,但王并没有参与的意愿,而把此事转交给了他的远亲王烬美(山东第一师范学生),后者也就成了山东党团组织的主要发起人。王烬美在「五·四」运动中曾作为山东省学生会的代表赴京请愿,后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并于1920年9月创建「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与会员中的王翔千(济南育英中学教员,王烬美的亲戚)、邓恩铭(山东第一中学学生)、王用章(大东报馆校对,曾参加法国共产党,1919年回国)以及王复元(山东第一中学校工,王用章之弟),是中共「一大」之前在济南的五名党员。

七.广州反复,以三代七

  中共广州支部建立于1921年1月。在此之前,那里的建党活动有过一段周折。陈独秀最初委托他在北大文科时的学生谭平山(广东高等师范教授)和陈公博(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在广东建立组织。他俩联络了谭植棠(谭平山的族侄,与谭、陈同期毕业于北大文科)等许多教师和学生,于1920年8月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谭平山当选为书记。9月,与维经斯基一起来华的两名俄共代表米诺尔和别斯林直接从北京去广州活动,联络上广东籍北大学生黄凌霜介绍的七位无政府主义者,随后建立了广州共产党;谭、陈等青年团人士因反对无政府主义而拒绝参加。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于12月下旬到达广州,同行的上海党员还有李季和袁振英。次年1月,维经斯基、陈独秀等上海党员与米诺尔等广州党员一起开会,几位无政府主义者表示不能接受陈所起草的党纲草案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观点,因此双方就此分手,广州原组织也就此解散。当月,谭平山和陈公博接受陈独秀邀约重建中共广州支部,谭植棠也同时加入,谭平山任书记。陈独秀等上海党员和米诺尔等两名俄共党员也都参加广州支部活动。到「一大」之前,中共在广州只发展了以上三名党员。

八.长沙押后,毛何垫底

  中共长沙党组织在「一大」之前并没有正式建立。毛泽东是湖南党团组织的主要发起人。早在1918年4月,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就和同学蔡和森、何叔衡等联络长沙各校的学生如第一联合中学学生罗章龙等,组织了「新民学会」。1920年8月,毛泽东(湖南一师附小主事)和何叔衡(次月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等成立「俄罗斯研究会」。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在执行部委员长何叔衡和评议员毛泽东的主持下,在长沙召开「新年大会」,到会的十八位会员中有毛、何等十二人表示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即列宁主义),并一致同意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但没有对组党问题作出决定。此后,毛、何与杨开慧(长沙福湘女中学生,毛泽东之妻)等5人秘密成立团支部,毛泽东为书记。到毛泽东和何叔衡出席「一大」,所代表的长沙小组实际上也只有他们自己两人。

九.外加日法 共五十七

  中共旅日小组的施存统(由陈独秀指定为小组负责人)和周佛海两人,都是在上海入党的。到「一大」之前,旅日小组既无活动,也未发展党员。

  中共旅法小组成立于1921年4月。北京党组织发起人之一张申府(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教授)受陈独秀委托在法国发展组织,于1921年初先后介绍刘清扬(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毕业,张申府之妻)和周恩来(天津南开中学毕业)两人入党。同年4月,先期到法的陈公培根据陈独秀的指示,与张申府联络上,开始有小组聚会活动。

  综上所述,正如中共「六大」时的统计所示:「一大」前「党员共五十七人,其中工人四名,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五十三人」。

十.促开一大 共产国际

  1921年1月,共产国际决定设立远东书记处,办事机构在俄国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下分四个地区部:中国部、日本部、朝鲜部、蒙藏部,维经斯基和一名中共代表被任命为负责中国部的书记。此时,维经斯基的来华任务实际上都已圆满完成。因此,当他在广州接到回国赴任的密令后,与陈独秀协商了中共代表人选和其它事项,很快就动身了。他先去上海再到北京与两地的同志告别,在与北京支部全体成员座谈时,表示希望从速举行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此外,他还根据陈独秀的建议与李大钊协商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人选,选定了张太雷与他一起去赴任;另一位中共代表杨明斋则稍后离开上海前往伊尔库茨克。同年3月,俞秀松又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应邀参加7月举行的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到达上海。马林原籍荷兰,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1920年7月代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和泛伊斯兰教联盟,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俄共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为主席),并担任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书记(列宁为主席)。同年8月,被委任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受命协助中共早日加入共产国际。马林有在远东国家从事革命活动的丰富经验,对后来中共的发展和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尼柯尔斯基则是远东书记处派驻中共的代表,大专三年肄业当过两年兵,1921年刚加入俄共,到共产国际机关工作不久就被派到上海,中共「一大」后不久又被调往东北。

  马林向李达(从5月起代理书记)和李汉俊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宣告党的成立。」上海发起组织同意马林的建议,由二李写信给陈独秀,请他回上海主持大会,并通知全国各地和日本的中共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大会。随信还寄去马林提供的每名代表一百元的路费(回去时再各补助五十元)。旅欧小组较远,没有通知它派代表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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