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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观和理想国(上)*****王炳章*****黄花岗杂志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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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革命观和理想国(上)*****王炳章*****黄花岗杂志第四期 (110 reads) 时间: 2003-2-26 周三, 上午1:13

作者：hhg-magazine.org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革命观和理想国*****王炳章*****黄花岗杂志第四期

革命观和理想国

──《中国民主革命之路》选载

王炳章

编者按：王炳章博士遭“暗算”失踪，于今虽然“水落石出”，但仍难“真相大白”……本刊为表示对这位身陷囹圄者的尊敬，更为推广他那本必将成为“名着”的《中国民主革命之路》一书，特继续于本期选载该书的若干章节，以飨读者。

　　一百一十问：你反复提到人民有革命的权利，革命乃天赋人权。你的革命观是什么？

　　答：圣经《使徒行传》示喻革命的权利：“必须顺从神，而非顺从人。”圣经告诫：神的权柄高于任何世俗的权力。《易革注疏》颂扬汤武革命：夏桀商纣，凶狂无度。天既曰，人亦判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

　　孟子曾为革命正名：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桀矣，未闻弑君。

　　《黄帝四经》昭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苛而不已，人将杀之。”就是说，统治者苛政不改，人民可以行使上天赋予的权利以革命除之。

　　美国《独立宣言》号召人民行使革命之权：“所有的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取得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正当权利是从被统治者的同意中产生出来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当其对这些目的有损时，人民便有权利将它改变或者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还可以忍受的，人类都情愿忍受，而不愿取消已习惯的政府以求自救。但是，等到一连串的暴虐与掠夺，全部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证明了政府的全部企图，只是要把人民置于绝对的专制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了权利，也有义务，去把这个政府推翻，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制定新的保障。”

　　美国贡献最大的总统之一林肯，继承了独立宣言的精神，在其就职演说时，公然为人民的革命权利进行辩护：“这个国家，及其所有的机关，都归其住民所有。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人民厌倦了现有的政府，他们都可以实行宪法的权利改变政府，或者行使革命的权利推翻政府。”

　　这一切，都揭示了一个真理：推翻暴虐和腐化的政府，乃人民的天赋人权。因为，政府是人民建立的，应当为人民谋取福利；当这一宗旨遭到践踏，推翻，更换现存的政府，是天经地义的。别说暴虐的政府，就是做事不合民意的政府，人民都有权更换之。在民主国家，更换政府乃平常之事。美国每四年就有一次更换政府的机会，那就是周期性的选举，很少有政府是长期执政的。看一看近二十年来美国换了多少届政府？尼克松、福特共和党政府，人民不信任了，把它推掉，换上卡特民主党政府；卡特干得不好，人民把它赶下台，换上了里根、布什的共和党政府。他们做了三届，经济先盛后衰，人民又把共和党轰下去，请克林顿的民主党重新执政。所谓民主制度，只不过是把推翻、更换政府合法化、程序化罢了。

　　中国哲学家老子把政府分为四等。他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一等政府是最好的，无为而治，人民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二等政府是用道德仁政进行治理的政府，靠老百姓的拥护和歌颂而统治。第三等政权，靠严苛的法律、靠暴力、靠百姓的恐惧感维持统治。第四等是最烂的，欺压百姓，鱼肉人民，人民应当奋起，痛骂它，推翻它，革它的命。评一评，中共属于哪一等？中共政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专制、最残暴、最腐败的政权，现已到了无官不贪、警匪一家的地步。人民忍了又忍，给了它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是，中共不但不改，反而变本加厉。这样的政府，推翻十次都不嫌多，怎么还能够让它继续存在？是时候了！起来吧，是人民应当行使革命权利的时候了！将来，民主制度建立之后，新政府做得不好，人民同样有权推翻它，换掉它。这，就是我的民主运动的革命观。

　　一百一十一问：请你将“革命”下个明确的定义好吗？因为，革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答：中国大陆的辞典中，将革命定义为：推翻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我将上述说法加以延伸，分两个层次谈谈革命的定义。一是从目的上谈。我们民运的目的是革命性的，那就是：推翻中共的特权专制制度，建立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二是从手段上谈。手段分有革命性的，也有完全合法的。完全合法的理想做法是：一点也不违背中共的现有法律，先竞选最基层的人民代表和村、镇长；再一层层竞选上去，直到当上全国人大的代表。由中共的合法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修改各项法律，实现民主化。理论上讲，凡是不完全符合中共现有法律的运作，都叫做革命性手段。达成民主化的革命性手段有很多，前面已有论述，如人民大规模地奋起，占领省、市政府，成立民主政府，就是一种革命性的手段。所以，我主张，不排除用革命的手段达成民主革命的目的。

　　一百一十二问：一谈革命，有人就很害怕，好像又要“流血”了，你怎样解除这些人的顾虑？

　　答：有人一谈革命就怕怕的，是因为共产党革命给人的印象太恐怖了。其实，革命并不都像共产党那样恐怖，有的革命犹如过节，令人开心，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损失。如菲律宾人民推翻独裁者马科斯的革命和印尼人民推翻苏哈托的革命。另外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手段与后果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革命不一定会造成比改良更大的代价。比如菲律宾的人民革命，虽然最后军队在马科斯的总统府投下了炸弹，迫其仓皇逃命，但整个革命过程并未导致什么大的流血。中国八九民运高举“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旗帜，只是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却付出了千百个无辜的生命。未来，人民大规模地奋起，包围并占领省、市政府，成立民主政权；这种形式的和平革命和人民革命，不见得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一百一十三问：记得你刚刚发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时，并没有直言革命。为什么现在大谈革命呢？革命需要时机，你认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吗？

　　答：在我心中，中国需要民主革命的概念早已形成。可以说，在七十年代我就有了革命的构想。但是，时机不成熟时，提出过激的口号是不适宜的。因为，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最后手段。只有广大人民对合法斗争失掉信心、对当权者彻底失望之后，才会公开支持革命，拥抱革命。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之时，过激的口号不利于争取中间群众。尤其在一九八二年刚发起“中国之春”运动时，海外的广大留学生多数还对中共的改革抱有幻想。什么时机提什么口号和纲领，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策略。“六四”屠杀后，我就公开主张用革命推翻中共的专制统治。现在我认为，中国革命的时机更加成熟，是我们应当从舆论准备迈向实际操作的时候了。革命是否爆发，主要取决于有否发生革命的社会条件。没有那个条件，革命者再有献身精神，都难以触发革命。像美国，有好几个共产党组织，一些美共人士搞了不知多少年的革命，结果一事无成。为什么？因为没有革命的社会条件。革命爆发的社会环境主要有：

　　第一，政治结构上的严重失调。我已经论述过，社会应当协调发展。当经济大踏步向前，社会结构发生急剧改变时；政治上不作改革，政治权力结构不作相应调整，早晚要触发革命，历史上有很多的正反例子。以中国满清末年为例，那时，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当迅速，以江南造船厂，江南纺织厂等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以每年百分之十几的速率向上爬坡，并不逊于目前中国的经济起飞。但它不还是被革命的浪潮冲垮了？比较一下可以发现，中共改革以来所做的，满清政府实际上都做了，例如引进外资、引进外国先进科技、搞经济特区、派遣留学生……。唯独两件事满清政府没有做，中共也没有做，那就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相应改革。这样下去，中共同样难以逃脱满清王朝覆灭的命运。政府结构和意识形态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就好像一座大楼建立在沙滩上；经济的大楼越盖得高，地基就越承受不住，大楼崩塌的机会就越大。再打个比方，列车开得越快，钢板、弹簧和铁轨的弹性要求就越高。当前，经济的列车越开越快，可是政治架构钢板、弹簧和铁轨仍然那么僵硬，总有一天，列车会散架而翻车。连中共的老祖宗马克思都明白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怎么中共连他的“老祖宗”都不认了？

　　有人说，革命是在人民吃不饱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且不说现在很多下岗工人和农民已出现温饱问题，单就此话而言，它的立论也不完全正确。历史有更多的记载是，革命多发生在经济向上爬坡、但社会缺乏公正的时候。为什么？其一，正如刚才讲的，政治结构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会导致革命。其二，经济发展会造成人们强大的预期心理。人们很穷，但没有什么预期，没有什么更高要求，革命不一定爆发。反之，人们的预期很强，与政治和社会现实形成过大反差；就算生活有些改善，但由于社会缺少公正，人民也会期待革命，讨回社会的正义。

　　第二，社会财富分配得不公平，即严重两极分化的形成和社会腐败。中国有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穷的太穷，富的太富，社会张力就会加大，何况，大家赚钱的机会极不平等。那些特权分子，不费吹灰之力，一捞就是百万、千万；合同工干上一年，也只能挣个几千块。人心能服吗？现在，问题更严重了，中共刚刚说国企要改革，政策还没下，下面的特权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瓜分国家资产。他们倒卖国营企业，一夜之间，腰缠万贯。下岗的工人呢？连该发的遣散费都没有，心态能平衡吗？他们寻找发泄的出口，就是革命，按照政治学的讲法，就是：当社会丧失正义时，革命便伺机而动。

　　民主社会中，虽然赚钱的机会相对平等，但贫富悬殊也会触发骚乱。早期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的确酿成过社会的不稳。马克思就是看到了这点，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主张。后来，富人们学得聪明了，他们拿出一部分所得，即交纳较高的税收，把那些穷人养了起来，说得科学一些，是社会福利制度。这样，就消除了穷人造反的因素。中共的特权分子们为了多捞、快捞，哪还想得了那么多？今天看着大把大把的银子，心里盘算的是明天如何再多捞一把。他们巳把自己推到了火山口上。

　　第三，社会提供了革命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和人口条件。筹划革命、引发局部革命和局部革命之后推广成全社会的革命，都需要基本的金钱支持。八九学运在天安门的长期坚持，与个体户和中产阶级的财力支持不无关系。在一个全体都是赤贫的社会，则缺少这些条件。另一方面，人口的大量流动，给革命者组织民众提供了机会。而这些条件，都是经济发展创造出来的。

　　第四，当权派与民众的要求形成恶性互动及改良幻想的破灭。起初，除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对改良抱有希望。孙文先生早年也曾上书李鸿章，提出改革方案。毕竟，革命是政治变革的最后手段；当人们一次次改良的尝试均告无效，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尤其是，当权派对人民的和平请愿采取暴力镇压时，形成恶性互动，将改良之路封死，社会变迁的唯一之路，只剩下革命。这时，老百姓对革命的预期就会自然形成。像西单民主墙运动、八零年的民选运动、八六学潮，都是政治改革的机会。当权者的回应却是无情地镇压。随着中共政权的继续腐败，终于爆发了八九民运。假如中共当权者能够有所觉悟，善于利用时机，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中国的改良机会还不至于完全断绝。令人痛心的是，人们长跪于人民大会堂前的恳求，学生们用自残身体的绝食方式进谏，不但不令当权派们良心发现，招来的却是机关枪和坦克。自此，革命的呼声开始渐占上风。

　　谈到这里，我们想再谈一下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的例子，说明革命的爆发，并不主要取决于革命者的策划，而主要取决于社会是否存在产生革命的条件。一九一七年初爆发革命之前的俄国，颇似今日之中国。专制头子斯托雷平上台之前，俄国曾出现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政治宽松时期：改革思潮汹涌澎湃，改革人士相当活跃，好比八九民运之前的中国。斯托雷平在整顿社会秩序的呼声中上台，对政治反对派铁腕镇压（犹如镇压八九民运），改革精英纷纷流亡海外。俄国社会一时“稳定”下来。在高压“稳定”的政治气氛下，斯托雷平进行了一连串的经济改革。七年间，俄国成了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国，工业以每年大约百分之十的增长率向上窜升，资本投资总额翻了一番，出口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二，人民生活大幅提升，造就了沙俄史上空前的经济辉煌。那时，老百姓对政治似乎极端冷漠，表面上，他们关心的，好像只是卢布。在这些骄人的经济增长数字面前，在老百姓的政治冷感症面前，不少已经与社会实际脱节的、原来主张革命和变革的知识分子十分尴尬，茫然无措，好像“稳定压倒一切”确有道理，好像他们梦寐以求的“大俄罗斯梦”快由斯托雷平替他们实现了。于是，有的急着表态“告别革命”（我们也有几位着名的异议知识分子公开宣布要“告别革命”，何其相似耶！），有的大力鼓吹“革命有害论”，更有甚者，竟然公开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要与专制者合作制止革命。

　　谁能想到，“于无声处听惊雷”，就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发生了，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彼得格勒因“运输有误”，导致面包脱销。不满的群众走上街头，很快酿成人民革命。沙皇派兵前往镇压。平乱的首都卫戍部队，本来就是穿军装的老百姓，他们了解到事情真相后，三个团竟然站到人民一边，彼得格勒成立了临时政府。全国迅速引起骨牌效应。沙皇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三月二日被迫退位。仅仅十天之内，延续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便土崩瓦解。没有一个人策划了这场革命，史学家更认为：“没用一个党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连力主革命的列宁都成了这场革命的旁观者。革命党人姆斯季斯估夫基叹道：“革命来临时，我们这些革命党人还像福音书中熟睡无知的少女一样。”这是怎么回事？扮演社会大变革的缺席者、甚至可以说是反对者角色的某些精英们，这时好像才大梦初醒：他们的保守思想与劳苦大众的激进求变心态已经形成巨大的鸿沟。实际上，在斯托雷平经济改革的繁荣表象的掩盖下，由于缺少政治体制的改革，缺少监督制衡的机制，社会财富的分配极不公正。劳动群众渴望正义，要求清算特权阶层的心理越来越强。没有机会时，他们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政治冷漠；然而，一旦机会来临，清算的心态总体爆发，犹如洪水决堤，一泻千里。

　　俄国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印尼的现实更是摆在面前活生生的样板。独裁者苏哈托一手持枪，镇压民主人士；一手开动经改机器，促使经济起飞。凭良心说，苏哈托的“经济起飞”，其成绩单绝对比中共的“改革开放”漂亮得多。由于缺乏政治改革，“经济起飞”使社会累积的不公平现象终于造成了人民革命，苏哈托黯然下台。

　　现在，中共的滥权和腐败，法律系统的瓦解，社会道德的沦丧，已经病入膏肓。整个中共的政权机器都在疯狂地贪污，法院成了特权的庇护所，警察与土匪互相勾结，就算中共要改，恐怕也来不及了，对于这样一个毫无公正的社会，看来只有用革命的猛药才能医好中国社会的痼疾。

　　现在，到处都是干柴。老百姓改朝换代的心理准备已经成熟。据中共官方统计，光是一九九七年一年，大大小小的工人抗议事件就达一万多起。随着国企的改革和下岗工人、下岗干部人数的倍增，更多更大的工潮还在前头。我们再不着手准备革命，真是有负于人民的期望。

　　一百一十四问：革命的触发因素是什么？

　　答：触发因素很多。像中国这样干柴布满的社会，一个火星，就有可能导致燎原。通常，触发革命的因素有：一、经济危机引起的金融崩溃。人们挤兑银行，股民抛售股票，从而触发骚乱。中共的泡沫经济发生危机是迟早的事情。二、政府的对群众示威的无理镇压，逼得人们以武力反抗暴力。三、政府对外作战失败导致人民不满和绝望。四、当权集团的内争与分裂。五、地方政府公开抗拒中共的行动。六、政府对任何一个小问题的处理激起民愤，如无理打人捕人、无理没收财产和其他强奸民意的行为。七、统治集团某个领导人的死亡。八、民运组织占领一个城市，等等。

　　在中国引发革命的因素太多太多了，甚至于一场球赛都可以触发动乱和革命，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像辛亥革命，由试验炸弹出了意外而引起，完全是计划外的事，但它却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中国，任何意外引发的群众示威，如能善加引导，都可能触发革命。

　　一百一十五问：记得你提出过中共政权和社会解体论，是否借此讨论革命的机会，再扼要地说明一下？

　　答：我在一九八六年曾提出政权和社会解体论。意思是说，维系一个社会群体，包括政党、政权和整个社会，需要三个基本要素，有之才稳，缺之则散。这三个要素是：一、意识形态系统。二、法律系统。三、信誉系统。

　　先说意识形态，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人们相信什么，信仰什么，人们认同的道德标准是什么。道德，是人的主观行为规范，是自己对自己的主观约束。举个例子，道德信念强的人，不但不会主动地去偷，去抢，就是经手大笔的钱财，也不会有半点心动。人们的信念强，道德的约束力高，群体的维系性就强，不会散掉，如宗教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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