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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世纪难题：问婊子如何拆去牌坊──“犬儒”篇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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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难题：问婊子如何拆去牌坊──“犬儒”篇之九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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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世纪难题：问婊子如何拆去牌坊──“犬儒”篇之九 (827 reads) 时间: 2003-2-23 周日, 下午9:22

作者：芦笛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世纪难题：问婊子如何拆去牌坊

──“犬儒”篇之九

芦笛

重建社会道德的最大难题，是咱们的社会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有个像样的道德权威和道德资源，却有一个无比强大的伪道德权威和伪道德资源。

这个问题是我刚出国时发现的。那时为了改进口语，一有机会便逮住人聊天，聊天时自然要违反出国前接受的“外事纪律”再教育，痛诋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一次我刚刚结束长篇演说，对方大惑不解地问：

“我真不明白，在我们国家，道德来自于教会，而在你们那里，道德却来自于政府。这是怎么回事？真奇怪！”

在此之前，我还从未想过这个社会道德的来源问题，更没想到过政府是否有资格作社会的道德权威。他的问题打开了我的思路，让我想了许久，越发悟出了共党社会的反动与荒谬。

本来，一个社会有各种不同性质的权威。在现代国家，世俗政治权威由“三家分晋”，分别由政府、国会、法院代表，而精神权威则由教会承担。教会超脱于世俗政治，只对之作道德裁判。例如最近美英准备对伊拉克动武，两国都有教会人士出来抨击，说那是不道德的。

原始国家却不是这样。凡是中古国家例如中世纪欧洲、若干现代伊斯兰国家以及现代中国，搞的都是所谓“政教合一”。在这种国家，政府不但总揽行政、司法、立法权威于一身，而且把持道德权威，统治人民的精神世界，充当他们的牧师。

对现代文明人来说，此中荒谬显而易见。阿爵爷的著名指示说：“权力具有腐蚀作用，绝对的权力绝对具有腐蚀作用”。道德家变成实权在握的政治家时，饶是耶稣转世，也迟早要被手中的大权腐蚀而堕落。此时他们便变成最大的黑暗势力。因为兼具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人民便连对之作道义谴责的可能性都没有，只能用暴力革命来铲除这种“霸法霸天”的黑暗势力。祸害法国几达一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爆发的。

因此，凡是现代国家，就一定要把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威分开。教会毫无世俗权力，而世俗权力机构没有资格充当道德权威。这正如军人和政治家的关系一样，在西方国家，你要是军人，就无权妄言国事，要是政治家，就不能胡乱干预军人的指挥。权威如此分散，便起到了互相制约互相补充的作用，使得社会力量分布比较均衡，社会运转也就比较正常。换言之，西方社会是一个分工非常明确的社会，敲锣卖糖，各管一行，什么都是专业化了的，就连在精神领域里也是这样。如果你的志愿是当道德家，fine，先去神学院拿个文凭再说。无怪乎那位鬼佬要对现代中国政府去玩教会的票大惑不解。

有趣的是，政教合一从古埃及开始，在世上普遍流行，但在中国却采取了独特的方式。传统中国没有什么官定国教，只有孔孟之道那种准宗教。这样做的坏处是形成“道德神权”，对此我已经在本系列另文中抨击过了。但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形成了一种对世俗权力的制衡作用。天子虽然是最高政治权威，却并不是最高的道德权威，后者由孔孟充任。如果天子的行为违反圣贤之道，则不免要成为“昏君”，在当时要被忠臣苦谏，在后世要受历史谴责。因此，传统中国搞的是独特的“政德合一”，虽然其实质也是政教合一，但那只是精神上的统一，并不像别国那样，宗教和政治在精神和组织上双重地统一在一起。

这一套给入侵的西方文明冲击得七零八落，民国期间，中国完全丧失了统一的社会道德权威，代之以五花八门的中西杂拌，从洋学生们拜的“德赛教”开始，到传统的儒道释，一直到各种各样的“反动会道门”例如“一贯害人道”（注一）。习惯了道德治国的统治者当然对此不满意，先总统蒋公就曾搞过什么“新生活运动”，想用儒家精神与法西斯精神的奇特混合，来振兴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注二），但这种由政府出面重建社会道德的尝试完全失败了。

这个任务却在毛共执政期间顺利地完成了。毛共作的最大的孽之一，就是它打断了中国走向多元化的过程，在圣贤之道破产几十年后，成功地重建了另一种事实国教（亦即官定的统一社会意识形态）。这新国教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超级伪道德为核心。它把所有的传统道德统统谴责为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将全人类共有的“良心”、“怜悯心”、“人道主义”当成“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批判，把凶残、好斗、毒辣、嗜血当成美德吹捧。它成功地制造出整整几代mutants，哺育出成千上万毫无心肝的豺狼。这就是如今国内的罪犯异乎寻常地歹毒凶残，而一度光临此坛的某前朝遗老在作了大恶之后至今尚不知忏悔的社会历史原因。

不仅如此，共党还远远突破传统社会所曾达到过的高度，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组织上和精神上的政教合一。伟大领袖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而且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兼教主与皇帝于一身的穆罕默德式的独裁者。在他的领导下，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了不折不扣的合政治权力集团与宗教集团为一身的组织。中枢是教皇，下面是各级红衣主教，一直到基层支部书记那些牧师。这个宗教－政治的金子塔具有双重职能：政治统治和宗教布道。各级教士不但是人民的统治者，更必须向人民布道，用马列主义毛思想圣经为人民洗脑，并为群众做出道德榜样。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我党都是太平天国式的掌握了世俗权力的宗教组织。

凡是宗教，都有精神上的排他性，都坚持认为自己垄断了真理。我党自不例外。通过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它不但成功地掠夺了全国的自然资源，而且垄断了所有的精神生活资源。它以暴力和恫吓，垄断了人世间的一切世俗和精神权威，霸占了社会一切物质和精神资源。一切民间权威都被它无情地镇压清除了。它的集权程度，不仅为有史以来所仅见，而且超过了法西斯国家的水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共这套作法其实是顺应中国的国情民俗的，这就是它取得空前成功的传统原因。据儒家的设计，传统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人民用幼儿看待父母的眼光去看待“父母官”，后者在他们幼稚的心目中，不但是全知全能的领导人，而且是道德上的卓越榜样。不具有这双重功能的统治者就不具备统治资格。和西方不同，人民对统治者不只是行为上的服从，更是精神上的钦服。要明白这一点，只需看看人民的好总理如何享受货真价实的人民崇拜，而伟大领袖在大饥荒中不吃肉又如何感动得人民涕泗纵横就够了。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那牢不可破的“大一统”传统思维定势。中国人酷爱的统一，不仅仅是政治上文化上的统一，更是精神上的“一元化”。在咱们看来，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道德观和统一的精神权威。正因为此，人民才会衷心欢迎毛共的统治，而将民国视为不正常的混乱时代──在国人眼中，“多元化”就是“反常”，就是“混乱”，就是“病态”，就是“没有前途”的同义语。这就是今日还有那么多遗老遗少深情无限地缅怀毛时代“理想主义”的原因，也是许多老共干和老工人痛恨江共的原因。

在把全国引入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后，我党最后放弃了那个祸国殃民的邪教，开始领导全国人民走上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政治集团领导人民完成这个必不可少的历史性飞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以深重的社会危机为代价，我党的这一伟大历史贡献仍然不容否认。

不幸的是，我党毕竟是那个邪教组织的变种，继承了无数的历史包袱。如何摆脱这些包袱就成了它最大的难题。在过去几年中，它已经成功地摆脱了强占来的生产资料和一部份自然资源，摆脱了社会经济组织者和社会福利提供者的尴尬角色。现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如何淡化它的宗教性质，摆脱那个教会的角色。

从当前的国情来看，这个任务刻不容缓。在走资过程中，各级牧师们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号召，成了“先富起来”的那“一部份人”。那邪教的原设计，是这些人必须以身作则，为社会提供崇高的道德榜样，以此鼓舞教育人民。在毛时代，由于社会普遍贫穷，加之铁幕严密，这些人享受的无形特权因巧妙伪装而不易被人民察觉，因此伪善还能假冒为善。如今这些人的贪污腐败却连盲人都看得见，这“善”是再也无法伪装冒充下去了。如此演变的结果，便是原设计彻底翻转。社会唯一的道德权威成了不道德权威，唯一的道德资源成了教人作奸犯科的犯罪资源。

人民的好儿子（注：官生子，非私生）、原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今从上到下，每时每刻，大大小小的牧师们都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向人民作生动示范，教育他们怎样化公为私，把人民的血汗大把大把地搂进自己的腰包来，又如何纵情声色狗马，荒淫无度。这种言不传而身教之的榜样作用，比什么都强有力地改变了普通人的精神面貌。从上到下发生的全国性腐烂，必然导致无比严重的全民道德沦丧。

更严重地是它加深了本已无比深重的社会危机。和西方人不同，中国人对官员们有高得多的道德期待值，不但把官员看成是自己的上司，而且看成是道德表率。如今牧师们全都成了贪污犯兼流氓，势必引起人民感情上的强烈反弹。根据传统思维定势，统治集团一旦达不到人民的道德期待，也就自动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亦即天命）。在任何一个稍通文墨的国人眼中，眼下这种全党腐烂正是典型的王朝末年的征象。如不迅速改变这一局面，大乱乃是指顾间事。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合理解决办法，便是我党彻底放弃道德领袖的宗教角色，从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中逐渐淡出，同时放开对正当宗教的管制镇压，让这些专业对口的职业化道德权威出来占领真空。与此同时，我党领袖们在自己捞饱之后，应该建立健全法制，将中国逐步建成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在私有化完成后，党和政府应该完全从经济领域撤出，从根本上消除官员们以权赚钱的党赐良机。如此才能谈得上社会的道德重建。再搞那套“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不但再也无法欺骗人民，而且只能酝酿下一轮人民革命风暴。

不幸的是，这精神权威的角色似乎是我党退让的底线。在当朝者看来，似乎这最后的防线一旦失守，则丧失政权也就指日可待了。因此，我党似乎铁了心要把精神权威的角色扮演到底，因此连法轮功那种小小的独立的民间精神权威都无法容忍，要毫无理由地以铁腕镇压。大概也是出于同样原因，近年我党还提出了什么“德治”的口号。

令人伤心的是，我党这担心，其实是深谙国情民俗的表现。人民实在是习惯了一个统一的精神权威，没有它便如同失去了主心骨，惶惶不可终日。这种传统思维定势甚至在海外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中都能看出来。记得前段我在某个跟帖中对当局迫害法轮功提出了抗议，有人立刻就告诉我，法轮功如同过去的白莲教，如果不及时镇压，就有可能造成大患。在２１世纪还有人主张以主观预期的罪行镇压某个宗教组织，实在是让我无话可说。既然党心民意如此，当然我党之外便再也不可能有什么独立的精神权威。

问题是，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种背时生活方式，只能在一个孤立封闭系统中运转，在西方先进生活方式面前不堪一击。“德治”不过是已经淘汰的古老政治梦想，再也无法在中华大地上重新建立。更何况如今牧师们全成了婊子，不拆除那牌坊，只会旌表她的接客人数，让人民想“大胆走进夜总会”而不可得之后，忍无可忍揭竿而起。但要拆牌坊，起码我党那道关就通不过去，更别说人民的满肚子的不自在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咱们似乎又陷入了中国式的骑虎难下。唯一的希望是让时间发挥作用。也许，在过了几代人之后，西方的现代文明观念进一步在中国深入人心，西方生活方式基本取代了传统生活方式，则彼时牌坊也就不拆自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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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一贯道”是中共首先血腥镇压的民间宗教组织。比起他们来，后世法轮功遭到的迫害真是小菜一碟。

【注二】先总统蒋公曾在３０年代非常心仪纳粹德国。这说起来根本没有什么丢人之处。彼时纳粹还没做什么坏事。相反，因为成功地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的制裁，恢复了德国的大国地位和尊严，纳粹当然对当时苦于列强压迫的中国具有极大的感召作用。

作者：芦笛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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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都可以多元化 -- 山贼 - (556 Byte) 2003-2-24 周一, 上午3:38 (16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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