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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国内一个老先生文章：劝君少捧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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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国内一个老先生文章：劝君少捧秦始皇   
徐水良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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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国内一个老先生文章：劝君少捧秦始皇 (365 reads)      时间: 2003-2-15 周六, 上午10:40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劝君少捧秦始皇



秦越人











张艺谋先生导演、制作的影片《英雄》，从去年12月20日在全国上映，截至2003年1月11日，票房已冲过2亿元，创下了中国电影票房最高纪录。这个数字一定还会飙升。绝大多数观众对这部影片的色彩、光影、构图、动作赞不绝口，认为“艺术形式美极了”，“市场运作棒极了”。但是，对这部影片的主题和内涵，出现了不少批评意见。较有代表性的是：刘洪波发表在《南方周末》的“劝君少刺秦始皇！”魏明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的“《英雄》[拍御马]”，也就是影片《英雄》拍了皇帝的马屁。周其俊先生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作了一个符合实际的结论：“《英雄》则是当前影视剧流行的‘帝王崇拜’情结最精致的代表作。”



影视和历史小说中的“帝王崇拜”，逆历史潮流而持续疯长，对我国的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危害极大，似须从文学评论、政治评论和历史评论方面来拨乱反正，澄清历史的是非。而批判流毒数十年的“尊秦弘法”思潮，恐怕是消解“帝王崇拜”情结的一个切入点。接着，恐怕就要批判近年影视、小说上炒得最热的清代帝王了。我想先对秦始皇讲一点看法，作为引玉之砖。



误读千年的尊秦经典



——“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从古到今，许多文人学者都把“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看作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颂词，就连我们敬重的伟大思想家王夫之、鲁迅也是这样讲的。其实，这是读书不求甚解的一大误会。尊秦的九字经典，来自《中庸》的右第二十八章。原文是“今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程氏注解：“今，子思自谓当时也，轨，辙迹之度。伦，次序之体。三者皆同。言天下统一也。”如果《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那么文中的“今”，决不会是早于秦始皇“横扫六合”300年的春秋末期，而是指尚能维持名义上的统一的东周。如果《中庸》是清代某些考据家考据的，是西汉儒生的伪托，那么，西汉的儒生和朝廷，同秦始皇有着最直接的深仇大恨，他们绝不会用美妙的词句去歌颂秦始皇的。所以，把“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当作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经典词句，是从古到今一些文人学者很大的误读和误会。



那么，用“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来描述西周的松散统一或东周名义上的统一，是否站得住呢？完全可以。



关于“书同文”，从《易经》、《尚书》、《诗经》、《春秋三传》等文献和地下出土的竹简、金石铭文来看，最迟在西周以后，汉字的符号、文法和文章结构，就是统一的。秦朝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只是书写方法的简化，并不是首次统一文字。何况，程邈作隶书，至今尚无实物证明，现在发现最早的是汉隶而非秦隶。关于“车同轨”，史书上说的是秦始皇修驰道，统一车辆轨道的宽度。可是，秦始皇并不是“修驰道”的创始者。西周就有国家一级的道路，称为“周道”或者“周行”（读如杭）。《诗经.小雅.大车》：“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经.小雅.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委迟。”《国语.周语》：“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积。”上述诗文说明：周朝有周王室一级的国道，周道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光滑，像箭秆一样直；周道的宽度能够容纳四匹马拉的大车从容行驶；周道两旁植树；每隔十里，有供旅客休息、饮食的庐舍；；每隔三十里有供旅客住宿的路室，每隔五十里有市镇，市上有较大的旅馆，旅馆里储藏着生活资料。秦始皇“修驰道”，不过是整修和扩大周朝的国道而已。



周朝不仅陆路畅通，水运也相当发达。《尚书.禹贡》记载：西周的贡道，以黄河为干线，联络各个河流，九州都可以通航。《史记.河渠书》记载：周朝，自豫州荥阳引黄河水南流为鸿沟运河，与汝、济、淮、蔡、曹、卫等国的水上交通都很通畅。楚国西有汉水，东有邗沟，贯通江南的三江、五湖，以人工渠相接，外可以通大海，内可以通邗沟运河。齐国境内有济水和淄水相连。可见，西周和东周已能用巨大的人力开掘运河，沟通大小河流，构成中国南北各地纵横交错的水陆交通网了。秦始皇和隋炀帝都不能冒前人之功，不能把他们当作“修驰道”和“开运河”的首创者。



关于“行同伦”，从《诗经》、《左传》、《国语》和孔、孟、老、庄、墨等先秦诸子之书来看，经过殷商、西周的民族大融合，最迟在东周时期，华夏族和华夏文化就已经形成。当时华夏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状态，是“敬天”、“法祖”、“保民”；是尊华攘夷；是崇尚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礼，并辅以刑赏之治，也就是《礼记》上讲的“以礼、乐、刑、政治天下”。秦始皇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刑罚、暴力鞭笞天下，而又狂热的迷信神仙和巫术的统治思想，连他的长子扶苏都不赞成，老百姓更是“苦秦苛法久矣”。昙花一现的秦帝国并未形成风行全国的文化和共同心理状态。



除了“书同文”等三条是张冠李戴以外，实行郡县制也是冒前人之功。郡县制，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县是直属于各国诸侯的行政区划；邑是直属于大夫的行政区划。晋国又在离国度较远的区域设郡。当时，郡、县、邑的行政长官已经不是世袭制，而是委任制了。战国后期，七国普遍实行了郡县制。秦始皇所起的作用，只是把直属于诸侯的郡县改为直属于中央集权的秦帝国，直属于全中国至高无上的大独裁者——皇帝。



说来说去，尊秦派吹捧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只有两条属实，即：建立全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和统一币制与度量衡了。后者，自然是好事；前者的利弊，下文再说。



两种统一观



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出现过两种统一观：一种是承认国内各个民族和地区的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的松散联盟式的统一；另一种是，高度中央集权，君主或僭主专制，实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全面垄断的一元化大一统。在中国，先秦以前的统一和秦汉以后的大一统是不同的。殷商以前，目前还说不清。西周分封诸侯的封建制，是周王室和诸侯分权的统一，周王室只掌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大权，也就是制礼、立法和战争的权力，各诸侯国的内政、外交和财政、司法是独立的。在周天子和各国臣民之间存在着大约六十几个能够起缓冲作用的中小共同体——诸侯国。而各国诸侯为了争夺农奴和士、庶人，一般不会实行过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从西周金文和《诗经》、《左传》、《国语》、《国策》来看，防止农奴逃亡和争夺人才是当时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专制以外，其他六国，都有多元文化的态势：儒、道、墨、名、法、阴阳家、农家、杂家百家争鸣。儒家又分了八派；道家分了庄子、列子、杨朱等几派；法家有管仲、晏婴、慎到、田骈、李悝、申不害、韩非等几派。那时是中国文化最活跃、最繁荣的黄金时代。



战国末期，中国统一是必然趋势。但是，由谁来统一，实行什么模式的统一，对中国以后的发展，利害是不同的。当时，苏秦主张联合六国以抗秦的“连横”政策，屈原主张以文化发达、实力雄厚的楚国和齐国为核心，联合六国以抗秦。如果屈原和苏秦的主张得以实现，重新统一的中国很可能是一个承认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的实行松散联盟的中国，而不是一个以法家学说为国家意识形态，实行极端君权，极端中央集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全面专制的中国。不要以为中国实行秦式的统一，是历史的进化，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发展，并不像庸俗进化论者空想的那样直线上升，而是有时前进，有时倒退；有时进步战胜落后，有时野蛮征服文明。秦始皇横扫六国，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和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专政的大一统一元化的中国，就是野蛮征服文明，就是历史的倒退。



虽说是“千载犹行秦政制”，但是，汉、唐的统一模式同秦式统一并不完全一样。汉、唐的政治体制，是在汉族聚居的中国本土，实行中央集权；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保存附属国或者设置羁縻州或土司制，实行相当宽松的统治。汉、唐的专制暴政，也远不如秦朝。



罪大恶极，千古暴君



中国历代史家和人民都认为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范文澜等人却要搞“尊命史学”，美化秦始皇。范先生说：“尽管他是个暴君，但是，他建立地主政权代替领主政权，建立统一的大国代替割据的小国，比起秦以前的封建时代来说，显然进入了新的时代。”“在这个阶段上，束缚在宗族的农奴得到解脱，成为广大的农民阶级。由于农民阶级的出现，生产力前所未有的提高了。以农业为基础，工商业也发展起来。”



教条主义者常常用马克思根据欧洲历史情况而划分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来图解中国历史，总以为中国也有一个界限分明的历史分期，浪费大量精力去争论从那一年到那一年是奴隶社会，从那一年到那一年是封建社会。范文澜先生的独创是把中国封建社会又分为领主社会和地主社会，他把春秋战国之交看作封建领主社会的上限，把秦始皇统一中国看作封建地主社会的开端。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并没有要求用欧洲的社会发展形态来图解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历史。



作者不想在这里纠缠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态，作者只想指出：秦始皇并没有把农奴解放成为农民，并没有“使生产力前所未有的提高了”，更没有“以农业为基础，工商业也跟着发展起来。”相反的是：秦始皇大规模地实行或者恢复了奴隶制，严重的破坏了农业和工商业，大大损害了生产力和人民生活。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强制服奴隶式兵役和劳役的有五种人，即：“尝逋亡人”，就是曾经逃亡的农奴或自由民；“赘婿”，就是自己没有产业，给女方当上门女婿的人；“贾人”，就是中小商人；“徒附”，就是犯苛法被判徒刑或苦役的罪人；“黔首”，即露出黑头发、不许戴帽子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地主。这五种人都被当作奴隶役使。西安的学者和散文家党治国先生说：中国现代的“五类分子”，是继承了秦始皇的发明。这个话很有意思。



这些“五类分子”有多少呢？据《史记.秦本纪》记载：



“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徙诣七十余万人。”



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



始皇三十二年，“乃使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集解：徐广曰：“五十万人守五岭”。这就是说，秦始皇用五十万奴隶军队，征服了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并派兵留守驻防。）



始皇三十五年，“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



另外修驰道民工三十余万人。



以上，无偿服奴隶式兵役和劳役的老百姓共有二百五十万人。为上述军事和劳役大军运送粮草和装备的人以及在内地驻防的军人、夫役。估计还有二百五十万人。两项相加约有五百万人。当时，中国人口两千万人，其中有劳动能力的壮年人（包括妇女），按1/3计算，不过六百余万人。在六百余万有劳动能力的人民中有五百万人为帝国服奴隶式的兵役和劳役。这还不是大规模的实行或恢复奴隶制吗？



还有，用活人殉葬，最迟在春秋以前就已经从制度上废除了。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可见，当时用木俑或陶俑代替活人殉葬已经普遍通行了。可是，秦始皇死后，嫔妃、宫女和知道陵墓秘密的工匠被用为殉葬品的，据记载有三万余人。这又是恢复奴隶制的一大证明。



把秦始皇的罪恶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几条：



第一、 在征服六国、征服黄河河套地区和征服两广、越南的战争中，屠杀了数百万人；



第二、 在战争和为自己修阿房宫、修陵墓中，用奴隶式的劳动役使了数百万人，其中死于非命者，又不下百万；



第三、 用严刑峻法残酷的迫害人民，鞭笞天下。



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周朝的刑罚：杀人者死，受刻面之刑者可以守门，受割鼻之刑者可以守关，受宫刑者可以守内宫，受刖足之刑者可以守园囿，受徒刑者可以看守仓库，七十岁以上、八岁以下的人可以不受刑、不为奴。周穆王还制定了以罚款代刑的法律。可是，秦孝公时商鞅创连坐法，和诛灭三族（父族、母族、妻族）的酷刑。肉刑也更加残忍了，有凿脑袋、抽筋、下油锅、五马分尸、千刀万剐之刑。商鞅本人就是作法自毙，被五马分尸。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变本加厉的使用严刑。始皇三十四年，颁布了焚书、禁止民间藏书和钳制思想、言论的命令，“偶语诗书者弃世”，即：杀头；“以古非今者族”，即杀尽三族；“令下三十日不见焚书者鲸为城旦”，即：脸上刺字，服苦役修长城；始皇三十五年，又活埋了四百六十多名儒生。以至“赭衣塞路，囹圄为满。”逼得天下臣民都起来造反。



第四、 秦朝的精壮劳力都在服兵役和劳役，从事生产的都是老弱妇孺，这就大大破坏了农业生产力。



第五、 “重农抑商”的错误政策沉重的打击了工商业。



西周和东周，是一个既重农业又重工商业的朝代。《史记.货殖传》引证《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采矿业）不出则财匮少。”《周礼》记载，官营手工业和市场管理制度之完善，在古代的世界，是罕见的。周厉王就是由于王室经商与民争利而被中国第一次工商业者起义所推翻。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工商业者鲍叔牙、管仲、范蠡、白圭、端木赐、弦高、吕不韦，都曾经参政，以至成为一个诸侯国的最高决策者。秦孝公采纳商鞅的建议，成为先秦“重农抑商”政策的创始者。秦始皇把秦国抑商的政策推向极端，把“贾人”当作罪犯看待，罚他们服兵役和劳役；同时又强制六国豪富十二万户脱离他们的工商矿业基地，迁居咸阳，使工商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第六、 焚书坑儒、钳制思想、禁绝舆论的反动政策，摧毁了自由思想、百家争鸣的先秦文明。



第七、 苛重的力役、赋税和国营监铁业的暴利，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搜刮了人民的全部财产。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秦朝人民的负担，比周朝高二十倍。



第八、 大大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一编.第五章》引用了战国初期魏文侯相国李悝所算的一笔农民收支帐。范先生没有讲资料的来源，其他史学家发现，它来自《汉书.食货志》。据李悝计算：农夫一家五口，耕田百亩，平均每亩收粮一石五斗，共得粟一百五十石。除了十分之一的租税十五石，余一百三十五石。每人每月平均吃粮一石半，全家五口共吃九十石，余四十五石，每石卖钱三十，共得钱一千三百五十。除了祭祀、赛会用钱三百，余钱一千零五十，每人穿衣用钱三百，五人共一千五百，还差四百五十。加上妇女纺织和饲养家畜的收益，全家收支大体平衡。由此可见，孟子讲的“乐岁终生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并不是空想。



秦朝的人民生活，没有资料可查。只有两句话，即：“服囚犯之衣，食犬彘之食。”汉景帝的大臣晁错在叙述汉文帝在位期间农民的生活状况时，也算了一笔账：农夫一家五口，其中应服徭役的壮年至少有二人，一年里至少有几个月不能在自己的田地上劳动。一家人种田不超过百亩，收获不超过百石。另外还有送往迎来，吊丧，问疾病，养育儿女。一遇到水旱灾荒，急征暴敛，那就只好贱卖农产品和借高利贷，忍受商贾的盘剥，最后只好出卖田庄子孙来还债。西汉“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农民的生活水平还不如战国初期，负担比周朝高二十倍的秦朝，农民生活，那就更加低的不可比较了。已故的历史学家陈逍教授，曾经认为《汉书.食货志》中记载的战国李悝所算的农民收支帐，是西汉学者猜测之辞。我认为：不论是战国或西汉，都还没有现代的统计学和统计制度。人们提出的数字，一般都是估计或者猜测。但是，西汉的历史学家距离战国初期只有三、四百年，他们的猜测估计，也比我们二千四五百年以后的人们的想象更可信一些。



总之，秦始皇虽有再次（不是首次）统一中国的作用，但是，他屠杀了数百万人民，又把数百万人民变作强迫服兵役和劳役的奴隶；它破坏了东周较为发达的生产力，破坏了农业、工商矿业和社会财富；他摧毁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最为繁荣的先秦文化；他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大大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所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权，极端君主专制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垄断的大一统一元化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流毒二千多年，大大妨害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历史不容篡改，功罪不容颠倒，应该恢复秦始皇的千古暴君的面目，再不能再加以大吹大捧了，再不能毒害当代人民和子孙后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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