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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中国已失去“主义”立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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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王力雄：中国已失去“主义”立足的基础 (1002 reads) 时间: 2001-12-02 周日, 上午9:20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已失去“主义”立足的基础

王力雄

【多维新闻社1日电】多维观点编者按：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思潮是近年引起关注的一个问题。早在1997年春天，针对当时炒得火热的《中国可以说不》，明镜出版社出版《中国如何面对西方》，汇集许纪霖、王小波、雷颐、王力雄、杨帆、杨东平、陈小雅等22位海内外著名作家、学者，专门分析讨论民族主义问题的专稿，今天仍不失其参考意义。下面发表其中王力雄的文章。

一本《中国可以说不》使不少人忧心忡忡。国际舆论视其为中国当前的主流思潮，似乎那是所有中国人一起对西方发出的仇恨叫嚣。众多研究机构和学者把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突然高涨纳入课题。近年在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也因此找到了更为充分的根据。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却对此感到好笑。当西方人严肃地琢磨中国人到底怎么了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困惑西方为何会如此杯弓蛇影，把芝麻当成西瓜。

海外把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原因，或归于中国政府的操纵，或认为确有民间基础。不错，目前掀起的这场喧嚣，两方面的因素可能同时都有。但是问题在于，即使中国政府进行操纵，到底能有多大效果，是否可以动员起中国人民？而存在民间基础，又到底在多大范围，是否真能代表广大民众？

事实上，《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现与流行，与其说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一次暴涨，不如说只是一场商业玩弄政治的成功「炒作」。

对于这种「炒作」，不是长期在中国传媒圈里周旋的人不太容易理解。在一个专制权力高于一切、新闻和传播媒介受到严控的社会，政治如何被商业玩弄？「炒作」又是怎样进行？

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利用传媒。当局对传媒的严控，对于谙熟内中门道的人来说，常常是最可利用的资本。因为只要能摸透当局的意图，挠到了当局的痒处，当局不但不会成为阻力，而且一声令下甚至一个示意，整个中国的媒体都会无偿地为你所用。这本身就是一种「炒作」，其中可以获得大量的利益。例如有心机的企业，琢磨出一个什么「精神文明」的活动，就可能换来黄金时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一条报道，被全国几亿观众看到。还有可能变成新华社通稿，要求各个报刊予以转载。对达到提高企业知名度的目的，花费千百万的广告也达不到同样效果。可想而知，这种「炒作」在新闻自由的社会根本是不可能的。

炮制讨当局欢心的「新闻」是一种「炒作」，不过仅到这一步还不够。当局的赞赏一般只能推动媒体做完成任务式的报道，要想使「炒作」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炮制出的「新闻」需要让媒体本身发生兴趣，纷纷追上门来报道，「炒作」才能具有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的「自动性」，得到越炒越热的结果。

靠什么实现这进一步的「炒作」呢？那就是在确保能讨当局欢心的前提下，尽量把内容搞得耸人听闻，做成有轰动效应的「新闻」。

改革开放以后，「假大空」的新闻被人厌恶，传媒又在相当程度上转向市场，两方面的压力使中国传媒一度以所谓「擦边球」为技巧，小心翼翼地玩向右转的游戏，以迎合读者心理和获得市场成功。而「六四」以后，当局恢复了对传媒的严厉控制，尤其在近一年，达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中国传媒为保自身生存，一般不再敢越「右」的雷池，而其又必须在市场上寻求成功，才能在没有或缺乏政府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养活自己。

怎样才能适应这种双重需求，在当局许可的范围内搞出读者愿意掏钱购买的新闻呢？只有一条路，就是在当局许可的报道范围内，选择那种最耸人听闻的话题。在效果上，与过去大陆传媒的主要特徵--「宁左勿右」有些相似。「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中国传媒也挖掘了无以计数的耸人听闻之报道。区别在于当年的「左」完全出于政治目的，现在的「左」则是寻求一种保险和阶梯，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中国可以说不》就是在这种气候下，几方都能一拍即合的产物。

《中国可以说不》能被「炒作」成功，首先是它比别人更早地揣摩到了北京高层的心思，在与美国的对抗中，北京需要更多的筹码，其中一个筹码就是中国的「民意」。不过既然是民意，就不能从中南海自己的嘴里说出。《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个作者恰好适时地扮演了当局所需的民间角色。对媒体来讲，几个小人物对世界头号大国放肆地咒骂，这样一本书能够在中国出笼，既有足够的耸人听闻，又表明对此话题的「炒作」是保险的，甚至自己也可以学习那本书的风格，以更为耸人听闻的方式进行加码。不过中国媒体的管理者都是有《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同类的头脑的，可以自己琢磨出什么话当局愿意听。于是他们只发表赞同《中国可以说不》的观点，而把另一种民间的声音压住，如同它们从不存在。其实，如果所有声音都能在媒体见天日的话，《中国可以说不》只能是一个引不起太大注意的跳梁小丑。

尽管中国媒体只能报道一种声音，业中人士却都内心清楚真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被媒介托在表面的有多少，沉在底下的又有多少。然而海外媒介却把看到的表面当作一切，便把《中国可以说不》的走红惊呼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高涨。那一段时间到中国来的西方记者都带著这个问题四处采访，有的媒体还派专人来中国采访这个专题。当西方记者在中国的官方新闻发布会上就此提问时，中方发言人把《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笼一股脑推到民间头上，声称其不代表官方观点和态度，然后补充一句，之所以出现这种思潮，是因为美国政府采取与中国对抗的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这种问答岂不恰恰就是中南海希望得到的结果吗。

媒体的特点就是互相带动，一旦出现连锁反应就开始滚雪球。西方的反应带动了中国媒体进一步炒作的热情，而中国媒介一面倒的态度使海外传媒更加断定中国的民族主义进入狂热，海外政治家和学者们也开始卷入，反过来继续刺激中国国内，使人们被传媒的鼓噪所迷惑，最后导致这么一本劣书在中国书市上大行其道。

有人也许会问，《中国可以说不》卖出去了几十万册的事实，难道不说明这种思潮在中国确有市场吗？当局可没有强迫读者掏钱买书呀。

可是，相似的例子并非少见，在时尚的裹挟之下，人们争相购买废物的例子岂非比比皆是？这种例子不仅中国有，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很多。时尚就是别人有我也要有，大部分只是一种购物热情，而难以归结为「思潮」。

现代社会形成的时尚，几乎都是传媒「炒作」的结果。传媒制造时尚。时尚不仅可以卷挟人们投入从众潮流，也因为提供了更多的观众而产生更多表演者。越是热点，越会吸引怀有不同目的的人去「运作」，把「热点」开发成资源。这些各种不同目的的「运作」综合在一起，热点就会炒得更热，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再吸引更多的「运作」者，这是一个正循环，构成一个独特的生态结构。在这种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在追求自身目标和寻求自身利益的「市场规律」左右下，与真实世界发生偏离。制造时尚的大众传媒也一样。它不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集团，一个巨大的商业市场和一个宽广的表演舞台。其中哪一个方面，都足以提供强大的异化动力，使其从服务于人类的技术变成操纵人类的手段，甚至演化出自身独立的生命，从手段变成母体，开始制造它自己的世界，并极力混淆它制造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区别。

今日人类似乎正在分裂为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真实的、巨大的、活生生的，然而却在一旁默默无闻；另一个世界是传媒表现的世界，它处于舞台中心，热闹非凡，吸引了所有目光，然而那却是一个人造的、虚幻的、只有少数人在上面表演的小世界。

中国有十二亿人，其中有几个人与所谓的「民族主义」真正有关呢？被西方称为「思潮」的，无非也就是一小伙挤进了传媒聚光灯下的表演者而已。

不错，正象人们认识到的，北京政权希望以民族主义填补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真空，代替已经瓦解的马克思主义，以保持进行社会动员的能力和凝聚社会的基础。所以北京鼓励和诱导、某种程度上甚至煽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问题在于，民族主义是想有就有的吗？

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可以被视为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各种势力都在对其进行利用。然而它并非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意识形态，必须根植在更为深厚的土壤--即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以及全体民族成员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

我说的文化不仅仅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虽然那无疑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能够作为生长民族主义之土壤的，却是一个民族之文化的结构。存在著结构，民族文化才是整体，而失去结构，即使有再多的京戏、气功、烧香拜佛、书法字画或飞檐式的大屋顶，也不过是杂耍而已。而眼下的事实恰巧是，中国文化在结构上，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解体。

说明这一点，得稍微离开一下我们的民族主义主题。

文化结构解体并非当今中国独自面临的问题。然而近代以来一向落后于世界主流的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却走到了世界前列。其中与众不同的是，中国文化结构的解体并非完全是自然进程或外来压迫所导致，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权自上而下「自觉革命」的结果。与西方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是「家」。中国这种「家」文化的结构可以用「忠」、「孝」、「仁」、「义」四个字来概括。这四个字之中又以「孝」为根本。「孝」维系了家庭与家族的基本伦理；「孝」的向上延伸和扩展成为「忠」，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家族，帝王就是头号大家长；「义」是家族伦理的横向扩展，「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仁」则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对下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忠」、「孝」、「仁」、「义」是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上下纵横互为支撑，形成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德的体系。

自「五四」以来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寻求强国之路的摸索中，无论是选择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本质上都同是对中国文化某种自觉不自觉的扬弃。而最根本的摧毁是在四九年以后，由于中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国家所有制，必然与原本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和家族结构发生冲突，从而形成家与国家在结构上的分离--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根本性的解构。中共政权把「家」视为国家的威胁，因此对中国文化结构中「孝」、「仁」、「义」三根支柱进行了连根拔除式的摧毁，只保留了一个他们认为有利于国家的「忠」，并且将「忠」推向极端：把全体中国人纳入唯一一个「大家庭」--国家，忠于唯一一个「大家长」--领袖。中共倾举国之力以几十年时间所进行的摧毁是相当彻底的。「孝」让位给了「阶级性」--「亲不亲，线上分」；「仁」成了伪善的代名词；「义」等同于流氓团伙之间的关系。在那个年代，所有不顾个人家庭的行为都被树为榜样（至今那些为了「革命工作」而父母有病不守护，或是著火时先救「国家财产」不救妻子儿女的行为还被当作英雄事迹宣传），父子反目，夫妻成仇，亲属互相「揭发」和「划清界线」。民间社会统统被铲除，全部社会细胞都毫无例外地纳入国家系统。

那年代的经历从反面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能力，以一个孤零零的「忠」为基础，使立足其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堪与世间最狂热的宗教匹敌，使党超过一切神明，使毛泽东高于一切帝王。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在那时达到顶峰。那是真正有力量的、威胁世界的民族主义，一大半中国青年躁动地渴望著走上战场，去为国家流血牺牲。

但是没有「孝」、「仁」、「义」从纵向和横向进行支撑，一个孤零零的「忠」是不可能不失衡的。其走向必然是越来越要求「忠」的唯一性，除了最高领袖，其他任何「忠」--哪怕是在其体系之内--都不能容忍。「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其他「忠」的一次总清除，各级官员全被「拉下马」，连国家主席都被戴高帽游街，只剩下一个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和他指挥的「中央」。

毛泽东的撒手人寰带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那份「忠」（他生时不与任何人分享，死时也就不可能让任何人继承）。而被他几次打倒的邓小平在他身后发动的改革，以发挥地方积极性为实现经济起飞的手段，又对最后一点属于「中央」的「忠」大动刀斧，在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在社会心理上消解了中央权威，把已成泥足的「忠」最后砍倒。

中国的文化结构就此全部倒塌，社会道德与伦理也因失去了可供攀缘的结构迅速枯萎。失去了文化整合的中国人从几千年的群体状态碎裂为以自我为核心的个体。不同的是，西方社会的个体状态有其个人主义的文化整合和人道主义的道德制约，中国的个体状态却完全是无制约的恶性膨胀。

在如此一片精神废墟上，怎么可能再祭起什么「主义」的大旗--不管那大旗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主义是一种信仰。民族主义被称为当今世界的「第四宗教」，原因就在这里。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是肯去充当「血肉长城」或「肉体炸弹」的。而当今中国人的心里已不存在任何神圣，什么都不信，除了功利得失，没有其他是非原则，整个国民精神趋向痞子化。民族主义的另一重要特性--要求民族成员在民族利益需要时牺牲个人（而不光是在足球场上为本国球队摇旗呐喊），对今天中国就更无从指望。既无信仰，又不献身，那是一种什么民族主义呢？！

表面上，北京祭起民族主义之旗似乎取得了预期效果，民族主义在中国有了发展和蔓延的趋势。以我知道的一件事为例。一个日本的民间环境组织几年来一直组织日本人前往中国内蒙的恩格贝沙漠植树，目的是为中国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以往每年只有日本人在那里植树。今年的植树季节，中国一个名为「自然之友」的民间环境组织也去参加。其中有一位跟去采访的中央电视台摄像师，看见日本人的植树营地前挂了一面日本国旗，立刻勃然大怒，坚决要扯下那面日本旗，而且谁敢阻挡就要对谁采取「行动」。那位蛮横的年轻人「义正词严」：当年占领过中国的日本，今天怎么还敢把太阳旗插在中国领土上！在植树营地工作的中方管理人员为了避免冲突激化，闹成国际纠纷（中国法律规定外国在中国的机构有悬挂本国国旗的权利），只好暂且先把那面日本国旗与并挂在一起的中国国旗一同取下，对日方谎称因为太脏而拿去洗涤。「自然之友」不得不把自己的近百人带走，提前结束植树活动，以使那位「民族主义者」无法逗留在营地继续滋事。

在我眼里，这种「民族主义者」只相当英国的足球流氓。甚至足球流氓还有一种真诚，而这种「民族主义者」却总是散发著投机的气味。也许会有一些都市青年、学生和小知识分子愿意投身被北京引导的民族主义潮流，不过大部分只是个人情绪需要一个发泄渠道，或是民族劣根性起哄式的发作而已。这种「民族主义」也许平时会发出暴烈的喧嚣，真到国家民族面临危亡，需要个人为民族献身牺牲之际，却会顷刻鸟兽散，根本不可指靠。

北京鼓励和制造民族主义，当然是期望被自己所利用，成为手中的筹码。然而在我来看，这种虚假的「民族主义」不但不能为中国在世界政治中得分，只会更加刺激西方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反过来，还将在国内成为中共自己的陷阱。九六年春天对台湾的导弹试射，招致中国在国际关系与台湾问题上受到重大挫折，其决策的失当应该事先就看得非常清楚。我相信以北京决策人物的智力，不会认识不到。但是他们没有哪一个敢在「民族大义」面前退缩，为了坐稳自己的座位，只有在「民族主义」的潮流裹挟中比赛谁表现得更坚决，而真正的民族利益却因此受损。

在群众中煽动民族主义，将是从瓶中放出魔鬼，一旦出来就难控制，随时可能成为导火线。也许有一天北京会发现，使其难以应付的并非是民主运动，而是在民族主义旗号下的政治发难。九六年秋季为平息北京大学生就钓鱼岛争执准备向日本示威（同时也是表达对当局向日本示弱的不满），北京已经伤了一番脑筋。以后北京每年固定加以防范的日期，除了「六四」，很可能还要再加上「九一八」。

除此不要忘记，中国还有西藏和新疆问题的存在。那里的少数民族占据中国三分之一的领土。而他们因为有坚实的宗教基础，民族文化的结构远不像汉族文化一样解体，因而是能为真正的民族主义滋生提供土壤的。

要知道，民族主义不是谁的专利，因此不是只供自己砍别人的单刃剑。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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