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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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合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转贴大家论坛)
－－20世纪中国新探之一
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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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近代中国的许多历史人物纷纷走下神坛，中国人开始了
解历史真相，破除迷信，增长智慧。环顾20世纪中国很少触及的最后
一尊偶像是孙文。宝相庄严，灵光闪烁。
彻底破除迷信，努力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不是猎奇，更非哗众取
宠。任何现代国家公民成熟和社会稳定都离不开一个基本条件：洞悉
政治运作的真实情况，按民主程序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掩盖真相，
按照某些以先知或精英自诩之辈选定的观点编造历史和现实，刻意宣
传，是可怕的盲动的重要根源。20世纪中国许多人为的灾难就是这样
制造出来的。
孙文一生干过四件大事：推翻清帝国；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
护法斗争；准备北伐，冀图用武力统一全国。清帝国的覆灭是历史的
必然，争议不大。20年代谋求中国统一中的是是非非，笔者拟另撰专
文。本文集中讨论反袁和护法斗争。
讨论这些问题，先要弄清楚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什么。窃以为最重
要的基准线是完成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核心是严复
说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后来的多次启蒙运动和反帝、反封
建一类的政治口号都是这一核心思想的推衍。任何有关的言行和事件
都应以此为基准去考量，有利于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者是，不利者非。
现有研究成果表明，袁世凯在经济领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这有利于提高人的自由度。但他对外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出卖国家利益；对内限制言论自由，践踏法治，摧残民主，恢复帝制
；这些都是与历史行程背道而驰的罪行。反对他的这些倒行逆施，无
疑站在历史正确方面。
不过，不是所有反对袁世凯的人和事都应肯定。宗社党和其他遗
老遗少冀图恢复失去的天堂，恢复大清帝国，当然不值得赞许。即使
像孙文等人总的看来站在正义一方的人，其所作所为也绝非无可非议
。性质正义并不意味着手段正义，更不表明正义一方的各种举措都是
正确的。袁氏暴毙后的“护法”，情况则更为复杂。
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和护法斗争，对20世纪中国影响巨大。愚意
以为在这两次长达十年的斗争中，孙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迷误：
1,鼓吹错误纲领。2,进退失据。3,把小团体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4,以不正当手段进行护法斗争。
以下让我们逐项详加讨论，然后探讨这些迷误的根源。
一、辛亥革命后的错误纲领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帝国260多年的统治。以“驱除鞑虏，恢复中
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中国同盟会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适时调整自己的奋斗目标和策略，成了考验同
盟会领袖们的重大课题。
有的史家至今仍在指责他们“软弱”，把政权轻易地让给了袁世
凯。这有失公允。政治家必须审时度势。南北议和，让权于袁世凯，
是基于以下形势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首先，军事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控制着训
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国的禁卫军和其
他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新军总数为2 4万1千人）。而南京临时
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
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
都远逊于对方。用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协助孙中山综理全局的胡汉
民的话来说是：“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
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军，则素反对克强（时任
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引者），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
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
其次，经济力量对比悬殊，南京临时政府已到了难于支撑的边缘
。双方在财政上都困难重重，但袁氏出任清帝国内阁总理后毕竟仍牢
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没
有打乱，加上还能借到外债，军费比较充足。于是，除了维持正常运
作外，袁氏竟有余力一再出手，拿出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两白银收买清
帝国的王公大臣和革命党人。与此同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却
为维持临时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在国内外频频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谈话
中坦率地承认：“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
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
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
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
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
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
当时各省虽然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但起义军、民团等
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不但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
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列强在“中立”的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在
经济上显然已走进了死胡同。
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心思定。“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
。“驱除鞑虏”成了同盟会政纲的头一条。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
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1912年2月12日，隆裕
太后颁发《逊位诏》，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
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
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
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
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
逆之而行，乃至不易。”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和谈与让权于袁世凯都算不上是什么
了不得的错误。问题倒在于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古老国家宣布建立民
主共和制度以后，一个政治组织及其领袖究竟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行
动方向？这一方面的任何重大决定对历史的发展都有难于磨灭的影响
。孙文曾一再责备人们不听他的话而招致民国初年的大失败。事情真
的是这样吗？
同盟会本来是个松散的革命联盟，有多个派系。辛亥革命后，它
迅速分化。以留在同盟会旗下活动的政治领袖来说，有两个主要趋向
。
以孙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选择了直接推动经济建设（主要是铁路
建设）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交卸了总统职务后，他反复宣扬的主张
有这么几个要点：
1，“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
，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这是他
的总的指导思想。
2，“外人素爱和平，断不敢侵略我边圉，奴隶我人民。”这是
他处理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基本观点。
3，“鄙人拟于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今日修
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
4、如何看待袁世凯?“当南北战争时，袁项城表示君主立宪，与
吾人意见不合，故不能合作共事。后袁赞成共和，南北统一，袁与吾
人意见已同。惟南方人士，尚有疑其非出于真意，目民国为假共和者
，余则决其出于真诚之意。”在另一场合，他又表示：“袁总统可与
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
，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
以上说的都不是孙文一时的感想，而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策。更
准确地说，这是民国元年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的行动纲领。其核心
思想是信任和支持袁世凯领导政府统治全国，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
中于经济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上。用他的话来说是：“袁总统才大，
予极盼其为总统十年，必可练兵数百万，其时予所办之铁路二十万里
亦成，收入每年有八万万，庶可与各国相见。”
作出这样的抉择，实际上是走上非政治化的道路。1912年3月，
同盟会总部在南京开会员大会，制定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和九条政
纲，选举孙文为总理。8月，同盟会又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
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政治组织联合，合并为国民党，公推孙文为
理事长。这些都是像同盟会那样以进行军事斗争为主要任务的秘密革
命组织，在新的形势下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化的必要步骤。但这时的孙
文坚决表示：“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理事长一职，他
旋即委托宋教仁代理。
同盟会－－国民党内颇多成员持另一种态度。以宋教仁和其他国
民党领袖为代表，他们在尊重孙文、黄兴等人的前提下，也各自独立
地阐明自己的主张。其要点是：
1，民主、自由尚未实现。与孙文的乐观论调相反，他们毫不含
糊地说：“今试语皙族曰：‘亚东有伟大民国，合七族以建极也。’
闻者能相承否……又自语曰：‘吾为民国国民，凡欧美民国国民之自
由之康乐，吾弗歆羡焉矣，吾既与齐肩矣。’尝熟审而不邻于夸诞否
？”“天赋人权，无可避也。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
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
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强调自由、平等等“天赋
人权”，把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放在中心位置，实际上否定了认为三民
主义只剩民生主义尚待努力的错误认识。
2，为了给民主、共和制度奠立良好的社会基础，他们力倡思想
观念的变革和改良社会风俗。他们认为：“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
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因此，应该“以人道主义去君权
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或者是：“以人道主义及科学
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他们所说的人道主义指的是
个人的独立、自由、男女平等、贵贱平等、婚姻自由等现代人权。几
年后，《青年杂志》创刊，新文化运动兴起，大? ?埠簟暗币钥蒲в?
人权并重”为基本宗旨，与他们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3、以两党制和政党内阁为基本政治主张，推进民主、自由的政
治制度建设。用宋教仁的话来说是：“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
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
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
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
”以此为指导思想，他们相应地有三个措施：
一是区分秘密的革命组织和公开活动的政党。在当时多达320个
政党和类似的政治团体中，联合了宗旨相近的组织，组成了全国第一
大党－－国民党，总部设在北京，在各省和海外各地建立了支部。
二是致力于竞选活动。按当时的《国会组织法》规定，参议院议
员274名，众议院议员596名，合计870名。1912年12月至1913年3月的
第一次选举中，国民党有392人当选为参、众两院议员，而居二、三
、四位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计才有223席。国民党成了国会
中的第一大党。当时登记的选民号称有四千多万，只占全国人口的
10%；妇女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选举过程也产生了收买选票、军警
到场威迫、计票舞弊等不法行为。不过，如果考虑到有的问题（如妇
女选举权）即使在当时的欧美亦未解决；有些则是几乎所有国家建立
和完善民主制度中都出现过的现象，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一个完
善过程，就应肯定这终究是中国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与完全不必通过
国民依法定程序授权的专制统治相比，无疑显示了历史的进步。
三是运用各种政治权利和大众传媒，对袁世凯及其政府进行了严
肃的批评监督。尽管产生过程有种种缺陷，但议员们总的说来对履行
自己的职责是认真的。从内阁组成人选到大借款和各大政治事件，一
一进行了认真的辩论和质询。再加上民国初建，大体保障了新闻自由
，他们与传媒合作，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活动进行了认真的监督。例
如，袁世凯的作为就被报刊斥之为中国历史上“游民政治”的继续，
“袁世凯之用人，乃并男盗女娼者而亦用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
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他的破坏民主与法治的种种作为，无一
不受到严厉的谴责，从而使这一时期成为20世纪中国罕见的拒绝神化
政治人物的年代。
两种取向差别很大。后来孙文曾一再指摘国民党人当时不听他的
话而招致革命事业的失败。孙文的指摘，留待后面详细讨论。这里有
必要先说一点：发展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商事业，发展教育，都是国
家现代化的基础，确实极为重要。问题是政治家在这些事业中应该扮
演什么角色？如果一个政治家以直接经营包括交通在内的工商事业为
主要职志，那么，其身分已转化为实业家。政治家活动的主要舞台应
在政治领域。他们应在这个领域扫清工商业发展的障碍，构筑自由、
安全、法治、廉洁、民主的社会环境，让工商企业家可以充分施展自
己的才干。对于政治家认为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基础设施（如铁
路、公路等），亦应通过制定优惠政策等措施，指引和鼓励企业家去
建设和经营。如果越俎代庖，直接经营工商事业，只能导致两个结果
：1，从政治领域淡出，无法在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中为工商业发展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可能导致不利工商事业发展的现象泛滥，反而
阻滞经济发展。2，以现职官员的身分去经营工商企业，自觉不自觉
地运用特权，有意无意地把官僚作风带入企业，不管主观动机多么善
良，现代企业必然程度不等地蜕变为腐朽的官僚企业，投入的大量资
金转化为回报率很低甚至长期亏损的沉重负担。因此，一个政党或政
治组织如果以直接经营包括铁路在内的工商企业为基本纲领，显然意
味着社会角色的混淆和误入歧途。从这个角度看，民国初年孙文提出
的基本主张是不足取的，幸亏国民党的多数成员没有听从他的主张，
否则，这个组织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当时，国民党虽然仍尊孙文、黄兴为领袖，但实际工作是由宋教
仁主持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写道：“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钝初（宋
教仁）一人主持……宋君居京既久，政治思想异于他人，实为国民党
政界运动之中心。诸同盟会议员既亲附之，与之连名附于赞成改组之
列，及改组事定，则国民党之议员，尤亲附之。”与同盟会一样，国
民党也有不同的派系。宋教仁显然是有重大影响的一派领袖，且显示
了团结全党的潜力。应该如何评价他的政治主张呢？
应该肯定，他把秘密革命组织改组为共和制下公开活动的政党是
正确的。章太炎等人鼓吹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片面的，但革
命党确实需要改组为民主政党，方能适应巩固和发展民主共和政制的
需要。同盟会本来以组织武装起义为自己全部活动的中心。民国建立
后，除非一开始就准备继续积蓄力量，以武力扫平一切政敌，统一全
国，建立自己的绝对统治，同盟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不 能不进行
全面的改革。
应该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消解党派看作反民主势力的政治阴谋或
个别人昏愦的奇谈怪论。这个错误主张其实包含着一些合理因素。例
如，张謇是消解党派的积极支持者。在政权移交给袁世凯以前，他就
致函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申述他的理由：“军事非亟
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
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陆军行政上无
数之障碍。愿公熟思之；此为民国前途计，绝无他意也。”当时义军
蜂起，良莠不一，非严加整顿，军令、政令均无法统一；财政亦不堪
重负，正面临崩溃的危险。他没有就事论事，而冀图从现代国家中政
党与军队关系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军队与政党分离，在国内政治斗争
中中立，使之真正成为国家而不是某个党派或个人的工具，这是现代
民主国家的天经地义。张謇以此为出发点，力主“销去党名”，如仅
就军队与政党关系而言，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如进一步要求整个社
会都“销去党名”，那就有过犹不及之嫌。不过，无论是那种情况，
这都反映了一些有识之士已敏锐地感到：原有的政治组织必须改组。
同盟会等五团体联合组成国民党，正是适应这个历史趋势的正确措施
。
有的史家认为，国民党成立前后滥收党员，削弱了它的战斗力，
这是导致民主共和制不能巩固的重要原因。窃以为对此事要作全面的
分析。
首先，不能用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作为观察其他政党的规范
。这些政党从组织形式去考察，大体有两个类型：一是所谓“干部党
”，通常只有党务干部在做研究和宣传政策、联络和筹款等活动；一
般成员没有严格的入党手续。另一是“群众党”，自下而上地组织，
有特定的社会群体（如职工或工商业者）为主要的社会基础；即使有
入党手续，也极为简单。两者通常都以通过选举执掌政权为自己的活
动中心（即使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怪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类型
的政党也是通过选举上台的），各自以自己的主张和推销这些主张的
能力去赢得选民的信任。因此，政治纲领和当前各种重大问题的对策
才是这些组织的生命线。这些政党实际上是政治家、政客（这是一物
多名，实质并无差别）或其他有志安邦治国和做官谋生等吃政治饭的
人，谋求赢取公民支持，贯彻主张，施展抱负的组织形式。严密的组
织是不必要和不可能的。这些政党面对的是公民取向的不确定性，而
这正是督促吃政治饭的人进取，和推动社会更加自由、民主、开放的
必不可少的机制。如果一次授权，即可长期垄断，必然导致国家的封
闭，实行极权主义，乃至干出各种疯狂勾当。德、意、日的法西斯政
治就是其中典型。所以，国民党成为比较松散的民主的政治组织，不
过是现代政党的常规，不值得大惊小怪。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这
也是利大于弊的积极步骤。
在组建国民党过程中，确实出现过一些偏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
一是不以政治思想的分野为基础，硬拉当权的政府官员入党，拼
凑所谓“政党内阁”。
当时数以百计的政治团体，纲领和政策相同或接近的比比皆是，
一人跨越几党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伍廷
芳是共和政体的坚定支持者。但他既是与国民党对立的共和党和后来
的进步党的理事（理事长是黎元洪）；又是国民共进会的会长，国民
公党的名誉总理（这两个组织后来都与同盟会合并，组成国民党）。
同时参加对立的两派尚且不以为怪，交叉参加同一倾向的各党更司空
见惯。这反映当时的政治领域存在“咸与维新”的某种浑沌状态。面
对这一状况，如能确切认定“普及政治思想，作育从政人才，确为当
今急务”，坚定不移地传播和捍卫自由、民主思想，不失为争取与联
合各方力量、推进民主政治的大好时机。
不过，如果不以培植自由、民主思想为基础，不清醒地考察政治
分野，为追求表面的影响而降格以求，不但给世人留下丧失原则的恶
劣印象，且为反民主势力张目。当时，建立民主政制的主要阻力来自
袁世凯及其追随者。但国民党的有些领袖居然把长期追随袁世凯的前
清官僚、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和各部总长等所谓“国务员”拉入国
民党，然后心满意足地宣称已组成了“国民党内阁”。黄兴甚至“并
挽袁（世凯）为国民党领袖。袁遣杨度入党，觇虚实。杨以变更政党
内阁主义为条件；吾党难之。杨不入党；袁亦罢入党议。”出面办这
件事的是黄兴，但得到孙文的首肯和支持。孙文曾志得意满地说：“
黄克强抵京后，主张政党内阁，调和各派意见，袁总统均甚赞成。余
出京时，邀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之议始起。今阅报，国务员已入加本党
。是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
。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这种麻痹斗志的
声音，与当时严格批评监督政府的舆论颇不协调。
尤令国民党尴尬的是有些“国务员”坚持独立人格，坚决拒绝了
这种错误做法。当时的报纸曾广为报导：“黄克强此次来京……曾力
劝教育总长范源濂君加入国民党，措词颇为激烈。略谓：此次鄙人北
来，专为调和意见而来。尤以国务员一律加入国民党，为调和之先声
，且符政党内阁之主张……现在各国务员均先加入，公如固执，将来
破坏吾政策者，实君一人。吾不得已，惟有立离北京耳。范乃婉词却
之。”?财政总长周学熙语人云：‘财政总长地位为一时的，周学熙
三字为永久的，因一时之地位令永久之个人入党，昧良无耻，莫逾于
此。’故对黄兴强招入党之举，坚拒到底。”强人所难，竟招致这样
的结果，自然是孙文、黄兴始料不及的。
另一偏差也是由他们两人造成的。1912年9月25日，《政府公报
》民国元年第149号公布了袁世凯、孙文、黄兴、黎元洪《协商订定
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
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
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
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
、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
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
根本。”正如当时上海《时报》所说：“八政见之最要者为外资输入
与集权限制之两条。”对这八条稍加考量，不难发现它有一大特点：
没有显示民主共和制度的特点。如果把它放在清帝国最后10年的新政
时期，当时的朝廷和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中央和地方大臣也会欣然接受
。
与国民党既定的政纲相比较，被孙文抛弃的恰恰是为民主共和制
度奠立牢固基础的部分。一是只字未提国民党孜孜以求的政党内阁和
议会制度。《国民党宣言》曾尖锐地提出：“夫共和立宪国之政治，
在理未有不以政党为其中心势力，而其共和立宪犹可信者。而今仍不
然，则中国虽谓为无共和立宪国之实质焉可也。嗟乎！兴言及此，我
国人其尚不知所以自反乎？我国人之有志从事于政党者，其尚不知所
以自处之道乎？”二是忽略了国民党五条政纲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发展地方自治”。提出这一条为的是“将以练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
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而其终极目的则是“巩固共和，实行平
民政治。”要是说孙文在公开场合还说点“尊重议院”之类的话，与
袁世凯的13次会谈中，则根本没有把这一重要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
后来，孙文曾自我辩解，彷佛民国建立后，他是行约法之治，实
行地方自治的提倡者，只因“后知后觉”的国民党其他领导人反对，
才无法实行，并导致革命的失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吧：“乃于民国
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
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期期以为不可……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于南
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也。”所谓“革命方略”就
是夺取政权后至实行宪政之前，要有一个实行“训政”的过渡时期，
“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惜当时同志
不明其故，不行予之主张。”如此说来，在民国元年，他不愧是实行
地方自治，推进民主政治的先行者。
不过，这些事后的辩解，迄今无法找到足于证实的可靠史料。反
证倒有不少。首先，“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
的根本原因是财政支绌；说其中包含着革命领袖之间路线斗争的玄机
，纯属信口开河。其次，当时他反复宣扬的是一民（民生）主义，更
具体点则是修20万里铁路，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实际上已排
除在他视野之外。再次，当议及政治时，他满脑子都是中央集权。就
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天，向海内外宣布五条“政务之方针”，依次是
“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
”、“财政之统一”，居然矢口不谈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念
念不忘的是铁路和中央集权，难怪在与袁世凯商定施政大纲时有意无
意地置诸脑后的，恰恰是民主政治体制和发展地方自治的内容。
要是说这些辩解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证明孙文急于表白，他
是致力于推进民主共和制度建设的伟大政治领袖，而不是厌弃政治沉
迷于铁路的实业主义者。这倒成了宋教仁等人的纲领比较符合实际的
又一佐证。无论怎样辩解，综合以上情况，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
文当时提出的纲领和实际行动，都与中国历史行程对一个政治家的要
求不相符合。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后的一个重大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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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转贴大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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